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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真的很难说托德和伊丽莎白曾经恋爱过。是的，他们是有过一段关系，也做过情侣之间会做的一切事情，但那更像是一种艳遇；一夜情；情景式恋爱。不论你怎么说，总之那不是认真的事情，或许两个人一开始也抱过认真的想法，但很快就都知道不能实行。所以这就是托德和伊丽莎白两个人，他们是前男女朋友，他们曾经热恋过，并且非常投入，但是现在他们相看两厌。或者说至少伊丽莎白是如此，她已经厌倦了托德，而托德仍然像只狗一样追在伊丽莎白后面，伊丽莎白吹一声口哨，他就摇着尾巴跟她跑，忠诚无匹，样子又阴狠。但他无疑看起来相当年轻。年轻的死亡。
伊丽莎白去录音棚唱歌的时候，托德不知怎的找过来，在玻璃的那一面冲她摇手，笑得像只兔子。伊丽莎白没理他，他还以为是伊丽莎白没看见，于是在镜子前面蹦蹦跳跳，害伊丽莎白跟丢了一个节拍，只能气冲冲重录一遍。伊丽莎白总是能指挥一切的，虽然她生来相貌温柔，身材苗条，然而那些录音师，还有操作设备的人，没有一个敢忤逆她，全都唯唯诺诺。她是他们的女王。
当时鲁道夫也在录音室里。他坐在那戴着耳机的匈牙利人旁边，等着他母亲结束工作，他们好一起去看场电影什么的，联络一下母子感情。然而托德这副样子让他大为不齿。他本来想装作不认识他，然而他早就该想到，这男人厚颜无耻的程度超乎伦常：他扑到玻璃上，摇摆肢体，冲伊丽莎白大献殷勤，似乎在跳着某种死亡之舞。在那之后他也不肯消停，不忘冲到鲁道夫，伊丽莎白的亲生子面前，叭地亲一口年轻人的脸颊，声音响亮，热情洋溢。匈牙利人侧目偷看他们，那目光倒挺友好，然而胡子都在好奇地颤动。
他彻底无言以对了。但他也并不当真想对托德发脾气，原因他不会承认：一方面是他了解托德，有些喜爱他；另一方面则恰恰因为他了解托德，所以同时又害怕他。年轻人僵硬着表情，试图从他大学生的身体里翻出他祖母教他的东西，那种严肃的威仪，属于军人的沉默，来表达自己无声的反对。不过房间里没有人在看他，托德和匈牙利人早就回到玻璃前，如痴如醉，一心聆听他母亲的歌声。总是如此。
很快他们三个一起走出建筑，那是栋狭小的两层楼房，走入楼梯间必须弯腰弓背，楼梯又高又陡，鲁道夫走在他母亲后面，很担心那双高跟鞋会失足跌倒，然而伊丽莎白走的又快又稳，如履平地。托德颇具风度，替他们打开沿街门，一个记者早就等在外面，很亲切地跟伊丽莎白打招呼（因为还没有人能看到伊丽莎白而不喜爱她），询问她下一张专辑的事情。伊丽莎白微笑着回应，姿态和蔼可亲，正如她一贯的那样，不过是副面具。记者虽然态度亲切，然而职业使然，不免询问几个心怀鬼胎的问题，明里暗里打探伊丽莎白关于婚姻、爱情、甚至政治的想法。伊丽莎白巧妙地含混过去，因为如果伊丽莎白想要从政，那么她就会从政，而且她会做的滴水不漏。但是伊丽莎白现在是个歌手，作为歌手，伊丽莎白不会说自己不该说的事情，因为她就是如此狡猾。托德对鲁道夫讲过伊丽莎白还是个小姑娘时候的事情，如果说伊丽莎白有一个时期能够肆无忌惮，畅所欲言，那就是那个时期了。而那个时期早就已经过去，鲁道夫连边缘都没有能够摸得着，影子都没见过。托德知道，所以他痴痴看着伊丽莎白，丝毫不认为她所说的就是她真心认为的，且为此感到自豪，为此心醉神迷。有的时候，待在他们两个旁边真的很折磨人。
记者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趾高气昂地使唤托德，叫托德去找辆车来。托德问伊丽莎白是要叫辆出租车？伊丽莎白说不，要找辆私家车，把他们都稳稳当当载回去，最好有个专门的司机。在这个地方哪里能找到车，何况立刻找到；他们的晚餐和电影中间基本上没有间隔，一旦迟到，后面一连串的事情都赶不上。鲁道夫有的时候觉得托德可怜，现在就是这种时候，他看着托德，认真思考要不要在两人之间打个圆场。然而还没等鲁道夫善心大发，托德就笑得牙都在太阳底下闪光，满口答应下来，似乎丝毫不觉得这是什么艰难的任务。伊丽莎白看起来并不惊奇，鲁道夫则很疑惑，母子二人不约而同看着托德，这男人背过身去打了个电话，很快就转回来，半长发和深色绸面衣摆甩出光圈。他声称自己找好专车，会在几分钟之内赶到，把他们带到应该带到的地方去。
