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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或许你们有人经历过类似的事。
我收到他去世的消息，是上周三的晚上，我的哲学教授，尊敬的贝什米特先生，就在前一天的下午，他还请我到他家喝茶，拜托我两天后到他的书房里取走一本日记，并交给扉页上某位没有注明姓氏的路德维希。
事情的开端仅仅发生在一周以前。
那时的我和所有狂妄自大的理想主义青年一样，相信学习古典哲学的唯一途径，就是亲自去德意志的土地上呼吸新鲜空气。幸运的是，我如愿拿到了 offer，从克拉科夫到柏林只花了我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完全安顿下来，一切都看起来很完美。
在第一次见到贝什米特教授时，我就应该意识到，总有一天，会有什么东西失控的。
那个有着天生血红色瞳孔的男人。
我知道这听上去像是在散播什么猎奇的刻板印象，可他确实和别人不一样。学人文艺术的家伙们多多少少带着一点放荡不羁，似乎从不对任何哲学家抱有人格上的敬畏或狂热，他挑选当天的课题就像在一箱苹果里挑选一个，只是偶尔露出赞许或批评的神情，仿佛父亲对他的孩子。他很宽容，甚至十分热情，你在柏林街头会遇见的，穿着连帽卫衣或皮衣的经典款自由职业教父没什么区别，而且能在人们陷入争吵时用一句正宗柏林方言的“Wat”镇住场子。他120%属于那批正宗的 bio-deutsch，但你从他身上闻不到任何傲慢。他是个好人，真正意义上的好人，几乎我认识的所有学生、教师和校工都喜欢他、尊敬他、甚至偷偷崇拜他。
可现在他已经死了。
我从克拉科夫回来时葬礼已经结束了。我只从殡仪馆拿到了一份讣告：基尔伯特· 贝什米特，2005年X月O日于睡梦中自然死亡，曾在军队服役，哲学教授，收藏家，多家博物馆的特聘顾问，喜欢动物，热心慈善。
这些该死的字符总是在我脑子里不合时宜地断开，我花了大概十分钟才读完纸上的内容。
“人总要经历这样一天的。”我小声安慰自己。那时我脑海中的第一个决定是立即去取那本日记——这是我最后所能替他完成的事了。
然而当我抵达那座宅邸时，院子里站满了穿着军装男人和女人。他们从屋内抬出装满档案袋和相册的箱子，态度强硬，禁止包括我在内的“闲杂人等”靠近。这也许是因为他曾效力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或是他卷入过一些不能被说出口的领域，要么他其实是Stasi的一员，而真正的死因是……
等那群人驱车离开后，我才终于得以进入那座房子。这比我想象中大得多（毕竟他是个俭朴的人）也难怪他总是在电话里抱怨“房间太多不好打扫”。看上去所有的不幸并未完全侵蚀这里：壁炉灰的味道、没有封口的面粉、打算把羊毛大衣送去干洗的备注字条……
我径直走入书房，取走桌上的那本日记本，离开宅邸，动身回家查找扉页上的地址。
那是一幢郊区的私人别墅。可惜的是我仍没有打听到房主姓什么，我只好直接称呼他“先生”，不过一切都很正常。真正诡异的事情发生在夜晚，当我熄掉房间所有的灯的时候。
那些声响开始出现，起初它更像电视的雪花声，后来变成重复的耳语、急促翻动的纸张和脚步混在一起的噪音，好像隔着无数道玻璃，来自某个并不存在的房间。我原先只以为是疲劳产生的幻听，可噪声越来越清晰、无法摆脱，我能听见上十个人同时在我客厅里交头接耳。
我打开灯，然后所有的声响消失。
当我回过头来，我看见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正站在我眼前。
“你收到了讣告，是吗？还有他交给你的东西。”他倚在门框上，尽量使自己的语气听起来不要那么像命令式。
我发誓我从未见过他，尽管他可能是任何一个电子游戏里会出现的经典军官NPC。我慌忙点了点头。
“明天我会在这儿等您。既然他选择信任您，我尊重他的选择，希望您会遵守您的约定。”他终于舍得用敬称了，但他仍然没有自我介绍。
他是教授的亲戚？（仔细想想他们的鼻梁和眉眼很相似）以前的学生？（可他看上去不会超过25岁）甚至私生子？？？我从那双眼睛里读不出一丝情绪，没有任何线索，一种毫无忧郁的蓝色：没有悲伤、或者愤怒、困惑、痛苦，抑或失望。
“路德……”我回想起这个名字，试着喊住他，但每一个音节都卡在我喉咙深处。他转过身，变成一具模糊的人形。那些被切成碎片、勉强缝合在一起的黑色物质，在窗户上淌过一道阴影般的痕迹。他渗透进屋子里，没有完整的颈部线条，光线穿过他的胸口——我从梦中醒来，难以平复自己的心跳，但毛孔像是被冻结住一般，我竟没有流一滴冷汗。
