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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志们，亲爱的全体联盟人民们！我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你们宣告：瓦列里·米哈伊洛维奇·萨布林，联盟最高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收音机带着嘶哑的电流声，将女播音员悲怆的念白切得细碎，但不至于碎到让人无法听清她陈述的内容。一只起皱、粗糙的手抚上收音机的音响，随后往上，摸到开关，在女播音员说出那个词之前迅速关掉它。
满是皱纹的手停留在收音机的开关处片刻，它颤抖着、手背上的血管微微凸起，它忽然紧紧握住收音机的天线，却迟迟没有下一步动作。
“……这么早。”比电流声还要嘶哑、却平静得多的声音如此说道，它本该有着悲伤的底色，说出口时却像极了一声叹息，消散在空气中。
声音的主人站在虫蛀的木桌前呆滞许久，直到余光满是倾泻进屋的阳光，她才慢慢拧过骨头嘎吱作响的脖子，看向窗外的落日——
“是时候了吗？”
春天来得晚，天仍是黑得早，更早些时候已经降过一次温，只是妇人隐隐有点担心：今年只怕会比往年更冷。
那晚，全村入夜后最早熄掉灯光的是妇人的小木屋。这可不寻常，但几乎无人注意到这一点，所有人沉浸在悲伤中，轻轻浅浅的啜泣声跟着炊烟悄悄漂浮至天空，无处落地，风一吹便散得毫无踪影。呜咽声直到午夜后才逐渐止息，零星木屋中闪烁着灯光，守夜人一般散发着热。最终光也消失，只剩下孤独的风，孤独的黑，孤独的荒原，在这极漫长极漫长的夜晚中舒展，教人失去对时间的感受。
太阳仍要升起，它拨开了前一夜残留的哭声，让那些眼泪蒸发，在屋顶、地面上留下几不可查的细小盐粒。妇人以一缕浓黑的炊烟迎接日出，她起得很早，揉了很多面团，来不及拍掉手纹中沾的面粉便拾起她在灶台前攒的秸秆，一股脑地扔进烤炉中。
妇人望着炉中噼啪作响的火焰出神，秸秆的余烬闪着明灭的火星飘到她面前，即将触到她的鼻尖时失去了温度。她同往常一样，烤了些列巴，热乎乎的，趁热吃还会有甜丝丝的麦香从面团的气孔中渗出来。今天烤得额外多，她也为此起得额外早。
西伯利亚的早晨带着点冷，还残留着一点潮湿。妇人想，会不会弄湿布匹呢？她探出头去，看见几扇透着暖黄灯光的窗户。昨夜无人安眠，整座村子也不会如往常般在晨曦中酣睡。
拿出那块常用的方布时妇人犹豫了一下，她指尖触到轻微的潮意，不能就这样用了。她只得带到未熄的炉火前烤一烤，再去匀了自己烤的那大半的列巴进去，这才利索的包严实。她艰难地起身，提着列巴出门去，一瘸一拐地走向村书记的住处。
掠过透明天空的红喉雀凄厉地叫了一声，带着婉转的颤音，像一颗红色的流星，又像一滴红色的眼泪，哭泣着划过清晨。
“今天这么多？你家所有面粉都用来……做这些了？”
村书记是个比妇人小不了多少岁的中年男人，他看起来像是有六十多岁，头发勉强还能染作黑色，但多年的劳碌让他看起来像一截行走的枯木。他看见妇人穿了件收拾整洁的衣服到他跟前，“嗵”地一声将一大包还冒着热气的列巴摆在桌上，惊讶地问她。
“我要出去一段时间。”妇人终于说出今天的第一句话，“这些够他们吃几天了。”
妇人指的是村中的孤儿。村书记沉默片刻，他解开布包，顶上的列巴没了束缚，小山一样地滚落在他的书桌上。
“你要去莫斯科？”
妇人点点头：“我承担得起路费。”
“我不是这个意思，”村书记拾起那个将要滚到地上的列巴，他揉揉自己仍然浮肿的双眼，妇人这才注意到他的眼睛中同样布满血丝，“你没有必要去。”
妇人低下头，没有回答，她显然不认同，但她不愿直说。村书记同样清楚这一点，妇人倔强得像一头母牛，正如她劳作时的力气也一样像头母牛。每一个动作都那么粗暴，蛮横。
“村里总会有人去，多我一个不多。”
“你知道他们会做什么。你，米佳，简直就是个行走的黑材料。”村书记捏捏山根，昨天那如五雷轰顶的消息几乎击垮了他，一个晚上过去，没想到第一个给他带来麻烦的是这个妇人。
“我快要六十岁了。他们还能拿我这老家伙做什么呢？”米佳盯着桌上的列巴冒出的热气，喃喃道，旋即笑了一下，也不知是对谁，“若我真的还有一点用，打一开始我就来不了这儿。”
村书记沉默不语，米佳说得没错，如果她在莫斯科还有一点用，便不可能有机会在这偏僻的西伯利亚农村中安稳地活到现在。
起初村书记是仇恨她的。他当年本可以在内务部一路高升，却因为犯下了错，跟错了人，从权力的附近一朝跌落，余生都将在这座无人在意的村落中蹉跎一生。还要带着一个任务：他的上级，一个谨小慎微的拉脱维亚人，仔细地叮嘱他“看紧那女人”。那女人，德米特里娅·季莫菲耶夫娜·亚佐娃，前联盟的总司令，现联盟的改造犯，那个脑子犯病的疯婆娘，那个杀千刀的刽子手，那个毁了他、毁了所有人生活的女人。
