Work Text:
01
蕾科莱塔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名字让人想起一片公墓。她后来开始写小说，笔名虚构集。
一伙人邀请她加入一个诗社，牌子标得是美洲诗社，领袖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他说他要在拉丁美洲掀起一场本能现实主义运动，明显没开始或者没成功，至少她从未听闻有哪个自由诗人组织的名声，甚至没见过几个除自己以外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她说她知道一个写过小说的前辈，但她最终没见到那位诗人（她记得他一直想成为一个纯粹的诗人，也就这样称呼他了）。她实在不记得这是多少个年头以前的事了。然后她去当纺织工，浆洗工，还有汽车餐厅的服务员，在那些混面包和作诗的所有流浪日子里她再没见过另外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她不确定这段搜索花了她多长时间，她还没法用年龄计算，大概是记不清了或者过了太久，她有时会怀疑这是诗人的特质，但似乎并不是每个诗人都会健忘，也许是不必要的记忆自行离开了她的脑海，或者时间压根没有存在的价值，所有诗人都是忘年交。再之后她碰见了潘乔和玛丽亚，还顺带认识了安格丽卡（玛丽亚的姐妹），后来安格丽卡带着玛丽亚一起离开了，潘乔也说他要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啊，阿根廷的首府，她想，她离开墨西哥后，刚和他们从那流浪到南边，那他们以后还会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吗？玛丽亚保证她会，但潘乔说这根本不现实，他要回去吃饭。是吧，本能现实主义者也是要吃饭的，诗人也是要面包的，面包就是诗。虚构集顺着前本能现实主义者的话劝说自己再去打两份工，有了本金才能过上诗人的生活。
第一场流浪生活的终点，她碰上了这个叫理想家的领袖。有必要说明，她其实在此之前有和一位神秘的笔友持续来往，笔友的地址没变过，一直在阿根廷的最南端，他的笔名来自博尔赫斯的小说，是阿莱夫，她很欣赏那位阿根廷的作家，就连自己的笔名也取自同作家的另一篇短篇集，因为这个她接触了超现实主义，再顺着加入了本能现实主义，她有时觉得这根本是命运使然，自己天生就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很久之后她也不再拿它当笔名了，我就叫虚构集，她想，我怎么能保证蕾科莱塔不是虚构的呢？在通信的时候，她自顾自为那位笔友贴了几个标签，分析了他的笔名，希望从中获得他埋下的隐喻，她会想对方和本能现实主义的联系，后来她得出结论：阿莱夫了解本能现实主义，但他不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同时他对超现实主义小说的处理简直浑然天成，就像果真有什么巴比伦之骰在他手上，而他负责做些数学演算，试图推导那个超穷集合。这来自虚构集一直没能得到结尾的小说，她叫它《理性家族的崛起与衰落》，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捡到一个超现实主义作家后拿到的故事（她的确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但她还是虚构集，所以她杜撰了一个被捡到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又杜撰了一个小镇，最后她虚构了小镇的朋友，里面没有本能现实主义者，她总觉得故事缺少了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理性家族的崛起与衰落》的创作一度停滞，然后她联系上了阿莱夫，这下真的有位超现实主义者在给她讲一个故事了，他不像阿马尔菲塔诺的居民呀？
他们通信交流了很长时间，为了完成一部小说，虚构集没想过小说完成之后应该聊些什么。她不知道阿莱夫每天在哪写信，反正她觉得自己每流浪去一个地方都会和当地的邮局异常熟悉。他们还会聊诗歌，但不是经常，虚构集说她把小说当成一个生命周期，但诗是片断式的，她称之为激情，她说诗歌就是神秘术，阿莱夫认同这个，他说，神秘学上的激情对应动物性，激情会帮助你站在理性的对立面，本能现实主义诗歌需要冲动。这会儿就得讲到那个诗社了。
诗社成员大部分都是纯文学的支持者，但她发现真正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只有理想家一个，剩下的成员支持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甚至结构主义。实际上他们是分裂的，根本就是双执政，另一个领袖叫奥克塔维奥，她反对本能现实主义那些过于纯粹的东西，或者说同时反对本能冲动，她对文学和社会联系的理解可能会与梅林先生有共同话题（梅林是诗社里一个奇怪的存在，是个精神科医生，从不写诗，但他对诗社成员的精神似乎一点办法也没有，反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第三阵营）。好吧，在这儿她有时会觉得自己报了个诗歌班，她其实不记得自己大学时候的事了（诗人会如此健忘吗？她问：有人把我的过去连根拔起了吗？），但这个诗社让她相信自己绝没辅修过文学专业。这里得提到一个自称魔幻现实主义者的超现实主义雕塑家，执着于纸雕和它们的哲学内涵，有次他对虚构集说：有个家伙拿手枪把自个儿崩了，那人也是个诗人，血像电流一样喷出去了，好像地在吸引它们。为什么这么暗戳戳的传达？加西亚讲这事儿的时候是低声讲悄悄话似的说出来的，虚构集以为这是什么特殊的创作活动，还特意保持了同样的气声回应：这事儿是真的吗？他又说起那把手枪，他说他记不得型号了，总之是个沉重的铁坨子，摸着像干涸的石油井表面，就是一层结石似的表面。
我说不得更多了。
02
蕾科莱塔，委内瑞拉大街，墨西哥联邦城区，1993年6月。
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没再见过梅林来这式的聚会。是样遗憾事，而且有点细节值得商榷……是吧，我们都觉着这事儿挺怪，但我们也有在想念他，虽然那个医生平时既不治病也不写诗，他根本不是诗社的成员。墨西哥到处都是舞厅，我们哪也见不着他。我是个智利人，我的同伴可能是个阿根廷人，他说他还不确定，你失忆了吗？我问。这是我第一次问他，在信里，我刚从墨西哥流浪到布宜诺斯艾利斯，刚确定收信地址，墨水是上一次在书店顺手取的，当时座位上还有一个流浪诗人，我从他那拿到了阿莱夫的地址，为什么我不问问我即将联系的人究竟是谁？我对此犹疑，但我只是联系上了那个博学的笔友，起先，我认为他是个作家，至少他懂得怎么给一个故事寻找结尾……不是，作家可不一定非得拿到个结尾，对文学，人物是允许兜圈子的，或者对诗，诗被允许是环形的，你还可以逆着圆圈行走，但对小说来讲总得有个结尾才是本完整的作品，它可以是个人，人当然可以截肢，但不能说人的腿不存在——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人的腿必然出现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就算给断肢举办葬礼埋进土里也得说清是哪块土地埋葬了它，我的意思是，他大概是个小说家。对我的问题，他否认了，还说他记得太清楚了，干脆把阿根廷当家了。好吧，我说，我明白了，你在认真的喜欢乌斯怀亚那座边陲监狱，真奇怪。哦，该说回来，我的朋友里还有一个哥伦比亚人，一个墨西哥人（这刚刚好），还有另一个阿根廷人和另一个智利人。我早在这待了很久，也觉得我算墨西哥养大的人，因为这个我一直戴着这顶软帽，上面的长羽毛可能是魁扎尔科亚特尔的，但它不是阿兹特克绿色的那种。我是第二个墨西哥人，当然知道这全是舞厅，最大的在中心区。我和诗社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或者别的什么派别的诗人去那体验生活，反正诗人就该这样。
我想是有本能现实主义者在这活动的。有什么？用些潜意识，马克思·恩斯特这么干过，或者招魂——我是说，诗的作者不一定是诗人，我们叫它自动书写，这样写出来的诗像加西亚的雕塑，他也说这（可能是超现实）的确能迁移到其他艺术领域。就是这样。还有别的，精致尸体游戏，或者你喜欢寓言神话？如果指望训练点什么，那该试试强制写作——我说过我在这像报了个诗歌班。我想聊聊自动书写，得把它和降灵术区分开（看来有人深陷其中，不对吧，为什么我能看见他泪流满面的脸？应该只能看到水汽才是，窗外是凄惨的雨水）。怎么说来着，Automatic writing？招魂术的用词和这很类似，我听说它的原理是集体无意识，进入它你得把注意力集中在什么物体上……比如那杯茴香酒，它就在桌子上，你把它想象成一个心理医生，然后你抓着心理医生的肩膀摇晃——哦！你清醒着吧？看着那个漩涡吧？再拿笔，抓紧它，就像握枪，最后你发现文字成了茴香酒的孩子，里面尽是些不可理喻的意象，你只是它的笔，但你必须是清醒的，做一场清醒梦，或者可以想象自己在和它上床，意象们算作你和茴香酒的爱情结晶。天神啊，你和一杯茴香酒做爱了。好吧，这大概是个笑话。我得说些具体的。想听理想家是怎么对待自动书写的吗？我们在一家舞厅里，我之前说了，很吵，不利于写作，当然也不利于招魂，所以自动书写在这儿本来是行不通的，除非你想看到一双打了蜡的眼睛，那是招来了点别的什么吧。他问，招来诗人的魂怎么办，我也是个诗人，两个诗人能写出什么？我说，我还不认识死掉的诗人，那你祈祷他或者她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吧，这样我们就能拿到一份200%的本能现实主义诗歌。他说，如果这要求我是清醒的，那我也会成为一个浓度200%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了，只凭字面理解这有些不妙，我有机会招来你的魂吗？为什么不让我直接写上一篇？