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切尔诺贝利事件1986-采访于1996-放射生态学家王耀35）
一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了。）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是死亡还是爱情？或者说，在切尔诺贝利这就是一回事。
二
我是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第一轮磋商后（1982）来到苏联的，在莫斯科进修核物理和核工程学。我那时候很年轻，我的童年是在斯大林主义式中国度过的。对于我们这代人，苏联就是terra incognito，一个仿佛飘在梦境里的专制社会主义大国，一群被修正主义所误导的人民。突然间，这个梦境和现实相通了，我就踏着这个梦境的碎片进入了苏联。
在那儿，一切就像梦境。
我是十月二十三日从火车上下来的，天气真冷啊，我记得那个日子。我清楚地记得那天阳光很清澈地逗露下来，莫斯科的火车站，那些高大的斯拉夫alpha我从来只在年纪比我还大的宣传海报中见过。这里太亮了，冷得让我激动得发抖，十多年来被压抑的人类情感在我心中激荡，可能这就是我在第一眼就爱上他的原因。
三
你能明白这种感受吗？他们喜欢称之为吊桥效应。我刚分化的那一年（1974-13）是最可怕的一年——朝气蓬勃的alpha是遗留走资派，朴实真诚的beta是反动学术权威，而只要是会笑，会对人放声大笑的omega就是婊子，是狗，身上一定留着娼家的血。尽管我的父母是最幸福最可怜的苟活下来的一部分人，他们活得更小心翼翼，直到十年结束，战战兢兢的懦弱依然被保留。我选专业的时候（1979），他们要求我去读核工程与核物理，因为这个系向来遗世独立，混乱中既没有哲学系的勾心斗角，也没有他们执教古汉语研究系的朝不保夕。
如果按照这样的安排走下去，我会在毕业后进入一个荒无人烟的核能研究所，做一个普通的研究员，和一个大有前途的alpha同事结婚，为了孕育后代而放弃工作……然后呢，我会成为什么？那时候就是这样的。
所以在我知道有极少数的前往苏联进修的机会时，我千方百计地找到院系的领导，用那时候正提倡的平权的话语“威胁”他，并且承诺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终于，在漂亮的绩效单和急于摆脱我的迫切心情下，他签下了建议信。
我至今仍然很感激他。
四
（你的父母当时想到自己的孩子会留在那儿吗？还是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
我父亲是在我开始偷偷学习俄语的三个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你为什么不跟家里商量一下？这么大的事，为我们想想！”我父亲将这件事情“定性”为一个“政治事件”。我不责怪他，毕竟这是一个有敏锐嗅觉的人才能得出的结论。
你能看出我是在讽刺吗？毕竟我们都不是一代人。我和我父亲不是，就算我和你年岁相差不大，我们也不是一代人。
我父亲还是让我去了，他当然害怕自己的omega儿子会在朔方异国遭遇不测，但他更害怕违背安排好的上级的决定。他们不止有我一个孩子。因为我是最后附加的名单，所以我一个人坐上了前往莫斯科的火车。组织委通知我，会有一个苏联方面的，我今后导师的学生接站，把我领到集中点。
五
我将在在根纳季·格鲁舍沃院士的手下度过我的进修时间。这是一位可敬的白俄罗斯籍院士，正是因为他的原因，我后来才和他的得意门生一起到白俄罗斯科学院的核能研究所工作。我的导师，他在事故发生的第三天就去了电站。他们在空旷无人的城中心开会，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当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慢慢他的骨头就松松垮垮，晃晃荡荡，他的妻子不被允许和他见面，医护人员除非必要绝不去接近他……我和伊利亚偷偷去看过，我不想说。
六
（说你愿意说的事吧，不要强迫自己。）
嗯……（长久的沉默）
七
（其实我们可以暂停一下的，你觉得呢？）
不，不用。
不管什么时候，当局总是把一摞摞的文件封印成“绝密”，然后销毁。时间会冲刷一切，这是句老话，但事实如此。单单只讲切尔诺贝利的那一声bomb是没有用的。你们只知道土壤被污染了，水被污染了，林中的浆果不能吃，水中的鱼也是，你们或许知道人也被污染了，但那都是别人！那些天真的孩子会好奇你身上有没有“切尔诺贝利的荧光”，大人则对你避之不及。而最令人感到无助的是，他们做的都是对的。灾难没有参杂情感就无法和人产生共鸣。我们会为了发生在基辅，在唐山的地震而流泪，但没有人会怜惜海地地震摧毁的热泉生态系统。我要讲下去，让绝密见鬼去吧。
八
我的丈夫叫伊利亚·布拉津斯基。他就是那个来火车站接我的格鲁舍沃院士的得意门生。我的伊利亚那时候已经是副博士了，正准备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有关核电站能量转化的问题。
我见到他的第一眼只觉得局促不安。他是那么一个健康有生机的alpha，比我整整高出一个头。我们走在一起，我的眼睛只敢望向冷硬的苏联式建筑，而不敢望向他。只要我一转头，我就断定我会被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奶金色头发和淡淡透紫的的眼睛捕捉，永远被网罗在一个牢笼里。他第一天带着一条和他发色几乎相同的围巾，那条围巾后来我一直保存着。那些调查人员想收走它，想抹除他的一切痕迹。他们不会如愿的。我把他的白围巾用一个黑色塑料袋裹起来，密封在一个铅制盒子里。我是穿着全副武装的防护服去处理他的遗物。到温和良夜的尽头我也不会忘记他围巾上散发的幽幽蓝光。多么漂亮！却是死亡的颜色，所有收到超量辐射剂量的东西都会变成那样。但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是学这个的，我当然知道这东西就是个放射性污染源。可那时候隔着厚厚的含铅防护服，闻着头罩里令人作呕的消毒碘水味，我脑子里剩下的只有他的眼睛，透过蓝光看着我。
在我们认识的第二天，谁也没想到后来会发生这么多事。
那天晚上，我一直没有睡着，一闭上眼睛就想到伊利亚。他用有力的双手，帮我拿着行李，说着柔软的斯拉夫口音。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我计算着干这行的AO比例，又幻想他能如我一样彻夜不眠。
第二天早上，我遇到几个同样的规划进修学生。他们几个都学的是原子防护方面的工作，是他们第一时间告诉我在爆炸九天后于中国检测到排放到高空的气态挥发性物质，也是他们偷偷给远在白俄罗斯的伊利亚和我通讯，告知这次爆炸的严重程度和空中无所不至的放射性尘埃。
九
根纳季·格鲁舍沃院士是一个值得人尊敬的学者——所有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我在他的手底下学到了很多，有了更多和前沿接轨的机会。在被上千种禁忌统治十年后，我第一次能够大声说出自己的见解，提出质疑，肆无忌惮和同学开玩笑。
日子就这样过去，我逐渐在那儿走上了正轨，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论文，获得学位，一心一意地为接下来的命题做准备。
一开始我还会时不时地向伊利亚请教问题。不过我不会没事去麻烦他——这很傻，对我们双方都是。他为我讲解得很认真。他拿笔的姿势也很有意思，总是用拇指抵住食指的第一个关节，而我正好相反。更多时候我只是偷偷观察他，看他奶金色的后脑勺……我嫉妒每一个可以靠近他，并且毫不局促的omega，甚至是beta女人。
那时候我希望他要么只属于我，要么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