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早在知道这次课程的期末作业是改编剧本后，我就已经决定了，一定要改编马致远的《青衫泪》。作为一个喜爱中唐诗人的人，平常也时常在网路上与元白同人的创作者们一起聊天交流。我们常常聊到关于网路上对于元稹、白居易的谣言众多，其中一条最离谱的，就是把《青衫泪》剧情当真，说白居易真的曾经认识这么一位名为裴兴奴的红粉知己；更有甚者藉此故事大做文章，说元白二人其实就是〈琵琶行〉中，这位商妇旧日的「共同恩客」。
作为喜爱元白这么多年的人，看到他们二人因为《青衫泪》的剧情，而被如此误解，心里说不难过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很高兴可以借着此次作业的机会，修改我认为《青衫泪》中觉得不合事实之处，以及我对元白情谊及其唱和作品的研究理解、对身不由己的琵琶女的同情怜悯，一同融合进此次的改编中。因而归纳出几项改编重点：
（一） 原剧本不合历史事实之处
《青衫泪》第三折的背景设定在白居易贬为江州司马期间，也就是元和十年～元和十三年（西元815～818年）。元和十年同年，元稹先于白居易被贬为通州司马，通州环境恶劣、遍地瘴疠虫豸，因此元稹至通州不久即病瘴。十年十月因病情过重，通州无药，只得北上兴元求医，直至元和十一年底才返回通州。
而白居易同在元和十年八月被贬为江州司马，从元稹被贬，一直到他自己也被贬至江州，这期间白居易给元稹寄了不少诗信与礼物，元稹却都没有收到，因为当信件和礼物送到通州时，元稹早已北上，加上通江二州之间山高水远，音信本不便，白居易也就不知此事，两人因此断连。直到元和十二年，两人才重新取得联络。
由此《青衫泪》不合历史事实之处便显而易见了：白居易贬谪江州时期，元稹自己也受贬谪，根本不可能以「廉访使」身分来到江州，同为司马的他更没有「面奏圣人」，将白居易提拔回京的权力。
另外，在楔子中提到，宪宗皇帝贬谪白居易、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原因是：「争奈文臣中多尚浮华。各以诗酒相胜。不肯尽心守职。中间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等。尤以做诗做文。误却政事。」但是在第四折中，元稹一句「白居易无罪远谪」，就可以让宪宗皇帝的态度从「做诗做文、误却政事」，瞬间变成「朕也惜他才华。已取回京。」且不说元稹当时没有这种权力好了，这皇帝也未免前后矛盾，太没主见了吧？当时读剧本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了把白居易调回来、把舞台调回京城，让角色变得前后说法不一，才是这出戏除了不合历史之外最大的败笔。
因此，我的改编方向如下所述：
元白的唱和诗中，出现过不少关于「梦」的叙述，以下浅举数例。
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白居易〈梦微之（元和十二年）〉）
山水万重书断绝，念君怜我梦相闻。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元稹〈酬乐天频梦微之〉）
无身尚拟魂相就，身在那无梦往还。直到他身亦相觅，不能空记树中环。——（元稹〈寄乐天〉）
夜来携手梦同游，晨起盈巾泪莫收。漳浦老身三度病，咸阳宿草八回秋。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阿卫韩郎相次去，夜台茫昧得知不？——（白居易〈梦微之（开成五年）〉）
元、白从长安结交至元稹逝世，相识近三十年间，自元和四年元稹先后以监察御史奉使东川、分务洛阳始，二人各自辗转升降，聚少离多。两人分离的期间，唯有「梦」可以越过千山万水，甚至跨过生死之别，让两人相会。所以我让元稹出场的方式，就是透过白居易醉酒后的「梦境」，来让二人相见。
（二）「无名琵琶伎」与「无名商主裴氏」
在《青衫泪》原剧中，裴兴奴的主体能动性极低，被卖、被带走、被皇帝考验，她几乎没有替自己做过什么决定，她的「空间移动」都是基于「男性」带着她的前提下进行的：被「茶商」买来带去浔阳、被「元稹」帮助秉奏皇上、被「白居易」带回京。但如果按照裴兴奴就是白居易〈琵琶行〉中的琵琶女的设定，「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连银饰都能用以击节，弄碎也不觉可惜，代表琵琶女的收入应该颇高，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存钱为自己赎身呢？
当然我知道，这是我站在现代人的角度去看待的想法，或许当时的青楼女子确实没有关于晚年风险的考虑，所以我并不想以此批评琵琶女短视，甚至对于她的人生境遇感到同情。所以我想要给〈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一个自由的生活、也想要翻转《青衫泪》中无助被动的女性形象，所以我将二者合为一，将「裴兴奴」此角改编为「商号主人裴大娘子」。