我问。因为自动书写让我清醒，他说，清醒的时间和你当成一个人写一首诗，也许能得到些另外的体验，这很新奇。就像你滴了散瞳液之后不能看清这个世界了，你不好奇你的世界和散瞳之后的磨砂玻璃重叠在一起是什么样子的吗？我把茴香酒推到他面前，然后才说话。你现在想象拉丁美洲的所有香料都加在这杯酒里，最后它们会是茴香的味道，你看着它好了，你不希望和所有美洲漂泊的诗人来一次共同创作吗？我们在墨西哥，就先说墨西哥吧，你在联合城区，但是你可以和一个墨西哥城郊外的人一起创作，是平等的啊，我说。自动书写应该只有两个主体，一个是人，一个是梦境，他说，虚构集小姐，不存在你说的那种情况。我说，我猜这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你也可以不信。我艰难的比划了一个巨大的圈，那是我的手臂能够到的最远的地方了。就是这样，一个所有人都在的梦境，你在里面创作，就像所有大脑合为一，就像你和梅林和阿莱夫一样。理想家反驳了这点，他说自己和那个固执古板的医生完全不一样，他们不可能是一个大脑。他可能会错我的意思了，我应该把它当成一句单纯的抱怨，又或者他说了一个隐喻。没关系了。我想说的是，你可以认识所有墨西哥城的年轻诗人了，和诗歌的潮水一样，诗人们都漂进了一个地方，接着你就借着这场梦看见他们所有人了。美洲诗社的成员对待同伴都是这样，我们不一定都是本能现实主义者，但所有人的归宿都会是本能现实主义，我想那可能是一个预言，一则惊人的测算，一个残忍的定义，先于所有人知晓一切结局是痛苦的，我和阿莱夫聊过这事，这是先知为什么总是死于非命？或者圣母像为什么总是遭人亵渎？好了，我得说我们都是本能现实主义者，本能现实主义诗歌是所有人一起创作的——怎么说好呢？我对诗一无所知（还有其他可狡辩的么？）。总之他听劝了，他的眼睛没露出来，但我觉得他在和茴香酒商量什么，而且他是清醒的。最后他拿诗给我看了，我说他的诗不像茴香酒的作品，我试验过，和这完全不同。他说，诗人不同，诗就不会完全一样，就像你不能指望两个人在相同的地方用上相同的扬扬格还保持相同的意思。我点头了。的确，我们（容我稍作解释：诗社的成员们，除了巴勃鲁外都在，我不是说他没在现场，只是他在尝试自己的创作，暂时没空和我们一起见证奥克塔维奥小姐的新作诞生）曾经强迫过奥克塔维奥小姐尝试这个写作活动（我看到理想家先生在笑了，那简直太有号召力，我跟着一起笑了，请原谅我，可怜的女士），她的眉头皱的像纸团，就这个吗？她问。好吧，她绝对不情愿，但还是选择了苦艾酒，或者绿仙女，随便怎么叫，一段时间后我看到她的诗，却没有苦艾酒的味道，主要没有巴黎的味道，我们以为实验失败了。
我不知道这是舞厅还是酒馆了。灯球像皮纳塔一样爆开无数条光线，我身上沾满了茴香酒的味道。我又要了一杯茴香酒，理想家要了一杯梅斯卡尔酒，我没怎么在墨西哥外见到这种酒，它也是一种龙舌兰，能尝到龙舌兰草心的味道，但是蒸馏的。如果你要创作，在这你找不到第二种比它更合适的酒了。哦，他们没忘记那截小虫，它和我们吃的是同一样东西呀。然后梅林坐到我身边来了。哦，不巧，我说，理想家先生走了？梅林没回答。我说，梅林医生，我们很久没在这见过你了。我在瞎掰，因为这里根本没有诗社的其他人在，没有我们，两个词只有一个字母是一样的，但我记得写在前面了，大家都有在想念他，所以用我们来增加礼貌并无不妥。停下吧，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寒暄。我开始捡起被打断的事，干脆给梅林背了理想家的诗（写的很短，记忆并不困难），我想问问他是怎么看的，毕竟像流星一样突然闯入的意外比起沉浸其中的人更能做出合理些的评断，好吧，诗不总是合理的，可我还是先这么尝试了。梅林果然不承认这篇诗作有多高妙，他说这里的文字散漫，缺少意义，难以理解，甚至不遵守常规格律。我想做点解释，这其实是诗人为了验证我的理论刻意留下的，尤其是格律上的散乱，可我最终什么也没说，我得承认，我们大概都不是什么优秀的诗人，大部分诗社的成员都是小说家，我可怜的朋友们，很多人写小说是为了糊口，嗯，活着才能写诗，这点我会支持的。唉，也不能将小说抛开呀，它们也是刀剑。纯粹诗人的生活听上去就像沙漠捕鱼人渴望一瓶龙舌兰一样……小说里都是这样写的，只不过不一定是龙舌兰，你也可以叫它一个水包，或者水囊，无论如何，我想它不是虚构的。看回梅林吧，医生先生还是这样古板，但没什么所谓了，他同意参与这个游戏。截止到刚才我已经见过六个诗人（或许不是）参与自动书写留下的孩子了，他们不全是超现实主义者，至少理想家先生真的玩的很开心，他反复尝试了四篇，这比我卡壳时候三天的作品还要丰富了。另外的是加西亚，奥克塔维奥，胡里奥（他的小说像河流，诗作倒是被梦境充满了，自动书写的确适合他），和我自己。也许我该给他们编一本诗集，讲实话，我不觉得如果它能够出版会比帕斯（我希望奥克塔维奥小姐不会对此产生异议）或者奥梅罗的集子差。天啊，我们当然得相信茴香酒，龙舌兰和马黛茶（它帮助我们脱离梦境）。我相信它们不会在胃袋里反应。
我又忘了提梅林的事了。我总觉得这位精神科医生对我的大脑做了些什么，就像他对他的患者那样，切除一些部件，让记忆力和智力一起降到诗人无法忍受的阈值。哦，他矢口否认了，就在这个场景发生的三秒前，我真庆幸。他果然不会写诗，兴许是我看错了，他在遗憾么？这真稀奇。他又否认了。阿莱夫当真没交给这位可怜的精神医师一丁点文学相关的东西吗？他试图治疗理想家先生时没听进去他的一点絮叨吗？真可惜。我问了他，然后我就见到了阿莱夫。看来梅林先生没通知他，因为后者看起来刚刚从睡梦里脱离，就像有时我醒酒时似的。我不期待听到我的笔友能解释些什么，当然也没什么好解释的，我说，亲爱的笔友，请帮我为梅林先生带些歉意。他下一秒就说已经传达到了。看来你是清醒的，我说，梅林先生也在。那我们来玩个游戏吧。我没告诉阿莱夫要他问问梅林先生要不要加入美洲诗社，他肯定会拒绝的，但他也肯定会在今天之后开始学诗歌，他总是有这式的钻研精神。像他对那位提出全景监狱理论的哲学家一样。
他同意了。他的确也不常拒绝我的请求，我不知道该不该把这归因于我的每个注意都像海平面后的幽灵船那样吸引人——他对我说过这个比喻，其实这不是他的风格，后来他说那是从我的诗集里看来得，他觉得能用来形容很多东西，我说，我都忘了那句诗了，这是在哪里的？你想用来形容什么？他没回答我。或许是不重要，或者已经有答案，阿莱夫说他不会回答已有答案的问题。我问他已有是怎样定义的，就像诗一样吗，诗人的灵感都是藏在生活里已有的答案，你也不会解答它们吗？或者你常说的超限，你说它们藏在无数条道路的尽头，那也算是已有答案的事吧？我觉得自动书写也是类似的东西，所以我想让他试试，确定的人和确定的酒合作得到的诗是个固定答案，我们只是在做个尝试，是一种挖掘，像赌石。阿莱夫什么也没说。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默认了这个答案，他觉得我知道这个答案么？我不知道说什么了。也许因为我们之间很少有误会，我觉得是从来没有，但我不能预知未来，所以我说是很少。我大部分时候都觉得他站在木台子上俯视我，才能让他接触我的全部灵感，一览无余，这让我有些难受。我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感觉，不像梦境，更不像醉酒，我似乎被什么庞大的阴影笼罩着，一些无法单靠语言说清的事被牢牢钉死了。我觉得诗人的灵感不该来自全知，诗人是从无知里探出的第一只手，无知能给人很多东西，我喜欢它带来的热情，繁星，还有一双能隐藏在皮肤后的浑浊眼睛，那是老者会有的，但新生儿的角膜后也有同样的迷茫和无畏。
我亲爱的笔友啊……他又要了一杯龙舌兰，很相似的选择，我承认它是个不错的决定，但我不觉得他有沙漠捕鱼人那样捉急，他看样子对什么种类的生活都无所谓，或者没兴趣，如果不是他还拥有人类的生理机能，我恐怕会怀疑他是否真的需要所谓的生活。阿莱夫啊……很多次我看他躺在地上都像一堆被遗弃的旧衣服，或者盖了毯子的旧书堆，他似乎总这样做，我问他，阿莱夫先生，地板对你有什么特殊的象征么？还是说你想借它传达一则隐喻？很遗憾，我还没有成功解读出来。他说不是，只是偏头痛的关系，没有枕头的平躺能让血液充进脑子里，那会缓解一些阵痛。我知道了，那是一种窒息的感受，我还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钟爱这类感受，也许是超忆症患者必然经历的考验，可我只是个健忘的诗人。好了，他结束了，但诗作就像放在山堆似的哲学书籍的尖端，可怜的笔友，他最近是不是泡在爱默生的理论堆里了，龙舌兰有这个效果吗？我得插个嘴。我又想起北美的家伙们了，主要是因为白兰地，白兰地和龙舌兰有时候显得很相似，我是说四十度酒精的气味，就像直接闻机油，但大部分时候它们截然不同（我不喜欢白兰地的橡木味），他们喝完最后一口前脚就已经踏在桌子上了，也可以说是进行某种以记叙和夸张为主题的文学讨论，那算是一种文学聚会吧？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空灵的意象？真的不能错怪龙舌兰和白兰地。
我们为什么在舞厅做这个。我这么问了，似乎是这段时间来第一次提问。信里的不算。乐队在演奏波尔卡，那让我觉得他们下一秒就会顺着演奏起仙人掌的声音，我是说老式情歌。这过的是什么生活。我抬头看见木台，人的肢体，乐器的肢体，一支面相是英国人的青年乐队，他们来干什么的？主唱的头发乱的像流浪汉，声音有点哑，是吧，我上午就听见他在唱老歌了。我在这待了多久？不记得了，但我身边换了很多人，他们都是诗人吧，对，我们在尝试自动书写来着。我很难评价那些歌是不是真的过时了，毕竟七十年代不算久远。这开始像个舞会了。十分钟后换了乐队，这次没人唱歌，我忘了音乐是什么主题的了，我怀疑是丹颂舞曲。我说，我们应该在舞池里，阿莱夫，这儿是个舞会吧。他说，是的，根据舞厅的噪音分贝，这不适合诗歌写作。我说，不对，没什么地方是不适合诗歌写作的，我在地铁上也可以，给我一张小票。我当然没真的管他要。我说，我不会跳舞。我又说了点别的，比如我觉得跳舞和写诗是一样的，我知道音乐的风格，不，不是，首先，抛弃智性，再去了解格律什么的，想个合适的韵脚——不对！唉，我说的是本能现实主义诗歌。诗人的敌人不是智性，诗人的生活才是。
