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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爱丽舍宫一直待命到共和国总统的电视讲话完毕。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不是某种我现在职位的必须义务，但这么多年的工作习惯使然，即使我可以改变自己，但在老板想要改变之前最好不要先轻举妄动。不能看手机，我有点百无聊赖，因为我其实是那张讲话稿的起草和审核者之一。这不是我的工作范围，但是，理由同上。
我完全了解这场讲话将要掀起的轩然大波。事实上早在几个小时前，在各方的高层人物或被通知、或通过自己的消息渠道获得总统解散议会的决定时，暗涌就已经悄然席卷了整个法兰西政坛。我不知道这场赌局的结局，在此时此刻我竟然难得会思考在未来的几年或几十年内，人们将如何看待这一次政治风暴。我不知道我的这种对时局毫无影响的顾虑从何而来，这并非我一贯的思考方式，也许是我从前从未在明处承受那些不能规避的附加损害，也许是这次我有了很在乎的人就在风暴中心。
电视讲话结束的那一刻我就站起身来。此刻的我不是总统的优先级，无论从我担任的哪个职位或者角色考虑，而我也不想在这个时候触谁的霉头。在这一刻法国人好像终于意识到千里之外的俄国人、乌克兰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终归跟他们生活在两个欧洲、两个世界，来自政党内部和外部的短信塞爆了我的WhatsApp，不断闪烁跳跃的消息弹窗争分夺秒地蚕食着我可怜的手机电量，好像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就能瓜分到几个议会席位一样。我没法关机我的工作手机，因为这会显得我好像事不关己；我也没法做任何操作，因为正有无数个电话同时打进来，而waiting list的可能比我的身高要长得多。
我无法不去想上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形还是二零一七年，所有人都想从我这里要一张通向新政府的船票。而如今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还对这艘船抱有希冀和期许，愿意带领为它付出过的人穿过风雨。我知道有。
私人手机就要稍好一些。我已经过了被家人频繁问候的年龄，政界的伙伴们大多无暇旁顾，只不过有几个做媒体的朋友很有分寸地来探探口风。因此我并不困难地注意到路易斯·朱布林的信息：他询问我是否能够来马提尼翁。
我很少接到他的短信。朱布林毫无疑问是一位非常专业的政治从业者，他的专业性的体现之一尽管我们有私交，他总是尽可能地通过我的秘书联系我以传达任何工作相关的事宜，哪怕只是一则想要我知道的风闻消息。
这不是一条符合社交规则的短信。没有前因后果，没头没尾，没有套话寒暄。但我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回答他：当然。
这并非我的某种义务和责任。我是RE的党魁，我需要隶属我们党派的政府首脑人物洽谈如何度过这次危机。但不是现在。朱布林不是第一个在短信里跟我提及马提尼翁的人，在电视讲话的进行时，已经有太多旁敲侧击者来询问我为什么马提尼翁谢绝了他们的到访。总理不想见任何人。他们殷切地向我传递这条信息。我心知肚明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也明白一段旧情是如何在人性中发酵成某种不可言说的腐烂纠葛，从而招致令人厌烦的蚊蝇几多。我没有回复他们，因为我正急切地去见我的爱人。