而那个女人彼时正拖着一条病腿在牛棚中收集干掉的牛粪，更换被尿液浸透的垫料。她对新来的村书记不感兴趣，只是一个人闷头将新收来的秸秆尽数丢进牛棚。那些村民告诉他别管这疤脸瘸腿婆娘，她脑子有问题。他们说时脸上带着嫌恶、恐惧，好似她是走出深山的女巫，一举一动都是在给周围的那些善良农民们下咒。
村书记对他们的话半信半疑：风声总不可能走漏得这么快，闹得所有人都知道这女人的真实身份。实际上，他从未赞同过这个决定，即便是总书记同志亲自下的也不行。谁知道将政治犯这么轻易放出去会有什么后果，与余党串联、被受害者血腥报复，还有更多他不敢去想象的可能性。任何一种但凡成真，都会给稳定不久的联盟带来难以想象的风暴。这太冒险。而这个命令背后的原因更是简单到荒谬，他并不确定信息的真假，只知道上级收到的指示是：“是时候了”。
所以他从来对总书记同志的命令感到头疼。当然，并非一切命令，他还没这么大胆子，但显然总书记的胆子比他、比那些年长的老党员们更大一些。年轻人轻飘飘的一句话落在村书记的头上变成了一道必须要执行下去的死命令，毕竟万一出了什么事情，届时要在文件上签署名字以此伏罪的人就得是村书记自己了。
乡村的日子不比莫斯科轻松，体力上的劳累压倒了精神上的一切苦楚，汗水才是最好的麻醉剂。当入夜时，你揉着酸痛的大腿，捶打自己扭动时隐隐有些生锈的腰椎，你自然想不起来遥远的几百公里外有什么东西需要担心。譬如明天的天气，某某借了农具还没归还，数着日子等拖拉机何时送来村里——这些才是眼下需要关心的一切。 为了不耽误监视亚佐娃的任务，百忙之中村书记便想到一个法子：帮助亚佐娃融入进村民之间，从某种意义而言，算是变相发动全村人注视亚佐娃的一举一动。
这段过程从不容易：那些世代生活在这片土地的村民凭什么去接受一个畸形的外来者？她身上没有党的命令，她看起来又丑又瘸，她表情沉郁好似在葬礼上。没人有任何接近她的理由——她像移动的瘟疫，谁又敢靠近一个浑身带着厄运的老女人？
也许是僵持的局面已经太久，没人再能继续为亚佐娃维持耐心：要么离开，要么展现诚意，没有其它选项，也没有标准答案。什么样的诚意？亚佐娃如此反问负责传话的村书记，你希望我嚎啕大哭，跪在地上磕得头破血流，像拧毛巾一样把我一生的错误拧出来，像一只被踩扁的蚯蚓连肠子都要吐出来给你们看？我不会的，请回吧。我还有活儿要干。
冥顽不灵！村书记气恼地想，他比真实年龄苍老得多的脸纠结在一起，张嘴欲言又止半晌，只能恨恨叹口气，转身离去。
最终撬动村民心防的依旧是亚佐娃自己。那时战争结束刚过一年，无数人仍未走出男丁亲眷埋尸于遥远西方的阴影——尽管他们获得了胜利，在总书记同志的领导下夺回故土，过去几十年的怨恨与绝望一朝了结，但死亡用冥河为丝线，在每个人心头编织出一个名为“痛苦”的结。俄罗斯的老人们已经历过两回战争，甚至不止两回。痛苦是他们的老朋友，他们之间关系熟络到能对饮作乐，在麻木的快乐中舒缓那教人窒息无力的钝痛。胜利的消息传到这座小村庄时，几乎所有人被狂喜淹没，但狂喜过后，那些老人的脸上只剩下极喜与极悲拉扯出的难以言喻的表情。
亚佐娃亦复如是，但总有人无法接受，就像她在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第一次经历家破人亡的悲剧时那般，没人能彻底逃离死亡的阴影。毁灭，毁灭，毁天灭地，山峦震动，积云哭泣。
留下来的孩子很多，他们的父亲、母亲都是勇敢的战士，却倒在曙光前，留在冥河的彼岸。其中一些幸运的还能投靠他们的亲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那些不幸的部分，他们在胜利后等啊等。他们坐在屋顶上、村口的大路上，嗅闻着呛人的尘土，抱着膝盖等啊等，却等不到熟悉面孔的归来。耐心足的孩子坚持到最后只能收到他们看不懂内容的证书，还有一句沉重的“节哀顺变”。
小一点的孩子们听得不太懂，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便已被村书记牵着脏兮兮的手离开了邮递员身边。大一点的，那些年龄足够大，能够理解遥远的、抽象的词语的孩子们则是被词组的力量击穿。他们撞到了亲人的结局，他们撞得头破血流，痛哭不止。
等待取报纸的亚佐娃无声地旁观了这一切。她低头看着一个孩子哭得累了，眼睛也睁不开，脸上全是眼泪和鼻涕。她从兜中掏出一块有些硬邦邦的水红色手帕，径自用力擦走了孩子脸上的泪水。孩子看见她的模样，想起有关亚佐娃的那些传言，不禁瑟缩了一下。但她摸到亚佐娃的手，热乎乎的，里面有血，她不是鬼。于是她不知从哪获得的生命力，重新积攒起哭泣的力量，在亚佐娃擦拭的鼓励下哭得更加响亮。
