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你好，我叫麦克金恩，奥利弗·麦克金恩，在萨利餐厅打杂工。
这是我惯用的自我介绍方式。是的，我有工作，虽然拿的薪水不多，但我起码有份工作让自己活下去。这是我最自豪的事情，所以我把它加在我的自我介绍里。我不会主动说自己的年龄，一开始是不想被人当小孩子对待。但从来没有人好奇过我的年龄，也许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就是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子，并不难看出我几岁了。如果你想知道确切的数字的话，我就告诉你吧，十七岁差一点。
至于我的家庭，我的家乡，我又是怎么来到这家餐厅做工，在纽约没有人会在意这些事。我和很多很多人一样，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没有人过问我们从哪里来，下了班又到哪里去。我只是个做工的，干活的时候必须手脚麻利，不然就会丢掉工作，还有那么多人盯着我这份差事呢。纽约就是这样的一座城市，在这里能有一份工作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
不过，如果你愿意听，我可以给你讲讲故事，只要您不觉得无聊就好。我没多少钱，也没有幽默感，更没有很长很有意思的人生。不过在餐馆工作这么些年，总有些奇妙的经历。
我是在一个小小的村庄里长大的，村子离伊利湖不远。您不需要翻地图，这个村子在地图上没有名字，找不到的。我父亲还小的时候，祖父祖母带着他坐轮船，从苏格兰搬到他们现在的家。说是现在的家也不对，我不记事的时候他们就去世了，那座房子现在是我父母的家。我母亲是本地人，我父亲跟她结了婚，然后就有了我，不久又有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这些都是听我父亲说的。我小时候，他会跟我讲他小时候在苏格兰的故事。他说海边有白色的悬崖、覆盖着绿色植物的壮阔峡湾、五颜六色的砾石沙滩，那里什么样的石头都有，他曾经捡到一块像宝石一样会反光的石头。父亲还说起过一座老旧的红砖灯塔，守塔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的严肃老太太。村里人都说这位太太脾气古怪不好相处，但父亲和小伙伴们去灯塔玩的时候，她会偷偷给孩子们塞糖块，还要他们赶快吃，别让大人看见了。大海非常非常蓝，蓝得让人有些难过，这是父亲的用词。但早上和傍晚去到大海边，天空和海平面是玫瑰色的，点缀着海鸥的细碎黑色剪影。
我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苏格兰姓氏，但我从没去过苏格兰，甚至不知道它在哪里。我只知道它是一个很远的地名，离我脚下这片叫美国的土地太远了，远到父亲随着我长大而渐渐不再说起。
父亲是个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偶尔也在湖周围打打鱼。母亲给一家小餐馆当厨娘。他们一年忙到头也剩不下几个钱，也没空管教我这个孩子，我也懒得管我的弟弟妹妹。我没上几天学，十五岁的时候父亲说我已经是一个男子汉了，要自己养活自己。我就离开家到纽约来。
纽约有大海，但和父亲说的不一样。我本来想着在港口当搬运工，人家看我又瘦又小，不要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讨不到工作，哪怕是买点人造黄油抹黑面包，晚上睡大桥洞，从家里带来的钱也很快就用完了。有一天我运气还不错，捡到了25美分，吃上一口白面包。之后好心的萨利太太收留我在她开的小餐厅里做杂工。
杂工 ，意思就是什么活都得干。每天早上我得赶在厨娘上班之前把厨房打扫干净，然后洗土豆切土豆剥卷心菜煮香肠解剖一条又一条的鱼，还得把客人用完的叉子盘子端回厨房刷干净。一天下来，手上的油腥味怎么也洗不掉。要是哪位侍者想偷个懒抽根烟，端茶送水的活我也得顶上。这是份苦差事，每天晚上刷完最后一个锅，回到自己乱七八糟的破屋子里，我都累得快要散架，除了睡觉什么都不想，而明天还要继续干活，不好好干就会被炒掉。不过我年轻机灵，手脚快，干这份活起码赚到了钱。