我的车经过马提尼翁的正门时我见到了层层叠叠的人头和摄像机，司机在我的示意下快速驶离。嘈杂声在我的车窗外一晃而过，我知道他们在等谁跌落，等什么崩塌。
朱布林在安全通道等我。趁着夜色遮掩，我们走进马提尼翁。厚重的安全门在我的身后合上，一瞬间的向我涌来的片刻寂静像是为我妥帖地隔绝了外面的纷杂，而又清晰地表现着某种不可逾越的孤绝。说来好笑，近十年来我未曾有片刻真正远离权力中心，却仍然在那样多的时刻里对权力之余人心的侵蚀而胆寒。
我们一步未停。朱布林的手机并没有比我的更空闲，他不断地从口袋里摸出手机挂断接连不停打进来的电话。在某个号码连续出现第三次时，他甚至显得有些气急败坏。我拍拍他的肩膀，问他：你吃过晚餐了吗？
朱布林愣了一下。政治人生啊，朋友同事之间再寻常不过的一句问话在这里都如此不合时宜。他说没有，在我来之前他一直在接打电话，唯一空闲的五分钟里还到处在找充电宝。我劝他先吃一点东西，他没有应承，露出一种听不懂我在说什么的表情，我只能当他在鄙夷我的可笑。我只好放弃这个话题，转而问我真正想问的：他也什么都没吃吗？
此时此刻此地，我们俩之间，当然只有一个“他”。朱布林笑得很玩味，像是早就在等着我问。但那笑容也仅仅一瞬而已，事态如此，他应当也无意让人觉得马提尼翁有人心情尚好。他冲我摊着手摇头。其实我明知答案，他不是看着下属们忙得脚不沾地还能大嚼麦当劳的人。
朱布林表现得有点忧虑，但大概平时实在跟着老板牙尖嘴利惯了，不必额外耗费心神也能随口吐槽：不止今晚，他平时明天的早餐也吃不下，午餐在哪未可知，晚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在马提尼翁吃了。说话间我们已经走完了马提尼翁长长的走廊。朱布林遥遥一指大门紧闭的办公室，像个无奈的幼稚园老师：还在闹脾气呢。
我停下了脚步。朱布林当然要迁就我，于是也跟着停下。四目相对，我也并不介意他觉得我矫情又多事，抑或是被情情爱爱蒙住了头脑和良心，只是加重了点语气，郑重地向他陈述：他不是在闹脾气。
这句话带走了我胸腔里积郁的愤懑，虽然我并非有意要冲朱布林发泄。时至今日，明里暗处，碍于身份近十年来我从未有机会为他辩解过只言片语。他曾说我们不希望彼此承担对方言行之责任，这确实是我们共同的认知和决定，可人心都是偏着长的，我又何尝能够免俗于想要维护自己的爱人于口诛笔伐。我从来最知道怎样规避风险，可又怎样能不怨恨这种无力，要留他孤身一个。
朱布林包容了我在他面前逞英雄，哪怕他知道我一走出这里仍然需要去唱赞歌。他很正式地为他方才的不专业道歉，希望我能原谅。我其实还有很多话，只是当下我已无心再谈，只是请他贯彻上司的想法，哪怕是私人的、缺乏解释的，暂时拒绝会面请求。他匆匆离去，我上前推开了门。
我在加布里埃尔被突然推开的门吓到时有点后悔没有敲门，只有一点，实在是站在窗边的他猛然回过身来寻找声源的样子太可爱。正侧着头听电话的他肩膀微微缩起，本就窄得一只手就能环过的肩背显得更瘦削，一双眼睛在找到我时亮得明晃晃，他下意识想要朝我走来，却在下一秒意识到自己还在讲电话，又猛得顿住脚步，站在原地好像前后为难。我摆手示意他不用管我，要他专心跟对面讲话。
屋子里没有任何食物的影子哪怕是残存的气味，只有那张不让他换掉的古董办公桌上放着一只玻璃杯，盛放了大半杯褐色液体。水珠凝结在外壁，不用闻我也知道装的是可乐，放置的时间太长以至于靠近杯壁的部分不再冒出细小的气泡。
杯子被我推到一旁。书桌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小冰柜，是加布里埃尔除了爸爸的办公桌外唯一执着携带的家具，黑色的，很低调，没有谁会特别在意。我轻车熟路地拿了新的玻璃杯，打开冰柜审视一番，罐装可乐排列整齐，无糖的多过有糖的。指尖用力勾出易拉罐拉扣被打开时令人愉悦的脆响，碳酸饮料的细密气泡声蒸腾耳膜，我能感觉到有人敏锐地立刻看向我。抑或是我的手？
