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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团长我的团》2009年2月1版1印 序（二）
我再次遇到孟烦了纯粹是出于巧合。在那之前，我总共只见过他两回。第一回，我还是个小学生，周围发生的事没能给我留下太深的印象，我只记得我和爷爷奶奶在另一个爷爷家里住了几天。第二回，是我的爷爷临终的时候。或许首先应该说明：我所指的“爷爷奶奶”，即是读者朋友将要阅读的这本回忆录中的张立宪和陈小醉。他们和我没有血缘关系，我是奶奶在妇幼保健院的门口捡来的。当时（我第二回见到孟烦了时），由于病房中的忙乱，也由于我自己心里的恐惧，还有一种难以付诸语言的倦怠，我同样没能记清有谁来过，有谁走了，谁又和我说了些什么话。那天晚上，奶奶告诉我：孟爷爷先回家了。我回忆很久，终于勉强记起了那是谁。奶奶还说：他不想看葬礼。要是看了，回家的路就太累了。
十多年之后，2008年初秋，我辞去了小学老师的工作，独自一人回到禅达。其实我不确定是否该用“回”这个字。如回忆录中所写，我的爷爷来自四川，并且战后他和奶奶一起返回了故乡，我实在是四川人。但是就在大巴车上，我临时起意，把目的地改成了禅达。我长大的四川小城太小了，作为一个无业游民，在那里只能从早到晚地四处游荡，和逃课的小孩一起看录像和打台球。禅达就大得多了。抵达之后，我发觉山里新开了一家温泉度假酒店。秋天正是酒店的旺季，我找了个活，当上了客房服务员，负责送餐，送被子枕头，打扫卫生，帮客人找回遗落的东西，等等等等。这工作包吃住，连每天穿的衣服也用不着自己考虑。在什么都没有的宿舍里，我觉得脑子很轻松，很钝。那种感觉和爷爷去世时的感觉类似。我的两个室友比我年轻几岁，另一个比我们大了一轮多。我给她们讲从前爷爷奶奶讲给我的故事，说抗战的时候，屋后那些天然温泉池正在战场中心，最下边沉的全是血。直到现在，尽管厮杀已经结束，血与血的暗流仍在水底不住地翻涌，我们眼前的池水因此永远不会冷却，无论千百年后山峰的面貌会怎样改变。当然，爷爷本来不是这么说的。这是我无聊的添油加醋。
在酒店安安稳稳地待了一个多月，我惹上了麻烦。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深夜，领班碰见我在翻客房的垃圾桶，把里边的每样东西（垃圾）都拣出来认真地看了看，还在本子上记了下来。第二天早晨，我的室友们还睡着，我一打开宿舍门，就见外头站着领班，两个保安员，还有一个禅达当地派出所的民警。这人我很眼熟，办暂住证的时候见过。他们问我是不是张知真，我说是，然后就被客气地带走了。
直到后来，他们释放了我，我搬进了孟烦了的院子，开始记录整理他口述的回忆录，直到那时我才明白，落到我身上的嫌疑是里通外国，也就是间谍，特务。要不然的话，一个客房服务员为什么去翻垃圾桶？而且，是念过大学，在大城市当过老师，毫无理由地突然辞职，跑到举目无亲的非户籍所在地当服务员的……更不用说，我还是个孤儿。坐在派出所的询问室里，我意识到实情听起来恐怕十分可笑，当时的我不能确定他们会否相信。就是那一刻，我莫名其妙地记起来，先前在询问室外等待时，有个老人从我的身旁走过，略带犹豫地扭头打量了我两回。接着，桌子后边有个声音问他：是孟烦了同志吗？我非常清晰地想到，那就是孟烦了。怎么他们竟然还在喊人同志？我问那些问询我的人：刚才的老人家怎么了？他们说：管好你自己的事。然而过不多久，暂住证同志简略地解释：他啊，一大早买菜和人吵起来了。
通常，口述和打字的时候，孟烦了喜欢坐在门廊底下的躺椅上。深秋还不是太冷，有时太阳会出来，院子里就会变得暖和。起初，除了偶尔问他能否说得再清楚些，我们很少聊别的什么。当然了，他是个“老人家”，他已经九十多岁了，但是面对着他，我常常忘记这一点。我只是觉得，他讲的事情，常常也是不能打断的。逐渐地，先前占据我身体的那种迟钝的感觉褪去了。当它完全消失时，一个尖锐的焦点就在其下显露出来。在那里，我找到了沉重的、令我陌生的恐惧。我害怕打断他说的话像怕碰翻一支蜡烛，它的火焰会烧穿周围的一切，什么也留不下。从中拾回过去的秩序是不可能的。一旦溢出蜡烛的范畴，火的逻辑就不在了。我一定是镇日显得忧心忡忡，终于有一回，孟烦了叹了口气，和我说：“虽然你爷爷不是你的亲爷爷，不过你跟你爷爷挺像的。”