我起身下床去拿那本日记，在扉页地址的下方浮现出一行新的小字：“你来得太晚了”。
是教授的手迹，旁边夹着一张“路德维希”的照片，摄于200X年O月。
不论如何，我明天一定得把这奇怪的东西送走。
可我整整睡了14个小时才醒来，而我的父母又不期而至地坐在我的客厅里。比起归还一件拥有超自然力量的遗物，缺席一个下午的家庭活动也无所谓，于是我拿起照片和日记，向他们解释我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完成。
我父亲的反应却出乎我的意料。
他脸上的震惊并不是因为我的话。他一把夺过那张照片，摩挲着上面的人像，当他顾自低声念出下方的日期时，脸色突然变得灰白。
我下意识以为是他心脏病发作，伸手抓起一片硝酸甘油塞进他的舌头下面，却被他抬手制止。他说，他见过这个人。
我愣住了。
他坐回沙发上，双手仍然紧紧攥着那张照片，脸上充斥着孩子一样不安的神情。“那可是七十年代。”他慢慢开口，“我在东柏林边境为他们工作的时候。”
我父亲说，那时候他负责检查证件。这个男人经常从西边过来，探望一位住在东边的亲人。父亲记住了那张脸，每次例行检查，他会向那个男人点头致意，时间长了，路德维希也会报以相同的问候。
某一年的六月，在我母亲生日之前，父亲鼓起勇气，在检查证件时低声问他，能否从西边带一条丝巾，送给我母亲当生日礼物。
我父亲停顿了一下，“他当时露出了十分意外的表情。然后对我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我想他应该是同意了。”
三天后，那个男人如约出现，递给父亲一条价格不菲的女士丝巾，却拒绝收下任何报酬。临走前，他丢下了一句冷笑话：“您知道我们是怎么分辨来自东边的那些间谍的吗？下车后盯着商店橱窗看的那些就是。可惜他还不愿意承认这个道理——代我祝您的夫人生日快乐。”
父亲说完这句话，抬头看向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直到现在。我敢确定是他，可他看起来……和那时比起来，一点也没变。”
房间里静得可以听见我们呼吸的声音。我父亲想陪同我一起去，但我拒绝了，我不想让路德维希知道有除送信人（我）以外还有人看过这本日记。
我按响了门铃。
门内站着一个高挑的金发男人，身上没有任何烟草或香水的气味，他抬起头，用和昨晚一样平静的目光，和我对视。
他朝我点头：“晚上好。抱歉您昨天睡得不太安稳。”
“我是来归还那本属于您的东西的。”我踟蹰着不敢站上台阶。“请问您是教授的……”
“家人。”他轻声回答，“准确来说，他是我的兄长。”他接过日记本的手指和艺术家那样纤长，没有疤痕或冻伤，可以清晰看到下面跳动的蓝色静脉。
我真的很想问他：你为什么永远看起来像二十多岁？你为什么能出现在陌生人的梦中又随意消失？你和教授到底是什么关系？但是他眼神中警告的意味让我不敢靠近。
“您是否能听我讲一个故事？”我问，他抬手示意我进门，于是我说出了我父亲的故事。
他全程都十分安静，除了听到他自己讲过的冷笑话时转过头去片刻，我问他，“我想问您……您为什么帮我父亲？”
“因为他开口了。”
“只是这样吗？”
“是的。仅此而已。”他要么是个注重隐私的人，要么是个不擅长又不喜欢聊天的人，或许两者都是。
“如果他当时请求，比如……让你带走一个人？或者让你帮他越过边境到西边去？”
路德维希的目光第一次变得厌恶和冷漠，“那我会拒绝。”他好像能猜到我的喜好，从桌上撤下咖啡壶换成红茶，“我不会拒绝那些有益无害的小事，但我不像基尔……你们的教授那样，热衷于以个人身份介入他人的生活。”他的语气疲惫但清醒，并不尝试为他的行为辩护，或许他们这样的存在有自己的法则，可我连它的边界也无法触碰到。
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和教授，他们之间的距离并没有那么遥远。
他并没有立刻继续解释。相反，路德维希忽然看向我，他问：“你对他了解多少？”和在梦中第一次开口一样，他没有用敬称。
看上去大概没有恶意，这是件好事。
我愣了一下，开始交代教授在学院里那些人尽皆知的小习惯，比如他办公室里放的是哪几张黑胶，他习惯在户外的长椅上小憩、他是怎样贬低空洞的学术用语，然后用鸟儿的比喻解释各种各样的事情。
