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第一次遇见米开莱还是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我在波尔多港口登上“缪斯”号的时候。当天早晨下过一场雨，云层里闷着乌青的颜色，雾气冷冰冰地笼罩住海港，一派初冬景象。我排在长队里等候上船，穿着一双胶鞋，两手提着行李箱，背上还挂着吉他盒，缩着脖子，一心只想躲开棚子上掉下来的积水。刚登上甲板，我就看到了米开莱。第一眼，我以为他是个卖艺的吉普赛人——主要是因为他戴了一顶花哨的帽子，脖子上还挂了一串那不勒斯产的人造珠串，手里还端着一柄口琴在吹。甲板上刮着寒风，所有旅客都畏缩地躲在粗呢大衣和斗篷里，米开莱却只穿了一件短夹克。他背后还有一个器乐班子，所有人都冻得满脸通红，却还在徒劳地吹拉弹奏，即使整首曲子被尖锐的风声吞没。我唯一能听到的只有防雨布的掀动，还有大大小小的雨靴蹬在铁皮地面上的响声，明明看到米开莱卖力地鼓圆腮帮子，却听不到一丝口琴声。我想绕过围栏走过去提醒他们，可我满手行李，背上的吉他又沉如千斤，后面跟着的乘客还在催促我赶紧前行。我别无他法，只能像所有路经他们的人一样，抱着遗憾和愧疚，错过他们的欢迎演奏。
那时我刚离开巴黎，带着一封推荐信去纽约，除此之外，口袋里的印刷品只有报纸和乐谱，没有多少印着名人头像的宝贵纸张。与我共享舱房的还有其他三名男士，他们有点介意我随身携带的巨大旅行箱。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了。
“小伙子，那你更得小心了。”提醒我的是一名随时随地都含着桃核的先生，他的妻子和女儿入住在甲板另一边的妇女儿童区，“在三等舱，你就得留神，一被偷了，家当就全没了。”得知我是第一次远渡重洋之后，他之后又嘱咐我，第一晚千万别吃船上的餐点。
我以为他的意思是船上的餐点口味不好，所以就吃了自己带的饼干。事实证明，他指的绝不是口味问题。游轮在傍晚起航，太阳落海之时，海岸边的城市已经远离了视线；星星出来的时候，“缪斯”号已经驶入湍急的公海洋流之中，在波峰浪谷间颠簸；等我撞开舱房门，跑向船边，扶着护栏朝下呕吐的时候，抬起头来，我眼睛中只有布满星斗的夜空和倒映着它们的漆黑海水，犹如一块缀满莱茵石的黑色天鹅绒。我张着嘴，嘴角还挂着凉飕飕的胃液，第一次被无人海域中一望无际的空旷震撼。这份空旷里盛满了密密麻麻的星光，黑色的穹顶上布满不可思议彩色星光。在陆地上你看它们只是白色的小点，可是到了幽深的海面上，它们突然就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色彩，从碧绿到猩红，从金黄到靛蓝，抢夺每一方没被占据的天幕。这些遥远的星星仿佛用光芒拥抱了我，我坐在地上，双手握着栏杆，盯着满头清晰的星斗，直到它们的光芒在我的眼中变得模糊。
这就是我上船的第一晚，我抱着吉他坐在船尾的篷子里弹唱一首有关星星的蓝调。几个叼着烟斗或者烟卷到甲板上解闷的男人抱着胳膊倚在墙上观看，结束之后，我不得不跟他们解释这不是卖艺。可最后我的板凳前面还是被丢了几枚硬币。
一名戴着圆礼帽的先生，穿着一件条纹呢子风衣，看起来就像游轮公司的职工，听闻了小道消息，在第二天早晨扣响了我的舱门。
他问我是不是擅长蓝调吉他，我说是；接着他又问我弹不弹爵士乐，我说是。于是他向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在船上的爵士乐队里伴奏。他的表情很诚恳，说靠岸修整之后，原有的那名乐手没从港口回来，他们急需一名能救场的新人。我抱歉地告诉他，我一到美洲就得下船，不能随他们环游大西洋演出。这名先生向我保证，这只是一回短暂的雇佣，到岸之后绝不会挽留——他会去招聘新的、稳定的长期吉他手，而我，只需效劳数十天，就能获取一个月的酬劳。不可否认，我当时答应下来的原因，确实和手头紧张密不可分。