“我讨厌……我讨厌……！凭什么是爸爸……”她断断续续地说，亚佐娃记得她，也记得她妈妈，那个女人自从说要进山里寻些草药后便渺无音讯。
“因为他要保护你。”亚佐娃讶异于自己竟没有落泪。
“我不、不要他去那么远的地方……保护我……我只要爸爸回来……我不要他去那里保护我……”
“他赶在你前头来到这世上，骨头也赶在你前头变硬。”亚佐娃缓缓地拍着女孩的脊背，帮助她顺气，“他生来是要保护你的，从今以后不会有人再伤害你了。”
自那之后，女孩的哭声如一柄利刃撕裂了阻隔在亚佐娃与村民之间的幕帘，挑破了亚佐娃的皮肤，告诉所有人她并非铁石心肠，她并非无血无肉的幽魂。亚佐娃终于在这片她陌生又熟悉的村庄中找到一席之地。她寡言，面上甚少表情，却对所有请求来者不拒。她会替忙碌的家庭照看孩子、管教孩子；作为除村书记外为数不多识字的村民，她是孩子们严厉的老师；她的双手依旧像过去一般粗糙，手掌硬邦邦得像树皮，大多时间中都沾着污渍、锅灰、以及畜栏的臭气；有时为了替人写信去联系远方城市的亲朋，她的中指与食指上也会沾有黑乎乎的墨水。剩下的时间中，她只会守在村口等待邮递员的到来，从他们的手中接过一份又一份报纸，与莫斯科有关，与权力的中心有关。
村书记也怀疑过亚佐娃是否仍未破除对权力的幻想，仍然想要成为权力圈边缘的一枚游走的棋子，可亚佐娃从未给出过明确的回答。他曾目睹过亚佐娃与一名醉汉发生口角冲突。那醉汉也是个可怜人，第一次卫国战争中丢了半条腿，第二次战争后又失去唯一的弟弟。因此尽管这老人抱怨不断，精神不稳定，难以劳作，村书记一向给予其最大的让步。不知那天是谁刺激到了他，他坐在水渠边上忽然大哭起来，两手拍得地上的土飞扬起来，盖住了他的脸，哭到整座村子的村民都驻足侧目，随即又麻木地离开。亚佐娃站在那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她听见那醉汉的怨气，总书记才是夺走他弟弟的人，总书记从未考虑过真正的苦命人的感受云云。
那是村书记头一次见亚佐娃真正地产生情绪，并将这份情绪写在脸上。她一扫过去那阴惨惨又冷漠的模样，看起来终于像一个活人。她一瘸一拐地走过去，揪住那醉汉的领子，没有动手，但嘴上不饶人，将那醉汉骂了个狗血淋头，最后告诉他：“你永远不知道他承担了什么样的代价。”她也不去管醉汉有没有听清楚她说的话，松开手后便愤愤地离去，步伐走得一顿一顿，远远看去反而显得有些滑稽。
有意思，被总书记亲自审判的战犯也会选择维护他吗？村书记终于对亚佐娃彻底放下心来。
曾有村妇带着一筐土豆特地来感谢亚佐娃找回她的孩子。但碍于过去捕风捉影听到的一点关于亚佐娃的传言，她只得踟蹰地站在门口，偷偷透过窗子瞟一眼屋内的景象，企望让亚佐娃先注意到自己。
她看见亚佐娃背对着自己在家中扫除，亚佐娃弯下腰时她看见墙上贴着的无数剪报，每一张都被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整整齐齐地用浆糊贴到墙上，好像一张巨大的、印着铅字的墙纸。上面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是总书记同志：在演讲，在慰问，在前线……她似乎不是别人所说的那般满怀怨气的将军……她和自己一样。这一点观察给了村妇莫大的勇气，叫她敲开了亚佐娃的家门。
亚佐娃只是沉默地听完她断断续续、又有些勉强还难为情的感谢，随后点点头。她接受了村妇的感谢，也拿走了她的礼物，毫不推辞。她反身回屋拿了件新缝的衣裳——手艺当然不如其他村民，亚佐娃许久没有做针线活儿了。她说，得有来有回，紧接着不由分说地将衣服塞进村妇怀中。甚至怕村妇又用什么理由还回去，她的礼物一脱手，亚佐娃便连忙躲进门内，迅速掩上了门。她身上的神秘感在这一刻消失殆尽，只留下一个笨拙、木讷的中年农妇去替代流言中的位置。
一晃十几年过去，如今这个笨拙的老妇人也要悄悄从这个位置上离开，连一点回忆都不打算带走或留下。
“你要去多久？”村书记最终问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来锚定他的不安，“你会回来吗？”
“我不知道。”亚佐娃答得干脆直接，一句话脱口而出。
“莫斯科那边……唉！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不是时候。如果你一定要去祭奠，明年也来得及。”
“我必须去。……没什么可担心的。该享的福，该受的罪，我都经历得差不多了，现在也剩不了多少东西。”