路德维希听得很认真，那双蓝眼睛里温和的好奇，以及轻微的惊讶，多少能够解释他的外表为何看起来如此年轻，简直就像一个孩子听着虚构漫画里的英雄故事。“还有什么？平日里您能看出来他确诊了睡眠障碍吗？”他问。
我停住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东西忽然让我警钟大作。
他布置过一个简短的题目：“人的身体是否会记得他自己已经忘记的事情？”我回忆起过去的那些日子：最开始的时候，教授偶尔忘记自己把眼镜放在哪里，虽然只是一副为了修饰外表的平光镜。在口袋里摸到眼镜时他会短暂地愣一下，然后继续他的讲演。
随后出现异样的是他的手。他写字的速度变慢了，而且有时会忘记词语的拼法，并且尝试用右手在空中写下来，只有这样他才能完整地写下一篇文章。但他是天生的左利手，所以不存在因为左手写字而生疏的问题。所以从那时开始，他每节课会请不同的学生记录他口述的内容，再装订成册。
最严重的情况发生在一次讨论课后。他站在讲台边，正要整理讲义，却突然扶住桌角，疯狂地喘息。前排的学生打算为他叫救护车，他摇头，向所有人道歉说他只是低血压而已，需要暂时休息。
去年的冬天他开始变得怕冷，就这样学校失去了它最后一个全年穿连帽衫卫衣的哲学教授。尽管办公室的暖气开得很足，他仍然会在肩上披着围巾。他很喜欢它，当他取下它时会小心翼翼地戴在办公室桌角的玩具熊身上，说那是“来自West的礼物”。
路德维希告诉了我更多：基尔伯特，他的心脏和躯体正被上帝分别放在天平的两个托盘上。教授的体检报告显示，他的骨密度下降过快，但大部分肌肉组织仍保持着青年人的状态；他的心脏变得衰弱，大脑功能却并未随年龄老去，不过是神经系统的过分活跃，会让所有的事情在瞬间涌入他的大脑，让他感到窒息、无所适从。医生在结果上使用了诸多保守（他的原话是“无用”）的形容，但没有人敢于深究这些吊诡的现象。
路德维希。他们原本是同一个屋檐下的住客，但每当教授在心里默念那个名字时，他的状况就会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恶化。从教授第一次在陪同路德维希参加会议时被送去抢救开始，他不得不承认，是时候离开他原有的生活了。
他的手背上，血管爬行的痕迹愈发清晰，皮肤却没有像老人那般变薄，泛出冷白的光泽，这使他看上去活像一座瓷器烧制的塑像。
他在提及某些年份时短暂的出神，对普鲁士历史故事加油添醋的描绘，这一切都有迹可循。而且他从不解释，或者转手自己收藏中各种来历暧昧的小物件。
去世几天以前的下午，他突然开始流鼻血，血量不大，但是迟迟难以止住。鲜红的血迹顺着他的手指滴在讲义上，遮盖住上面的字迹。他盯着那页纸沉默了很久，随后请假离开了工作。我听清了他低声说的那句话：“我以为我可以一直为他承受下去”，不过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指的是谁。
路德维希。而教授也曾是那些永生者之一。世界慢慢地把他还给一段早该结束的时间，而现在它已经画上了句号。这一切让我不寒而栗。如果我也被诅咒所选择，是不是我也需要用自己的生命来支付这样的代价？
“你现在想知道我和他是什么关系。”他仍然恬不知耻地窥视着我的想法，但我只好点头。他端起咖啡搅拌里面的砂糖，目光短暂地停留在那本日记上，“那是我曾经拥有过的最亲密的关系。”
"他从来不在学生面前谈这些。"路德维希说，"因为那是我们之间的契约。”他看向我，没有任何试探的意味。
“我说过的，基尔伯特喜欢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别人的生活，干涉那些人自己的选择，毫不在意人们是如何滥用他的善意，留下自己的影响然后消失……这实在是一种很坏的习惯。但除去这些微小的插曲，我们拥有彼此剩下的全部。”路德维希挥手制止了我想要发言的打算，“你应该明白一件事。”
“他选择把日记交给你，并不代表他试图邀请你过分靠近我们的生活，或者你有资格接近这些问题、有能力干涉这样的命运。”他的语气变得冷峻，“我曾经尝试过插手干预。但事实证明，常见的药物或者器官移植并不能延缓他身体的衰老。那些负责衡量代价的存在，并不认为几个普通人灵魂的重量，值得被用来抵消他的时间。”
我感觉到自己的手在颤抖，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或者被动地感受到，自己此前那些关于“被选中”的想法，有多么天真，甚至对路德维希而言无比冒犯。一丝不合时宜的羞愧涌上我的心头，可我又不禁感到庆幸，庆幸自己仍然能够活到下一个，与父母一起度过的圣诞夜。