我去看被声音吸引的加布里埃尔。他像Volta盯着小零食一样直勾勾盯着我手里的杯子，脸颊鼓了鼓，大概是用舌头舔了一下牙齿。我朝他轻轻晃了一下手里的杯子，清晰地看到他无意识吞咽了一下。这东西就有这么好喝？我常常不能理解加布里埃尔对于可乐的痴迷，再加上Star Wars，也许他真该想想自己到底是更像法国人还是美国人。
他从向他走去的我的手里接过杯子。靠近的时候我能听到电话那边的声音，是RE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几小时前刚刚跟我通过电话。他大概是意识到了这位政府首脑人物可以在危局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和担当，由此来试探加布里埃尔在总统的决定中扮演的角色和后续的意愿。加布里埃尔把杯子随手放在身边的高脚桌上，一边听对面绕着圈子恭维他、间或诘问他，一边牵过我的手，拇指摩挲着我的指关节。这是他思考时的习惯。
加布里埃尔回答得一贯真诚，滴水不漏中透着恰到好处的疲惫。我由着他牵了会手，他看起来还想要我在他身边多待一会儿，我指了指自己的膝盖和旁边的沙发——我今天实在是走了太多的路，又在爱丽舍站了太久。
膝盖上酸疼的缓解让我认为现在或许是一个好的回复短信的时机。什么时候回复、回复哪些是不同的态度的体现，对于有些短信而言，不回复本身也是一种态度。这一直是我擅长、甚至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部分。有些人把我们这样的人称为某种阴谋家，或者密室政客，大意是抨击我们靠钻营政治关系、把握政治需求获得一席之地。对此无需辩护的是，政治本来并非高尚的营生。我更愿意称政治为一门科学，在它蓬勃发展的千百年间，诞生了所谓台面之下的技巧，而我不过是恰巧掌握。
我和加布里埃尔在此事上没有异议。或者说，对于政治，我们没有过激烈的分歧。我年长他一些许，社会阶级决定我们相遇以前的人生境遇和规划算得上迥异，可偏偏是他从来都了解我在上司的密室政治里担任的角色，我也比所有人都更早清楚他的雄心壮志。他从未讥讽过我的谋算，我也从未嘲笑过他的天真。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跟他谈起忠诚不算优点，狡猾也非污点，让敌人觉得不忠诚、让上司看不出狡猾，不算能力，顶多是谋生之道。二十多岁的加布里埃尔捧着潘趣酒杯看着我侃侃而谈——是的，我是那个私下讲话更多的人——好像我真的好厉害。
多年以后他依然赤诚、善良、柔软，却也坚韧、倔强、鲁莽，甚至不服从。可他从始至终都爱我。
如此算来，我们确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同谋。
冗长的电话直到加布里埃尔有一口没一口地把杯子里的可乐全部消灭才结束。他把手肘支在高脚桌上借力，交叉着双腿，脚尖点地的那只腿露出一截被长袜包裹严实的伶仃的脚腕。很难理解几乎只有同我大臂差不多粗细的一双腿如何日复一日地负荷这人承载永不停歇思考的头脑的身体。他把手机甩在高脚桌上，两步迈过来坐到我身边，我侧过脸，与他的距离缩短到我可以分明地看到他眼睛里细密的红血丝。
他微合上眼脸。仍凑近我，是要我亲他的意思。如他所愿，我吻了吻他的唇，尝到一点点可乐的甜味。我在这一瞬间原谅了可口可乐对法国人的荼毒：至少他尝起来没有看起来那么苦了。
他毫无形象地把上半身倒下去，枕在我腿上。我用指腹轻轻按在他的太阳穴上，他闭着眼把身体伸展地更打开一些。我怀疑如果他是一只猫，此刻大概已经发出舒服的呼噜声。
我对他说，朱布林他们还以为你在闹绝食。他扯起一个不太好看的笑：那马克龙还不值得。他睁开眼睛看着我；我没他们想象地那么生气，也没有绝望，不代表我不会摆出unacceptable的态度。我记得是从你那里学来的。他冲我眨了一下眼。
他总是最知道自己什么样子最让我心动。我揉他的头发：那就让他们去猜。