我漫无目的地转了一圈，在舞池里有更多的人都在起舞，毕竟音乐从未停止，有没有人声都是一样的，我的心脏因为这也在震颤了，就像和机芯连在了一起。我不能说更多了，只能感受到节奏和混乱，那感觉和狂欢节不一样，但如果你穿了一身正装去参加游行，会有类似的感受。我似乎直接将音乐排除于感官之外了，我穿过胡乱扭动的人群，也许撞到了几个人，我不知道，但我觉得是撞见了几截枯木，我从繁茂的野草上踏过了（后来阿莱夫告诉我那是一群人打翻在地的糖霜花生和废纸团，那让我花了很长时间试图擦干净鞋底，但不是现在），我本来打算喊些什么，就像演讲，这儿气氛刚刚好，然后我定住了，就在昏暗的舞池中间，大概是正中央，周围是厚厚的人，他们为什么快到我看不清了呢，难道他们之中有人或者所有人都是哪的逃犯？也没错，跳着舞的所有人都会是逃犯。我看着天花板巨大的皮纳塔，像我第一次参加类似的派对那次一样拿出了我的笔记本（我已经忘了第一次都记录了什么东西了，时间连文字都吃），举过头顶，忍着眼晕写起了诗，可我没找着着力点，现在是本子在自己摩擦钢笔，多余的笔迹像铁线虫一样堆积着，我想它不会好看了，但它终归是首诗，一些特别的注脚并非不可取，千真万确。接着我感觉有人在拽我的肩膀（那会儿我的诗已经完成了），没人顾得上看我，也没人撞上我，真是幸运。我跟着那只手离开了舞池，弹拨乐器的弦还在带着我的头脑发颤，直到跌坐在椅子上我才感受到胃在和我的脑子共鸣，一股令人反胃还带着催眠意味的味道直冲我的鼻梁。我喝醉了。刚刚拽住我的是阿莱夫。太好了，他居然等着我写完了那首诗，他好像开始理解我这样的诗人为什么要靠写作才能记下什么东西了。我在偏头痛过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我靠着那首诗写下的这段话。我没给它取题目，这么些年来一直称它为那首诗（我很满意这篇作品，我保证它会和另外几首特别的诗还有那篇怎么也写不完的小说一起在我的笔记本里存放很久），可我再没有喝的这么醉过，我再也碰不到鼻梁被钻钉子的感受了，当然也没法复刻一个合适的标题。我大概没在借酒浇愁吧，我会为此愁些什么吗，诗是这样残忍的东西吗？哦……我亲爱的笔友，你告诉我吧，为什么我们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总在跳着舞寻找那些痛苦的骸骨呢？
加西亚，阿根廷-乌斯怀亚，一间明亮的邮局里，1994年1月。
我应该为现状做些解释了。虚构集小姐在三天前提议带着美洲诗社的成员们体验从巴黎到巴塞罗那的旅行，梅林医生充分反对了这个计划，因为我们只是一群诗人，除了笔什么都没有，没有钱，没有车，我们刚刚到达乌斯怀亚，还是一路蹭顺风车和徒步来的，当然也什么都没带。甚至没法先去巴黎。我们必须同意这很正确，这大概是我们为数不多赞同医生先生的时候。
后来，我们决定退一步，用小说的方式悼念这则夭折的计划。为什么一定要去巴塞罗那？我问。那就去南边，虚构集说，法国的南边，也不一定从巴黎出发。但主人公必须是拉丁美洲人，罗贝托说，她还问南边是哪边，总得找一个终点才行。虚构集说，南边就是南边，我们也在往南边赶吧，难道有一个终止的地方吗？绕过南极我们还能从另一边回到北美洲。罗贝托说，我们就在乌斯怀亚，这不是世界城市的最南端吗？虚构集托着腮，等了几秒才说，当然不是，我们在世界的南端，我觉得这是个临界问题，没有越过那片海前，我们只能靠近最南端，就像我们只说要去南边，但没人规定我们必须在乌斯怀亚待着，只是那片冰川不适合神秘学家和人类生存，而且进保护区要买票，很贵，我们付不起。理想家说，那些全是骗人的，或者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偷偷翻进去，不理睬那些阿根廷的推销员。他还问，为什么要前往南边？我们一开始说好了，我回答，我们都被流放了。虚构集提到智利，她说她感觉自己是一颗浆果，有人拿枪把整棵树打散了，她先飞向北面，然后被飞鸟带到充满沉默的南边。罗贝托突然说她宁愿看脚下的狗屎。
一项可怕的重大的任务拍在我们的后脖颈上，简直是钝痛沉闷的闸刀。罗贝托嘟囔说我们要开始忍受无数多的遗憾了。虚构集耷拉脑袋，一副近视者丢了眼镜的样子，她大概想到了手头未完成的小说。她说，别着急，这只是个旅行。然后她提议先确定角色的身份，这包括国籍，过去和目标。梅林据此绘制了一张表格。阿莱夫和他是同时去取的纸，但他只是递上了一张空白的稿纸，他说他不参与这本小说的联合创作，虚构集邀请他担任顾问，他同意了。
主人公最终确定为一个失恋中的阿根廷混血法国籍女性、一个落魄的伦敦同性恋青年，另外的人物将在小说的发展里添加。这就是小说自己的选择了，虚构集说。我提议先取名字，虚构集反驳了我，她说法国女性就是法国女性，就像你是文学家一样，哪能有什么具体名字呢？我认可了。于是我们决定叫前者法国人，叫后者英国的同性恋。
法国人被交往三个月的男友抛弃了，那人还有四个暧昧对象，但她觉得自己还爱着他。她遇上那个英国的同性恋的时候，后者还在一家快餐店打零工，事实上他也不常出去打工。
这是胡里奥的提议，他说应该制造些矛盾，比如对法国女青年来说让她的同伴是个无所事事的废物能够激化一些事情，而且他充分理解坐班令人灵感枯竭这一事实。英国同性恋还是个诗人。
法国女人穿的是棕条纹袖口有荷叶边的连衣长裙，衣服质地有点硬，那让她看上去像一团废弃的旧报纸，她的认知里那是时尚。她的手腕和手指上戴着过量的金银饰，像土著民族的服饰，她没打耳钉，因为她恐惧疼痛，否则她一定会再佩戴一个手腕宽的金圈耳饰。英国男人穿着T恤衫和短裤就跟着她离开了，的确是跟着，因为那个男人一开始是在跟踪，出于醉酒，但他坚信有同性恋倾向，他确信自己没有侮辱法国女人的意思，或许只是出于一个诗人的直觉，他被那名点了两个鸡肉卷的女顾客吸引了。
我们必须添加细节。法国女人的金饰是奥克塔维奥女士执意要添加的，她说那与她的血统有关，我们必须保证角色的衣着细节是符合身份的，连衣裙则是胡里奥的提议，他认为这个法国女人还很年轻，必须为欧洲的时尚风潮负责。英国男人的建议是罗贝托给出的，她说她见到的墨西哥人和这个英国同性恋很相似，她甚至认为这个英国人比先出现的阿根廷混血女人更有拉丁美洲诗人的风味，但她执意要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所以快餐店服务员的身份是她决定的。虚构集和理想家都说那个同性恋的细节太过单薄，所以他们决定让他负担起诗人的重任，而根据虚构集、理想家和罗贝托的见解，英国诗人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他跟踪那个法国女人的决定让他拥有了一段诗人的生活。
法国女人发现了英国人的跟踪，她是个对爱情颇有研究的女性，此时虽还为那抛弃她的男主牵肠挂肚，却是敏锐的嗅到了一丝气味。她不记得他是刚刚快餐店的服务员了。她叫住那个男人，而诗人落的很远，正在思考诗歌的结尾和日结工作的着落，毫无察觉。她带着一身金属首饰叮呤咣啷地靠近，就像一个移动的工地，现在英国诗人听见了，他刚刚知道自己的跟踪被发现了，而且还被反着追了回来。他脱口而出的是刚写好的诗的结尾，那首诗本来就是写给时髦的法国女人的，她在里面成为了一个热爱金属乐的暴君。法国女人说：跟踪犯法，但我们可以光明正大的走在一起。她当然会错了诗人的意，她的头昂的很高，她比诗人还要高半个脑袋，诗人问，走在一起，是进行用一段旅程的意思吗？他知道这个气质强悍的女人不可能是个诗人，所以他没说一起作诗的事。我是个习惯流浪的人，他说，要一起往南边走吗？他还说自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钱，现在兜里一个子儿都没有。法国女人说，太巧了，我的钱刚被骗光。但她有点说的不对，英国人暗想，光她的金首饰就够买下一家快餐店了。她那身衣服一定也格外值钱，看着就像巴黎高定款。
法国女人的爱情经验是我提议增加的，她一定是个精悍能干的职场女性，至少将来是，但对于半个拉丁美洲人，她的爱情会是她灵魂的一部分，是她灵魂丰富过普通法国人的关键拼图。两人互相牵扯的追逐戏是理想家的主意，他说那将是旅途最本质的部分，一段不可或缺又相互折磨的关系，他以后还期待看见法国女人殴打那个英国同性恋，可能打在脸上，也可能是其他什么人来打，总之他觉得那人一定会挨打，因为他的懦弱和诗人的本质。虚构集添加了暴君的隐喻，她说她觉得这个法国女人就像雷暴一样轰塌了这个英国诗人的生活，但她又不是独裁者，她的气质像，但她不适合当一个独裁者，因为她说了她的钱也被骗光了，单凭一点黄金是统治不了什么的，所以她只是喜爱金属乐（不止因为她的声音），而不是其他什么金属。我听见理想家大声叫好，他说这一定又是个象征，也许虚构集会在后面揭开它，或者用点别的什么说明它。阿莱夫在看这边，他在看什么？这里有什么吸引他的吗？这很少见。虚构集又在加新东西了，我们得顺着她的话向下写。啊，看起来罗贝托很认可她对下一步发展的决定。
高傲的法国女人说，她要去南边找一个骗子，那个骗光她钱害得她险些流离失所的骗子，她确定那人往南边去了。英国诗人说，他也想去南边找一样东西，而且他的国籍不在法国，等找到了他就启程回伦敦，那儿有他的家人。我们要徒步向南边去吗？就像所有流浪者那样，南边的太阳比这里大，明媚的地方会让人感到愉悦，兴许我们能走得快一些，但你说的骗子大概会搭车吧，脸皮越厚蹭到的顺风车就会越多，他说这是个正相关，如果他们只用两条腿，那她要找到人肯定已经离开法国了。她说，那我们也来搭顺风车。后来这两个人什么都没多问，也没人回家确认什么，英国诗人身上除了一打便签纸和一支笔什么都没剩了，他不知道法国女人的包里有没有钱，但是她的眼睛告诉他这个女人如果什么都不剩了但又急着要钱做什么事，她会自己去抢。
后来他们搭上了一辆顺风车，十分顺利，顺风车是辆货车，但司机不是送货的，他和他的同伴，一个西班牙女孩，一起在法国旅游，他们沿路打点零工，碰到沙滩就下来玩一天。他们打算一路这么开到西班牙。除了司机，剩下三个人轮流到货车车厢里关禁闭，一次两个人，英国诗人本来说南边的太阳会更热烈，现在四个人里永远会有两个人见不到太阳。大部分时候都是英国诗人在后车厢里坐着，他做什么都不介意，路上花仅剩的几个钢镚买了一个手电筒，他说黑暗是写诗的好地方，白天的黑暗和颠簸让他联想到很多，比如坐在一只座头鲸的背上。法国女人和西班牙女孩成了朋友。西班牙女孩说，她不想给家里的葡萄园打工，那太累了，让人腰酸背痛，就一个人跑到了法国，但她没带更多的钱了，路上碰到这个货车司机在法国旅游，她问对方要不要一起，其实她只是想搭一次顺风车，现在倒也不错，她已经玩过很多个沙滩了，她不是很想家，但现在必须得回去了，因为她也不想在法国打工，她出来就是为了不要打工的。司机说要送她回家，他说他会把这当成一次旅行，因为他本来也要去巴塞罗那。法国女人没说自己是来找什么人的，但她提到了自己是为了去南方找点东西，她的同伴也是。西班牙女孩问她要去南边哪里，法国女人说，南边就是南边，然后她说也许是太阳大一点的地方。西班牙女孩说，南欧已经很热了，为什么要去拥有更多太阳的地方？法国女人说，亲爱的，你可以当我是个旅行家。
