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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在想要直接告发她是共党，恐怕为时已晚了。
现在就算他再站出来，谁会相信他呢？陆桥山已经恨透了自己，明里暗里地使绊子；站长看自己的眼神，也早已经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说余主任的太太是共产党，又拿不出证据，他们怕是都会以为自己是疯狗急了乱咬人吧。
所以还是不说了。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他就对着这个告发还是不告发的问题翻来覆去地想。
他所住的小楼，是交换人质时，站长亲自安排的。上下两层，有将近80个平方，足够住下一个小家庭，家具一应俱全地把这八十个平方填满，白天看着挤挤攘攘的立柜鞋柜、收音机皮沙发，晚上只剩下空。他不吸烟也不饮酒，夜色沉下来的时候，只能靠思想战胜失眠。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有一点想念延安，想念他被称作冯老师的那个时候。
想念不是错的。至少没有说出口的想念绝对不会出错。
延安的夜晚会有讲故事、唱歌跳舞教扫盲。直到现在，偶尔有心情好的时候，他哼的曲子还是带点走音的《翻身道情》。天津这座城市一旦坠入夜晚，就只听得到车轮轧过沥青马路的声音了。极其偶尔，会有从夜生活中莺歌燕舞的青年们嬉笑打闹的拉扯、尖笑和推搡，这是为人民群众所不齿的，也就在延安绝迹。按说从延安到天津，路程能有多远？这一切的一切要适应起来却太难了。适应要从听觉开始练习。浓情蜜意载歌载舞如果还有的话，都在别人家中的灯火里荡漾，只有自己这里是冷的。在这种夜色里躺下来，就连月色也被窗帘滤掉了，偌大一间卧房，只搏动着自己的心跳声。
每想到这里，他就会想起翠平。
其实他应该在刚来天津站的时候，就告诉站长他的笃定，或者至少是他的怀疑。
现在一切都好像太晚了。
教学扫盲联谊会，一个女人和他说过几句话。大家先是在空旷的室外围坐在一起，《团结就是力量》《八路军进行曲》唱了一首又一首，她正坐在自己边上，突然用胳膊肘碰了碰自己。
“冯老师，太行山区的教育怎么样？你知道吗？”
他摇摇头说不知道。不过肯定也很好的。
“我有个妹妹，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好好学文化。要是有这样的学校、老师、扫盲会就好了。”
他转过头看看这个女人。她剪着精干的齐耳短发，右耳上方有两个一字发夹，把右边的头发一丝不苟地夹在耳后。标准的浓眉，标准的杏眼，篝火的光在深棕色的眼睛里跳跃。
冯老师在延安，是个很有名的倾听者。很多所谓情报，都不是靠他主动打探来的。大家相信他们的冯老师，相信他不会出卖谁，相信那两撇温情的下垂的眉毛下面的那双很温和的眼睛。
他于是知道她叫陈小莲，知道她和妹妹已经快六年没有见面，知道她的妹妹是顶有本事的游击队长，从小就是泼猴一样疯疯癫癫地满山跑，眼神极尖，枪法奇好，聪明是很聪明，就是不爱念书不爱识字。又一曲《南泥湾》唱完，秋平对他说，希望太行山区也有冯老师这样的老师。她妹妹是一定听他这样老师的话的。他管教学生不靠戒尺，就靠他自己身上那股静而沉的气场。孩子门蹦蹦跳跳地来，一旦走进小学，想起他们的冯老师，一定要借着某处的窗玻璃重新整理衣冠；只要一只脚迈进教室里，一定会乖乖地闭上嘴。她妹妹陈桃花也一定能被冯老师的气场镇住的。
冯老师听完笑一笑，我也只能管管小孩子。我不用戒尺是我不赞成体罚；我不批评纯粹是因为我嗓子不好。慢性咽炎，声音一高起来，嗓子肯定要劈的，连着哑好几天。
他和这位陈小莲只见过一次。在延安要记得太多事，这件事也就逐渐淡忘了。
直到那次。
余则成把家门打开，他看到她站在台阶的半中腰，脸上挂着笑，叫他李队长，请他进来坐。请他不用客气，不必换鞋，叫他稍稍坐定，她去为他们倒水泡茶。
很清朗的声音，这声音就是为了笑声而存在的、而被设计出来的。其他同仁把这种声音背地里称作“聒噪”，称作“没见识”，他不这么认为。这声音是骗不了人的，那声音应该属于一种特定的人。
他应该怀疑的。他为什么不怀疑？这两个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标准的浓眉，标准的杏眼。