我就这么一个人在纽约港口区落了脚，经常觉得孤独。萨利餐厅开在港口周围，离纽约港航运码头不算远，不是什么高级餐厅但胜在物美价廉还算体面，每天生意都不错。水手们和货运公司的职员是这里的常客，威尔金斯大副每次抵达纽约港，都点一盘香肠配烤饼和一大杯啤酒，再次见到他就是几周或者几个月后了；维尔纳大娘每周带着两个孩子来一次，还打包些熟食带走；布克先生每天中午雷打不动来上一大盘土豆泥，我都要怀疑他上辈子是一棵土豆。更多的顾客则是移民，成群结队从某一艘船上下来，穿着灰扑扑的衣裳，总是一大家子，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婴儿，父亲身后还牵着一个。他们来店里坐下，操着天南海北我听不懂的语言，或者各种各样或是自成一派或是引人发笑的英语口音，比比划划点上一份最简单的餐食，脸上挂着显眼的疲态，很多人还没上菜就趴在桌子上睡着了。这些人一辈子也许只会光顾一次萨利餐厅，然后就再也不会回来。所以我总是喜欢观察这些人，想象他们从哪里来，又要到美国做什么。当年我的祖父母也是这样牵着我的父亲，被苏格兰的某座红砖灯塔或者白水泥灯塔目送着消失在地平线后面，又在自由女神像的注视下走下船梯，把我，他们的后代变成一个美国人。
我或许能被称为一个美国人，但这个国度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陌生。我向往父亲所描绘的宁静美丽的苏格兰海岸，纽约的海水太灰暗，也不太干净，港口更是吵吵闹闹的，还弥漫着机油、煤烟和海腥气的混合臭味。但我需要挣钱，所以我拼命地干活，像一个合格的美国人一样，忘记自己从哪里来，强迫自己看向生活，还有可有可无的梦想。梦想，我似乎从来没有这个东西。
大概在我十六岁的时候，萨利太太招了个新杂工，我不用一个人做完后厨所有杂事了。谢天谢地，我不用一个人刷锅刷盘子了！我最讨厌对付那些黏黏糊糊又洗不干净的油污泔水。这倒正便宜了堂倌老巴纳德，他年纪大了懒得爬楼，我一有空就逮着我帮他看二楼。于是年轻的奥利弗·麦克金恩先生弄了一身体面点的衣服，摇身一变，成了半个跑堂的，过上了拿小费的好日子。
我很快注意到一个人。一位老先生，头发大部分都白了，微微有一点卷，一丝不苟地往后梳，打理得相当好。不过，任何人第一眼看到这位先生，绝不会关注他的头发，它们常年藏在一顶古怪的旧式黑色便帽下面。帽子中间有点凹陷变形，颜色也不怎么鲜亮，不过倒也还算体面。他的穿着也跟这顶帽子一样，古怪，毫不入时，且一成不变，用我那些爱多嘴的同事们的话来说，这很不“美国”。他穿一身黑色或者棕色或者灰色的花呢子西装，虽然旧但看起来是我没摸过的好料子。一入坐总是先把领带解了，衬衫领子敞开，白色硬尖领的曲线像一只海鸥。他喜欢坐在靠窗的角落里，然后把那只从不离身的老式手提公文皮箱轻轻塞到椅子下面。他基本不说话，点菜时的简短几句话带一点不太明显的英国腔。
老先生经常来萨利餐馆，有时早上来，十年如一日地点一杯不要牛奶但放很多糖的黑咖啡，偶尔配个牛角包。中午来时可能会打开箱子看一些文件，用钢笔勾勾画画，然后像上世纪的讲究人那样，用吸墨纸把墨水吸干了再放回箱子。他晚上也会来，总是要最新鲜的鱼汤。老先生有些日子三餐都在这里吃，有些日子只吃一两顿，有些日子见不到他。有时候他吃完就走了，有时候会坐上一个上午，一个下午，或者是一整天。他总是坐在二楼那几个靠窗的角落，我很难不注意起他来。
这个年纪的男客很少有不点酒水的。有点钱的人可能来杯餐前红酒，再不济也会点啤酒。这位先生虽说看起来不太起眼，但任何人都不会觉得他穷酸，除了老巴纳德。他也从不用廉价的食物将就。但他很少喝酒。有一天晚上我见他要了一杯威士忌，没喝一半就有些上脸了。真没想到他酒量不如我。
我偶尔在端着盘子经过他身边时和老先生对上眼神。他不戴眼镜，衰老但颇为英俊，一双清澈的蓝眼睛眼神明亮，看上去精神不错，却总是蒙着一层似有似无的，温柔而惶遽的雾，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他虽然老了，但看不太出年龄，可能是五十岁，可能是七十岁，我拿不准。
我觉得有趣，一个普通职员模样的人，带着一点淡淡的从容的旧日贵族做派，却又那么温和，让人想要亲近。关于这个奇怪的人，餐厅上下早就议论纷纷。管前台的玛丽小姐和厨娘们打趣说，看得出来他年轻时一定是个风流潇洒的帅哥，为他着迷的女孩子起码有一打呢。萨利太太打赌他一定是个家财万贯却不爱出风头的英国贵族，她说这些英国佬都闷骚得很。而老巴纳德坚持觉得老先生只是一个普通公司职员，有点小钱但不多，还可能是装的，因为他酒水都不舍得点。萨利太太和他总是为了这事拌嘴。老先生到底是何许人也，成了餐馆员工们工作之余乐此不疲的谈资。