在这之前，他刚说完一个极其长的句子。他很爱说这样很难句读的句子。我没反应过来，于是他又说：“你爷爷也是跟人学的，觉得成天虎着个脸很神气。”
其实，我印象里的爷爷不是孟烦了说的这样。但我已从他的讲述中知道，他熟悉的爷爷的确就是这样。我说：“那你呢？你那天买菜和人吵架，都进派出所了。”
“那你呢？”他学我的样，“你，翻人家的垃圾桶，被人当特务逮了。”
我非常震惊地盯着他。对，就是在这时，我总算意识到前些天那顿盘问究竟为了什么。此前我仅仅是觉得荒唐。因为我总不说话，孟烦了问我：你到底为什么翻垃圾桶？我告诉他，没什么特别的理由，就是想起了一位法国的艺术家，叫作苏菲·卡尔的，她当酒店侍应生时也翻过陌生人的垃圾，还用相机拍了下来。哦，孟烦了说，不明白，好在是你没拍。我也才得知，那天他认出了我，去找相熟的民警问我犯了什么事。由此可见，他恐怕和人吵过不止一回架。他的年纪很大了，禅达派出所的工作人员普遍又不忙，就一五一十地细细给他摆了一摆。他认为我绝无可能真是特务，想帮我说说话，又有些犹豫，为他自己的履历也有污点，尽管过去了三十来年，他拿不准那污点是否还作数。他在派出所的大门外徘徊了很久。最后他想，管它的，他反正不是已解放了吗？当了解放军是解放，建国也是一次，朝鲜又是一次，坐牢是解放，出狱是解放，他一辈子都在被人反反复复地解放来解放去，也不知这东西有没有负负得正而正正得负。他要是扔下我不管，谁又能来解放我呢？我的奶奶（陈小醉）倒还在，但也八十几了，远在东北，难道叫她飞来不成？所以，他转身回了派出所，管起我的闲事来了。
此处还应说明：过去我并不了解苏菲·卡尔，她的书是虞远树作为生日礼物寄给我的。虞远树，就是本书中出场的虞啸卿的外孙女。我和孟烦了说，我之所以认识她，全因她带着虞啸卿的骨灰回大陆埋葬，偶然在此地和我相遇了。我们彼此留了地址，她从美国给我寄书，她就成了我的海外关系。等我被允许回到酒店员工宿舍，那本书确已不见了踪影，我还想着过阵子再去问人要。听我这么说，孟烦了就笑了。他说：你瞧瞧，他们老虞家的人惯会给老张家添麻烦。
那时候，我想到了很多事。我想到孟烦了并不意外虞啸卿的骨灰埋在禅达，或者他不很在乎。我还想到，在纸面上，他不十分像位老人家，尤其是他不让我称呼他孟爷爷，说听着别扭。叫烦啦，那该我觉得别扭了。烦啦爷爷，这更不像话，像有个怪熟悉的人在抢白他——稍微看几页书，读者朋友们也就会知晓此人的身份。还有，我第一天来这院子“上班”时，孟烦了坐着躺椅感叹：哎，早怎么没想到你呢！他没问过我为什么辞职，为什么到了禅达。他甚至一次都没对我说过：上回见你，你还是个……无需补充，朋友们能够想象，就是那一类的话。很多日子，从早到晚，他只是不停地说从前的事，看他的神情，我经常会感到他描述时间像时间就到此为止了，它干脆利落地截断了。即使是他，也只能尽量地贴近，无法回到它的里面，讲述和记录就像用手不停掏挖枯朽的浮木，试图拼凑一棵树的样子。但他还说，人活在这个世上，做出任何一个动作，都必然同时包含了绝望和希望。要不然，当年虞啸卿欲返大陆而不得以后，我怎么偏偏会偶遇他的外孙女？
这一部分的剧情并未出现在回忆录中（毕竟孟烦了也不知情），在这里提一提大概无妨。细究起来，虞远树和虞啸卿也没有血缘关系，她的母亲是虞啸卿到台湾后领养的孩子。我和她曾聊到，她的人生，我的人生，在严格意义上，都不是由于本书提及的人而开始的。她的外公，我的爷爷，还有坐在我面前的孟烦了，还有很多、很多的人，曾经距离死亡很近，但他们的死亡未必会抹除我们的诞生，我们的故事可以与他们平行地发生。然而此时此刻，我坐在这座院子里，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哪两个人的命运真正平行、永不相交？或许在感知以外的时间和空间，它们正影响着彼此震颤的方式？我愿意相信是这样的。记录整理这本回忆录的半年多里，有时我觉得，世上的其他人好像离我更近了。这感觉不能长久地持续下去。但是，我会记得它。