西班牙女孩儿直到分别的那刻都没能知道法国女人究竟要去南边找什么，要去哪个南边。她以为法国女人也是诗人，和她那个同伴一样。不在葡萄园的时候，她有时也会写诗，经常觉得诗人和旅行家是同一种人，因为流浪者和旅行家太像了，所以她一直不说自己是个诗人。后来她想到，流浪者从没有目的地，但旅行家是要看脚下的土地究竟归属哪个国家的，或许法国女人是个流浪者，她想，一个有钱的流浪者，一个有钱的诗人，真稀奇。
巴勃鲁瞧上去不对劲。我说，巴勃鲁，你知道在你开口前我们得先确认你的诗句能否触发神秘术。这时候理想家先生又在打岔了，他说，让他念，可怜的诗人，诗人不可能一辈子不去读诗的，就像你堵上一个政治家的嘴，这才是要被拉丁美洲人砍掉头颅的。理想家没有神秘术，最后是虚构集和罗贝托负责让现场不至于出命案，巴勃鲁的诗奇幻的为这个小说添了点什么东西，我很难确定，虚构集也说那是一种与文学的共鸣，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能力了，阿莱夫解释说，那是巴勃鲁的神秘术镀在了小说的外层，一种神秘学上和精神上的双重附着，本质上是他的神秘术攻击了小说。他没解释更多，但意思大概是那和虚构集、罗贝托的神秘术融合了。也许我们能期待小说长出更多的花纹，我想起夕阳，我说，落日让水长出的东西就和这小说似的。奥克塔维奥说，太阳就是一团神秘术，阿兹特克人告诉拉丁美洲人这团神秘术要怎么释放，那是历法，她说，就是这样。
西班牙女孩要去哪？我问，我们需要两个流浪者吗？我的意思是，这大概是象征重复。虚构集说，它不重复，我不知道她怎么说出我想问的了，也许从开始就为文学而生的神秘学家都是这样，理想家先生也一样，我无法探寻那类洞彻一切的眼神，也似乎毫无意义，毕竟言语是无法穷尽万物的——这话阿莱夫说过，所以理想家才想发明一种完美的语言，阿莱夫说这也是一种超限。但我同意虚构集说的……我是说，我们为什么非得用言语穷尽万物？说回西班牙女孩。虚构集说，法国女人是旅行家，英国同性恋是诗人，西班牙女孩是旅行中的诗人，或者流浪的诗人，不重复。罗贝托也说，这怎么算重复，就像阿图罗和乌利塞斯，乌利塞斯是个流浪的诗人，阿图罗只是个诗人，他甚至不常是个诗人，这也不重复才是。她又向纸上添了几笔，我开始承认她说的是对的了。那就让她去南边写诗吧，我说，不去巴塞罗那。虚构集突然跟我说，她不会去的，至少不会去南边，但她可能会是个诗人，我问她原因，她告诉我那是本能现实主义者的直觉。
西班牙女孩和法国女人说了她从顺风车司机那听来的故事，她不知道为什么司机要和她提起拉丁美洲的事，他们之中没人是拉丁美洲人。总之司机提起了他的一个朋友，是个诗人，之前去了古巴，然后再没回来。西班牙女孩问他后来的事，他说，你问古巴么？她说，不是，我问你的朋友，他怎么样了？司机点了根烟，是本地人会喜欢的大卷烟，那味道总让人窒息，他把烟屁股搁到了窗户外，说，后来有个和他叫一样名字的人回来了，和他一样高大，但他不和我们说话，只和新诗人们联系，就是那些墨西哥的青年诗人，他们聊了很多。我必须承认这很恐怖，他说，新诗人，他们才没见过古巴。西班牙女孩不吭声了，司机也不说话，一种令人生寒的悚惧扩散开来，连长期坐在货厢里的英国诗人也停了笔，长久凝望起厢壁的透光缝隙。
故事不错，法国女人说，拉丁美洲的青年诗人，我差点忘了他们是怎样的了。西班牙女孩问，你不觉得恐惧吗，女士？法国女人说，恐惧什么？归来的陌生人还是青年诗人？他们不恐怖呀，从不。我还见过一个抢着为墨西哥的青年诗人买单的大学教授。对吧。她是个文学系教授，很早就说过自己是所有墨西哥诗人的母亲。
奥克西里奥，虚构集说，必须有个人要象征她。我看到她在纠结，在她落笔写下这段话前问了很多人，包括理想家和阿莱夫，甚至梅林（我得说我开始不觉得他能说出什么建议，或者完善这部作品，他毕竟是个医生。但虚构集最后参考了他的提议。这是什么意思？）。最后她告诉我们，奥克西里奥无处不在，她会是那个法国女人，西班牙女孩，英国诗人，甚至那个司机，也会是他们的朋友，她说，到了尽头他们都会聚集到拉丁美洲，世界的尽头，他们都是拉丁美洲人，她会在往后的书写里留下她的位置。罗贝托后来对我说，那个墨西哥所有诗人的母亲，奥克西里奥，她希望她能见到这部行进中的作品。她是真实的吗？我问，奥克西里奥，她是一个真实的拉丁美洲人？罗贝托说，她是个虚构出的真实的拉丁美洲人。
司机是个健谈的人，但他不是个好司机，法国女人确信这点，因为他开这车像驾驶某种马匹，她还看见英国诗人边写边做呕吐状，后来他干脆靠着厢壁闭眼了，不知道是闭目养神还是晕了。他们最后在一片露营地停下了，西班牙女孩说她已经住过无数个诸如此类的沙滩，但她还是喜欢这儿，因为这除了炎热还有海风。法国女人说她从没来过这种地方，奔波到这她的裙子已经皱得更像一个棕色的纸团了。司机和西班牙女孩一起扎好了两个帐篷。西班牙女孩说她想和法国女人一块住，司机问英国诗人要不要一起住一间。法国女人忘了和他说英国诗人是个同性恋。英国诗人说，他不想住帐篷，然后拿着纸笔向海边去了。他什么也没解释。其实他想说很多，比如帐篷挡了海风，比如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露营过往，但他最后什么也没说。他挑了个木梯坐，直到第二天蒙蒙亮才回露营区找早饭，他最后的钱都用来买手电筒了，他找法国女人借钱买了份三明治，但他承诺自己会还。现在他不仅身无分文，还负债了。他和另外三个旅伴商量起钱的事儿，说自己要去打份零工，最好是日结工，如果他们能在这儿逗留几天，自己能再和他们同行。西班牙女孩说，当然，我喜欢你的诗。
三天后，英国诗人带着日结工资回来了。西班牙女孩在哭。她说，她们快到巴塞罗那了，她都能听到那个魔鬼地的呼唤。英国诗人说，那儿就是个葡萄园。西班牙女孩啜泣着问，你不是个诗人吗？这哪是诗人的生活，英国诗人说，他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诗人，西班牙女孩问那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他说，当然不一样，本能现实主义者会一边摘葡萄一边写诗。你知道吧，诗就是葡萄。你想做个职业诗人？西班牙女孩眼睛已经肿了，她说，总不要当个职业葡萄种植工，我讨厌黏糊糊的糖浆。英国诗人和她争论了起来。他很少对什么事发表意见，但这次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改变，他没作为一个员工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作为一个诗人在争吵，实际上他根本不记得自己争了什么东西了，大概是幻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他不知道这场闹剧能不能算一个真正的文学聚会，只是所有血都流向了额间，鼻子泛起血腥味，手脚冰凉，胳膊发抖，然后他闻到一阵更浓厚的血腥味，他过一会儿才感受到疼痛，因为法国女人向他的脸上打了一拳，他觉得很重，眼眶在发疼，更疼的是鼻梁，这会儿他清醒了，西班牙女孩沉默的待在法国女人和司机之间，他想说什么却发现根本不记得要和她说什么了。健忘的诗人，他想。法国女人说着些什么，大概关于诗人和国籍，他已经记不得了，总之她在最后问，你不觉得葡萄园是在关押西班牙女孩吗？他捂着鼻子，用哼哼唧唧的声音说，这不见得，她毕竟不是个有钱的旅行家，顶多算个流浪的诗人，不然你问问她要去哪，她只说自己不去巴塞罗那。司机在远处什么都不说，等法国女人带着西班牙女孩上车，他看了英国诗人一眼，给了他一卷绷带，就开车向来时的反方向去了。现在诗人都没法抽根烟来忘了这次旅行，虽说去哪他都无所谓。这事儿真得赖我，他想，是我把她拉来这儿的。但这儿多么不幸，又多了两个诗人，英国诗人自言自语，我回不去了，那个西班牙姑娘也不回去了。他现在算是个流浪诗人了。英国诗人接着向南走，他还不知道那个骗光法国女人的钱的骗子在南边的什么地方。他看见落日，然后他想到自己又成了一个孤独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了。
我们没再向下写了。故事这就结束了，我们都觉得刚刚好。这个英国诗人还是遭了打，和理想家说的一样，虚构集对着西班牙女孩的故事沉默了一会儿，她说她想起玛丽亚了。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诗人总在孤独的走，我看着她，又看向理想家，最后看向罗贝托。我发觉阿莱夫在向这儿看，然后我想起除了虚构集问的奥克西里奥，我们根本没向他提问，但我没从他的动作里看到疑惑，他还是戴着面具，他知道我们不会对他发问？好，这总归是个属于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故事。虚构集和理想家还在修改它，罗贝托提了些建议。后来我们没再提过这篇小说。去南方的旅行已经结束了。
这段文字补充于小说完成一年之后。
我见到那个英国诗人了。他在参与一场酒馆的文学讨论，他的诗集正在被同伴传阅，内容大致包含两个拉丁美洲的旅行家，她们辗转于各个酒吧，但他始终没写她们从哪个国家来，又要到哪个目的地去。两个流浪的拉丁美洲诗人，我想，她们怎么将自己撒遍这片土地？我把这事与虚构集说了。这就是文学的反哺！她说，加西亚先生，你知道吗，我终于破解了你和我说的自杀诗人的隐喻，现在你见到它啦，干枯的青年诗人的心脏，我们向南边是来找这些的呀。
奥克塔维奥，墨西哥城，1995年2月。
血腥诗是墨西哥的土壤。下面埋葬的是阿兹特克人的骨头。