“你倒是还有心情……”村书记无奈地笑笑，“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能回来就回来。他不只是一个人。”
“那他是什么呢？”亚佐娃似乎对村书记的陈述不太满意，“你很了解他？”
村书记深深地看了一眼亚佐娃浑浊的蓝眼睛，他发现不知何时一层淡淡的白翳已经蒙在了上面：“我不了解，你也不了解。没人了解。”
“这样再好不过。”
亚佐娃别开眼睛，她背上行李，向村书记进行最后的告别：“今天邮差会来，我搭他的车进城，坐火车去莫斯科。用不了多久的。”
***
前往莫斯科的路从未如此漫长过，亚佐娃记忆中的铁路比现在要快一些，此前这条铁路主要任务是输送后勤物资至战场，现在则多了不少人声。只要睡上几回觉再醒来，她就可以抛弃那些所有塑造成她的东西，深深扎根于土地中。呼啸的风，伏倒的枯黄草杆，拥挤的车厢，弥漫着泪水与汗水交织的、闷闷的咸味。亚佐娃上车时已是凌晨，鄂木斯克站并没有多少人，因此亚佐娃幸运地找到了一张椅子，蜷在上面浅浅地睡了一会儿，又因为颠簸悠悠醒过来。
隔着玻璃，阳光失去了不少温度，一道橙红的光覆在亚佐娃眼睛上，叫她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随着火车摇晃着一路向西，车厢内也拥挤了起来，无数亚佐娃不认识的脸挤在一起，他们抻着脖子想要看向窗外步步后退的景色，脸上的神情吊着，无论如何都开心不起来。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同一个话题：总书记同志的死亡。没有人希望触发他人紧绷的心弦，点燃第一声啜泣。
亚佐娃只是呆呆地坐在原地，裹紧了包着头的头巾，目光越过所有人落在地上，不听他人说话，也不同任何人打招呼。她的视线有时会飘到窗外，在人与人肢体的遮挡中窥见窗外渐渐青翠的植被——尽管只有星星点点的绿。
离莫斯科每近一里，那些星星点点的绿便会滋长、扩散开来。城市拔地而起，田坎像流水般淌遍原野。亚佐娃记得以前不是这样，以前这里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是一个样儿，睁开眼睛看见的都是空空荡荡。带着炸弹爆炸后的焦味，死亡明明在这里停留过，像俄罗斯的双生亲人，可它已经跑得无影无踪……在火焰一样升起的阳光下蒸发，好像一滴泪水，一缕忧思。
几日的旅程后，亚佐娃终于拖着酸软发麻的双腿，紧紧抓着车厢门口的扶手，颤颤巍巍地走下台阶，踩在月台的地面上。火车站似乎还是她离开时的模样，但是新建了不少设施，多了几个出口。整座莫斯科火车站人来人往，甚至显得有些拥挤，他们都是为了同一件事而来。
列车员和管理员扯着嗓子大叫，试图把人流分成有序的几簇。亚佐娃沉默地听从他们的指示在人流中前进。她走得慢，好在走得稳，几次有人不小心撞到她的肩膀，她不至于晃晃悠悠地跌倒在地，只是走台阶要费劲一些。她出站时找了一处方便活动的空间，从兜里掏出那张被她手心汗液沁透的车票，看着侧边的一列“该旅客无返程”的小字思索片刻，随后小心翼翼地将其收进行李中。
一路上亚佐娃想，萨布林就在这，躺在这座城市的中心，走出火车站就能看见了。走出去后再问问路，或者跟着人走，再多走几步路就好。她从没去过莫斯科的墓地，但她知道萨布林会埋在哪里……他这样的人，像他这样的人，只会埋在一处地方。那是所有人嚼着细碎的话语，都会前去的地方。
他还那么年轻……
没有他，我们家都饿死了……
我家老头的病……我本来付不起那个钱……
多好的人……
如果不是他，我们就不可能在莫斯科……
他要我们不受欺负……
好不容易日子好起来了……
以后怎么办？……
太吵了，所有人太吵了。亚佐娃有时痛恨自己这副相比年龄要结实得多的身体。她看得见，听得清，在空阔又阴惨惨的天空下，所有人终于忍不住去谈论他：谈论自己的想念，谈论他带来的东西，谈论未来该何去何从。亚佐娃只顾低着头数着道路上的石子，观察沥青的状态，她的颈椎有些酸痛，骨头咯吱作响。她的骨头还是那么硬邦邦的。
所有人的悲伤汇作一条汹涌的河流，向着红场的方向奔腾而去。
亚佐娃听说葬礼那天有人在莫斯科自发组织了哀悼的游行，人们站在路边，啜泣着，哀伤着，目送载着总书记的遗体的车队缓缓开向他的埋骨地。每个人都默默地跟在车队后，想要隔绝冥河的召唤，想要前面的总书记在彻底离开前能够回头看他们一眼。亚佐娃路上花费的时间太久，她来得太晚了。
她不知疲倦地在莫斯科的街道跟着嘈杂的人们前进，只是向前的速度越来越慢，人越挤越多。克里姆林宫顶上的红星已经清晰可见，总书记同志就埋在那一方穹顶之下……亚佐娃拍拍她前面那年轻女性的肩膀，放轻了声音问她：
“前边发生什么事了？”
年轻女性比亚佐娃个子高些，她垫脚看了看前方的人潮，一会儿后才说：“在外面吊唁的人太多了，能进去祭奠的人没几个。都是在外面悼念一会儿才走的。”