回忆录出版前夕，编辑联系我，让我写一篇序。我觉得不太合适，可她说不光是我，孟烦了也要写，他的放第一篇，我的放在之后。挂了电话，我问孟烦了，是不是照旧由他口述，我打出来。没想到他说，这次他要自己写，写完直接寄给编辑，总之不经我的手。这就是说，到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为止，他那篇序的内容对我还是秘密。其实，他写字时我看见了。那天太阳很好，他坐在躺椅上，盖着厚毯子，戴着他的老花镜，写着写着就打起了盹。困意来得猝不及防，他也没空把纸遮上一遮。我可以直接走过去，看看他写了什么。不过我想，他总得有秘密吧。他讲述的故事无疑是诚实的，可其中当然留下了属于秘密的空间。当一个老人渐渐变得更老，用于存放秘密的空间也就不断地被挤压，直到最后，什么都摊开在共有的领域，唯独那些混乱无逻辑的仍能为个人所有：身体，精神，莫不如此。现在，他还有秘密的。我想起那天，讲完我成天虎着个脸的爷爷以后，他对我说：别老这么愁，这又不是遗言！我可不打算说完了就死，我还想着松快松快，再活它个十几二十年的。
那岂不是像他自己说的，成了老妖怪了？倒是也不错。我等待着这座院子既住了鬼，又住了老妖怪，重新变得热热闹闹的那一天。
张知真
2009年1月 于禅达
《我的团长我的团》修订版 2018年1月1版1印 序（二）
听孟烦了说这书要再版，而且从新星出版社换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我的心里还是挺意外的。他说他也很意外。这是修订版，但这些故事本身没什么可修订的，错字语病之类他也管不太上。听说正文前要新添地图和人物介绍等等，弄得像传奇小说似的，除了对收到的内容表示肯定或否定，本书的叙述者和记录者没什么别的事要做。他跟我说：咱俩就坐享其成呗。
没想到，编辑又打来电话，让我们一人交一篇序。上回都写过了，这次该写什么？她说：你自己看看，你压根就没写你是怎么当上了记录员，平时又是怎么当这个记录员的。我看了，才发觉她说得对。我还以为我写得很清楚了呢，真奇怪。我答应了，又去问孟烦了：你也有任务了？他说是。这一回，他的序不是由他秘密地写在纸上，是他口述，我给他打出来的。他已经搬离了他的院子，他说在新地方，没有了以前的躺椅，坐在方方正正的窗口，对着方方正正的桌子，他就不乐意写字。不过，有时他会画画。我去看他的时候，他面前的纸上有些小小的火柴人，还有山，有河。他说：我看看他们那地图对是不对。
那么，在这里，我该好好地讲一下我给孟烦了的回忆录当记录员的日常。可是，我还想讲另外的事。《我的团长我的团》出版不久，我奶奶打来了电话。那天早晨，孟烦了不在，这通电话被我接到了。我说：奶奶。奶奶说：你咋个不来我这点儿耍，跑到他那点儿去了？我说：你那点儿好冷哦。奶奶说：才怪，大夏天的！我说：我辞职都秋天咯。这时候，孟烦了回来了。我把听筒给他，就听那头奶奶说：孟烦了，你硬是要得。
他捂着话筒转向我，问：“这话什么意思来着？”
我说：“奶奶夸你呢。”
“哦，”他说，“那肯定就不是夸我。”
他又转回去。奶奶又说：“你给我娃儿开工钱没得？”
“开了，开了，那能不开吗？孟烦了一边说，一边给我使眼色，“比她过去那破工作多多了。”
“嗯，对头。”我在这头小声说，“我给你拉网线呢。”
这就是我的工作。回忆录进展到大概五分之一的位置时，有一天，我对孟烦了说：我给你这院子拉个网线吧。在那之前，我得先在一台二手台式机上打字，再每周一次地把文档存进U盘，带到本市唯一的一家网吧去发给编辑。这事说麻烦也不算太麻烦，但是想到我们的台式机没有物尽其用，完全只具有老式打字机的功能，我心里就有点不自在。而且，在网吧，我常遇到那家温泉酒店的员工，不仅有和我同为客房服务员的，还有前台经理保安等等。有时他们问我为什么不干了，我也不知该不该说是因为差点被当成间谍。那天离开了派出所，我回宿舍收拾了东西，孟烦了让我先到他那里凑合一晚，第二天又问我，有没有计划什么时候走，愿不愿意帮他一个忙。我没有任何计划，就留了下来。他说的忙也就是这本书。这些事，我在网吧遇见的人们一概不知情。总而言之，后来，我就想拉个网线。