“你做了什么？”鲁道夫不安地问。以他对这个人的了解，如果托德说他做成了什么事情，他八成是真的做成了，不过方式会非常奇怪。托德表情堪称坦荡，挺起他自豪的胸脯，左右脚重心换来换去，神经质地搓着他修长的手，回答：他假扮成一个军官的声音，给军队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派车来接托德将军。托德将军！伊丽莎白那天晚上第一次对托德露出笑容，而且是那种忍俊不禁的笑容，她心平气和地嘲笑他，说托德压根就不是块做将军的料，他看起来全然是个公子哥，脑袋后面还扎着个小辫子。“现在将军都是公子哥，”托德一本正经地说，“就像现在的女王都是大学生一样。”鲁道夫明白他指的是伊丽莎白，伊丽莎白本人则对这种明显的、露骨的褒扬不置可否。
几分钟之后，一辆长厢的黑色轿车匆忙转过拐角，司机打开车门下车，原地立正站好，神色紧张地冲托德敬礼，托德则面色端庄，像模像样地回了个礼，看起来仍然如他平日吊儿郎当，却不叫人产生怀疑；也就是说，他看起来当真像个将军，金发碧眼的高个子拿破仑。但司机一转过身他就破了功，咧着一侧嘴角歪笑，拍拍伊丽莎白的肩膀以及鲁道夫的屁股，叫他们赶快上车。鲁道夫浑身的细胞都对此感觉奇怪，然而伊丽莎白，不愧是伊丽莎白；她非常，完全，适应良好，甚至带着一种端庄的微笑，像个真正的女王那样，任由托德侧身打开车门，毕恭毕敬服侍她。鲁道夫瞪圆眼睛看着这一幕，像只车灯照亮的鹿；但他很快就屈服了，紧跟着他母亲上了车。他这几年慢慢明白过来，想要待在他母亲身边，这是不得不习惯的、也不能说完全不美妙的一环。
和自己母亲，还有母亲的前男友（非父亲）共度时光，兴许并不是最标准的家庭团聚做法（负责任地说，这大概相当不利于心理健康）。然而鲁道夫还是这么做了，且做的毫无怨言，有一个原因是他对托德其实感到亲切。托德是那种鬼鬼祟祟却充满热情的人，你不知道他具体对什么充满热情，也可能他就是对一切都充满热情，但鲁道夫觉得他最向往的是死亡。他们都说渴望死亡的人实际上最惧怕死亡：人们追求死亡，是因为担心和死亡接触的那一刻，你就落入无法自主的境界里，因此要掌握它，唯有追求、并且主动促成它。鲁道夫觉得这个话大致是对的，他自己有时也会产生这种想法，想到要自杀的时候，各种方式都想过了，但最想的还是被爱人亲手杀掉——因为那至少是一种奉献。伊丽莎白坚韧如铁，从来不曾主动寻死，哪怕是她抑郁最盛的时期。然而不知怎的，鲁道夫就是知道，至少他觉得自己知道：母亲跟自己相像，她一定也有过最糟糕的、渴望解脱的时刻，只是她藏得很好，不露出一丝端倪。托德则跟他们都不一样，他蹦蹦跳跳，在各个地方窜来窜去，接触最危险的地方和最安全的地方，似乎全然自由、无忧无虑。但他同时又懂得配置各式各样的炸弹，深谙如何杀人抛尸、毁尸灭迹，全凭他自己。
伊丽莎白曾经告诉鲁道夫，她和托德是在哲学小组里认识的。比起哲学，伊丽莎白更爱诗歌，就像比起歌德她更爱海涅；然而那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经历，托德在会上侃侃而谈，争论到底要不要一个炸弹把大学炸掉，因为大学已被腐化，充斥着固步自封的要素，它造成性挫折、不平等，系统性压迫，以及学术腐败。一开始伊丽莎白抱看笑话的态度听着，但是到了后来，托德话里的某些东西触碰到她，那种触碰深入灵魂，火柴的钝头猛烈一摩擦，一下子就点燃了伊丽莎白，这年轻女人状似温婉的躯壳里蓦地窜起一股冷焰，鬼火般嶙嶙闪光。鲁道夫的母亲大多数时候冷若冰霜，但她始终有一种热情，这种热情就被托德激进的恐怖想法给点燃了。《希德姐妹帮》这部电影大概在同一个时期从美国被拍出来，非要说的话，这两件东西的内核是差不多的：一个躁动而充满热情的恐怖男人，以及一个冷静而充满热情的恐怖女人。唯一的不同之处可能在于，伊丽莎白和维罗尼卡不同，遇见托德之前，她就已经拥有那种极端的强韧，这使得她几乎从没被托德支配过。他们之间至少是一种势均力敌的关系。