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有时候会尝试这类写作，要求至少提及三次死亡。我先不说三次死亡从哪来，现在最该谈及的是沉默，我从罗贝托、理想家和那个新来的诗人虚构集那听来了三次沉默，大概是某种象征，我想这不止文学的沉默，但文学的沉默里有几近死亡的沉默。我应该靠件事来说明这种沉默？也许。
谈到这事儿时，梅林正巧在场。我们很少向他提问。原本阿莱夫会负责一些诗社里问题的回答，比如理想家就在负责虚构集的问题，我觉得这像一种特殊的雇员，虚构集雇用了阿莱夫的一部分？我不清楚，因为我们还没见过更多的阿莱夫，这个人格分裂症患者提过自己有两个已经消失的同伴，科马拉也雇佣了梅林——这是一个杜撰的地方，阿莱夫决定用《佩德罗·阿拉莫》的方式命名它，因为真正的水汽和连绵像阴雨的视线。诗社的成员们共同经营这处精神病院，不过说梅林独裁它也没差，这带来一种奇异的归属感，对我们这些“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疯子作家”来说可以算作第二故乡了。我在其中依然是美洲诗社的领袖之一，当然，理想家那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同样担任另一位领袖。关于无处不在的权力视线，我决定遵从它，作为普世社会规则，这是必然的选择。
新来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带来了一本启示录。我思考过是否应该称《理性家族的崛起与衰落》是一本预言集，又觉着科马拉应该是《理性》的预言才对。我们怎么保证那个超现实主义作家不是科马拉的居民。我听见那流浪诗人喊，停下吧，停下吧！徒劳。我见过无数人向那个固执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喊停下，但那个文学流派的支持者就连发丝都是用来挑衅传统的。诗社在组织聚会，我说，虚构集小姐，你怎么刚到就说天要塌了？我们当然没人信她，她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可连理想家都在否认……噢，这大概是某种特质，毕竟那群奇怪的诗人连本流派的发起者都有可能攻击。他说，这不可能，科马拉会陷入江郎才尽的沉默？新来的诗人说，不是，不是江郎才尽，是完满的沉默，无数类沉默和文学的沉默中最轻的一级。不对，结局是无穷的，科马拉、我们拥有所有时空的所有可能性，由完成而生的沉默绝无可能出现在这儿，那也不叫完满，那是遗憾、缺陷。另一个领袖这么说了。文字不可能沉默，我们都是作家，文学家，我很少赞同他，但这不代表我会否认我的身份，文字是荒野尽头唯一的路标，文字的沉默的确不像话。我倚在墙边听他们争论，或者是辩论。我想起平生最不愿意观看的两种辩论：诡辩家的言辞游戏和本能现实主义者那毫无根据的反对。后来那诗人说，文学会沉默。这话是对的，我承认。理想家问她文学和语言的区别。这根本不是询问，我想，他没打算得到回答，这个问题的唯一作用是听到那个答案从虚构集嘴里说出来，或者重复一遍，有什么意义？虚构集说，有些文学是不可译的，你变换语言然后揭掉他们的皮肤，换种字母或者什么另外的图形进去，这些是文字，几何的组合，你把文字压实在哪个模具里后才是文学，取出它然后剪掉模具，后面的事取决于你有几个模具或者拥有多少额外的橡胶，反正前面那张破了相的一定是要报废的，我们是在说鲁尔福式的沉默吧？最司空见惯的。所以文字不会沉默，你怎么保证文学不会？科马拉将要沉默了这与结局的完成与否毫无干系。他说，这只是一种沉默，你知道更多。虚构集在犹豫，这是一个诗人的常见反应，如果有人提前告知你你即将落笔的所有格律韵脚和意象，诗人会先惊讶，然后是惊喜，最后是惋惜，因为这个可能性的结局已被彻底洞悉了，接着这份作品永久的沉默下去。这当然是诗人的沉默，也可以是文学的第二类沉默。我在期待另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怎么将那个答案从已知结局的境地里挖出，新诗人一定知道这事儿，而且一定有人好奇——拥有疑问是肯定的，虚构集也说了，再之后，理想家说，它是可以被探寻的，这类沉默也不足以击垮一搜有罗盘的船，这罗盘也可以是一头鲸鱼或者别的深扎进船长脑袋里的锚。虚构集附和了，她说的确，但更像剥夺眼镜的摸索，最后玻璃片和奖励堆在一起，我们有无数种方式错过它们。
文学讨论是件惹人兴奋的事，我看见科马拉的空气里充满了水汽和狂乱的激情，如果它们混合掉着下来会变成一场暴雨，在此之前我们无法摆脱谵妄……我是说，你怎么指望暴风雨来临前会有真正镇定自若的船员？我得承认理想家的确做到了让这里不像个咖啡馆，而成了个长期战场，我已经不想深究他和他新来的同伴究竟在讽喻些什么了，反正肯定与狱医的统治有关。一切文字都是政治性的，我们对此毫无异议。
争论在向一种无法挽回的境地冲刺。神秘术是我们这些诗人的伴生品，用于精神的欺凌与肉体的剥夺自然也是限度范围内的……诗文攻击其母亲的理性也应是可接受的，只有这时那道权力视线才能真正被混沌打破，就像子弹射入一块凝胶或者果冻。我是说，混乱产生了，有人因此受伤，但探照灯什么也没做，甚至不如束缚那些文学家的铁质束具管用。我在天花板上看到了蜥蜴影子的痕迹，它顺着墙壁的裂缝爬下来把光线劈裂成波浪状的碎片，我说，你们当心些吧，放任它继续下行我不能担保你们的头脑和舌骨不会出现任何问题，我觉得我遇见了一些事情，我沿着被撕裂的光柱看到新来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疼得摩擦沾满灰尘的地面。我们有任何一个人不在亲吻地面吗？这就像拜访国王似的匍匐在地面，唉，我们这儿也有一个智利的国王和一个羽蛇神的护卫，但这远比不上锯齿状的诗文的梦境——醒过来，醒过来然后关掉探照灯，我大声吼着，如果你不想死在这场腰斩里！完全正确！我听见一个人也在喊，这里居然有人还能说话，我不知道是理想家还是虚构集在说，这没什么区别，总之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在大喊。我看见一个虫子似的东西冲出去了，向着全封闭的天花板，我看不清还有没有人活着，究竟谁死了，也许没人死，科马拉发生这事不是正常的么？它什么也没做啊，依然保持着次级的文学式的沉默。
我想到加西亚的雕塑，那些纸片，变化的时间，分叉的小径，我们从土黄色的时间跳跃进蓝色的时间里了，最后金红盖住整个天空之后科马拉还在沉默。新来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什么都没说，我想问这些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要站不住了，墙壁在摇晃，它震得我内脏胡乱撞击，我很愤怒，但更害怕，理想家不接着问了，我看见一枚巨大的骰子填满了天花板下的左右缝隙，这没什么可说的了，我想调动最后一点幽默感，我们所有人最后总会变成肉酱的，最终我什么都没说。科马拉还在沉默。它膨胀了，更像一个气球。我见到鼓风机的尽头飘着一团火。这是一种近乎引人恐惧的征兆，我们每天会见到的纸屑同时被照亮了——加西亚聊过这事，他问到如何让这物体结构完满时，理想家告诉他，是时间和窗户的小洞组织了它。这话也没错。我听见加西亚在说，现在的时间和宇宙被放进同一个匣子里么？我看见了鬼魂。布满整个地面的鬼魂。当然，我说（我为什么因此开口？），它现在淹死在完整的光里了，我们在流汗，我们在流泪啊，我听到脚步声和噼啪的动静交合在一起。然后加入的是一段从科马拉之外传进来的话，也许远也许近，和警探问询类似，总之她在对科马拉说什么，也可能在对科马拉里的哪个人说什么。她说，你们唤醒科马拉了么？这是个提问。然后她问起社会实验的事，有人回答她。那人说，我们处在实验中么？从不。你不来和探照灯一起跳舞么？她当然没同意，但我记得她在靠近科马拉（我正忙呢，她从哪来？）。最后她提及死亡，就像最开始的辩论似的，她说科马拉变得沉默了（一向如此），毕希纳式的沉默，死亡的沉默，恐惧，无能为力，充斥依附者的死亡的幻想，它会成为什么？它永远不会再成为什么了才对。她为什么如此平静的谈及这件事，她不会恐惧么？她不会觉得兴奋么？激情无从影响她么？因为她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我想起那个冷漠的领袖有差错么？我最后说了什么？我的问题和这个被折断的故事一起沉默了，科马拉堵塞了我的喉咙，我被诗句和权力一同扼死了。我还能说些什么？
我必须强调，这故事的杜撰成分有失偏颇。后来虚构集问我怎么看待本能现实主义，我说，这是个令人不快的文学流派，四处树敌，狂妄的试图打破一切，对权力过敏的家伙们。激进分子，比野蛮更痛苦的流浪者，我又补充了几句，一群被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灌醉的诗人。她似乎有些失望，我不清楚这会儿我是不是又成了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敌人了。但看来并非如此，她的眼神越过我了，那对绿眼睛走起神来格外明显，我的身后什么都没有，我猜她在越过我和无数个我的复制品看向一个更刁钻的角落，我暂时无心深究了。我看见她在和理想家聊些什么，哦，现在是阿莱夫，大概关于科马拉和狱医梅林。阿莱夫和她说了梅林设想中这座全景监狱的运作原理。她说，她想起墨西哥政府和他们的作家们。我猜到她要说些什么了，有礼貌的姑娘，我还得说她也是个典型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但她至少不使用豢养这样冒犯的词汇。这点我有特指。她偶尔会露出和理想家一样的麻烦劲，或者倒来一下，反正理想家成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也是有来由的。在那关于自焚的可悲的故事结束许久之后，虚构集问我怎么看科马拉的沉默，我说那是一首血腥诗，三次的沉默和三次的死亡一样成了某个巨大的遗憾和谜团，你想听什么？她忽然说，奥克塔维奥，你抬头看看太阳吧。但我只看到了一个和太阳一般炽热的探照灯。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睛里充斥着怜悯和悲伤。这又是做什么？我现在应该表现出愤怒，可我没有这么做。阿莱夫就在她旁边，他现在的态度像一个激进主义者，换个形容就是不孤寂的本能现实主义者——这当然不成立，我认为他们很少有同伴。所以我只称他为一个激进主义者。我说了我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我说那里只有一个能照亮整个世界的灯泡。虚构集提起巴勃鲁，我什么都没回答。阿莱夫还在沉默。这次分别后，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交流。
