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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6岁时认识的梁颜梅，出于尊重，我们都称呼她梁小姐。那时候在文学院，我们俩常常是邻座，她就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个子不高，但背挺的很直；声线并不粗，说起话来音量却大得很，还带着不容置喙的坚定。我们就读的女子学校里尽是些家事顶好的学生，起初梁小姐在这伙人里不算出众，还有些异类，因为她老生病，时常不来学校。有人传闻她哥哥是卖军火起家的。“不然两个年轻人怎么在城西住这么大的院子？”
我对她印象的转变实在一节文学课上，她拍桌子当众怒斥了老师。在这个年纪，并不是人人都有勇气驳斥老师，尤其是生长在有规矩和教养家庭里的人。那老师叫什么，如今我也忘记了，只记得很高挑，下巴和鼻子都很尖，嘴唇薄得像纸，大抵这类人长相都有刻板的共通性。当时他正在课上讲着百年前的文学，街道上传来一阵震天响的嘈杂声，浩浩荡荡地走过一些年轻学生，手里拿着喇叭，高声喊。学生游行的趋势，具体什么时间开始我也想不起来，大概课本上写得要更准确。我们每天听着那脚步声，由悉悉索索逐渐壮大成一支整齐的乐章，伴随着呐喊声，敲打声和咚咚的心跳声。老师已第三次因为有人走神而大发雷霆，他跺了跺脚，大喊：有什么可听的？你们都背会书了？还是觉得外面的人真能改变什么？你，你，还有你！他的手指挨个点过台下惶惶不安的眼睛。你们是不是觉得，读书就能改变女子的命运了？
“怎么改变不了？您倒是说说，他们做得有什么不对了？”
梁小姐猝地站了起来，大声反驳：“我们读书，不光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是为了改变国家的命运。如果这事不由我，不由她们来做，又该有谁来做？”
先生气急了，颤巍巍地指着她：“那你去吧！顶撞老师，好。我这就上报给学校。现在的学生都目无尊长，没有天理了。”
“您去吧！我做什么都好过在这儿听您讲课。”梁小姐笑了，说出来的话像把刀掷向桌面，她清了清嗓子，“劳烦大家让一下，我就要去街上做些真正该做的事了。”
几个女生站起来为她让路，似乎是再也想不到弯下膝盖的理由，也随着她出去。又有几个人默不作声地站了起来，走出教室的门。先生垂手看着她，好像在看一块无法理解，不可理喻也无法撼动的巨石。我的目光随她溜出屋外，想象那喧闹的世界，海浪似的怒吼声，其中是不是也夹杂着梁颜梅那坚定的声音？往后几天，我总在街上打探着梁颜梅的身影，期盼看到她挺拔如松的脊背。只有一回，她和一个从没见过的年轻女孩站在人群中，随着游行的队伍缓慢向前。她累了，便时不时弯下腰咳嗽，那个女孩面无表情，紧握着她的手。
过了一个周，梁小姐回到了学校，照旧坐在我旁边，只是身边多了些人，总围着她叽叽喳喳地说话。学校里任何事都传得快，年轻人最敬佩那些叛逆的角色，关于她的传言转为一种崇拜的趋势，我总忍不住打量她。
课间时，她看向我，说：“您对我好奇吗？还是对我们正在做的事好奇？”她拿出笔，不由分说地在我书本的某页写上一串字。我定定地望着那串娟秀的字体，才意识到这是城西某处院子的地址。
没有拒绝的理由，到了休息日，我如约前往梁小姐的宅子，与我一同前来的还有五六个人，都是学校里的同学。梁家是个二进式的院子，整体不新，但收拾得十分齐整。一开门，便是满眼的翠色，数十个花盆沿墙根摆放着，绿莹莹的春色从中冒出，看得出被侍弄得十分仔细。院内四个角，有三个种着柳树，此时正吐着嫩油油的新芽，还有一处种着几个枯树干，倒是奇怪。那个在街上见过的年轻女孩接待了我们，她看着年纪不大，身形也苗条，一副吃不饱的样子，眼神冷冷的，站在这处生机盎然的小院内反而有些出尘的气质。顺着我的视线，她掠过一众春色，看向斜斜依在窗边的枯树，说：“那是梅花树。”