至于为什么要让梦中元稹以「无名琵琶伎」的身分出现呢？因为元稹和白居易作为「男性」，得以考试入仕；作为「士大夫」，得以发扬自己的姓名、并享文誉。但是与此同时，却也身陷官途，身不由己。作为谪臣，他们没有资格离开自己的贬谪地，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是「男性士大夫」，只要还有自己的「名字」，他们便不得自由。
所以让元稹作为无名琵琶伎出场，除了暗示此「元稹」非彼元稹、此场景是白居易的荒唐一梦之外，也是将我的个人想法借着改编演绎出来：
只有卸下社会身分、暂时抛却「代表他人期望」而被赋予的名字，我们才能真正自由。
即使，这自由绚烂却短暂，犹如昙花一夜。
我为何没有将「裴兴奴」的全名在改编中写出，而是改以「裴氏」、「裴大娘子」称呼，并不是因为我按照传统族谱上的「女性只记『氏』不留名」的模式，而是和上述理由相呼应，反衬出裴大娘子的自由。
在我的改编中，裴大娘子作为女性乐伎，与仕途无缘，被社会结构排挤在低层，却仍依靠为己的长远打算和努力，得以赎身经商，自由来去；元、白作为男性士族，进入官僚体制，身在社会高层，却身不由己，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和去留。裴氏与元白二人就此呈现出以下的反衬：
自由、主动、体制外的女性 ⬌ 受制、被动、体制内的男性
我认为我的改编并没有翻转性别的优势、没有女强男弱，但是我尝试换一个角度切入，去看「受制的人究竟是谁？真正能动的、不能动的人又是谁？」
（三）「为官不如伎」的感慨、体制暴力
以前的男性文人们有很多都是官员，他们本身也以入仕为目标、以经世为己任。当然，如果能这么顺利就好了，可现实往往不是如此。在元、白诗中，我可以看见他们对于自己遭受贬谪后的心理波动：他们都会为此悲伤、不解、不平，却无可奈何。
我们常常将「入仕、做官」和「富贵发达」挂勾，在古典小说选读课中，我也看见李渔《十二楼》以及其他古典小说里，属于男主角的好结局往往是「官至OO，育有几子，妻妾和睦，寿终正寝」，「入仕为官」是达成完美结局的必要环节。但我们似乎不常看见，这「天家富贵」的反面，正是「暴力、伤害」。
是，如果能做到高官，而且一直坐得稳，直至退休，那当然是常人难得的富贵。可是一个朝廷就那么大，属于高官的椅子能有多少把？那么剩下那些玩「大风吹」输了的，没抢到椅子的人，就只能沦为上位者的俎上鱼肉，被贬谪、被牵制、身心受折磨。这就是「体制」，一个看谁抢得过上位椅子的游戏。体制是充满富贵的、充满机遇的，却也往往是暴力的，可是似乎很少人能看见，仍将其视作「泼天富贵」的象征。
元、白是中唐文坛的盟主，他们赢了文学，却是体制的输家。白居易比较幸运，在贬谪江州后再次回朝，知道自己的意见不受重视、看见党争逐渐走向白热化，为了自保，请求外放杭州，最后在洛阳安度晚年，享七十四岁高龄；可是元稹便没有那么幸运，早年因言得罪，先贬江陵、后谪通州，先后外放十多年回朝，不久快速升官至宰相之荣，却也在同样不久后贬至同州，最后卒于武昌节度使任上，一生起伏跌宕。长年贬谪使得元稹身体多病、宦海浮沉使他心灵受创，最后仅五十三岁便辞世。元稹比白居易小七岁，却比白居易早十四年离世，体制暴力给他带来的身心伤害，显而易见。
改编剧本中的裴氏，原本也是受青楼产业结构牵制的倡女，但我认为产业结构的牵制力并不如官僚体制那么沉重，所以裴氏还能从产业结构里，灵活地找出能让自己走向自由的出路，最后成为独当一面的行商。所以裴大娘子前往下一个城市前，在听过白居易自陈后发出「为官不如伎」的感慨，实际是我想藉由「官」「伎」在传统认知上鲜明的社会地位对比，来凸显常常为人所忽略的「体制暴力」的伤害性。
另外，同样在古典小说课中，我曾经学习到一个小说里面显示出的主题之一，就是「恐惧的自由」与「安全的桎梏」。自由意味着在规则之外、在群众之外，是令人恐惧的；规则、体制内，虽然受限，却因为「我和大家一样」而让人感到安全。关于这部分的感慨，我也会在改编剧本中藉身在「恐惧的自由」的裴大娘子之口说出。
（四）无人的周遭、散落的〈琵琶行〉文稿
白居易醒来后，无论是梦中来相会的元稹，还是实际上陪伴他的裴大娘子全都离开了自己，只剩下创作出的〈琵琶行〉文稿还默默陪伴在自己身边。这个情节的设置，是因为我想到了「文学的永恒性」，算是这次改编中一个非常小的子题。
「文学」承载著作者的情感，超越时空，与现在的我们相会，让我们能够感其所感、悲其所悲。改编剧本中，代表着白居易情感的「元稹」和代表元白相反面的「裴大娘子」在梦醒后都离去，但是白居易当下因感而作的〈琵琶行〉却不会因为他们的离去便消失――即使白居易自己也不在人世了，〈琵琶行〉仍存活千年，继续替白居易唱出他千年前的内心情感，我们见此如何能不感慨文学的永恒呢？
以上是本次改编剧本的几大核心理念，若是观后仍对剧本正文感到兴趣的话（意思是如果不怕被我雷到###），欢迎点击「Next Chapter」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