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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不被祝福的出生的孩子。意思是，我的母亲其实并不希望我的到来，曾经动过打胎的念头。母亲对此并不讳言，倒是父亲，听我去问，怒气冲冲地大骂是谁编的瞎话。我说是母亲。他闭了嘴，脸色很难看。那天晚上他们果然吵了架。那阵子他们几乎天天拌嘴，为鸡毛蒜皮的破事，为一些当时的我还听不懂的政事。那时母亲刚走马上任，就大刀阔斧地与五共做切割。这般行径无异于踩着父亲上位，又把他一脚踢开。即使二人清楚，因为朝小野大的牵制，加之二人本就关系特殊，母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失了权的父亲如同惊弓之鸟，种种小事不过是导火索。父亲一向嗓门很大，自以为压低了的声音，我在隔壁依然听得清楚。他质问母亲，怎么可以和孩子说这种话。母亲仍然是那种绵软的嗓音，每个音节发出来都漂浮在半空似的。实话有什么不能说的。我记忆里的母亲就是这样的。略高的音调、白皙的外貌、顺从的性格、弱势的性别，都是他的皮。那层皮下面是他刀子似的骨，庖丁一样拆解开父亲。于是父亲勃然大怒，话题又偏到批斗母亲对家庭、对他们的事业无情无义。我心知听不懂接下来的话，便轻手轻脚从他们房门口回到了我和弟弟的卧室。弟弟在一片沉稳的黑暗里睡得很实，我的离开和回来都没能惊动他分毫。
我曾怀疑，或者说潜意识里确信，他们是纯粹的政治婚姻。毕竟当时技术不发达，性别歧视也严重，母亲作为omega，单枪匹马是没法进入统治集团的。与alpha缔结关系是唯一的选择。对父亲来说，标记是把另一个人永远和自己绑上一条船的方式。双十二政变的成功便是证明，温文尔雅的母亲竟然将边境线驻军调回首尔支援政变。算算时间，我大概就是那场庆功宴的产物。母亲不愿要我的原因显而易见：蒸蒸日上的事业为何要被一个孩子牵住。但是父亲想把我留下。也许是为了牵制母亲。也许在那时，他就已经隐约地察觉到那是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今后他们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盟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支离破碎。现在想来，如果没有我和弟弟，在omega普遍独立的二十一世纪，他们早就离婚了。
因此我一直很有自知之明，作为一个累赘，一个意外，一场政治婚姻的造物，我不必奢求太多，比如父母的爱。母亲确实也没有被我这个父母双全的拖油瓶拖了后腿，果断地把我扔给家里老人照顾，然后是弟弟。直到父亲任期已满，才把我们接回延禧洞。在姥姥家里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某天母亲突然来看望我们，说突然是因为母亲平常会定期来的，那次却没有提前告知，还拎着公文包就进来了，脚步很虚浮的样子。弟弟一直往我身后躲。我不知道弟弟为什么那样害怕母亲，明明母亲只会对我动手。在我最初产生记忆的两年里，母亲来的时候往往心情很差，有时会掐我作发泄。母亲的手很大，我担心他用力会把我的腿折断。大腿上留下一块块青紫，我很痛，但是没有想哭的感觉。反倒是母亲，每次都抱着我，一边道歉，一边哭得很凶。他总是把我和弟弟的脸捧在手心仔细端详，对着我们不同的面孔，克制不住地产生不同的表情。如果他恨给他带来痛苦的父亲，为什么不掐长得像父亲的弟弟，却要来虐待和他有着相同外貌的我呢。