差点忘了说，他们哲学小组之行的结局是托德被人揍了一顿，丢出了门外。对于托德挨打本身伊丽莎白倒没什么意见；她所不满的是人们野蛮的秉性。伊丽莎白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连这种程度的分歧都不能够接受，那么这群人的思想自然也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鲁道夫大概更能体会到那群可怜学生的心情多一些：有的事情不是包容与否的问题，而是观点本身出格到一定程度，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破坏性的。鲁道夫让托德重新阐述一下他的高见，托德当时嘴里还塞着薯条，迫不及待、得意洋洋地说：他要把欧洲的大学全部炸掉，如果还有余裕，那就把卢浮宫、美泉宫，各种音乐厅、美术馆还有博物馆，都炸掉。鲁道夫问他炸不炸图书馆，托德说不炸，不能把书都烧掉，不然他就没法批判它们了。鲁道夫又问他会不会先疏散里面的人，托德惊奇万分盯着他，如同受惊的兔子，好像他从没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觉得鲁道夫这么问非常奇怪，匪夷所思。
“我当然不会了。那样还有什么意义？”托德反问，嚼吧嚼吧，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带着思考的表情：“恐怖的关键就在于杀人，杀人就是恐怖的关键。”他思考的时候看起来相当呆滞，在思考以外的时间，甚至是在发呆的时候，看起来则都相当睿智。而且他这个人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小动作，比如说现在，他思考着杀人和恐怖主义，手上则玩弄着鲁道夫打好的领带。伊丽莎白就坐在他们对面，幽幽地看着这一幕，似乎见怪不怪。
“可我的意思是说，杀掉这些人有什么意义呢？你是一个人，这些无辜的人是一群人，他们难道不会怨恨并且反对你吗？”如果受到反对的话，事业当然就不能进行下去了。托德的做法太激进——至少鲁道夫是这么想的。托德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没有反驳鲁道夫，只是毫不费力地接下去说：“受到反对，当然肯定是会发生的。然而有些事情反对也无法阻止，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就像当时没有什么能阻止奥地利帝国土崩瓦解一样。”
“但是，破坏难道是目的吗？真正的目的难道不是为了重建一个崭新的、更好的秩序？”
“我只负责破坏，剩下的事情我没有兴趣，也没有义务。那可以交给你来干。”托德乐呵呵地说，从鲁道夫的盘子里偷走一小块土豆。鲁道夫有点明白为什么伊丽莎白执意要坐他们两个另一侧了，这样子的话，托德就没有办法偷她盘子里的食物。顺便一提，他们三个去的是一家非常普通的咖啡馆，墙纸脏兮兮的，地面和桌子也只能说是勉强干净而已。