或许他怀疑了。但那声音太可贵。自从他离开延安，再没有听到过类似的声音。天津的车声遍地，喇叭高调张扬满街地响；人们说话却好像非得缩着脖子捏着嗓子不可，气比音永远前一步，从嗓子眼里挤出来，一个个都要扮甲鱼，一旦伸长脖子，等在头顶的就是铡刀。她那声音昭示着生命力，宣告着听者的安全，鼓励着听者的笑容和信任。恍惚间，他以为自己还叫冯剑。他于是在那种声音里沉溺了一阵子。那一霎时，他感觉自己很安全。她的声音庇护了自己最近异常紧张、白天黑夜都乱跳的神经。
直到她端来一杯热茶，又说老余爱喝，又请李队长慢用，他才反应过来。李队长，他这时已经不叫冯剑了。那些充满激情和笑语的学习和劳动和欢歌在她一个人的身上复活，而冯剑是彻底地死了。他有时候觉得，除了她的这一把嗓子之外，没有什么更有力、更切实的证据，能证明她共党的身份了。你们听一听她的声音！难道一点都感觉不到这声音中的陌生吗？他知道他们不会相信的，烟酒声色使人耳目愚钝，连这种特殊的音色都辨别不出来了。
“谢谢嫂夫人。”
他从那种短暂的出神中回来，端起那一杯茶，露出虎口上伤疤的一端。他看到这位嫂夫人的眼神闪过一丝关切。他知道那是关切，他对那种眼神是很熟悉的。在边区，大人受了伤、孩子摔了跤丢了东西，人们的眼神里就有这种关切。他看到她的手要伸过来，看看他的伤疤，但她又把手收了回去，把那种李涯极其熟悉的眼神一并收回去了。
如果翠平真的是共党，这里可不是什么解放区，这里的人可不是她的同志。
他于是又一次确证自己已经失去了叫冯剑的资格。那种爽朗的声音、关切眼神的失而复得，正是为提示他的得而复失。
这种安全感太可贵了，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而已。好像小孩子发现糖果，不会指给同伴看的。他要自己把糖果塞进裤兜里，要把糖纸留着，想吃的时候打开舔一口，品一品，再用糖纸包好放回去。他希望自己不要犯馋也不要犯贪，要尽量延长享用糖果的时间。于是他买来和余主任家里一样的茶叶，去望门大嚼，去水中捉月，去望梅止渴。
最近他的失眠越来越多。有时候他已经分不清这失眠是不是他故意的。做间谍的职业就是要欺骗的，有时候骗着骗着，连自己都骗。他明明是不想入睡，却说自己失眠。失眠是很好的，这让他能理清自己的工作思路。只是这些思路最近都无可避免地把自己引向那位嫂夫人。
是吗？应该想她的吗？
于是他又骗自己，想到她不是应该的吗？她是余则成的太太，是工作中重要的一环。
这样和自己辩论几轮，他方才不觉得这种“想”应该被称为一种耻辱、一种叛党、一种龌龊。
真是可悲。比想法先蹦出来的是借口，这是他可悲的职业习惯。
你应该上报的。你为什么不上报呢？
或许我在等证据。
你到底是在等证据吗？作为优秀的特务，为什么不主动出击去寻找证据呢？
因为我最近很忙啊。
没日没夜地忙吗？夜里也没有休息的时间吗？
夜里时机不对。现在凌晨两点，他们一定都睡了。
调查线索，难道非得上余主任的门不可吗？难道这不就是在说明，你想去见见这位嫂夫人吗？用现在时间太晚来做借口，那么早一点为什么不去？你是害怕看到什么呢？你究竟希望她是共党，还是希望她不是呢？
我尊重事实，对没有定论的事情是不下揣测的。
不调查是没有事实的。对吗？如果早点调查清楚，就能早点立功受奖了，就能早点为自己的国效力了，不对吗？
一切都太晚了。现在我就算怀疑，会有人相信吗？
你自己也知道那是借口罢了。
一种冷笑从脑后飘出来，萦绕在耳边。他不用辨认也知道是自己的冷笑。笑他的怯懦、他的虚伪，他不够胆大方展现的情绪，也笑他的背叛、笑他的不忠。
他知道不应该再和自己辩论。因为真情永远落于理性的下风，永远受到理性的批评，而真情面对批评时是痛苦的。他怕自己批评自己是叛徒。因为他无法辩驳。发现可疑的共党却不告发？这就是叛徒行为。他不敢承认自己的不告发有什么其他的原因，或许那个原因早就有了，只是他不敢指出来而已。有些东西，不说就可以当不存在。
他知道应该信仰自己的国、自己的党，他知道的。但是对党效力却是对站长效力。站长就是党吗？他的爱财惜命，他的粗话连篇，他谢着顶的脑门、身上熏人的烟草味，这统统都是他的党吗？他应该对抗那些敌对自己党派的党，他知道的。但对抗共党就是告发她、伤害她了。她的爽朗的笑、她坚定而流动着生命的声线、骨节分明、指甲修剪得一丝不苟的手、她标准的浓眉杏眼，这统统都是他的敌人吗？
信仰就应该是痛苦的。越痛苦证明越正确。这是史密斯先生和他的其他老师们对他说过的话。他感受到痛苦，于是他确证自己信仰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