那时精神疾病的研究还不深入，直到后来陪着宇元复查，医生问家里是否有人曾患抑郁症，我本想说没有，话到嘴边，余光里宇元看过来，那眼神让我想起了母亲。我几乎要打个寒颤。母亲那时的举动，不是和抑郁症很像吗？于是我问，会有什么影响吗？医生答，抑郁症患者的亲人大概率也会患病。我只能沉默。毕竟母亲已经瘫痪在床，口不能言，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宇元在椅子上缩成一团，他说那样会让他很有安全感。我也曾喜欢这样，在读高中以前。父亲的名声因为清算一跌千丈，连带着我被同学欺负。作为前总统和现总统的儿子，他们不敢对我动手，但从小习惯了读空气的我能敏锐地察觉到若有如无的孤立。那时候我回到家，就蜷缩进被窝里，膝盖碰着面颊，脊背拼命地佝偻起来，把自己团成个球，像重新回到母亲的子宫。有时会梦到我随着血液流出母亲的身体，赤红一片的视野里，面色被染上赤红的母亲表情无悲无喜，仿佛我不是他的孩子的遗体，而是空气，是水流，是一切可以被无视的东西。母亲无视我，正如父亲无视母亲的痛苦。于是我成了与痛苦相勾连的活体，我的成长伴随着母亲痛苦的累积，我是父亲对母亲犯下的罪的证明。母亲是替我受罪的上帝，即使他要抽出我的肋骨，我也该默不作声。这是当年忍受着淤青的疼痛时，我渐渐想明白的事情。现在，相同的预兆又出现在他们的孙子身上。宇元常年吸毒拖垮的身体，连脊椎都如刀削似的分明，从布料下突出来，像一把弯刀，挣扎着要割破束缚它的刀鞘。
那天我送了宇元回弟弟那儿去，弟弟见到我很高兴，我强撑着留下，一起吃了晚饭。弟弟和父亲很像，那样的大嗓门，那样的话多，不停给我夹菜。我吃了太多，喝了不少，头直发晕，恍惚间觉得我们成了年轻时的父亲和母亲，或者说，是平行世界里，远离了政治，自由恋爱的他们本应有的样子。我平时不会想这么多，因此意识到我喝醉了，该离开了。我借口放心不下父母，匆匆告辞。
回去以后，路过父亲屋里，发现他不在，护工见我回来，面色很为难的样子。于是我直接去找母亲，父亲果然就在他床边，老树根似的手紧紧掐着母亲的手，嘴里絮絮叨叨的，不知在说些什么。往常我会给他们留足空间，即使他们一个瘫痪在床，一个老年痴呆，我也想给他们保留最后的尊严。也许是那天喝醉了，也许是什么别的原因，鬼使神差地，我想听听不常来母亲屋里的父亲会说什么。我俯下身，装作给母亲掖被角，侧耳去听父亲微弱杂乱的声音。
那是我从被母亲当累赘虐待的幼年，到被同学孤立的童年，再到离开家出国留学，最后回到韩国从政，这样的一辈子里，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在那天以前，我一直以为父母是毫无情谊的政治婚姻，因此，我作为一个多余的、工具式的东西，被怎样对待都是合理的。他们当然要不爱，不然这一切该作何解呢？我的痛苦该作何解呢？
可我听见了。听见了他们陆军学校时期的亲密无间。听见了父亲的告白。听见了母亲支持政变的决心。听见了父亲一心与母亲生死与共，同达权力之巅的承诺。我绝望地听见了他们的爱。我为自己能够放下一切编造的完美的前提，在这晚被彻底地粉碎了。我的痛苦无解，它不会愈合，只会在他们曾拥有过的爱里溃烂成疮。
我失魂落魄地逃回卧室，一片黑暗里空无一人的恐怖，激起我久远的记忆。偷听父母吵架的那晚，我也是这样回了卧室。我看着熟睡的弟弟，却从弟弟与父亲极像的脸上看到了母亲。我缓缓地将双手放在他脖子上，收紧，再收紧。直到他面色青紫得可怕，像整张脸被掐出了淤痕，我如梦初醒地松开手，瘫坐在地。而弟弟仍睡得安稳，只是呼吸急促了些许。那一刻，我感受到母亲，不是在弟弟的脸上，而是在我的身体里。
宇元，你说我们都有罪。外人以为你疯了，家人骂你是叛徒，可我知道，现在更明白，你说的千真万确。那种罪甚至不能说起源于父亲和母亲，因为早在金载圭枪杀朴总统时，这一切就有了端倪。我们不能说整个青瓦台，或者整个大韩民族——抑或是更大胆些——全人类的血脉里都有着相同的罪。宇元，我们不能说，但我们就是知道了，于是我们就长久地生着灵魂的病。无法治愈的病。
我没有掐死弟弟，母亲也没有掐死我。我却恨他没有掐死我，导致我成了他，理解了他为什么虐待我。母亲想要掐死的不只是我，还有他自己。正如我想杀死的并不是弟弟，而是弟弟脸上的母亲和我。曾拥有过比从未拥有更可恨。我就是那座刻着这行字的行走的碑。母亲看着我，仿佛看着他们的爱的坟墓。
宇元百天的宴席上，弟弟问我为什么不生个孩子，明明现在技术很发达，omega不必再如从前那样过鬼门关。当时的我是怎样回答的？我说，有些东西，我希望能终止在我们这一代，不要带到二十一世纪。那时我和世纪末的人们一样，以为未来是光明的。
而现在，宇元就这样颓废地，堕落地，走进了一切都不会变好的新世纪，用佝偻的脊背宣告，我们的罪永不消逝，还将世世代代地遗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