伊丽莎白就在这个时候开口了。她放下水杯，对鲁道夫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分手是必然的：托德太执着于观念中的末日了。他太专注于各种死亡、终结，神施加的怒火，无政府主义，原初的混沌，还有等等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观念让人没有办法生活，也没有办法浪漫。伊丽莎白如今也算不上浪漫主义者，虽然她以最大的热情爱海涅，爱做梦、写诗、顺风骑马，但走到现在，伊丽莎白已然现实得无可奈何，因为她终究太擅长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这并不意味着这条道路很宽阔，只是伊丽莎白发现自己非常善于走钢丝。托德陶醉地撑着脸颊，梦幻般叹息：茜茜她一直有一个马戏团的梦，打骨子里头，伊丽莎白其实是个小小的罗姆人，弹着班卓琴，四海为家。现在想想那其实是一个预言，因为没过多久，伊丽莎白确实走上周游的道路，她四处漂泊。托德乐于见到她漂泊，以为这种动荡能够使她更加贴近自己，遗憾的是事实恰恰相反，伊丽莎白一头扎进世界这个大荒漠里，再也没有对托德回过头。
伊丽莎白走后，鲁道夫还是老样子，在学校里粘贴标语，在本子上粘贴摘抄。朋友同伴来了又去，总没法长久。他总是失望，总是唯唯诺诺。并不是说他缺少坚定和决心，只是总自觉力量虚弱，敌人又太多，没有办法将他们一一打倒，于是就陷进犬儒主义的那种困境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仍然万般无奈继续去做。就像一个孩子躲在衣柜里，透过缝隙目睹父母最丑恶的秘密，仍然没有办法说服自己把眼睛闭上一样，他只是睁着眼睛困在那个地方，逼迫自己继续去看，看这个世界分崩离析。父亲曾经希望鲁道夫参军，但鲁道夫最终也没能参军，鲁道夫去读了大学，读到如今，他仍没办法完全相信自己所学的东西。于是他发现自己又去找托德，因为伊丽莎白在外游荡，本来就难以触及的人现在更加遥远，父亲则全不理解他。可怜的老乔瑟夫，他或许足够杀伐果断，但他甚至没办法完全理解他自己。
托德还是老样子，外表漂漂亮亮的，衣服也整洁，穿梭在各种各样奇怪的地方，做着奇怪的事情，并且依旧精通制造炸弹。鲁道夫大学还没毕业，有点忧心忡忡地问他，如果托德要炸掉自己的学校，能不能事先知会一声。托德听了这话哈哈大笑，随即却一转态度，严肃认真地许下承诺，说一定会告诉鲁道夫。他还补了一句，说：和一堆人一起被炸成碎片，这不适合鲁道夫，不是适合他的死法。他所适合的是一把枪，干净利落穿透额叶，像只鸟那样栽在地上。他值得死得壮烈，如果无法壮烈，那他至少值得死得悲惨，且有尊严。他值得为了自己而死，而非为了托德的事业。这番出乎意料的话语感动了鲁道夫，以一种奇异的强度；因为托德说这些话的时候看起来相当认真，似乎他真的看到了鲁道夫皮囊下面其实有一些东西，他自己都说不上来，但是从未熄灭。
话虽如此，这只是鲁道夫生活里为数不多的一个亮点之一；他已经抑郁很长一段时间，大多数时候都苦苦挣扎着，自杀的想法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有规划，几乎成了一个完整的手册，可以出版，然后指导别人如何自杀了。他开始花很长时间在写作业的时候盯着桌面上的枪看，伸出手去抚摸，好像抚摸情人，他把跟情人共度的时间都拿来跟这把枪一起度过。他其实不想死，但是他又想死；他也不想被一把枪给打死，但是他又想使用这把枪，想要一枚子弹射进眉心。他事无巨细地想象那个画面，想象自己柔软的脑髓结构会如何被搅成一团糟，血液会如何喷溅出来。等他死亡的时候，他终于可以掌握那种不确定性，重新成为人生的主宰。而且，在他内心最软弱的角落里，他想象自己的死会使人们多么愧疚，他的父亲，他的同学，还有他的母亲伊丽莎白，他们会如何痛苦，如何悔恨，鲁道夫则会得到前所未有的爱，庞大的柔情。其实这大概也算公平，用一场死亡换来这些珍贵东西。唯一可惜的是他不能享受，不能够睁着眼睛看到这一切来临。