她低头看了看亚佐娃风尘仆仆的模样，背上的行李在衣服上印下了深深的褶皱，熨也熨不平，又补充道：“您等得了吗？看样子到门口要好一会儿了。如果您身体受不了，我搀您出去？”
亚佐娃看看面前的女性，她穿得干净整洁，莫斯科的城里人。她摇摇头，目光又飘向不远处在雾气下有些朦胧的建筑：“不了，我站得住，还能等。……谢谢。”
年轻女性没有继续坚持，她嗫嚅着说“好吧”，转过身去继续等待人潮缓慢地移动。
影子又绕着亚佐娃那双旧得看不出原本颜色的鞋转了小半圈，亚佐娃甚至懒得去计算自己究竟等了多久，她只去想还是再等等吧，没准今天什么时候就能走到他面前了呢。天色渐昏，雾气来了又散，薄暮下的莫斯科空气染上了一丝温度。周围的人在亚佐娃等待期间一个接一个散去，有人失去了耐心，有人想明天还有机会，有人只觉得远远地看见红场就够了，就连先前与亚佐娃有过短暂交流的年轻女性最终也选择转身离开。亚佐娃足够幸运到在所有警卫驱散人群前来到了红场前——离总书记的墓碑还有一点距离。亚佐娃远远地能看见那尊大理石雕琢的半身像：灰白，下面简单刻着名字与生卒年月。或许是萨布林的要求吧，亚佐娃想。她的视线逐渐向上，与那张和总书记年轻时别无二致的脸对上，刻入石头的那双眼睛依然目光炯炯，感情丰沛。亚佐娃像被烫到一般移开视线，走近了负责放行的士兵跟前。巡逻与站岗的加起来看样子总数有近一个排，站在红场前像一道长长的人墙。
“名字？”
亚佐娃一愣，半晌挤出一句话，声音因为干渴显得极为沙哑：“德米特里娅。”
士兵点点头，朝身边负责登记的同袍示意，那年轻人立刻翻看起面前的登记表，一个个地寻找。士兵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名老妇人，歪头思索片刻：“您还没说父名和姓氏。”
“我……”亚佐娃张口，她清清嗓子，“我以为只是登记就好。”
“一开始是这样，但因为人太多，只有在名单上的人可以去墓碑前吊唁。不然很难维持秩序。”
“是他说的吗？”
“他？”士兵重复道，随即意识到了亚佐娃指的是谁，他摇摇头：“不是总书记同志的要求，是前几天上头开会要求的。好了，您告诉我姓氏吧，我们这边查得还能快些。”
这个士兵很年轻，才刚刚当上高级中尉，那些糟糕的事情他经历过多少，还记得多少？亚佐娃吞咽一口空气，想要咽下喉中那近似棉花堵塞的窒息感：“德米特里娅·季莫菲耶夫娜……”
她又深吸一口气：“……亚佐娃。”
亚佐娃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听见她名字的人动作不约而同地顿了一下。放行的通道处被诡异的沉默占据，没有人看向亚佐娃的脸，也没有人继续与她讲话，只有负责查找名单的人翻页的沙沙声。亚佐娃早就预料到这种场景，当她还在莫斯科时这种事情已发生过无数次，她永远也放不下过去的一切。所有人会记得，她也会记得。
“你变化真大，和当时报纸上的样子差远了。”士兵干巴巴地说。他指的是那篇亚佐娃站上军事法庭的报道，那篇新闻中还附着一张亚佐娃阴郁、不甘的脸。
“嗯。”亚佐娃低头，她不希望因为自己说错话产生任何差池。
“亚佐娃……亚佐娃……”负责登记的士兵来回翻了两遍名册，也没有找到这个名字。其实没有必要费心寻找，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名册里没有。”
“那就没办法了，你请回吧。”士兵瞥了一眼那份名单，道。
“那我想在这里吊唁。”
“时间已经到了，明天再来吧。”
“中尉同志，离到点还有……”一旁站岗的士兵终于忍不住悄悄说。
“站你的岗去，阿廖沙。”士兵此刻显得颇为不近人情，他转向亚佐娃，严肃了不少，“说实话，你本不该来这里的。现在人少，趁上头的人还没来，赶紧回去吧。等下就轮岗了，我还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亚佐娃没有动，也没有回答。她执拗地站在原地好一会儿，论士兵说什么都不愿挪动一步。士兵终于挫败地长叹一声，只当亚佐娃不存在，自顾自地回到岗位上，等待亚佐娃不再倔强、自行离去。
没有人再去询问亚佐娃一句话，她的身份太危险，这段时间太敏感。亚佐娃只得矗立在百米多远的地方，看着那堆满鲜花的墓碑，她此刻才后知后觉地注意到她的骨头隐隐作痛。她老了。
直觉敏锐的总书记同志会预料到有这么一天吗？亚佐娃几乎是从他初出茅庐时便看着他一步步走到如今的模样。她无数次盯着萨布林的眼睛，问过他是否真的满意，他的回答永远都一样：“是的，我相信我所走的路。”
你满意了吗？你的路走到了尽头，现在你只剩下一座灰扑扑的墓碑，而我还能走到你面前，你满意了吗？