当天晚上我就被领进了乐队的化妆间，提着吉他箱，短袍上还沾着煤灰，看起来更像一个来疏通壁炉的烟囱工人。我抱着沉重的吉他箱子，不知道把它摆放到哪里好，它壳子沾着干涸的泥浆，还透着一股储物间的樟脑味，好像一旦离开我的臂弯，就会污染这间屋子的洁净。洁净，但离整洁远得很——几步之外的地板上放着几口衣箱，可是里面空空如也，所有的表演服都像是特意被翻了出来，摊放在房间里的所有地方。树形衣架上没有衣服，却在每个枝桠上都挂了一顶模样奇特的小帽，从带鸵鸟羽毛的黑毡帽到带镂空花边的钟形帽到土耳其人的纱帽，应有尽有，仿佛那就是一棵结帽子的树；男士正装无处可放，可又不能堆皱了，于是被它的主人铺在了茶水桌上，上面还压了几本词典，词典上又胡乱地摆了几枚亮闪闪的胸章和耳坠；鲜艳的绸缎裙子被随意地搭在高背椅上，坐垫上又是一顶毡帽，扶手上还挂了两条水钻勒头；椅子前面的梳妆台上乱糟糟地堆满了粉扑和刷子，粉浆从倒下的没有盖上的玻璃瓶里淌到了桌面上；一个人正站在镜子前匆忙地扫开眼边的彩粉，还没意识到瓶子已经倒了下来。我张开嘴，可是不知道先说什么。
他终于察觉到我，可能是看见了镜子里的倒影。在日后与米开莱相处的时日里，我经常见到他把眼睛周围画上夸张的图案，似乎那是他的个人特色之一；可是那时我不知道，还以为他们要上演什么古埃及有关的音乐会（古埃及是那几年的风尚，的确）。为了防止油彩溅到衬衫上，他还在胸前围了一条类似于婴儿围嘴的布，看上去不知怎么有些滑稽。我没能忍住，笑了出来。米开莱不明白我突如其来的笑出自什么原因，擅自把它当作了初次见面的示好。当然，对他来说是第一回见面，可我已经认出了他，想起他站在甲板上，迎风鼓着腮帮子吹口琴的模样。满脑子都是那个景象，这样的情况下，我可没法在和他握手、互相介绍的时候停下一脸愚蠢的笑容。
他挠了挠头，一边解下那条“围嘴”，随手朝衣箱抛了过去。他瞧了瞧我拎在手里的吉他箱，“你是我们新来的吉他手吗？”他的英语里带着捋不直的卷舌音。
“是。”我用英语回答，想起那几本压在礼服上的词典，“法语？”
“法语！那就好多了。”他立马讲起了法语，脸上带着如释重负的欢快，“我忘了，你是在波尔多登船的，法国人？”
随着他的热情比划，我拉开一张上面没有杂物的椅子坐了上去，有些不安地把吉他箱子放在了脚边。“是。”
他在另一张椅子上坐下，从一片狼藉的桌面上翻找出一铁盒饼干，推到我面前，“啊，法国人，我喜欢法国，巴黎，戛纳，那些城市我都去过，很好的地方。”
我盯着面前的一盒沾满砂糖的曲奇，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拿一块放嘴里。这就是游轮上招待客人的方法吗？他看上去像是南方人，口音听起来像意大利人，或许这才是原因？接着他又说，“尝尝吧，这才是开船的第二天，还有的吃，再过几天，她们就能把饼干吃得一点不剩。”
我不知道他说的“她们”是谁，但是看到他充满鼓励的眼睛正圆溜溜地盯着我，里面还倒映着吊灯的光，只好捡起一块，放进嘴里。他露出满意的表情，“午饭的时候，我已经听乐队里的人讨论你了，他们说你蓝调吉他弹得很好。我也会弹吉他，但是还不够好。”在他的注视下，吞咽饼干变得极其艰难。“今天晚上就有演出，你能上场吧？”
“要弹什么曲子？”离天黑后的表演还有一段时间，我只能祈祷这里面不需要加什么特殊的花招。离我刚开始演奏的时间已经过了十几年，可最早的那十年我一直担任着类似于晃铃鼓和中提琴手的职务，之后的乐队也不过是少年时期的爱好和近些年的谋生手段，至于爵士乐，我从来只把它当作闲暇的爱好，唯恐被专业人士考倒。
接下来他问我弹不弹“奥利弗王”和“胖子瓦勒”，这就让人放心了，所有的爵士乐手都会他们的曲子。他要我当场弹一首《船上的男孩》，它本来就是一首蓝调老歌改编的爵士，没有什么难度，我只能在心中默默地感激。他盯着我拨弦的手，随着节拍点头，又突然“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急急忙忙地走到衣箱前翻找起来。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又不好停下弹奏，直到他迈着小快步走了回来，手上拿着几张谱子。