不过，就连我最势利眼的侍者同事，也不会怠慢这个不起眼的奇怪老人。这位先生真是个天上有地上无的好人。他从不吝啬给小费，给得比一般的客人多得多，脸熟我之后给我的还要更多。三五次小费差不多都抵上我之前一周的工钱了。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多钱，但谁会不喜欢钱呢？我欢天喜地地接下，暗自决定下次的服务要更上心。
我，十六岁的奥利弗·麦克金恩，全饭店最年轻的小童工，拿到的钱最多。这可不得了了，先是我的同事们一见我拿小费就酸唧唧地挤眉弄眼，然后餐厅上下越传越离谱，都说这老先生对我不一般，要么是把我当他儿子，要么是老变态看上我了。一时间，萨利太太的有钱老贵族说法占了上风。我虽心里认定他是个很亲近的大好人，也难免有些不安，不禁对他更加好奇。
倒是他先来问我的全名，问我多少岁了，来自哪里，还不忘为自己的冒失而道歉。我就像之前对你说一样，把我的故事简单跟他说了。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突然对一个陌生人讲自己的故事，他一问，我就忍不住要全部告诉他。很奇怪，我好像非常信任他。也许也正是因为他是个陌生人。你是第二个对我自己的事情感兴趣的人，他是第一个。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哪个人这样问过我。
他说可以叫他罗尔，在港口的航运公司工作。他说比较长的句子时能听出更明显的英国口音。我问他先生您是英国人吧，他说或许算是吧。
之后我和罗尔先生渐渐熟络了起来，他来萨利餐厅吃饭时我们总是在上菜间隙聊聊天，如果他不急着走，偶尔会聊上一个下午。我短短十七年的人生实在乏善可陈，讲几句就没得讲了，罗尔先生就也讲讲他的故事。小孩，今天天气不错吧。他总是以这样老掉牙的英国式开场白拉开话头。对了，他挺自来熟的，喜欢叫我小孩。小孩，今天什么鱼最新鲜。小孩，拿着这些去买点好吃的。小孩，这杯威士忌挺不错，我喝不完了，你要不要来一点。他总是这样小孩长小孩短。我一开始有点恼，你知道的，我不喜欢被当小孩子对待。不过渐渐地我习惯了，能短暂地做个孩子也挺好的。
有了罗尔先生这个老朋友，我不仅收入上升了，每天枯燥无味的上班也好像有点值得期盼。工作时间拿来聊了天，罗尔先生离店后我就不得不加倍补回工作量。我每天晚上累到虚脱爬上床，脑子里还想着今天罗尔先生跟我讲的他的故事。明天又有什么故事呢。我又想到了父亲给我讲的苏格兰灯塔故事，得问问罗尔先生知不知道这个地方。
啊。罗尔先生顿了一下，眼神放空一瞬。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学着当预备海员。
您以前是海员啊，那一定去过很多地方，有没有去过苏格兰。
我航行经过那里几次，你父亲说的白色海崖和绿色峡湾都在那，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罗尔先生跟我断断续续地讲了很多他年轻时当海员的见闻。他说在海上不吃橘子就会得坏血病死掉，说邪恶的深海鱼会咬烂海员的屁股，鱼还有毒，被咬了只能等死，说英格兰南部海崖上有数不清的海鹦，它们拉的鸟屎把山崖都变成了白色，说有两只黑背鸥争抢一条鱼，彼此死死咬着不松嘴，最后被船长一箭双雕，说暴风鹱不用扇动翅膀就可以悬停在风暴中，像被透明丝线挂在上帝手中一样，说鲣鸟的脚是蓝色的，和大海一样蓝。他说英格兰和苏格兰都是英国的一部分，英格兰在南边，苏格兰在北边，还掏出地图指给我看。我完全听不够这些新奇的知识，但他说自己当了几年海员就不当了，也没再出过海。
至于你说的灯塔。罗尔先生明亮的蓝眼睛怔怔地望着斜上方，蒙上了一层回忆。我不当海员几年后，去一座灯塔打工。我是伦敦人，那里离伦敦不是很远，我就去应聘。我之前在船上远远见过数不清的灯塔，那座是我见过最荒凉的，什么也没有。我当了三个月的船工，天天除了鱼汤没别的东西吃，都吃成习惯了。我给别人修船。船修好了我本来要再一次当海员出海的，但我没有。
先生，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晕船。罗尔先生捂住嘴悄悄说，脸上浮现一层狡黠的红晕。我笑了，他也忍不住呵呵笑了起来。
哎呀，又说起陈年旧事了，你瞧我这老家伙。玛丽的话不假，这位罗尔先生笑起来确实相当迷人。
罗尔先生没怎么提过他不当船工之后的事情。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我只知道他又打过很多份工，做过很多职业，某一天，像我的祖父母一样，不知道怎样立下决心，又从什么地方搞到船票，到美国来了。