“是呢。”我说，“梅花冬天才开，现在都春天了。”
那女孩便转过头，盯着我看，眼神黑洞洞地，看得我不寒而栗。与人对视本是件尴尬的事，她却不懂得避让，反而笑了起来，露出两排玉石般的牙：“这是她最喜欢的花。”
“她”自然是指梁小姐。我们进了屋，梁小姐就依在床边翻看一本书。见我们进来，她用手握住窗沿，极力地想要坐起身。女孩凑过去扶住她，我发现她正看一本没见过的书，封皮微微发卷揉皱，似乎是翻看多时了。她说这叫《青年杂志》，是远在上海的一伙年轻学者创办的，如果要了解时下最先进的青年人想法，就要看这个。我说这刊物我也略有耳闻……当我们畅谈起遥远的世界，那个不知名的女孩就在梁小姐身旁坐着，边翻看那些书籍杂志，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抬头看她一眼。一会掖住她的被角，一会握一握她的手。我至今都记得，从她手中接过几卷书刊时，她的手冷得像冰。
那几日天气凉的很，城里难得下起一阵连绵细雨，梁小姐接连缺席了几天的课程。每天放学，她的朋友（也就是那个与她同住的女孩）就会来到学校，替她取些东西。最开始，我们还有着适当的距离感；不出几次，大家都开始主动招呼她，问：梁小姐怎么样了？她身体还好吗？那女孩话不多，关于梁小姐的事倒是有问必答。她说温度一降，梁小姐的旧病就复发了，连续几日缠绵病榻，发起高烧来。我们不由得担心起来，也闹着要去看她。学生们支起一串油纸伞，跟在那女孩的身后，鱼儿似的游过大街小巷。梁家的小院在雨中更朦胧，所有颜色在湿漉漉的黄昏里流动着，滴滴答答往下落。只有几支梅树，因为雨水浸润地更加油亮清晰，泛出一种棕色的冷意。院角的窗户正开着，梅树枝插进窗沿，梁小姐倚在窗边，看着我们痴痴地笑了。
我们正在院内愣神呢，女孩却立刻甩下伞冲进屋子，只听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窗户便猛地被关上了。走进时，梁小姐正和那人吵架：说是吵架，其实只是一个健全人单方面埋怨病人罢了。我至今记得几句话，内容无非是：
“你发着烧，还要不要好了？”
“对不起。”梁小姐说，“想到你马上回来，我就忍不住地张望。雨下得真大，你淋湿了吗？你冷吗？”
那女孩便不再说话，气鼓鼓地把梁小姐撇在床上，说：我去烧水。转身将门拍得震天响。
“她是关心我呢，你们都别在意。”梁小姐慢条斯理地抚平被角。我想：她们关系倒是要好，因为不害怕嫌隙的人才能大吵大闹。
女孩不在，梁小姐便难得地说了些关于她的事：据说她们去年刚刚相识，她出身不好，无人能依靠，而梁家不缺一张吃饭的嘴，就顺理成章住在了这间小院里。梁小姐想过让她去读书，但她喜欢清净。“这是乱世。”她说，“尽量别引人注目。”梁小姐从不强求。
她边说边咳嗽，我们都劝她少说些话。女孩不多时就回来，她在梁小姐的床边坐下，梁小姐便亲昵地拉着她的手，轻轻摇晃两下，喊了两声她的名字。那女孩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两人就算和好了。关于这件事，我记得尤为清楚，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她的名字。