“试试这首，《船上的男孩》改编的，又和‘胖子瓦勒’改编出来的那版《挤压我》不太一样，”他谱子举在了我的眼前，充当了活人谱架，“调子要上升到降E，当然你也可以不升——”
我没停下，歪着头读谱，扫个弦之后直接照着谱子弹了起来。这份黑墨水誊写的谱子上有几处蓝墨水的标注，红墨水标注的指法，似乎有人想尽可能为弹奏者降低难度。即使标注中的指法并不适合我，我还是老实地照着弹了。一曲终了，米开莱立马高兴地说，我上手这么快，今晚就可以用它压轴了，观众们会喜欢这首新曲的。其实自从《挤压我》开始流行，很多乐手都发布了他们自己改编的版本，这首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版本罢了。而且这首很简单，比‘胖子瓦勒’的改编还要更接近传统蓝调，更加缓慢和抒情，甚至还有点造作，加了许多无关紧要的颤音。幸好，我没有立即说出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很快又说，这是他改编的版本——有惊无险。他拍拍我的肩膀，叫我去换一件演出的服装。
他从墙角的另一口箱子里拽出一套天鹅绒西装夹克，说他们的鼓手不会介意分出一套给我的——原来那位吉他手太瘦小，我绝对穿不进他的演出服。事实上，鼓手的那一套也有点显小，我得窘迫地吸起肚子才能扣上背心的纽扣。米开莱端着下巴，说可以把它拿去改一改。我只能拼命摇头，说没问题，我里面穿了毛衣，演出的地方没那么冷，脱掉毛衣再穿就正好了。他让我现在就脱掉毛衣试试。我还在想这是不是有些不妥，这化妆间里连屏风也没有，但又能有什么不妥呢，我们中又没有哪位是姑娘。
事实证明确实不妥，我们都不是姑娘，但其他的姑娘会突然现身在正在更衣的男士旁边，我刚把毛衣从头顶拽下来，就听到了细小的尖叫声。两个穿着蓝裙子的姑娘从门口钻了进来，其中一名，也就是梅丽莎，还佯装着用手背挡住眼睛；另外一名，克莱尔，倒是不在乎的模样，踩着高跟，一串快步，目不斜视地直接冲着她的目标走了过去。她捞起扶手椅上的勒头，又顺手捡起了敞开的饼干盒。“米开莱，你这个谎话精！”她把饼干塞嘴里，使劲地咀嚼，“‘最后一盒’？”
米开莱转身迎向她们，摊开手，嘴巴咧开的弧度顿时上窜了几个级别，“总要为紧急情况留着一些，比如说招待我们的新朋友，他很喜欢饼干，是不是，弗洛航？”他扭头问我。我刚把借来的衬衫套上身，手忙脚乱地扣上了一半纽扣，只能朝他丢出的所有问题回以点头。梅丽莎朝我点点头，立马转开眼，走到化妆镜前调整她的发带。而克莱尔径直走了过来，手上甩着那条水钻勒头，裙梢的流苏沙沙作响。她对我举起一只带着亮片手套的手，我只好捡起它，在手套上吻了吻。
“吉他手先生？”她说，“抱歉，夺走你们的饼干。”
她露出狡黠的笑容，露出所有的牙齿，打个转，一伸手揽走了正在假装收拾泼满粉底的桌面的梅丽莎。梅丽莎笑眯眯地朝我们挥手，出去的时候还一边小声地在克莱尔耳朵边讲话。我眼睁睁地目送着她们离去，犹如一场戏剧的换场：女主角走到舞台中央，在观众前展开歌喉，整座剧院顿时被她照耀得夺目发光；接着她悄然退场，剧院又变得昏暗了下来；而其中的区别只有一首咏叹调和一台聚光灯而已。
米开莱也在目送着她们，可是比我清醒得早，一转头就看到了我想必是痴傻的表情。他瞧着我，我瞧着他。然后我开腔，“她和你不是——”
“不是，”他飞快地回答，可随即又飞快地醒悟，“你说的是哪个‘她’？”
“没什么。”我垂下头，比较起来，扣上紧绷绷的衬衫上的所有纽扣，反而是件更容易的事。米开莱挠着他的胳膊肘，“嘿，弗洛，你知道，不妨告诉我，我也算挺了解她的——无论是哪个‘她’，我可以帮你——”
我该怎么跟他解释，几个星期的航程之后，我就要抵达陆地，前往纽约的剧院就职，而他们在短暂的靠岸之后，就会奔赴下一个港口，经历新的航程，除非特意相约，再无相遇的机遇？这样多愁善感的话听起来只会显得迟钝和保守，我只能不停说“不用不用”，看上去像个在大号良机面前害羞踌躇的青少年。