直到轮岗后，亚佐娃才缓缓转身离去，她当然不指望一座冷冰冰的胸像石雕回答她。她只要一眼，一眼远远的眺望，之后的事情对她而言已经无足轻重。
光线彻底暗下来，余晖退去后留下一片被鳞次栉比的高楼顶开几道缝隙的、绛紫色的天。缝隙之间有零星的灯光，它们一盏接一盏地亮起，人的声音渐渐远去，给总书记同志留下一点安静的空间，叫他能好好睡一觉。头顶路灯亮起时的“滋啦”电流声吓了亚佐娃一跳，她总会因为这种声音一惊一乍，电灯的电流声、收音机的杂音……都不算多好的回忆。不过这只是一盏路灯而已，路灯又做了什么？它只是在帮亚佐娃看清楚前面的路罢了。
“德米特里娅·季莫菲耶夫娜！稍等一下！”
身后是一道年轻、清亮的声音，喊着亚佐娃的名字，他喘着气，句尾后带着一串纷杂沉重的脚步声，他一路上是跑过来的。
亚佐娃应声回头，看见一名穿着军装的中尉从她原本离开的方向奔来，裹着一身的夜色。待他跑得近了些，亚佐娃才借着路灯温暖的光看清楚对方的长相：是刚才站岗的年轻人，她记得她的名字，叫阿廖沙。
阿廖沙多跑了几步，终于在亚佐娃面前站定。他调整了下呼吸，勉强咽下那口憋在胸中的冰冷空气，才开口道：“还好，您没走太远……终于赶上了……”
亚佐娃没有回答他，只是定定地看着他，目光中甚至连一点好奇的探究都没有：“您要做什么就做吧，我都明白，这是我应得的。”
“明白……什么？什么应得的？”阿廖沙困惑地瞪大眼睛，听出亚佐娃的弦外之音后他慌乱地摆摆手，“不、不是，您误会了！真是的，刚才那些话……他只是在吓唬您！我们只负责巡逻站岗，您又没闹事，我不会对您做什么的！”
“那您有什么事情吗，中尉同志？”亚佐娃并不为阿廖沙的澄清感到高兴。
“就是……嗯，那个……”话到嘴边，阿廖沙忽然有些羞怯，反复几次都找不到该如何开门见山，“我想感谢您，个人名义上，嗯……家庭名义上也是。”
“我没有做过值得感谢的事情。”
“当然有啊！您忘了吗？六九年的时候，在库尔干！您推荐了一个工程兵！”
亚佐娃似乎还有一点印象，但那时候她已经下定决心回到西伯利亚……
“您说他这样的人应该在莫斯科有个位置，库尔干容不了他。之后……之后他真的去了莫斯科，被总书记同志提拔到总参谋部去了……”
见亚佐娃的脸上仍然有点迷茫，闲不住两只手的阿廖沙只能一手圈成一个圈放在自己的双眼上：“就是那个，有点黑眼圈的，和您一样都是西伯利亚人，您真不记得啦？”
“安纳托利……安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
“对啦！那是我父亲！得谢谢您当初和他交流过、推荐了他，不然他也没机会当将军。”
“他已经是……将军了？”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对不对？他现在年龄没到，心态上倒成了老头子，天天嚷嚷着要退休。总参谋部怎么会放手呢？”
“……嗯。能帮到你家就好。”
亚佐娃低头，想要离开这令她有点难堪的处境。
“还有另一件事，是有人拜托我传话。如果不是您那次推荐，也轮不到我来给您传话。”
是谁呢？亚佐娃脑中闪过无数个如今身处莫斯科的人名，他们无一例外都厌恶极了亚佐娃这样的顽固分子，应该是谁呢？
“能麻烦您告诉我是谁吗？”亚佐娃放轻声音问道，她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想要听到那个答案。
“是总书记同志的口信，还托我给您捎带东西。”
阿廖沙的回答惊雷一样击穿了亚佐娃的肉体，叫她全身僵硬，动弹不得。
“德米特里娅·季莫菲耶夫娜，我们借一步说话吧，您看起来需要坐一坐。”
他们沉默地漫步于大街上，阿廖沙似乎对亲眼见到亚佐娃这件事感到兴奋，口中断断续续地说他父亲跟他转述的亚佐娃：算不上一个好人，但军事上很真诚，她比谁都希望胜利的到来。离开岗哨的阿廖沙是个啰嗦的人，他说自己打败了不少竞争对手成为了总书记的警卫员，说亚佐娃如何与他印象中不一样，说亚佐娃应该多来莫斯科看看，说这里有一条街道是以总书记的名字命名的……又时不时在没有路灯、或是走上走下台阶时去搀一把亚佐娃。他的父母把他教得很好，亚佐娃想。
最终阿廖沙领着亚佐娃来到了他先前提及的那条大街，大街一侧便是一座城市广场，周围摆了一圈长椅，正中央是总书记同志手指前方的全身像，近五米高，亚佐娃抬头也看不清铜像斑驳的面目，看不清这张脸究竟是年轻还是年老。入夜后仍有零星的居民在广场上活动，他们散步，闲聊，驻足片刻瞻仰总书记同志的全身像。
“这里建得不错，对吧？总书记同志要求用他年轻时的照片来雕刻他的脸。”阿廖沙寻了一条长椅，伸手示意亚佐娃先坐，“您以前在来过这吗？不对……那时候应该还没有这座雕像。”
“他很在乎自己的样子吗？”