像孟烦了住的这老房子，原本当然是没给网线预留管道，也没有相应的插座。我从一间算是储藏室的屋子里找了把梯子来，一大早爬上爬下地钻孔挂槽。在这三个月的时间里，只有那天，我起得比孟烦了还早。他分给我住的房间在二层。我坐在梯子上，扒着二层楼的窗户，看他从门廊底下走出来，就从窗棂外捡了颗小石子掟下去。他定住了，瞅着眼前的梯子，露出一种见鬼的表情。等我回到地上他才说，他以为迷龙又来修屋檐了。这么多年过去，鬼魂早已不知飘去了哪里，可或许因为日复一日的讲述，他会像听见呼喊般地回来，重新和活人开起死人的玩笑。不过，我坐的梯子必然不属于迷龙，是前些年检修电灯的电工师傅留下的。迷龙的梯子在山上，恐怕已经朽烂了，变回了没有额外功能的木头，有一些虫和鸟攀在上面。
回忆录的出版没给孟烦了或我的生活带来太多变化。我回到了派出所民警口中的“大城市”，继续当起了老师。2010年的暑假，学校办了个美国游学团，我是领队之一。那一次，我见到了虞远树，还送了她一本书。先前我已和她说过关于海外关系的事，所以我一拿出书来，她就笑了。她说，感觉像在偷看别人的日记。她一直往后翻，翻到第二十七章，虞啸卿（她的外公）在选该用哪支枪的地方（读者朋友也可以翻一翻，如果是第一次读，就会毫不知情地降落在种种矛盾的正中心）。看了一会儿，她对我说：你知道外公怎么跟我讲这件事的吗？我说：不知道，怎么讲的？她说：外公讲，‘我被他（即死啦死啦——朋友们看了书就明白）气晕了，等我醒了，我就决定去死’。就这样，没了。我听完了都不确定该不该笑。
“可能他自己都不确定呢。”我说，“而且，他这么讲也不是不对。”
我见到虞远树的那天，我们周围全是快快乐乐的小孩子。他们兴奋地跑来跑去，从一幅画看到另一幅画，还记得尽量不发出打扰其他游客的声音。也是我假公济私，请虞远树来当我们游览美术馆的讲解员，顺便给学生们上堂课，随她想上什么都行。当时我们坐着展厅中央的长凳，她抱着那本书沉默了好久，最后说：我想他未必不能把故事讲成书里的样子，但那有什么必要？不是每个人天生就愿意对自己残忍，再说了，残忍也分精神和肉体两种。我瞧着她手底露出的一截封皮，想起《卡拉马佐夫兄弟》的结尾，阿廖沙对孩子们说：首先是善良，然后是正直，最后，彼此永不相忘。我想也许并不非得是残忍，但假如做到以上几点，其中很难不浮现出一种残忍的诚实。事情究竟如何，就由读者朋友们判断吧。
差不多五年以前，我的奶奶去世了。她始终没从东北搬回四川，我就如她所说，逢到假期上她那里去玩。她住院的那阵子，孟烦了的腿脚已经很不方便，不能再出远门了。我请了一段时间的假，每天早晨或傍晚，就从医院给他打电话。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很多天，奶奶没有好起来，也没有变得更不好。直到一天晚上，她叫我过去，很认真地叮嘱我：你现在回家，明天别来。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明天我就走了。我心里不很相信，但还是说：如果是那样，我更要来了。可奶奶很坚持。奶奶说：我没看着你来，你也不要看我走，我自己一个走。那时她的各项指标还很稳定，加之她反复地催我回去，我怕她着急反而不好，坐到最后一刻，还是依她说的回她家里过夜。到了凌晨时分，天没亮，奶奶就走了。
我在医院后门外打电话给孟烦了。这事是春天发生的，早春，上午还有点凉。电话接通了，我却一句话也讲不出口。过了几分钟，孟烦了说：我明白了。然后，我才次序颠倒地告诉他：是今天凌晨。静了一会儿，他问我：东北还冷吗？我说白天不冷了，挺暖和的，就是早晚凉。他说：那也成。奶奶还是想葬在四川老家，我得先把她安顿好，再回去上我的班。听到这个，孟烦了乐了，说这叫什么事儿啊，咱们的晚辈成天抱着骨灰坛子跑来跑去。那时我忽然不想再听，可他向来不忌讳谈死，好像也认为他没有了忌讳的资格。他说等他走了，就埋在那座院子边上，方便得很。他几年没回去过了，它一直空着。我说我记住了，他嫌弃我答得太正经，太当回事。最后他问我：还有假没？有空回来待一阵儿。