另外，人们对抑郁患者总是有些误解，实际上他们没有那么愤世嫉俗，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麻木。鲁道夫花很多时间一动不动，花很多时间感到绝望，花很多时间看不清也听不清，花很多时间睡不着也醒不来，但是他从不会像托德那样，总是有那么多冲力，预备要用炸弹炸掉学校、卢浮宫和美泉宫。某种程度上他甚至羡慕托德，羡慕他能够以如此的强度去想要毁灭，去想要破坏，而鲁道夫所想的不过是解脱，是即刻死去，并且永不超生。
某一天他和托德说起这件事情，托德想了想，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安慰鲁道夫（鲁道夫不知道自己是该开心还是该怎样），只是低下脑袋，柔软金发扫在鲁道夫耳畔，悄声对他说话，像透露一个惊天大秘密：现在托德不仅只是口头说说了，他真的要去做一些事情。他会制造炸弹，然后派个学生把炸弹带进学校里，他们最了解学校的布局。他会指示那个学生寻找锅炉房，找到那里隐藏着的炭黑，用一个简单的炸弹把炭黑全部点燃，制造大规模的爆炸，连锁反应，而不仅仅只是炸死几个人而已。他的计划如此清晰有条理，容易施行，以至于化为一种沉坠的重量，几乎压垮了鲁道夫的背脊。他难以置信地盯着托德，托德撑着脸颊回看他，样子有些认真又有些无聊，有些专注又有些逸散，这大概就是他真正的认真表情。他看鲁道夫一副魂不守舍的资态，于是宽慰性质地冲他微笑，他笑起来兔子似的露出门牙，显得很蠢，同时也可爱，兽物般难以驯服。
“托德，”鲁道夫说，“让我帮你。”
“你要帮我结账？真贴心，亲爱的——但我已经付过了。你母亲不会高兴知道你替我付账单的。”
“我的意思是，”鲁道夫无奈地抬起眼帘，对上托德那双终年冰冷的眼睛，“让我去做那个引爆炸弹的人。我熟悉我的大学，我明白你事业的意义。我是最好的人选。”他没有看见，就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一个深色卷发、蓄短胡须的咖啡厅男侍者从他们桌子旁边绕过去，脖子上系着围裙，怀里抱着圆托盘，心照不宣地同托德交换眼神，举起空闲的那只手，横过来比在喉前，划出一个斩首的动作，嘴里无声地模拟骨头折断的声音，“咔擦”。托德眨眨眼，堪称羞涩地笑起来。
托德叫鲁道夫准备好一把枪，鲁道夫自然而然选了他一直想要用来自杀的那把，他的宝贝，他最好的朋友和最坏的敌人，如同托德。过后的一个周时间，他进出坐卧都带着这把枪，把它贴身抱在怀里，像母亲抱她年幼的婴孩。他那几天歇斯底里地想念母亲，想念妈妈，想念伊丽莎白，他好想趴在她裙摆垂落的膝盖上，想念她那双稳定、因惯常骑马而略显粗糙的手。抑郁没能击垮他，这种思念却几乎将他击垮了，女友玛丽看出他大起大落的状态，却没有像他想象中那样避之不及，直到最后鲁道夫才看清这个姑娘身上那种价值连城的东西，那种钻石样的坚定，生命在一边，死亡和这种坚定则牢不可破地处于另一边。它一直存在，但在鲁道夫下定决心要把大学炸掉之前，他都从未足够敏锐到能够读懂一切的地步。但一切终于也已经太晚，无可挽回，无法更改。死到临头，他愈加想念母亲，愈发渴望她的爱，也就更加贴近毫无怜悯可言的死亡。渴望死亡尚未那样可怕，是对爱的渴望才叫他绝望至此，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
他将对整个封建根深蒂固的欧洲，半个世界，开一微不足道战端。这场圣战很容易退出，但对一个离死不远的人来说，它是续命的毒药，饮鸠止渴，不过是做点什么和坐以待毙的区别。何况托德对他说过的那些话回响在耳边，他说鲁道夫值得死得壮烈，如果无法壮烈，那他至少值得死得悲惨，且有尊严。
约定日期的前一个月，托德叫鲁道夫和自己住在一起。他住的地方和他给人的印象非常不同，在梅耶林一座公寓的顶部，每一面墙都雪白，阳光从窗外照进来，一切都亮堂堂的泛着白色，看起来干净又闪烁，不像一个死亡的窝点；鲁道夫每次推开卧室的门走进客厅，都觉得自己好像处在天国的大门。书架上摆满书籍，托德立志要批判的那些书，每一本都翻得破损折页。鲁道夫随便抽出一本翻阅，就看到字里行间密密麻麻的批注痕迹，然而那些字写得相当潦草，看不清晰，就如字迹主人一般叵测。