我们紧接着谈论了接下来的助选安排。我告知他我今天匆匆忙忙地去打电话试图调整选区但失利的事情，如果是别人，我大概不会主动谈论这些令自己尴尬的事情，但这是加布里埃尔。我讲得很懊恼，并没有发觉因为焦躁我无意识地抬起手揪弄自己的头发，直到加布里埃尔抬手把我的手臂拉下来，我们的手交握在一起。他讲的话却很恶劣：看起来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焦头烂额，哪怕某些人提前知道了消息。
我没法反驳他的话。我跟他一起谴责了这个决定是如此的不负责任，我的用词毫无顾忌到反而让加布里埃尔有点惊讶，是的，就算来自爱丽舍宫的监听设备就放在我们现在坐的这张沙发底下我也要说。然后我很严肃地承认，事实是，RE完全没有准备好。
这是我无论如何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我已经拨打电话到手机发烫到可以直接用来熨烫西装，我意识到我们仍在面临几乎无法挽回的颓势。我很少有时刻去承认自己对局势无计可施，因为我习惯了去做那个解决问题的人，这是我在几任老板那里立身的重要本事之一。
温热的触感缠绕在我的掌心。我这才发现光是想到这一点我就已经手心发凉，而加布里埃尔正紧紧握着我的手。他很坚定地说：你知道我不会一个人逃跑的对吧。
我抬起手看了看表：再过大概十二个小时，你再不露面发声的话，媒体会等不及报道你大概已经跳了塞纳河。
加布里埃尔冷哼了一声，他难道不就是要逼我去死？
嘿。我屈起指节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你想多了，他只是想逼你滚蛋。
加布里埃尔愤怒地对着我的腿咬了一口。我猝不及防，疼得倒吸一口气。伸手下去扯他的脸颊，迫使他露出刚刚作恶的牙齿，我借此在他的哼哼声中检查了一下那些常年忍受碳酸饮料危害的部分，警告他我已经在清点冰柜里的可乐罐的刚刚预约了下个月的牙医面诊。
啊。他又冲我眨眼睛：你会陪我一起去的对吗？
我挑眉，看你表现。
这就是我们。两个过早地掌握了在混乱的政治局势中找到平衡私人生活的办法的政客。当然不好让门外的媒体和关注报道的选民知道总理先生没有痛哭流涕，没有愁眉不展，没有跳着脚咒骂总统，没有跟他那个跟总统密谋而陷他于水火的前夫互抽耳光，而是正躺在外长的腿上吃吃地笑。我不关注他们关注什么，我只在乎他不再是我刚见到他时那样拿一股精神头强撑着的疲惫不堪。
我用手指抚过他眼角的那些细纹。我感到一阵鼻酸。感性的中年。
他又捉住了我的手指。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他好像格外在意要牵着我的手。他说在我来之前他刚刚写好了明天要作的公共演讲的开头，要拿给我看。
我同他说，提醒你一下，亲爱的，我是你的外长，不是你的顾问。他朝我翻了个白眼，得了吧，这个时候没有法国人在意国外了，也没有人有心思挑你的语法错误了。
我当然说不过他。他爬起来去办公桌上拿那叠稿纸给我，还贴心地帮我拧开了身侧的台灯。我从西装内袋里取出眼镜，装模作样地抱怨：我其实没想搭上一个晚上，明天是可想而知的硬仗，我本来是想要好好睡一觉的。
我一边说一边按了按眉心，可他大概真的以为我很累，又从我手里拿过那叠纸：那我念给你听，好吗？
哪里能拒绝他呢。像过往无数个夜晚，像未来无数个夜晚，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他唇齿间流淌，作为他永远的第一个听众，他向我诉说他全部的坚定、全部的信念、全部的雄心，和对这片土地全部的爱。
Françaises, Français, mes chers compatriotes.
法国人民们，我亲爱的同胞们。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