我不想再和本能现实主义者有牵扯了，但我们这些拉丁美洲人同属一个诗社。一团糟。还有什么可辩驳的么？
罗贝托，墨西哥联邦城区，一间狭小的出租屋内，1998年7月。
你想成为一个诗人吗？噢，我不该这么问。我看到塞萨雷亚走在我身边，本能现实主义者之母，这词冒到我嘴边时已经什么也不剩下了。我捧着蜡一样化成粘稠开水的诗走过她旁边，我问，塞萨雷斯，你要向哪去呀。这话该我问吗？她无视了我，最后她说了声再见，期间我们随意谈了些文学和政治，都是些胡言乱语。我发觉这是第二个告别我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我遗失了他们？），第一个是乌里塞斯·利马，我找遍了墨西哥的地铁和它们的终点，但我总归不能扒开诗人们的胸腔找人，皮肤和心脏之间的空腔，我听到无数关于他的传言，最后这个本能现实主义者成了个睡在公路的死结里的人，我觉得那算另一个时空。我的脖子痛得像是被枪打了，可能是枪托或者藏在肉块里的子弹，我顶着发酸的肌肉在小路上奔跑，这让头总是歪着的，我侧着脑袋看到一对翻转的眼睛，我看到眼角膜内侧的隐喻，那样的攻击简直让我痛哭流涕。我不是来找乌里塞斯的作品，我也不是来看他的文字怎么被敲进打字机放入哪个出版社的抽屉里。我倒霉的碰见一场山麓似的静默。我不知道怎么说这场跟踪了，他逃了，我预见不少狂热的洪水一般的信号（疼痛蔓延了，我的右肩膀上卡了一根不属于我的骨头，我的右手很快腐烂掉了。你知道吧，有人要砍断我的手臂）。我亲爱的朋友乌里塞斯，我不能让他一直被锁在什么地方。我碰到几个人，他们跟我说本能现实主义已经完蛋了。我不得不相信这些话。我没在任何关于本能现实主义的文学讨论里见到他了（有人在剔我右肩里的死结，我不想看见明亮的刀锋了）。
我还在打听乌里塞斯的下落，为了找到我的同伴，我花了三天时间拜访了几个诗人。他们兴许还不知道有这么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失踪了。我带着近乎折断的右肩膀走了一天。第二天的上午，我去找了虚构集。事实证明一整个夜晚也不能拯救痉挛的肌肉群。我不得不侧着脑袋去找她，这当然不怎么好看，就像一具刚出现僵硬征兆的尸体。虽然死亡的只有我的右手臂。我看见一道翻转30度的橡木门，虚构集收藏了不少风格不同的毯子，我记得有一款来自圣特莱莎，一部分叠放在沙发后，下面压的是一个收拾齐整的工具箱，看来阿莱夫暂时和她住在一起，我猜他最近精神又不稳定了，另外一部分毛毯搭在沙发背上，那是一个棕红色的沙发，已经干裂掉皮，地面胡乱撒了书和纸团，几乎没处下脚。我盯着倾斜的地板疑惑它们为什么没滚向一边。我想我终于开始发疯了，也许该睡觉休息一阵，但我没法枕着疼痛入眠。就像你没法要求一个处在性兴奋里的人睡觉，这会儿性本能和死亡本能在共同殴打我了，我想，然后我接着和虚构集说起我的来意。她很诧异，一般这时候她会拉一个人上角落商量这事，但这儿没别人了。她扔下笔，叫来了阿莱夫，哦，我不知道来的是谁，他没开口前只有虚构集能分清那究竟是谁，总之她想从来人那获得些线索。他怎么会知道乌里塞斯是谁，我想。虚构集说，她记得这个人，她同这人一起出席过一个文学会议。噢，我猜她想说那个一年前的酒馆讨论，我不确定这是否能用出席这个词，那时候他还是个诗人，虚构集还沉浸在《理性家族的崛起与衰落》的创作中，她和阿莱夫聊了整个会议，但在临走前与我和乌里塞斯一起写了一篇短诗，我问她还记得详细的内容吗，她说，不记得了，但她记下了乌里塞斯这个人。我问她还知不知道乌里塞斯长成什么样子，她说她忘了，然后她说，我记得这个人叫乌里塞斯，他写了很多不错的诗歌，出了两本诗集，虽然不怎么受欢迎，无论如何，他是个很棒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我不是来询问同伴的下落的吗？我想，然后我问起他的现状，虚构集说她听说了一点，只知道他离开墨西哥了，但她不记得他还在不在拉丁美洲，我说，他已经在欧洲了，他给我寄了信，我猜他在巴塞罗那，可他什么多余的都没和我讲了，我还知道他去了一片沙漠，他没说是什么地方的沙漠。地球上有很多片沙漠。接着我发觉这里没人比我了解得更多了，我估计什么都得不到就要离开了，但我还是决定多停留一会儿，我相信这个姑娘和她的其中一个同伴能为他们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朋友提供更多的帮助，或者说只有本能现实主义者才了解他们的同伴要做什么，我听了一路本能现实主义要完蛋了的消息，我没考虑好要不要信以为真，在那之前我得先知道这场运动最远能走到哪，这代表我必须得找到乌里塞斯。少上一个人都不行。虚构集又问了我几个问题，乌里塞斯去欧洲做什么，乌里塞斯失踪多久了，乌里塞斯还是本能现实主义者吗，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他什么都没在说了，我只知道他在什么样的气候下面呆着，那会儿他还没离开拉丁美洲，我拿到了两种割裂的气候下制造出的明信片。不过，他还是个本能现实主义者，我说。其实这项他也没讲，不过他在信里说他过得很好和一个奥地利人走在一起，他不是个典型的尖锐主义者，他离开本能现实主义不会过得很好，我想。我看见虚构集拽了拽阿莱夫的袖子，一直守在书架旁未开口的男人问我，你为什么确定他还是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这问题让我没处回答，我只能向他复述了我的想法，比如他现在是个幸福的人，比如他只有写诗才会幸福，比如他是个不爱撒谎的人，后来我也不清楚哪些是该说的了（我的脖子又开始发疼，虽然它从未停止过，但我刚才的确在试图在这屋子里找到什么证据，这不可能，我后仰时能感受到那股疼痛），总之我说了所有我知道的，我说他会想过诗人的生活。我顺着谈起诗人的生活。我们一直聊到黄昏才结束，但我到最后都没回答上阿莱夫的问题，也没得到任何关于乌里塞斯的消息，虚构集给了我一块绣着锯齿形花纹的深绿色披肩，那大概会让我的脖子好一些，我想起很早之前遗失的几个泥塑，它们身上有类似的纹路，可能是开裂也可能是手绘的图样，我记不清了，晚上七点我告别了虚构集和阿莱夫，去一家玉米饼店解决了晚饭，我用餐厅的餐巾纸写了几行字，随便折几下塞进衣兜带走了。第二天我把它们装进信封送走了，但只填了收件人的名字，是乌里塞斯，没填地址。我在纸上问了他的工作和生活近况，一分钱都没附，他可能还没找到工作，我想，那他就一直写诗吧，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第三天，我又去找了虚构集。因为她和阿莱夫曾经是笔友，当时阿莱夫在乌斯怀亚给她写信，但是她的地址总是跳跃的，不过她会提前附上下次的地址。这很负责，我说，但乌里塞斯不是，他从来不会告知他的地址。我把乌里塞斯最新寄来的信和照片拿给她看，她说这样的沙漠她见过无数个，阿莱夫说那儿是比尔舍巴，在以色列。我几乎要哭了，我说那儿怎么能寄照片来，那根本没有暗室和邮局，我想诅咒他什么，这是个严肃的事，后来我想那儿的太阳和乱七八糟的小路都在诅咒他，我便放弃了。回家的路上我一直想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去那种地方干什么，这样我也没法找他了，看样子他没找到工作，后面几天我一直等着他给我写信，但我一封信也没收到，我猜他可能在哪条公路上迷路了，或者被关进了什么监狱，后来谈起这事的时候虚构集安慰我阿莱夫当时也在监狱里给她写信，我摇着头说这怎么能一样，乌里塞斯没有一个典狱长朋友。这话说出以后让我舒服了不少，我想起他提到的奥地利人，兴许那人是什么能带他离开的奇遇，就像一个生命的象征。我现在知道了，那个奥地利人就是个蓬头垢面的巨人，因为乌里塞斯从维也纳给我寄来了信，我觉得那个口吻不像他亲自写的，总之里面描述了比尔舍巴的沙漠、监狱和咖啡店，还有进维也纳之后抢劫的几个路人，我只看出关于巨人的部分是乌里塞斯写的，别的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了，包括回来的时间。我猜他不会回来了。至少不是失踪，我想，我还有机会读到我的朋友的诗。
我暂时把乌里塞斯扔到一旁了。诗社最近没举办什么活动，理想家像是被什么绊住了，就连诗都很少写。后面几天我从餐馆下班之后就会到虚构集的住处泡着，我想这是诗人们相互熟悉的一种方式，也算是诗人的生活。我开始听她和阿莱夫聊起写信的事。我才知道他们现在还经常用通信的方式聊天，之前经常用答录机，但现在一个屋子里没必要安两个听筒，虚构集提议用信件的方式写诗。好主意，我说，一封永远不会丢的信的确是个理想的交流方式。
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右肩的酸痛扩散到了后脖颈，我知道断头台的受刑者会有类似的感受，还得是钝刀子。虽然从始至终我都只有这一处异常，但它让我要命似的悲伤，我每天用这根胳膊写七篇诗，再把写满字母的信纸全部撕毁，紧张和要死了的想法胁迫我不停地重复这些，我似乎在逐渐摧毁一栋庞大的建筑，我决定以它为隐喻写一本小说，不过我还没想好建筑的里面究竟放了什么，主要在纠结书和信纸，这不一样，我常常对着钢笔和老电脑发泄我的愤怒，这些是信纸上会出现的，剩下的就是书。简直是疯子。我把这事和诗社的其他成员都说了一遍，加西亚告诉我最好在原地等待，但虚构集劝我出去找找，阿莱夫没说话，但他和虚构集站的很近（他们平时也不常分开，学着幽灵贴近彼此，像钢笔挨着纸），我猜他默认了。连目的地都不够清晰，我说，我甚至不知道他还在不在维也纳。那个奥地利人简直就是个屠夫，我每每想起他们都会心里发慌，根本是没来由的，我想我得扔掉这些担忧。于是，出发前我又向周围问了一遭，恋家的孩子都是如此，我不厌其烦（同伴自然也不胜其烦，这是公平的，我会自己走下梦境的楼梯），真正离开前我最后一次拜访了虚构集和阿莱夫的住处，死亡威胁着的恐怖的鬼魂拽着我的右臂，啃咬我的脖子，我不得不侧着头盯着那些倾斜的毛毯、滚落的纸团和棕红的木头，真实的地板和我的眼睛间裂开了一道缝隙，我看见沙发表面剥落的皮肤和几页羊皮纸通通倒进了这处另外的时空。