托德家中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有男有女。他们三两成群，进门便围在书桌旁边，一面在自己带来的书上做笔记，一面全神贯注地听收音机，而当托德要讲话的时候，他就任凭他们一边看书，一边听收音机，一边听自己讲话，好像这几件事情可以同时完成似的；而且不知怎的，这一切确实也同时完成了，分毫不差。鲁道夫在托德家里学会这种一心多用的本事，这对于他来说纯然是个诅咒，因为当托德委托他在自己的墙上做些装饰，用那些五颜六色的油墨画几道彩虹，画几朵小花，同时写几句富有力量的标语，他不再能够从这些单调重复的劳动中获得安宁了：因为他学会了一心多用。他一边做这些事情，一边止不住思考，一刻都不能清静。比如写标语，他拿一个细小的毛刷，蘸纯黑的颜料，一点点拖划出单词和句子。鲁道夫总觉得那些标语都另有深意，这些深意朝着鲁道夫自己，这并非思虑过度空穴来风，因为那是一些海涅的诗句，伊丽莎白最爱的诗人。
“我父亲是一个俗汉，
一个庸俗无聊的小人；
但是我喝我的烧酒，
我是伟大的皇帝至尊。①”
他重新蘸一次颜料，弯下腰，本想在稍微低矮的地方接着写，仔细一看托德的笔记本，才发觉那是一首崭新的诗句。于是鲁道夫从椅子上爬下来，把椅子拖到另一面墙前，转过身又去把水桶、颜料和笔刷搬过去，膝盖在椅子上找准平衡，重新开始：
“忧郁的眼里没有眼泪，
他们坐在织机旁，咬牙切齿：
德意志，我们在织你的尸布，
我们织进去三重的诅咒——
我们织，我们织！②”
年轻人抹了抹额头上的汗水，眼下青黑在白粉墙和黑颜料衬托下愈发清晰。他重复刚才的过程，跪在一把通体漆成黄色的椅子上，在最后一面雪白无暇的墙上写：
“人们不歌唱弥撒，
人们不做卡多式，
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唱，
在纪念我的死亡的时日。③”
这样的工作，鲁道夫断断续续做了整整一个月。在这期间他认识了鲁契尼，这个看似玩世不恭的男人，他可能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和托德最相像的人物，两个人一拍即合形影不离。这很奇怪，因为在此之前，鲁道夫很难想象有什么人能真正和托德形影不离，但事实证明完全有可能。像托德这样的人在世上也总有同类，这很令人欣慰，也很可悲，因为鲁道夫至今仍然觉得孤独，这种孤独从未削弱过，他母亲和他的相像只使他更加孤独——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鲁契尼经常怪模怪样看着鲁道夫，好像他可怜他，敬重他，同时又轻视他，像看着一个精神错乱的病人。毫无疑问，他是不相信鲁道夫能把托德交给他的任务做好，不相信他能够下得去手，炸掉自己的大学，杀死那些无辜的人。
但鲁道夫能说什么吗？他不能。他说不出任何东西来辩驳，或是争取对方多一些的信任，因为他自己也不相信自己能够下得去手。他不相信，但是他仍然要去做，或者至少试图逼迫自己去做。他相当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是在自己本就脆弱不堪的神经上，又额外施压一整座山那样的重量，由世上所有自我怀疑、痛苦和愧疚构成，指向托德心目中全部高尚的罪恶。他要毁灭，然后重生，这种毁灭是具体的，重生则是他用来安抚自己身体的骗局。