米开莱露出了一种神情。在短暂相处的几个星期之中，我只看过三次这样的神情。这是一种介于洞察和体谅之间的表情，仿佛宣告了他已经了然我的心思，而且毫无对其他人提起的意愿，把我在此刻流露的情绪收藏作一个秘密。他就有这种自信，仿佛已经是我十年之久的老友。而我，并没有直接吐露任何想法，解释的话更加无从开启，只能闷头认下这桩“罪名”。
他帮我扣上右手袖子上的纽扣，上台前又在我的胸袋里揣进一朵绢玫瑰。望着完全陌生的乐队，我心里又是一阵冰凉的恐慌。直到熟悉的鼓点响起，我才镇定下来，抱着吉他跟上了节奏，是一首常用作暖场的《玛姬》。我用余光瞄见了躲在后台的米开莱，他撞见我的目光，朝我比起拇指。我刚漏出一点笑，就见一位穿着紧绷西装的小个子先生从米开莱身后钻出来，一步窜上了舞台中央。
雅民是名真诚的朋友，可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却是狡诈油滑，想必与他的油亮背头和小胡子有关。其实二十年代的所有男士都热爱给自己打理出油亮的背头和小胡子，只有少部分特立独行的人，比如米开莱，和大部分穷人，比如我，才不会去购置大把的发油和护须水。雅民挥舞着拐棍，在前台走来走去，欢迎他们开始此次航程，又说起有关海上运输和大西洋的俏皮话，把大厅里的上流先生太太们都逗笑了。最终他报幕，念出了梅丽莎和克莱尔的名字。
她们一左一右地从舞台两边踏着小步出来，在话筒前唱起她们的出名曲目。这对组合是这艘游轮的一大看点，传单上会写她们是“缪斯”号的缪斯。和她们的歌舞比起来，所有的乐曲都成了衬托，我敢说，即使没有找到一名替换的吉他手，观众也会被她们的歌喉吸引全部的注意力，丝毫不会留意到伴奏里少了些什么。
她们拎着裙角下蹲，致谢观众的掌声。接着上场的是另一名梳着高髻女歌手，所有人都叫她爱斯特拉小姐。她只是站在话筒前，沉静地唱着她的《弗吉尼亚》，只有弦乐为她伴奏。这首曲没有鼓点，引领旋律的重任全放在了我的吉他上，还好全程都没有出什么错。
弹奏倒不是什么具有挑战性的事，都是普通的小曲，难的是要弹奏一整晚。等人们在舞池里扭动起来的时候，我已经快举不动吉他了。米开莱站在话筒前唱歌，专注地唱他改编的曲子；我沉重地挥手扫弦，一直坚持到他的最后一句唱完。老天，我可算知道他们的吉他手为何会离家出走了。米开莱高兴地朝我看过来，却只看到我这一副凄惨的模样，终于把我走一场悲剧中救走了。乐队奏起了一首小号领音的舞曲，我扶着自己的胳膊，跟着米开莱溜下了台。
在甲板上，他递给我一根烟卷。我告诉他我并不抽烟，于是他又递给我一根拐杖糖。我叼着糖，和米开莱肩并肩地靠在栏杆边上。米开莱把烟灰掸进船身劈开的波涛里，我手里握着糖纸，感觉自己就像回到了八岁。箴言：身边有个同龄人抽烟的时候，不要吃他给的糖果。。
“所以，感觉怎么样？”他问我，亮红色的烟头夹在手指间，“表演还可以吗？在船上度过的第一天，还可以吗？”
“无法想象你天天要过这样的生活。”我把糖纸捏成团，丢进了海里。
米开莱笑了，“哪里都是一样的，做什么行当都是一样的，这就是生活。”
后来的时光里，米开莱还告诉过我，和我不一样，他不是一开始就跟着乐队四处演出的。他期待着在音乐中找到不一样的生活，把它看作更加美丽和纯粹的事业，可是到头来，还是和捏着锄柄、招徕顾客的人生没什么两样——重复劳作着一些枯燥的事务，换取一点酬劳，永远做不了真正想做的事。我之后又问他，他想做的是什么事，他又不理我，光是躺平了看向天花板，仿佛那里挂了一张现成的答案，而我只是太笨太瞎，看不清上面的字迹。
而那只是我们见面的第一天，可以说，我完全不了解米开莱，只能感觉到他说的话好有哲理，毕竟是在海上漂泊过几年，阅历过各种人生的，对一切事物都有比我更高的发言权。他趴在栏杆上，带着忧愁的表情，看着蓝色的月亮和红色的星星，把燃烧着的烟屁股吐向船底，直到小小的亮点被黑色的潮水吞没。
他转过头看我，“进去吧，差不多该下一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