路德维希起身走向橱柜，伸手拿出一只闲置已久的马克杯，摆在我面前，显然和他自己的是一对。然后，他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问我：“他有没有在课堂上，或私下里，向你们炫耀过自己的过去？比如在吹嘘他自己的时候，说过诸如‘死在他手上的人可比你们这辈子见过的活着的人还要多’？”
我摇头。路德维希似乎对这个答案很满意。“那他对你们，确实要温和得多。至少比在看上去和你一样大的年纪时，懂得克制一些。”
我那时唯一清晰的念头，是离开这间屋子。
“看来您已经做出决定了。”路德维希说，语气恢复了先前的礼貌和平静。“给您一个建议，不要向任何人提起今天发生的事。”
“包括您的父亲。”他停顿了一下，也许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过对我采取必要的强制性措施。“如果您是个守信用的人，关于您感兴趣的东西，您会收到我的答谢。感谢您愿意完成我兄长的遗愿。”
我回到了家，晚餐的时候，我只对父母说那是一个意外的巧合，有研究表明，人在一生中甚至会遇见七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而且这家人的小儿子对我很友好。于是当天晚上，我梦见了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站在厨房门口，没有人注意到我。
那是一间很旧的厨房，窗框的白色油漆和屋外的雪融为一体，烤箱、炉灶、水壶……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运转着。
站在料理台前的人是路德维希。
他穿着一件深色毛衣，袖子挽到小臂上，露出匀称而有力的线条。他正将洋葱和土豆切成小块，灯光落在他的金发上，暖融融的金属光泽弥漫在空气里。
年轻一些的贝什米特教授守在炉灶旁，不时抬头去看路德维希。他小心翼翼地搅动锅里的红酒，里面漂着橙皮和香料；远远地，我闻见热红酒温热的甜味。
“你放过橙酒了？”基尔伯特问。
“还没有。”路德维希回答，没有抬头，“只有橙子的味道，你总是放得太早了，亲爱的哥哥。”
贝什米特教授轻哼一声：“这次不一样。”
“每次你都这么说。”路德维希脸上流露出温和而放松的笑容，我想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他们是彼此最亲密的人。
他们在一起度过每一个节日的清晨和沉默的夜晚。他们在一起安排某一天是谁负责做饭，谁记得关灯，谁在早醒之后先去准备早餐……那本我没有读过的日记，留给路德维希的或许就是这些。
基尔伯特把勺子搁在一旁，转身去拿柜子里的玻璃杯，柜门轻轻地吱嘎作响。“告诉我，今年你留下来没有去波恩，是因为我吧？”他说，亲昵地把脑袋枕在对方肩上。
路德维希切洋葱的手停了一瞬。“当然是因为你邀请了我，哥哥。”他说。
“您本可以选择拒绝他！”基尔伯特故意拿捏着腔调学习那些政府官员的语气。
“我不会拒绝的。”路德维希近乎自言自语地说。
炉火噼啪作响。餐桌已经铺好了桌布，上面摆着烛台、花瓶和两副餐具，刚好两个人的位置，没有第三把椅子，这座屋子也没有任何女主人曾经生活过的迹象。
路德维希把饼干从烤箱端出来，摘下手套，而基尔伯特在对方的手腕内侧轻轻印下一个吻。“你的心脏，它现在还会痛吗？”他把自己的手放在路德维希胸口。
“不，我恢复得很好。倒是你，哥哥，你现在应该已经适应它的节奏了。”
基尔伯特把围裙解下来挂回原处，语气听上去十分轻快：“大概还要等到迁回柏林的提议落定之后。那时候我就可以一直陪着你了，不只有圣诞节。”
他们把菜端上桌，土豆浓汤、面包、甜点，还有那锅红酒。蒸汽从远处缓缓升起，又在我眼前消散。
他们各自坐下。
基尔伯特举起酒杯：“我最亲爱的阿西，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哥哥。欢迎回家。”
两只杯子轻轻碰在一起，没有声音。
槲寄生和冬青装饰着会客厅的每个角落。
雪无声地落下，一片一片覆盖住我所有的感官。我能最后看见的是，路德维希用他双平静的蓝眼睛望向我，我的双脚开始变成粘稠的黑色物质，融化着我脚下的雪。是时候从这里离开了，毕竟明天我还有一个真正的圣诞节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