现在，五年后的秋天，为了这修订版的事，我又回到了禅达。照孟烦了的安排，我先吃养老院的饭，再去院子打扫卫生，接着回来吃第二顿养老院的饭。这当中我拐到山上，看见温泉酒店还在，不过改了名字，大概是换了个老板。至于网吧，虽然没关张，门面小得多，也冷清得多了。院子里，当年我安的网线还在。没有定期缴费，如今也就成了摆设。我给它们掸了掸灰。谁知道呢，也许有一天，这里的东西又会派上用场。就像孟烦了刚搬去养老院时顺手带上的那些白纸。它们不是秘密，我可以光明正大地一张张仔细看，把他画的火柴小人全部都认出来。无论到了多大年纪，人总归是不太爱完成别人布置的任务，他说要看看地图对不对，实际就是在那里磨时间。回忆录和它的修订版也是磨时间，既磨过去，又磨现在。假如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供消磨，打磨，琢磨，那实在是件很好很好的事情。
张知真
2017年10月 于禅达养老院
小半个月前的早上，我接到养老院的电话，得知孟烦了去世了。他是在睡梦中走的，所以什么话也没留下。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为此觉得遗憾。挂了电话以后，我坐在我的窗前，想起回忆录还没完成的时候，他曾经莫名其妙地问我：你有跟你一个年纪的朋友吗？我说当然有，他好像放心了，说那就好，否则只能不停地给老头老太送终，电脑里也是，现实里也是。事实上，我的朋友很少。从小到大，始终都是如此。从前奶奶和我说，她捡到我时眼睛已有些不好，走过妇保的台阶，余光一瞟，还以为谁家买菜在那里落了只白萝卜。身为婴儿的我就是那么瘦小，安静，躺在地上一声不吭，好像这都是我自己情愿的。奶奶抱起我，发觉我没哭，也没睡着，只是盯着天看，后来又盯着她看。我不可能有那时的记忆，我才两个月大，但是从她走后，每当夜晚来临，我睡在床上，或是沙发上，总感觉我回到了她说的那一天。对周围的一切我还没有知觉，如果死了，就是像一件无人捡拾的菜蔬，孤零零地管自己死了。对于死亡的来临，我也不会觉察。在禅达的那座院子里，在养老院，在绵延的山上，我不停地想起这个。接到电话的那天，也是如此。但我知道，听见消息的那一刻，这感觉成真了。我变回了孤零零的一个。
奶奶把她在东北的家留给了我。几天前我得知，孟烦了把他的院子留给了我。我不需要这么多的家，希望它们能有别的，更合适的用处。不过，这让我记起一件事。我的爷爷临终前，由于病重，有时不能说话，有时神志完全不清醒。我和奶奶每天去医院看他。一天下午，他突然睁开眼，很清楚地喊了奶奶的名字。奶奶问他怎么了，他说家里五斗柜最上边那只抽屉里有钱，让奶奶拿出来寄给他们连长，同时附信说他死了。这话够明白了，但是奶奶想了半天，总没想起来他讲的连长是谁。她问爷爷，爷爷答了什么，她愣了一会儿，凑过去大声告诉他：你连长死咯！
听过了孟烦了讲的所有故事，我这才完全确定：爷爷说的连长就是虞啸卿。我小的时候分不清军衔，爷爷奶奶说的什么我总有点半懂不懂，不能把这个人和那个人对上号。我也确定了，爷爷和奶奶交代后事的那天，虞啸卿还活得好好的。可我无法忘记，听见他已经死了，爷爷的表情变得很平静，并且有一种释然的喜悦。他重新闭上了眼睛。我和奶奶坐在床边，看着他睡着了。
相信死亡不是终点，这是希望，还是绝望？或者，那只是最普通的本能反应？问题是，本能常常不是单一的，不同的直觉可以在相同的时刻产生。从收到孟烦了的死讯开始，十多天过去了，我依然没能理清我的感受。在这样的心情下，我重读了编辑寄给我的修订版样书。它需要这一小段补充说明吗？我说不好。我也发现，我们抓耳挠腮写下的序文都是混乱的，甚至矛盾的，不具有明了的线性逻辑。我想前者的确比后者更适宜书里的故事。在彼此重叠、交错，偶尔也彼此躲避的时间里，起码你更容易感到，一些瞬间之中，你并不是只有你孤单的一个人。
2017年12月 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