我不知道罗尔先生今年几岁，只觉得他过了好长好长的人生。他去过那么多地方，从地图的那一头到了这一头，见过那些我连名字都不会拼的鸟儿，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灯塔。我十六岁，在港口餐厅当了不到一年的杂工。我有点想当船员，可以每天都去新的地方，离无聊的陆地远远的。但是我怕自己不喜欢海上生活，而且我怕死。罗尔先生说得没错，我觉得自己其实真的只是个小孩，大人怎么会什么都怕呢。我已经自己在纽约生活了一年，我经历了那么多，可为什么回想起来那么少。我以为自己度过了好长好丰富的一段时间，但和罗尔先生比起来，我什么都没见识过。我有时候会像一个小孩一样想妈妈。
罗尔先生，你会想伦敦吗。你当海员的时候和现在在美国，会不会想回家。某一个周末的下午，我这样问。
罗尔先生刚吃完午餐的薯角，像往常一样把盘子叠起来方便我收拾。他眨眨蓝眼睛，好像思考了半天，只是笑笑，笑得有点苦涩，但是没说什么。
先生，如果你觉得我幼稚那就觉得吧。我总觉得伊利湖边上是我妈妈的家，苏格兰是我爸爸的家，而纽约，我不觉得我能在这里有一个自己的家，我十五岁才到纽约来。
小孩，我之前没有说。我在灯塔打工的三个月是在帮那里的守塔人修船。他比我现在还要老，一个人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守了一辈子塔。他想弄一艘船，回到他的家乡卑尔根。哦，卑尔根是一个比苏格兰还要北，还要远的地方，那里也有大海，属于一个叫挪威的国家。
先生，那位老人最后回去了吗？
他平安到达了卑尔根。到了那里，他写明信片告诉我。
可他为什么会觉得卑尔根是自己的家呢，他不是在伦敦还是什么地方守了一辈子塔吗。
也许是因为他在那里长大，流着那个地方的人的血吧。
如果我是那个人，可能会觉得灯塔才是我的家。
他怕是也觉得灯塔是自己的家呢。他从来不让我们这些船工进灯塔，你敢信，我在那里三个月，根本不知道灯塔里面什么样。
人是可以有两个家的吗？
啊，小孩，人可以有一个家，两个家，或者数不清的家。妈妈在的地方可以说是家，鸟不拉屎的灯塔也可以。你喜欢去愿意去的地方可以是家，出生长大的地方可以是家，你没有到过，但非常向往的地方，也可以是你的家。一个家也没有也是可以的，这样就永远在路上，像我一样。
先生您没有家吗？
可以这么说。或者说，我在的地方都是我的家。小孩，我之前跟你说我是伦敦人，也就是英格兰人，这是按我出生长大的地方算的。我的姓氏其实本来不是罗尔，而是一个典型的英格兰姓氏，罗德尼。我自己改掉了。
我在罗尔先生，噢不，现在应该叫罗德尼先生，带着笑意的目光中端走了薯角盘子，红着脸接过那把碎硬币，背过身往厨房走，不知道为什么想看又不敢看罗德尼先生的眼睛。
我之后才知道，罗德尼是一个贵族姓氏。我直觉罗尔先生——我还是按照他的意愿称呼他——的经历远比我想得更丰富，甚至更致命。不过我也无从得知了。从某一天开始，罗尔先生再也没来到萨利餐厅，萨利太太觉得他回英国打理家业了，老巴纳德幸灾乐祸地嘲笑萨利太太，说这英国穷鬼只是装不下去了。姑娘们惋惜了一阵，很快把他忘了。
差不多半年后，也就是最近，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背面是一座灯塔，红白相间，地址是加拿大的圣皮埃尔港。是这张，你看。
纽约布鲁克林区第四大道263号萨利餐厅
奥利弗·麦克金恩先生收
小孩：
公司派我去新的港口了。不要给我写信，我不知道自己的地址会变到哪里。
希望你找到自己的家。
怀恩·罗尔
罗尔先生不来餐厅以后，其实我有点难过。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虽然还是会经常想他。萨利太太说我马上可以升职当正式的侍应生，薪水比杂工会高不少。我想买张船票去苏格兰看看，或者回那个小村子看爸爸妈妈。这都需要很多钱。我继续在萨利餐厅打工，因为我觉得从遇到罗尔先生开始，我和生活之间起码有一个发生了变化，或者说会发生变化。说不准自己会往哪里去，说不定我会在纽约有一个家呢。至少现在，十七岁的奥利弗·麦克金恩先生在纽约有着不错的工作，这是值得骄傲的。
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你，愿意听我故事的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