伊丽莎白离开托德的事业，否定了他，奔向那条属于她自己的道路。她早早抛开了鲁道夫，不得不如此（坦率点说，她也渴望如此），鲁道夫没有办法和她同行，他只是她会呼吸会行走的创伤。这是两个多么不一样的人啊！又共享这么多相同之处。但这些相同之处也只是提示他们是如此从根本上不同，无法通约的差异性，两座血淋淋的孤岛，连接彼此的脐带从鲁道夫降生开始就已经切断，从此音讯全无。托德所有逾越界限的所作所为，都只是试图在鲁道夫和他身上构建出一种新的脐带——很可笑，但鲁道夫终于意识到，托德从来也不想做他的父亲。他想要做的是成为他的母亲，他想重塑鲁道夫，叫他从自己身体里爬出来，像个冰冷的死胎。这就是他爱伊丽莎白、爱鲁道夫的方式，他试图帮助伊丽莎白解脱，同时给鲁道夫新的生命。
这就需要鲁道夫为了他而杀人。
然而鲁道夫做不到。他无论如何做不到，且已经明白自己无论如何做不到。但他会坚持到最后一刻，直到胎死腹中的那一刻为止，都抱有这种重新降生的美好幻想。这是为了托德，但更重要的，是为了伊丽莎白和他自己。
他没办法炸掉那座大学，没办法杀掉那些无辜的人。那个炸弹，那些碳黑，年轻的玛丽。某天夜晚他做噩梦醒来，发现托德坐在床边，关切地看着他，穿着套雪白的睡衣，金发披在肩膀上。虽然鲁道夫很不愿意承认，但托德看起来像个天使，谋杀、热爱，驱驰世间的天使。年轻的死亡本身，他为什么似乎就是不会衰老呢？托德看到鲁道夫从梦中醒来，就把冰冷的手覆在他滚烫的额头上，拿出笔记本。他那个时候大概是真正生起了恻隐之心，对这个如他孩子一般的男孩，于是为鲁道夫念了一句他所痛恨，但他明白伊丽莎白会流着眼泪赞美的海涅的诗。神啊！死亡是多么丑恶可悲！
神啊！在这甜美亲切的人间
生活有多么亲切，有多么甜美！③
然后就是一个中午，阳光灿烂。鲁契尼把午饭摆在餐桌上，托德在厨房里陪着他，背靠橱柜写着什么，几页被撕掉的纸散落在地上。鲁契尼把头探过去看，发现是炸弹的配方，周旁零碎写着几句看不懂的话，可能是诗歌，可能是电影台词，也可能是他自己写的那些大逆不道的疯话。鲁契尼早就习以为常了。一切都这么平静，一如既往，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鲁契尼打算去叫鲁道夫帮忙布置餐桌，然而当他把头探进客厅，他发现这年轻人专心致志地在墙上涂画，他画一道阳光照在海面上，旁边是摇曳的苇草。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就没有去打扰对方，打算等摆好餐具以后再来叫他。
他和托德刚刚七手八脚把餐桌布置好，一阵出奇响亮的枪声就从客厅传来，撕裂了温暖的空气，直直刺进他们耳膜里。鲁契尼手上的空盘子径自掉向他脚下的地面，一声脆响，摔得粉碎。他看向旁边的托德，发现托德脸上有一种堪称平静的表情，有那么令人恐惧的一瞬间，哪怕一点点最细微的，习惯性的笑意都消失不见，托德站在那里，了然而知悉，看起来正像是死神本身，但同时又显得说不出来的人性化；他平时一直都给人一种非人的印象。
但他恢复冷静的时间仍然比鲁契尼要快。托德带着鲁契尼，步履缓慢地走向客厅，二人不出所料，看到鲁道夫年轻的身体倒在那把明黄色的椅子下面，崩解的木料盖住他布满鲜血的面庞，好像一只报丧的蝴蝶。血液和脑浆洒在雪白的墙面上，呈喷溅状，就在那些鲁道夫刚刚画好的阳光、海洋还有苇草上，好像一阵燎原火焰，烧毁了最后一点生命的意象。神啊！死亡是多么丑恶可悲！鲁契尼抱着胳膊，看着这一幕，除去本能的怜悯外，莫名生出一点兔死狐悲的苦楚。如果鲁道夫不会去炸毁学校，做这件事情的就会是鲁契尼。他终究还是得偿所愿。
托德蹲下身，轻轻把椅子推到一边，把鲁道夫残破的一半头颅搁在自己膝盖上，梳理他被血浆凝固结块的头发。他不无哀恸地轻声说，“过去那么多天，他总是抱着这把枪不放，不管我怎么说他也不肯松手。现在，他终于肯让我把这把枪拿出来了。乖男孩，伊丽莎白会为你自豪的。”
①海涅《中国皇帝》
②海涅《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
③海涅《我的白昼晴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