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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涯明明记得被廖三民一把抱住摔死了，却一睁眼发现自己躺在床上，这是站里给自己分配的洋房。天刚蒙蒙亮，床头边的广播响着滋滋啦啦的铜管进行曲。
“……这里是天津广播电台，现在是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七日，星期四，早晨七时整。请收听今天的早间新闻。各位听众早安——首先播送本市消息。昨夜八时许，本市蒲扇胡同一带八路军代表驻地方向传出枪声。经本台记者查证，事发地点为一家杂货铺门前。现场有一男一女倒地，当场死亡，经警方辨认，二人均为共产党成员……”
李涯头痛欲裂，心想：我不是死了吗？难道这是场梦？
他坐起身，揉了揉眼睛，太阳穴还隐隐作痛，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他看见自己七窍流血摔死在地上的场面，灵魂出窍的感觉从未如此真实。李涯疯狂地回忆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余则成、廖三民、地下党、黄雀计划……他记得那是共产党围攻天津的前夕，他终于发现了和余则成联系过密的廖三民——那个年轻的天津警备司令部城防执法队队长——是中共地下党，李涯迫不及待地进行了抓捕工作，却失算被廖三民抱着从小楼上摔了下来，他记得他们同归于尽了，而此刻，他又确实在顺畅地呼吸着空气。他看了看桌面的日历，现在是民国三十五年二月，也就是西历1946年，他刚被调回军统天津站，现在叫保密局了，是天津站的行动队长。
李涯不想去探究是时光倒流了还是自己死而复生了，探也探不明白，他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身体，并没有多出任何不该出现的伤痕，证件、配枪也一个没少。打开衣柜，逮捕廖三民时穿得那件松绿色毛呢外套和洗得发白的立领衬衫赫然挂在衣柜里，没有血迹。
回到天津站之后发生的那些事一件件像走马灯一样涌现，把他的脑子搅得天翻地覆。熟悉的名字、熟悉的场景，还有那种压得人透不过气的局中感，全都再次压在李涯的心里。这两年，李涯的身边没有一个真正的同袍，任务越做越像是替别人收拾烂摊子，信念被一次次掏空，站里的情报漏得像个筛子，他孤零零地走在一条长满了野草和荆棘的道路上，路越来越窄。纷乱的记忆最终都定格在了他满是血迹的脸上，原来在那条路上，自己是这样走到尽头的——李涯想过自己死在战场上，死在敌人的手里，但却未曾想过，他是被困在同僚间的斗争里，耗尽了力气，到最后，只有他一个人在抓共党，为所谓“光复”留后路，荒诞至极，甚至没能看清自己到底是赢是输。他不是怕死的人，但这样死……连意义都被冲得如此稀薄。比起在战场上中弹倒下，它更像是一种缓慢的、被人推向死角的窒息。
可能老天爷又给了自己一次活的机会吧，李涯思索时习惯性咬着自己的拇指，所谓“党国”，早就不是自己以为的那个东西了。这一次，既然已经知道了那条路会通向哪里，是不是可以选择不再踏上去呢？
不过现在并不是思考的时候，李涯要回到站里，“昨天”诱捕左蓝失败，左蓝和马奎双双毙命，他得给站长和余则成一个交代，顺便探探这些人知不知道他“死过“的事。
天亮不久，街上还挂着一层白霜，石板路踩上去发出“咯吱”的脆声。河上浮着薄雾，沿岸的洋房窗子结着一圈冰花，像给玻璃镶了细白的边。拱桥的铁栏杆冰得发亮，一碰就是一手凉意。李涯走在去保密局的路上，思考着站长和余则成可能会有的反应。规划、推演、留后手——这些东西，对李涯来说已经成了本能。他走到今天，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如果不提前想好三步、五步，有时候一晚上就能送命。而他确实刚刚送过命。
天津的冬天真冷，风一刀一刀地刮，李涯的脸冻得生疼，不由得打了个哆嗦。他想起在延安的那两年，他的脑子几乎没有真正放松过。白天得演得像个普通教员，晚上要记下每一个细节：谁和谁走得近、谁最近沉默了、哪户人家灯灭得比平时早、哪句口号喊得比平常小声。哪怕是院子里晾衣绳的高度变了也得记下来——因为那可能是暗号。
这样的日子久了，他变得没有情绪，只有判断；没有冲动，只有算计。而现在，他又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应对站里的明枪暗箭。他觉得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