我不知道我在何时多出了两个同伴。我辞掉了工作，离开了墨西哥城，在路上我进了每一家路过的书店的门，偶尔会顺走一两本诗集。我每天还会写上三四首诗，大部分时候写在偷来的书的空白处，再沿着打印字的边沿裁掉，它们被我胡乱塞进一个信封（我就带了这一样东西出来），有些遗失了，跌在了无名的地方（那多好啊）。辣椒玉米馅饼成了我的主食，我没法说它是不是真的好吃，但我看到的作家对生活的想象力接近贫乏，这不是说他们的作品（虽然我看到最多的是汉堡），诗和小说里当然可以有比饱腹更进一层的食物，我是说，这让我的生活干瘪了。我一直坚持用对待生活的方式对待文学，于是我不得不把辣椒玉米馅饼频繁的写进小说里。我要尝不出它的味道了。我对乌里塞斯的态度开始冷淡，因为我已经足足两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这不代表他没寄，它们现在正堆在我已经退租的房子的信箱里，房东可能把它们处理掉了或者交给了美洲诗社的其他人，如果他能认识那些本能现实主义者和作家们。后来我梦见一群白蚁围成圈将蚁后的身体啃噬掉了，接着巢穴坍缩成了树根下的一块岩石，我认为这是两个梦境。梦境和梦境叠加的尽头是一片遮着白雾插满枯草的无尽平原（我必须做些什么来安抚我的疼痛了，我一边痛得大叫一边和草原的切片谈我康复的底气，最后自己拾了一片锋利的枯叶割开了右肩的皮肤，里面没有蛆虫在啃咬肌肉，为什么）。我游荡到最后的地方的时候已经成了一个幽灵了。事实上我没找到那个失踪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我丢失的朋友，但我找到了我能走到最远的书店，我进去读了最后一本书，写了最后一首诗，但我没写在书上，而是拿了书店提供的餐巾纸，我带的钢笔墨水要用完了，我写了最后一个字，然后像出发前一样将它撕碎，这是我自离开墨西哥后第一次这么做。我已经不去想为什么会在这碰到两个同伴了，我最后一次向诗社的朋友询问乌里塞斯的下落，绿衣服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抬手指向了书店的门口，门外是黄昏浇成血色的台阶和行人，红头发的超现实主义者指向书店的二层，我顺着抬头，看到层叠的书架淹没了楼梯后的空间。我看见虚构集与阿莱夫背靠着背成了一块矛盾的路标，我看到一个集中营和一座图书馆同时捏上我的脖子，我的疼痛淡化了窒息感，人类最好面向的和最坏面向的隐喻在两个指尖吸引着我，我即将彻底接纳其中的一个终点。我肩膀上的鬼魂在我冲出店门的一刻真正冲我的胳膊砍下了最后的一刀，我庆幸我的最后一首诗已经收尾。最后我只用一只手抓着信封，朝着遍布枯草的荒野尽头狂奔而去了。
理想家，阿根廷-乌斯怀亚，1999年12月。
别想着冲一颗苹果树挥拳。噢，我是说，先把笔放下吧，虚构集小姐，这不是个讨伐罪人的好时候。看完这场电影，等放映室再度陷入死寂时我们就能动身了。那会儿我们都会像些海星似的飘到该去的地方去的，或者你想做一颗能把自己扎进泥里翻滚的海胆，反正我们总会在最纯真的黑暗里拜倒在那核心谜团的石榴裙下，虚构集小姐，你面前就站着一个漩涡的仆人、奴隶，我很快就能见到你正追寻的结局，我这么对她说，你想看看你的谜题吗？她向我摆摆手，于是我只给了她一个地址，告诉她想知道答案了就来这里看看。她看到科马拉时愣了一下，我早预料到了，我对她说，就是那个阴雨连绵的地方，她问我这地方不是1995年就已经从我们的小说中消失了吗（我们开始讨论这件事是从1997年，那会儿罗贝托还没离开，很多东西都没有消失，她为什么执着于这个科马拉真实与否，毫无意义），我说，这是从1995年的废墟上重生的科马拉，你知道那里的雨、冻湖和愚人船永远不会消失。我从这位新生的本能现实主义者的眼睛里看到了恐惧。唉，奥克塔维奥和加西亚都能作证，虚构集小姐，你不用担心它是一座幽灵屋，我用孩子都能信服的语气说着，而且我们已经见过不少幽灵了，你在搜寻阿玛尔菲塔诺的轴芯时不是早就与无数鬼魂对视过了吗？
我得说这个1993年1月才来的诗人是我见过最执着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我不是在贬低曾经的同伴们，也不是在说她是个疯子之类的难办人物，她当然不是，她是我们之中为数不多不需要梅林特意关注精神状态的诗人，但如果你和她对话就能发现你很多时候都在经受她的拷问，和言语结构无关，她的言辞没有半点和官方人员的相似之处，这样吧，我来聊聊1997年我第一次问她关于谜团的事时她的反应。你想找到那个残缺的谜团但是不想抓住它的爪子是吗，我问。她说，没错，是的，我需要知道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或者一片什么样的土地。我第一次听说时吓了一跳（哦，我也是一个本能现实主义者，我应该说过这事），我作为本能现实主义诗人的嗅觉告诉我她在说圣特莱莎（该死的，那片恐怖的绿洲），稍一触碰就会被烫伤的地方，我不能说那个搅着尸体高速旋转的海沟真的让我退缩了，但我必须承认恐惧的存在，一切活物都会为悬而未决的事物缩紧身子，就像我时常盯着《永恒史》的最后一个字母打寒颤（这当然十分正常，你不会对着时间的巨大漏洞叹息么？），你疯了吗？我问她。你要动身前往那个地方？虚构集没点头，但我也没见到她摇头，一般这副表现就代表她是打定主意要做了，没谁拦的下她。后来我知道虚构集小姐说的是阿玛尔菲塔诺，一个有蓝屋顶房子的小镇，我瞬间明白了她的意思。我给了她科马拉的地址。阿莱夫又补给了她一个承诺，就像一名尽职尽责的线人，我记得阿莱夫除了梅林给开的病历单什么都寄给了她，最后他把监狱的囚犯（病人）也打包送给阿玛尔菲塔诺了，从此，一对陌生的双胞胎出生了。
你要去那里吗，我问，我得承认这是句废话，早说了她一定会朝着最远的地方去的，我能做的只是在公路的第一个拐角候着，等到车队散开，也许我们还能在最远的弯道碰上，也许再也不见了。这是注定的事。我听见她让我在那儿等着。我问，什么地方（又是明知故问）。她说，科马拉，我知道你就在它的肚子里，我猜你是科马拉的仆从。我否认了，这没的说，她的确搞错了，我会永远忠于一门穷尽一切的语言，她才是被科马拉或者阿玛尔菲塔诺牢牢网住的人，就像一只飞虫非要往蜘蛛网的中心去，哪怕她早就看见那只巨大的捕食者。唉，她怎么将我直接指派去最后一个弯道了？几万条小道归一的地方，不错的接头点。我问她我要等上多久（我早有判断，不会多长），小诗人说，理想家先生，这是最后要考虑的事儿。她还是对我说了：只要几天。我不知道这几天她该怎么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流浪到乌斯怀亚。时间开始显得无关紧要，无论如何我都牢记这是个从1997年向一个1995年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发出的邀请。她要我在过去等着。（我听她的声音带了焦急的意味，或许也可以翻译成不耐烦，后来我开始纠结那是否代表失望或者悲伤，这就是语言的缺陷了，我现在没法凭她的话洞悉她的想法，相信我，这绝对称得上词不达意）
我本想为这场针对美洲诗社的恶作剧感到歉疚，可我最后也没见着成员们的人影。我不知道这昭示着什么，罗贝托打算离开墨西哥城时我就问过这事（虽然她最后还是回来了，但我很难确认回来的是不是她，就像罗贝托不确定回来的乌里塞斯还是不是她认识的那个本能现实主义者，这会儿怀疑已经填满一切可能性，也许代表着某种结局），虚构集也参与了那次问询（有时候我愿意称之为审讯，至少性质是类似的，让反抗的人招供出什么，无论是否必要），我们问她，那场运动怎么办，她问我们在说什么，我觉得她在用一种蔑视的眼神看我们，但她的言辞又说明那是一种特殊的悲伤，当然是本能现实主义运动，我说，虚构集也这么附和了，后来就是虚构集一直在问她本能现实主义要怎么办，她说她想起甘地书店的诗人，罗贝托一个问题都没回答，但我觉得至少是改变了点什么的，比如她一开始打算去欧洲，现在她放弃了。虚构集说：理想家先生，你、梅林和阿莱夫都误解了罗贝托小姐的意思。真是残忍的指控，我必须澄清，我们只是提供了一个选择，一个关于幻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岔路。（虚构集小姐总说要成为一个牛仔或者一个神枪手，这是每个本能现实主义者的愿望没错。可我从未见过一位如此孤独的牛仔。疯人船之外的本能现实主义者已经分道扬镳了么？可悲的分歧。）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是个激进主义者，这个事实让我双手颤抖（总不能去马路中央大哭一场），它强迫我时刻握着一把信号枪，自以为是地处决规则。流浪的牛仔询问我那是否是虚幻权力的象征，我对她摆摆手，我说，不必纠结了，这个隐喻从根儿上就是错的，我搞错了，哪来的信号枪，能召来同伴的才算是信号枪，我们这些至死都倒在孤单的结局前的本能现实主义者无福消受。哦，我还没说到恶作剧。我顶着美洲诗社领袖的名号枪毙了每一个路过的人，这场反对一切的行为艺术让我不得不放下我拥有的全部，流浪的牛仔，对所有读过她文字的人，她选择用笔尖戳开他们的喉管。对于美洲诗社的成员们和他们的复制品们，文学的屠杀永远不会停止，这是一则来自阿莱夫的预言。我们这些本能现实主义者也注定要永久、永久的，孤寂地走下去了。