从那之后，我们才算真正混熟了。白天在学校一起聊天，周末在梁小姐家开展讨论会。她哥哥很有门路，总能搞来天南海北的新消息。我们只见过两回，一次在梁小姐家，一次在葬礼上。他办事利索，说话温和又谦逊，总支持妹妹的决定，不管梁小姐说什么都应下，还要帮她把所思所想印刷出版。那些日子，我们常结伴出游，战事和硝烟短暂地悬在头顶，被我们选择性地忽略过去。我们写作，读诗，为天下大事而愤怒和垂泪。梁小姐做编辑，她审所有人的稿件，心思缜密，且要求严格。
我们总谈论未来，梁小姐说得最多，关于未来，她有太多计划。兴许是生来病弱，她已经体会够了渺小的感觉，便要肆无忌惮，竭尽全力地发出自己的声量。她的朋友为她整理文稿，手脚也很麻利。我们都说梁小姐捡了个天才，她却制止这种说法，认为“捡”并不恰当，有损朋友的人格。面对这种讨论，那女孩从不发表看法，像株植物那样安静地待在角落。
这样的好日子并不长，我们总待在一起，天气转凉后，梁小姐的旧病复发。我们都为这事感到担忧，看她日渐虚弱下去，连不信神的人都暗暗为她祈祷。开始，她每周来两三天，后来变成偶尔来一天。有一次她在课上晕倒后，干脆就再也没上过学。梁小姐不来学校后，那个女孩也不再来了，梁家瞬间变成一个让人无法接触的世界。立冬那天，我们说好去看望梁小姐。那一夜很冷，天黑得早，街上散着薄薄的寒露，嗅进鼻子里是刺骨的痛。同行的人之间不知谁提起：往后还更冷，梁小姐怎么办呢……没人回答她，气氛尴尬，我就说：梁家有钱，难道还能放任她……走了？
想到某种可能性，我们更加忧心忡忡。霜寒露重的夜倒很潮湿，我心想：好歹能使肺更舒服一点呢。七拐八拐，梁家的门微微掩着，屋内传来悉悉索索的响声。我们迈步进去，恰好撞见那女孩往屋里走。她点了下头，就算打过招呼，梁小姐正在屋内躺着，碳烧得很暖，她窝在被子里，脸颊泛着病态的潮红，额头满是热汗。
看见我们，她挣扎着要坐起来，连忙被我们劝下了。人一病起来，说话也虚弱不少，我从未如此居高临下地看她，心底难免有些沉重。她的朋友走进来，将门合紧，又拿湿布细细擦拭她的额头。在手臂的缝隙间，我们沉默对视着，梁小姐笑了出来：“瞧你们的神情，多紧张啊。我没事，就是病了，每年冬天都这样。”
“去年还不这样呢。”那个女孩打断她。
“天一冷身体就差，我也没办法，医生说是胎里受了寒，天气一冷就起不来床。”梁小姐扭过头，望向窗外，说起一点往事，“从小的冬天就是这样受罪，有一年病得厉害，我非要在大寒的夜里央求哥哥给我折来一只梅花。父母就说我的名字里带梅，寓意好，盼望我像梅花那样有傲骨，但我一次也没见过梅花，因为只有冬天开的。那天，我难受得以为自己要死了，就在梦里不断央求哥哥，说想在死前见一见梅花。第二天清晨，他带着一整枝开满梅花的树杈，灰头土脸地说：他带着朋友想把公园里的梅花树连根挖起来，可是树根太深，怎么也挖不完，还险些被警察抓了去，只好折下一枝梅花带回来。我捧着那根树枝，抚摸那种冰冷的幽香，不由得哭了。
从那天，我就把那枝树枝藏在床下，母亲发现后没责怪他，反而在我窗前种了一颗梅花树，好让我天天看到它。心里有了盼头，也不无聊了。”
屋子里没人说话，静悄悄的。不知为何，我为这种氛围感到惶恐。
“也许。”梁小姐说，“也许我叫梅，是命中注定，每年冬天她开的时候，我就开不得。如果我是树上的梅，这样盛开一个冬天也很好。总比这样苟活着要强。”
“不许说了。”从前沉默的那女孩突然开口。
梁小姐轻轻念着她的名字。
“我说了，我不同意。”她说，“如果你再说这种话，我就把那棵树砍了，当柴火烧。”
她生气的时候，不怒也不笑，只是平静地说着骇人的话。梁小姐张了张嘴，无奈地笑了。
那年冬天很寒冷，不出几日我家也烧起炭来，街上的乞儿冻死了几个，人们不敢出门，最乐善好施的人都自顾不暇。远方的战事连绵不绝，在学生们畅谈诗歌与理想时，父母的心中阴云密布。这事来的很突然：我家人从前在港口做些外贸生意，找到些门路要出去避避风头，打算带着我们去国外住。