“和他自己的喜好没什么关系。”阿廖沙摇摇头，“我记得总书记同志喜欢留胡子，唇髭那样式的。但是雕像草案刚出来时他说年轻一点的脸好，适合新生的国家，年轻的联盟。”
亚佐娃的目光虚虚地落在被路灯照亮边缘的雕像上，良久，才接上阿廖沙的话，声音都有些缥缈：“哦，这的确像他会说的话……他当时太年轻了，说留胡子能显得更成熟些，能让他有更多话语权……”
“他跟您说过这些？他从来没跟我们提过。”
“他……”亚佐娃张张嘴，仍然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那座雕像，好像描绘的形象主人正好端端地站在她面前，顶着她记忆中最熟悉的面容，“这段时间……”
该问什么？吃得下吗？睡得好吗？穿得暖吗？仍然受噩梦困扰吗？为什么生病了？
“……你熟悉他吗？”亚佐娃终究没有把盘桓在她心头挤得水泄不通的问题问出来。
阿廖沙怔愣一下，随后羞怯地笑了，这一举让他变回一个普通的少年：“可能吧，但总书记同志的朋友那么多，我都不好说我能不能排上号……但他对我挺好的，真的很好，他是个好人，好领导。”
亚佐娃眼眶一暖，她垂下眼，忍不住笑了一声，像低低的窃笑，只笑了一会儿她便回到之前放空的状态。
“您笑什么？”
“我告诉过他，好人当不了好领袖。”
阿廖沙闻言也扯出一个笑容：“原来如此。那您现在还这么想吗？”
“我有点理解他了……不过他应该也理解了一点我，希望如此。”但她再也没有机会知道萨布林的想法，再也不会。
“听起来总书记同志很犟，真新鲜。可能是我来得太晚了吧，我当他的警卫员时他似乎有些虚弱，得了这样那样的病，我也搞不明白，所以才会那么突然……哎呀，他累得黑眼圈都要和我父亲一样深了……根本见不到他犟的时候，他说话时都是退一步进两步的人，谁听着都舒服……”
阿廖沙呼出一口热气，它向上飘着，凝成白雾，再慢慢散开。天越来越冷了。他搓搓戴着手套的手，从兜中摸出一个用布包好的，仅巴掌大的小物件，用指腹抚摸过绑好的结：“最后一次见到总书记时，他跟我说要把这个东西带给你，一定要亲自交到你手上。”
“可你从没见过我，你也不认识我。”
“是啊，我也这么告诉他的。”阿廖沙翻来覆去地看手中的布包，动作轻柔，好像里面包了厚厚一沓卢布，“但总书记同志说不用担心，因为您一定会去看他的。”
语毕，阿廖沙转过头来，目光熠熠地看着面前老态龙钟的妇人：“总书记同志说得没错，您果然来了。”
亚佐娃被阿廖沙的视线烫得有些畏缩，这是只有年轻人才会有的神采，她曾经在萨布林身上见过无数次这样的神采……次数多到她不愿再去回想。可阿廖沙递出手中的布包，让它的边角戳戳亚佐娃的手臂，示意她接过去：“您最好自己打开看看。总书记把它包得很严实，连我都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呢。”
现在拒绝还有机会！亚佐娃的内心狂叫着，试图扼制她的一切行动。你不会想看到里面是什么的！你离开这里太久了！你离开他太久了！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
亚佐娃缓慢地抬起手，她试探着碰了一下布包的边缘，不烫，不刺，只是普通的布包。她的手在抖，亚佐娃手臂用力，却叫她的手抖得更厉害。
“您冷静一下，实在不行我过段时间再——”
亚佐娃的手陡然抓住布包，凸起的指节都微微发白：“不，我拿着吧。”
阿廖沙下意识想抽回布包，但是他发现亚佐娃的力气极大，倔强得像一头母牛，死死抓着这一点小东西不愿放手。他没有对抗，从善如流地松开手，视线落在那个结上：他太好奇是什么东西如此重要，重要到总书记同志要他得亲手交给面前这个人。
“我永远猜不透他想干什么，但他总能达到他想要的结果……”亚佐娃粗糙的手指轻轻捻住结，几下便解开了它，她的手覆盖在布包之上，里面东西的形状有些熟悉……但她想不起来在哪里有过这样的触感。她苦笑一声：“我不知道我想不想要同样的结果。”
“既然都给了，没准是他觉得对你好呢？”
“是吗……”
亚佐娃的声音弱下去，她一点一点地揭开那层布，露出其中斑驳的皮质小册子。它看起来太旧了，表面都刮花了不少，只残留星星点点的红色，和中间几行黑色的字。
阿廖沙惊讶地抽气，他看看亚佐娃手中的小本子，又看看亚佐娃，正要说些什么出口时瞧见亚佐娃震撼到失语的神情，又连忙捂上嘴巴。
亚佐娃终于想起为何这触感如此熟悉……她以为自己早就把它从记忆里驱逐出去，将它撕碎、锁在一处阴暗的角落数十载，她以为这样就能抛弃她的负罪感、她的良善、她过去日日流下的眼泪……她甚至忘记呼吸，小心翼翼地用拇指指腹拂过封面中间的每一个字母，路灯下仍隐约可见一串字：苏联共产党。
“这不可能……”亚佐娃喃喃自语，她好像全身的力气都无端被抽走，“他在哪里找到的……我明明……”