虚构集开始质疑我了（我开始告诫自己：我必须明确我还是我）。现在是1997年。这是好事，我说，你开始成为真正的本能现实主义者了。也许这话有些本末倒置，噢，我也不常愿意弄清主次，那是权力结构中才存在的东西，该问梅林，而不是我。我对无数人说：你个白痴！见鬼的依附者！复制品！该死的傻瓜！短视的老鼠！永远迟到的骗子！但现在那个流浪的牛仔站在我面前，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起先我猜测是本能现实主义的缘故，因为虚构集拿着她的发令枪靠近我了，她用枪口把我抵到墙边，算作是某种示威或者宣誓，这和把枪管塞进嘴里的效果是一样的，只能让人发出含混的求救，她最后冲着一个空洞开了一枪，在开枪之前我都不知道这枪口是在针对我、梅林还是阿莱夫，可既然它是个空枪，我就只能认定那是冲阿莱夫打的了。见鬼。我假装受了伤，捂着脖子蹭倒在地，虚构集大声说不是这么回事，我看见她颤抖的肩和羽毛笔在乱晃，我意识到我弄错了伤口，于是我又按住心脏坐到了地上。我的血不知道什么时候和她流到一起去了，我看见她毫不犹豫的抓向自己的心脏，然后我突兀的察觉到比枪响更令人恐惧的紧张。她对那个地狱视而不见。我浑然不觉地跳进去了，严肃的说着不对、不对，这会儿还没堵上我的嘴，只要我还能说——我就会说这一切都不对、全部要推倒重来。我听见虚构集也开始喊，她也在否认什么，我没听清，但黑夜自此被劈开了，这大概能够代表某种逃逸或者摩西式的拯救，我看到一串无法解读的符号从她所分开的黑夜里生长出来了，我快要激动的亲吻大地，我说我们要赞美被推倒的一切，所有劈裂的语言最终在极致的非理性（或称疯癫？）下成了我的谜团的解……虚构集小姐，你问这代表了什么？我们进入了一个天堂呀！虚构集急促的摇头，我发觉在我弯腰大笑时她捏上了我的领子，褶皱终于爬向了下方，此类将人拖入地狱的姿态绝会——噢，停吧，我的脊背贴近地面，快要就此窒息，我双手掐上她的手腕，尝试在风暴里摇动拉杆，我开始小声念叨起来，我告诉虚构集小姐：最好盯紧你的手而不是我的脖子，我说，你的脚下藏着拉丁美洲所有人民都相信的天堂，看看路吧，注意它们的存在，你会在最远的弯道的下一个路口看到所有拉丁美洲人都会跌入的地狱，看见所有受害人排好队开始转圈，然后你加入他们……当心点，我说，虚构集，看好那些捆紧你的梦境。
梅林，阿根廷-乌斯怀亚，1999年12月。
1998年7月，在车站后方一百米的人行道处，高密的野草丛内，路人发现了一名女性死者，死因为致命性腹腔脏器损伤引发的急性大出血，身体存在少量刺伤，主要分布在右上腹，肩部有钝器击打痕迹，锁骨骨折。死者未携带任何身份证明。后经亲属指认，死者名为罗贝托，曾确诊严重精神分裂症，于科马拉疗养院接受强制治疗，1991年失踪，无人报警。
1995年2月，有人称自己在乌斯怀亚的旅行途中意外目睹一起火灾，距离山腰不远，报案人后与同伴一同探索，发现多名死者与一只死于机械性窒息的美洲豹。经后续调查证实，死者全部为原科马拉疗养院确诊精神分裂症的病人，部分死于毒性气体窒息，消化道内存在烟灰与碳末沉积，部分直接死于烧伤；死亡数量与疗养院登记患者数量不等，推测存在逃逸人员。受害者中三名男性死者与一名女性死者于1991年失踪，其中巴勃鲁与胡里奥被举报在1994年前活跃于墨西哥城，奥克塔维奥、加西亚死前踪迹未知，无人报警。
据调查，上一起案件中，一位流浪诗人曾在1993年1月到达科马拉，离开后行踪无人知晓。暂无人在科马拉火灾中发现她的痕迹。科马拉火灾起因不明，因其病人的犯罪史与危险性，不排除故意纵火。
负责人：梅林。分析结果暂未公布。
03
虚构集给阿莱夫打了个电话，她急着见他一面。她说有人在跟踪她，她说不出是谁，她俩隔的太远，看不清来者的脸。那人威胁她必须说出她来这儿的目的和终点。虚构集死死抓着电话亭的把手，语气焦急。她说那人表情鬼似的忧伤，眼睛以下的部分好像水做的，或者是被水遮得模糊了，怀里抱着个不知道是骨头还是白色纸团的东西，像个怪物，看不清性别，什么多余的都不做，只管追着她抽泣着问话，她快分不清自己和那人谁才是迷路的人了。讲到这里，她顺便说了自己旅途里迷路的事，她说自己本来不打算说，但她穿越这片田野时只见着了这一个电话亭，周围连个汉堡店都没有，也没有加油站。她说自己有点想起罗贝托的朋友。她这样捏着电话停顿了一分钟（虚构集盯着玻璃窗，眼神越过这个造型独特的电话亭，直直看向最远的横七竖八躺着枯草的田野尽头）。阿莱夫的声音和电流一起抛过来了，他告诉虚构集不要挂断电话，试着把座机从墙上拆下来。她惊恐的吸气声很快传到了对面，怎么可以，她说，这儿没有发电机什么的，外面只有一片田野，你也可以说什么也没有，拆了这台电话机我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下了。阿莱夫问她周围是不是有拉锯子的声音，虚构集说她听见的是小提琴声。阿莱夫跳过了这个话题。半分钟（准确说是26秒）后他第二次让虚构集拆掉电话机，虚构集照办了，而且连电话线头都没剩下，快连整个座子连带整面墙都卸下来。工具是她随身带的钢笔。现在它的笔尖彻底分叉了。
按照阿莱夫的说法，虚构集抱着艳红色的电话机出了电话亭，她把电话机的线头小心地塞进了凹槽里。她逐渐远离了电话亭。期间她一直没扣上听筒，她用脖子夹着它，不断念叨些什么，阿莱夫逐条回应了她的疑惑。最后虚构集问电话机离了电究竟是怎么联系上他的，阿莱夫说，知道这些对你逃离这地方没什么帮助。虚构集没再问。
她抱着电话机向她看到的倒着枯草的荒地走去，她的胳膊沉了许多，她试过扛在肩上，没有多省力，后来她将这东西抱孩子似的搂着，又像拖水泥一样往前走了一段距离。她一直夹着听筒，只有一边耳朵能听到她一开始看见的泪人在一个劲的哭，她觉得那人一定是趴在她耳边说叨些什么，但又很渺远。她搞不清那些哭声和水的流淌声是从哪传来的了。等她觉得星宿已经换了一轮位置，阿莱夫终于又说话了，他告诉虚构集不要向后看，一直往前走，可她在听到第一个劝告时就下意识的转头了，然后她发现那座电话亭的位置一点没变（这够惊悚了，她发出一声惊呼，没人理睬这声音，但流浪诗人已经习惯了，在这片田野之外的地方也没人听过她的惊呼），但那儿已经不是朱红色的电话亭了，现在有个呆板的水泥房子立在那儿，通体灰黑，没有门，像某种监狱的高墙，但她没看见铁丝网，这说明她可以翻墙进去。她听到电话里传来一声轻微的叹息，实话说，这不容易把握到，但她的右耳几乎听不到一点声音，没有哭声，连风吹枯草发出的摩擦声也没有，所以她能听见一声轻微的仿佛从地底发出的叹息。她又把电话机向上掂了掂，说：亲爱的笔友，这次我要把电话机安回去吗？阿莱夫说，继续带着它走，但是在太阳升起时折返。这回虚构集也听了他的话，天空开始泛起惨白的颜色时，她淌水似的逆着游走过田野里的高草。她开始愁怎么带着电话机翻过这堵墙（四周都有，虚构集转了两圈，一个洞都没见到），最后她决定用分了叉的钢笔在水泥墙上刻了一个门，铁着头就向里撞——那种能力属于象征世界里的她，但此事也没别的办法了，她直觉如果放下这台红色的机器，天上的太阳就会立马掉下来（如你所见，这是一种直觉）。虚构集也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成的，总之她现在已经进到了水泥房的院子里，地面同样是硬化的混凝土，被太阳烤得向上蒸腾热气，这会儿她总觉得整片田野都要蒸发了，那个泪人的声音小多了，似乎也跟着一起蒸发了。虚构集又听见阿莱夫在叫她的名字，他声音有气无力地对她说，不要放下那太电话机，等到天黑就离开这个屋子，不要回头。不要回头。他又说了一遍，这次他的声带仿佛刚从冰箱里掏出来，僵硬又生涩。不要回头，虚构集重复道。
她没想到黑夜来的这么快，就好像太阳就那么从天上跌下来了，扑通一下砸进海里，或者砸进那片田野尽头的荒草地。泪人的哭声立马响亮起来了，这次里面还掺杂了令人耳膜不适的叫喊，祂在虚构集周身走来走去，她依然用脖子夹着那把收音器，她沿着那条可怕的道路不停走了大概一英里，这已经透支她的体力了，她把电话机向怀里搂了搂，棱角膈得她皮肤发紫。她开始习惯泪人的叫喊，甚至开始和祂对话，有时说说诗歌或者小说，有时抱怨几句自己的无奈：因为她当真不知道自己来这儿的目的和终点，压根没法回答祂，纠缠了她也不会管什么作用。她漫无目的地闲逛着，她宁愿自己在哪条沙漠公路上，还有机会拦到顺风车或者干脆顺着公路走到终点。她本来觉得自己朝那片枯草最多的荒地走指定没错，但她突然发现自己完全不知道周围的一圈是否都被那种荒地填满了。她完全不想从一片荒地走到另一片荒地，那根本只能代表她还在迷路。她想回去，回城里去，至少不要饿死在这儿。
阿莱夫的声音又断断续续传来了，她努力的听着，但这时她已经累的要死了，她觉得自己听进去了一半，后来又觉得可能连一半都没有。总之她听见的话里，阿莱夫说：回头。他连着说了三次。回头。回头。她纳闷的问，不是早说好不这么干的吗？她觉得阿莱夫不对劲。她问，迷路的是我，你为什么像已经被这片田野耗尽了所有精神？他断断续续的回答她了，也可能是电话机在断断续续的转达，又或者是泪人的声音太吵了。她最终朝电话的收音器喊了几句先停下来，她觉得自己什么时候在另一个地方也喊过这话，但现在不重要了。阿莱夫的声音不再像她熟悉的指示。她又抱紧了电话机，恨不得把它表面的漆都连到皮肤上。她一直向前走，一直没回头。紧接着，她松了力气，先是脖子，再是手臂，然后通红的电话机摔在了地上，有些零件崩了出来，就像砸在水泥地上。她瞧着面前矮小的建筑群发呆，几分钟后，她自顾自的惊叹起来。这儿是一片公墓。中央是凹陷的，只有一小块，但往下走能见到一个地下室，一片漆黑，根据光线残存的轮廓，最深处只能躺下一个人。
她一步一步向中央挪去，手指抚过每一个路过的墓碑，她忽然觉得自己正踩着骨头或者别的灰尘，但她低头却又只能看见一根根断折的枯草杆，泪人的哭声一点一点减弱，她不清楚自己做了什么，总之，她走到地下室的入口时，泪人已经消失了，哭声当然也跟着消失了。她现在两只耳朵都能听到细微的声音了，虽然左耳还残存一些嗡鸣。
虚构集最后几乎是爬进地下室的。她趴在黑暗的最深处，她又在尝试分辨周围的摆饰，但所有东西都融进了纯粹的黑暗里，或者它们干脆全是纯黑的，她像一条刚被捕上岸的鱼似的搭在楼梯上，眼睛死死盯着最深处某个让她不可置信的点，她觉得自己在和黑暗对视，可后来她推翻了这个说法，因为黑暗没有回望她（黑暗的一个面回望她了。她确定那是一个圆形的东西，也许是眼睛，也许是什么野兽的口）。她紧紧扣着地板。她看到了加西亚，奥克塔维奥，罗贝托，理想家，她看到了梅林和一只美洲豹，她看到她写过的所有信件同时被丢进各地的信箱，看见无数只手同时取出回信，她看到了一个圆，再往里瞧是一座建筑，她首先怀疑是图书馆，最后她明白那是一座监狱。
虚构集举着听筒说：挺好的，我亲爱的笔友，一切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