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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备露×招摇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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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我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不是与俄罗斯咫尺之遥的阿拉斯加，而是它本土中的一个城市，位于西部的内华达。六月的阳光已经开始炙烤这片大地。阳光、岩石、热浪、荒芜。它们同西伯利亚的寒风、森林、野兽、死寂一样，从背面侵袭我的躯体，构成我对这里最初的印象。我告诉自己这还远不是开始。美国是苏联的敌人，是那个力图消灭我们，充斥着不公、剥削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人人挥霍堕落的享乐主义国度。而当我以敌人的身份跨过这道铁幕时，敌视与吸引同时抓住了我的内心。我从未感到如此奇怪。割裂与靠近或许是一对矛盾，就像磁铁的南极与北极，我靠近它的同时也在靠近一个虚假的自己。就像一个棱镜，虽然一样承担了反射成像的功能，但早已被分割、扭曲。面目全非。
在这个陌生、戒备的国度里我很难自由行动，无知与隔阂成为政治煽动民众的有力工具。1954年麦卡锡主义宣告破产，下飞机时我注意到机场里还留有卷了边的反共宣传报。苏联人以面目可憎或是滑稽可笑的形象登上海报，被刻画成呆板、机械、没有个人情感的机器，在大型工厂里麻木地生产拖拉机。红色恐怖的潮水尚未褪去，而是循环往复地拍打礁岸，转化笑料，侵蚀岩壁。在这种情绪浪潮里我贸然走进酒吧询问有没有伏特加，彻底变成无数双眼睛凝视的对象。他们的眉头皱起，脸色转阴，其中已有两个暂且清醒的酒鬼对我竖起了中指。可怕的苏联佬，他们说，不要让他得到伏特加，那将会沦为斯拉夫人的武器。
就是在这样尴尬的、充满恶意的、众目睽睽的情形下我看见一个美国人朝我走来。他有一副很美国的长相。金色的头发，在西部阳光下晒出的小麦色的皮肤，还有那双蓝色的眼睛，绽放出孩童一般年轻冲动的光彩。在我恍神的那一刹他一招放倒了试图把我赶出去的保安，及时挽回了我将要丧失的尊严。他妈的他没有妨碍你们喝酒，他也没有说自己是东边来的人。你们既不是中情局的间谍，也没有理由擅自揣测。现在把伏特加给他。于是我在起伏着嘀嘀咕咕的骂声里揣着伏特加被这个美国人拉走了。他制止了一场将要降临在这个夜晚的，因政治而起的，子虚乌有的恐慌。为此我感谢他，但同时也更加提防他，一个陌生的、来自与我截然相反世界的美国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什么别的意图，帮助一个深夜买醉的斯拉夫人是纯粹的正义使然吗？好奇与探究迫使我再次端详他。他身上时髦招摇的衣着，嘴角叼着的万宝路香烟，手腕上缠绕垂挂的金链，还有那耀眼迷人的笑容，一切无不彰显着资本式的诱惑。
我请他吃一次饭来表达我的感激，并向他作自我介绍以开启打发时间的话题。当然我用上了我多年流浪在外用的假名。阿廖沙，一个典型的俄国人的名字。他则将“迈克”回赠给我。一个典型的俄国人与一个典型的美国人，在姓名的皮囊下交换谎言与真心。我们谈论很多，从日常生活谈到浩瀚宇宙，文学聊到电影，哲学谈到死亡。我和他讨论起海明威，那是我相当钦佩的作家，他则向我展示他新学会的一支柴可夫斯基的曲子。那一刻我不敢将眼前这个玩世不恭的青年同那么浑厚的艺术联系在一起。我们聊的太多，屡次擦过政治敏感的话题，甚至偷偷摸摸开起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玩笑，不过我们从未提及自己。我知道他不叫迈克，他也肯定知道我不叫阿廖沙，但因为我不愿完全将自己暴露给他，他明白我的戒备，也懒得拆穿我。只是在每一回凝视着那双动人的蓝色眼眸时，我总有些愧疚。这是一种名为欺骗的病态心理，好在不只有一人沦陷其中。当然我们并非毫无分歧。我坚定不移地信仰共产主义，而他则将其归为虚无缥缈的幻象并向我推荐《动物农场》。生活与思想的巨大差异让我们之间的交流蒙上一层纱帘，他不理解我的沉默、警戒、忧心忡忡，我则对他的大胆、天真、奇思妙想嗤之以鼻。不过那都是偶尔的，这已经比铁幕好上许多。
我们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朋友。这简直像捉弄人的恶作剧，在五十年代的美国，在那些互相指责与攻击的舆论背后。我们中的一个讲带着卷舌的英语，另一个的英语则染上无可救药的南方口音。我们将其视作蹩脚的交流媒介，甚至一致认为这是吓死一个英国人的最好把戏。共识总在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达成。甚至当他提出要带我从充满未知与变数的十五号公路出发驶往西海岸时，我也没有提出反对。我忍受他在汽车里播放一阵阵令人头晕目眩的摇滚乐，他也屡次尝试毁掉我从莫斯科带来的旧式唱片机。这是相互的捉弄，喜爱与厌恶并存，构建出奇特的平衡。
夜里我们时常坐在峡谷间看星星。在其中的某一个晚上，他突然凑近亲吻了我的脸颊。一个平静的、蜻蜓点水式的吻，不沾染任何污秽的成分。然而我的心里却涌起一阵没来由的恐慌。我感到棱镜的一角碎裂了，而它的另一侧正在把我拉向令人心悸的真相。我从未感到如此欣喜和懦弱。我的脸颊融化在他亲吻的温度里，我能看见星辰落进他的眼睛。在一阵颤栗中我对他说：请不要靠近我，这是你的好奇心在作祟，它怂恿着你，把你推向我，推向一个来自铁幕另一侧的人。你的敌人。他听完后笑了。噢，你说得对，好奇心是我与你之间的引力。但你首先是一个人，阿廖沙。一个有鲜活的生命的人。如果我说我爱你，那在此时此刻，敌人的身份可以忽略不计。我对他说，我明白，可我无法回应你。这份爱因政治敌对而太过复杂，因心灵共鸣而太过单纯。它膨胀、满溢，即将超出爱的范畴。你会后悔。
何况我还没有认识真正的你。我在心里补充。从横亘在我们之间的棱镜里我已经可以窥见我们的结局。它的切面太多，太尖锐，因此这段并不浪漫的故事甚至难以用镜花水月形容。它只不过是炎热夏日里的一次越界尝试，一股逃离现实的冲动。我们拥抱、亲吻，聆听彼此的心跳声。一切都糜烂在呼吸之间。止步于此。因为我们相遇得太早，也太晚。如果我们早十二年遇见，我们会在战场上庆祝胜利，你会是美军军营里的一名士兵，从河的对岸冲我挥手，我也会对你回以热切的微笑。如果我们晚十年遇见，我们或许可以在黑白电视剧里扮演一对阴差阳错组合在一起的特工，不为中情局或克格勃效命，在一次次任务中磨合成最棒的搭档最好的损友。然而命运让我在这个时代，这个让我们用棱镜看待对方的时代里，遇见你。我本应感到怨恨和不甘。
可惜我没有任何办法逆转时间。不甘化作一丝后悔。我后悔在五十年代仅凭好奇与莽撞闯入这里，我后悔走进那家酒吧，我更后悔在不知道你出手相助是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时仍然无可自拔地爱上你。我也后悔听见你的那句相同的回应。当爱开始发芽则获得了摩西渡海一般的力量，无法停止生长。多么悲哀的故事，因没有结尾而愈发刻骨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