没等阿廖沙回答，亚佐娃慌忙将手中的小册子翻了个面，对着路灯的光仔细看册脊的模样：果不其然，中间有一道裂缝，被人用胶水细细地粘在一起，修复的那个人似乎嫌粘得不牢，还笨拙地用针线将撕成两半的小册子缝到一起，留下几个丑陋的针脚。
“傻瓜，你根本做不来针线活……”亚佐娃哽咽着，吞下了后半句话，她费力想扯出一个笑容，可没能维持几秒便抽搐着掉了回去。她翻开册子，内页又黄又旧，甚至有点脆，叫她翻页时都只能笨拙地用指尖掀过去。她看见了熟悉的列宁，老人的头像仍然清晰可见，下面是他的那句名言：党是时代的思想、荣誉和良知。
亚佐娃曾几何时真的相信过这句话，但是那已经是太久以前了，久到……
姓名……，出生年月……，入党日期……
“原来您四二年就已经是党员了……”阿廖沙终于还是没忍住，插了句嘴。
“我不是。”亚佐娃当即打断他，“我现在不是了……那是很久以前……”
“可是你有党证。虽然是旧版的，但你有它，总书记同志可能是这个意思吧。”阿廖沙心直口快，只是脑筋有些轴，拼命解释道。
“可能吧，可能吧……但我不是，我不再是了……”此刻轮到亚佐娃全身颤抖起来，她将这枚党证按到胸口，低着头颤抖许久。她鼻子发酸，眼眶有些暖，几滴浑浊的泪水从她干涸了几十年的双眼中滴落，在长椅上溅出几滴水渍。
亚佐娃花了许久深呼吸来平复心情，但她能做的只有啜泣与无声地呐喊。心口像被一把利刃贯穿，无情的命运从她的胸中永久地掏走了什么东西，又给她一枚过去的碎片作为补偿。她不想要，她不愿意要。
但她没有哭泣太久，亚佐娃还是抬起头来，用掌根草草擦了擦眼泪，再度望向那尊总书记的全身像。他还是站在城市中央眺望远方，那么光彩照人，那么精神抖擞。他伸手指向前方，不去低头，也不会回头，他只顾着向前走，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阻挡他的脚步。亚佐娃仰望着这位占据了她一生的感情、又毁了她全部事业的男人，她纵然有千言万语，却无话可说。
“你该向前走的。”她的声音听起来很难听，粗粝，还有些破音，不知是对总书记说的还是对她自己说的，“阿廖沙……他给你这本党证时有说过什么吗？任何话都好……如果没有的话——”
“有，有，当然有！他说……”旁观全程又不敢出声的阿廖沙立刻回忆道，“总书记同志托我告诉您，他做到了，您不必再害怕了。”
亚佐娃闻言一怔，随后伸出一只手掩住双眼，无声地哭泣起来。
***
“你真要走吗？”萨布林从办公桌前起身，走近坐在他对面的亚佐娃，这个女人穿着便服，却坐得挺拔，保持着军人的姿态，“现在战争刚结束，还有很多训练、后勤上的事务要咨询你。”
“总书记同志，战争已经结束了，我的工作也完成了。我没有任何理由赖在莫斯科。”
“你改造得很好，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你可以留下来，在伏龙芝当个老师，或者去总参！去总参写战术教材……”
亚佐娃平静地看着萨布林喋喋不休地规划亚佐娃在莫斯科本可以有的未来，疲惫地打断了他：“您已经有了更多的人才，我……我做不出更多贡献了。”
“那都是小事，你已经做了太多事情了。你有能力，你做了好事，这些都会让你得到认可，你还是能过上平静的生活的。”
“我累了，总书记同志。我想回家。”
“回家”一词叫萨布林的动作一顿，他抿紧嘴唇，目不转睛地盯着亚佐娃的脸：“现在的重建工作才刚起步，你的家……”仍然是一座废墟。他没能说出后半截话。
“我想回家。”亚佐娃终于抬起头，回应萨布林的目光，重复道，“也是时候了吧，瓦利亚。是我太得寸进尺，但这是我唯一想要的事情……我想回家。”
萨布林定定地看着亚佐娃，他想要等待亚佐娃露出他熟悉的，忍让的神色，可这一次亚佐娃比他想得要执拗得多，最终让步的人是他。这还是头一次。他挫败地叹了一口气：“好吧，如果这真的是你想要的……”
亚佐娃如蒙大赦，她站起身，拾起椅背上的外套，麻利地套在身上，准备向萨布林道别离开。
“等一下，米佳。”萨布林没等亚佐娃走出一步又叫住了她，用的还是许久没人叫过的昵称，他看着亚佐娃忧愁的脸忽然笑了一下，冷不丁道，“你该多笑笑的，最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亚佐娃摇摇头，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悲观：“我不知道，未来太晦暗……谁晓得呢。”
“你信我，米佳。生活本来就是美好的，以后也会越来越好。我向你保证。”
亚佐娃没有回答，简单地撂下一句“再见了，总书记同志”便落荒而逃，可萨布林脸上那抹真诚的笑容在她脑中挥之不去，像滚烫的烙印在她身上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