就在出行的前几周，我听闻梁家传来噩耗：那位梁小姐的朋友去世了。消息传得不远，毕竟认识她的人也少。我在即将远行的忙碌中出席了她的葬礼，梁小姐也在现场，她气色倒是好了不少，也能下地走路了，只是紧抿着唇，眼睛掩在黑帽下。同来的还有梁家的几个佣人，我们的几个同学，除此之外就没有了。葬礼流程无非就是那些，灵堂前上香时，我的心里有种怪异感，竟一滴泪都哭不出。然而那位见面次数不多的梁先生却在瞻仰遗容的环节哭了出来。他浑身失去力气，跌倒在原地，被梁小姐搀扶着坐在棺材旁，旁人都小声议论他们的关系，有人说：哪怕梁小姐死了，也就是这样了吧！
我没来得及打断那冒犯的议论，来到棺材前，却被吓出一身冷汗：她的脸如此惨白，却与生前的气质极为相似，好似只是睡着了。
葬礼结束的很快，我趁将要离开时拦住梁小姐，说了我要出国的事。她看着我，或许是因为哀伤，眼中毫无生气，问：那刊物的事怎么办呢。
刊物？我说，城里马上也不安全了，您有门路也快跑吧，他们都这么说……我意识到说错了话，却哑口无言，连一句辩解都说不出来。
梁小姐看着我，嘴唇微动：这样啊，再见，祝你出行顺利。接着转身离开，像从未见过我一样。
我呆站在原地，忍不住埋怨她太固执，又被怪异的预感所制止。那时暮色四合，参加葬礼的人都走得差不多，就剩我被甩在这处院子里。墙角摆着的花花草草早已枯萎，北方的冬季就是这样生机全无，连冻住的土壤都显得可憎。就在几个月前，我还帮那女孩侍弄这些绿植，梁小姐也要帮忙，弄得满手泥。如今只有那梅花开得正盛，那年没有雪，空气只是一味的干冷，我注视着梅花，看她从树上落下来，落在冻土上，第一次知道花朵落下来也有声音。
我们没再联系，两周后我乘船出海，本以为只是短暂的离别，一走就是五十年。曾经的故乡那么遥远，连带着梁小姐的记忆也随之远去。我曾托人打听梁小姐和她不知发行没有的报刊，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关于十六岁那年认识的女孩，就像一场梦消散在了漫长的人生中。
最后，我老了，开始怀念故土，在一生中没什么可留恋的时候，我想要埋葬在离出生最近的地方。回到了那座城市，我又开始想念梁颜梅。我迫切地想知道那次离开后发生了什么，好像为了论证我是对的，又只是惦念她。这次一切都很顺利，有人寄给我一张老相片，是那一届学校的毕业生照片。照片中人很多，年轻人们站在泛黄发皱的纸片里，模糊成一个又一个笑脸。我尽力分辨着梁小姐的身影，用手指一个一个点着——这个太高，这个太胖，这个眼神不像。突然，我的目光锁定住一张熟悉的脸。梁小姐穿着一身长裙，站在人群最外侧，微笑着看向镜头，以一种跨越时空的，审视的意味看着我。她站得笔挺，既不紧张，也不欣喜，不为外界的任何所动容。
我为自己的猜想感到荒谬，人老了就是会犯糊涂，难道世界上真的存在怪力乱神？不过，只要想象这种可能性，想到那女孩看向梁小姐的眼神，一股悲伤就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头。而当事人已死，我永远失去了得知真相的可能性。
我听说她毕业后没多久就走了，死于一场重病，日积月累的病症出现在一个完全健康的人身上，而她走前还在编撰一篇永远无法发出的新闻稿。她走时很年轻，想必也是这副相貌。人活在回忆里究竟是什么感觉？当然，我也记得她的朋友，那个不知姓名的人，有着一双冷峻的黑眼睛。
正如照片中的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