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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雾笼罩着西山,山路在雾中隐隐迢迢,走过一伙人。打头的两个容貌相似,似是兄弟,身后跟着挑夫,几人扛着一具棺材,从山雾中无声无息地穿过。除却灰蒙蒙的尘雾,山野之间就没有什么遮拦了——冬日北平郊外所见,多的是无名林木,光秃秃的枝桠突兀地从路的尽头延伸出来,又一个急转直冲向天空。空谷的清幽,似乎有意要人忘记昨日业已临近的烽火。
“哥……真的就这样下葬了么?”
被称作“哥”的男子叹了口气:“等日本鬼子真的打过来,恐怕是下葬的机会都没有了!”
脚步不住地沉重。又问:“爹的案子,真的无可转圜?”
一个凶狠中软弱不堪的眼神:“冯将军如今已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为国家民族一致抗日计,你要告他,我们兄弟今后在蒋委员长那里怎么说呢?”
“……明白了。但愿战事早日了结吧,等彻底扫平日寇的那一天,我就辞官不做,去跟他搏一搏。哪怕最后判不下来也好。”
“你啊……这仗哪里是那么好打的哟……”
兄弟俩未曾察觉到,此时棺材微微颤动,一缕青烟飘出,直飘向南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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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租界一间小屋内,一位老人正在闭目养神。
他已经时日无多,近来身体也不大好,闭门谢客之余,也看看老物件,这样尚偶尔能从混沌的识海中,捡起若干过往的峥嵘碎片。他不是喜欢对人说“老子当年如何如何……”的那类人,他怀忆,只是为那几个在南京新朝无端失路的故人罢了。
忽然,风帘微微摇动,桌上被他闲置一旁的青锋剑发出嗡鸣,随后便归于沉寂。
“是你……你回来了。”
小心地抽剑出鞘,剑锋依然如当年那般锐利,光彩照人,在剑光中似乎映照着两双的眼瞳——一双是他自己的,浑浊而衰老,一双是年轻人的,眼皮耷拉着,瞳孔涣散而无神。他回头,并不见旁人进来。
手轻轻抚上剑柄,感受微弱的震动,问:“你……你怎么找到这里的?你还记得我?”
“凭愿力驱动,记得并不清楚……好罢,那就我来给你讲讲吧。”
于是,一位老人对着一缕残魂,絮絮叨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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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是庚子年。你在庚子年从徐州到济南投奔袁公,嗬,好大的心胆!
你那时还是娃娃嘛——别闹,娶了亲也是娃娃。我当年也还是娃娃呢,走的路比你还远,一个人,一块银元,从合肥走到了威海。
项城……其实是不愿见你的,你的文章他看到了,还同我们几个讲过,只是他认定你文气太重,放在济南府台尚可,放在武卫右军就不合适了。你那时候在做什么呢?我想想……
有了,你那日在给客栈写楹联。快到年节了,你衣服尚单,却气势如虹。写楹联抵房钱,而一旦呵开冻笔,即刻笔走龙蛇,写下几个太平字。我在旁边静静地观察你,为你暗暗叫好。
不是为你那几个字——当然,字也很好——而是为你这个人。
我们都是一样的人。
没什么太多的话,先夸赞,再询问,基本把你的情况盘得七七八八。我想起袁公的话,真是闻名不如见面。我见你穿得单薄,于是自作主张拉你上街买棉袄。然而庚子年尾的济南,比寻常年份更冷清一些。我拉着你逛了许久也未找到开门的店铺,反倒让你逛得两脸通红——我当时以为是读书人缺乏锻炼,现在想来,是尴尬吗?是害羞吗?可能二者兼有吧。
总之,你虽然有心,但进入武人的世界,尚需时日。说回来,以我的性格,做什么事情都是非有个结果不可的,于是心下一横,也不管什么合不合规矩,就拉上你往自己家里走去。好在我在济南的“家”也没什么人,吴氏新亡,张氏尚未过门,宅内布置也颇为随意。我给你找了件袄子,把你带进书房,想继续考察你。
我当时说了什么?我说:“方才,小友不是在店里向我纵论国事,论得很尽兴么?还说什么‘接下来的可就不好在这儿说了……’那在段某的书房,总该方便说了吧?”
你定以为,“这人莫不是诱骗我?”没有?哈哈哈……
你当时说了什么,我可真记不起了。三十五年过去了,三十五年是我的半生,却几乎是你的一生……当年你我发下的宏愿,在现在的人看来,又是多么可笑!也许今人的愿望,在未来看来,也是同样不值一提的吧!你说耳闻甲午海战之惨,目睹拳匪流民之乱,要拯救国家危亡,我则目睹甲午海战之惨,身经拳匪流民之乱,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然心领神会。可到现在,谁又能说出国家是什么?
我只记得,最后我们都谈兴很高。我本想赠你一把新式手枪,但你尚还不会用枪,于是我把袁公赠我的剑又赠给了你。你向我纳头便拜,我将你扶起,教你敬军礼。你的脊梁挺拔,就像这柄剑一样直。
那年的春节,是我们一起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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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锋剑的嗡鸣越来越剧烈,几乎成为一种心跳似的震动。老人用尽力气,紧紧握住它,感受着自己的体温与金属的幽寒交错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故人的血流似乎在青锋剑的暗纹中涌动着。良久,剑身才复秋水般的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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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你尚不熟悉军队,我先让你做一点文书工作。我暗示你,要不要递个座师帖子,将来见那些军爷,也有个好听的名分。谁想你一梗脖子,直接回绝。小狼似的。你说“不愿平白无故矮了一辈”,唉,你可真是……要是后来我任总理的时候,多少人求而不得呢!我只能叫宏业拜你为师了——让你帮我照管宏业读书。
怎么,你后来也后悔了是吗?还是在恼靳翼青能见老师而你不能么?是,翼青也是那年起追随我的,但你和他总归不一样的……
我记得当时你们关系很好,休沐日一同纵马燕赵,我也未曾留意,你们是怎么发展到后来那一步的?
原来如此……当时安排他到山东,是为了历练他,还是预先占地,这我也说不清了。不想就这样酿成误会。
嗯,他留在北方了,和日本人走的很近。他后来也很少上我门。但我知道的是,你……成仁的时候,他给你写了诗。诗而有北海南海成为远隔,人则非阴界阳界不能分离,然而有些人总要彻底失去才会痛悔……哎呀,说这些干什么,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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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济南庭院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京畿糜烂,而山东完好,于是朝廷调袁公进京,你也跟随我驻扎在京郊,并把家眷搬了过去。虽为文职,却坚持每日跟着大头兵一起跑操,士兵看你跑,也不敢偷奸耍滑。跑完汗水顺着白里透红的脸颊流下来,谁也不敢说你像个军人,然而谁也不敢说你不是军人。是,我固然器重你,当着炮队兄弟们的面,手把手教你射击、骑马、开炮,然而你私下为了补足短板而偷偷演练,又花了多少汗水,我不用探查也能猜到七七八八。幽州的风多凛冽。
那几年,你跟着我赴了多少次宴,喝过多少人的或盛情或冷意、或暗藏杀机或明牌拉拢的酒,我已经记不清了。但不管喝到什么份上,只要军装在身,你的眼神永远都是清明的,静静地落在我身上。这样,我就能和老兄弟们,安心地喝到烂醉。
我听说,你后来去日本,还与艺妓斗酒,怎么,还记得吗,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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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去日本,大抵一半是袁公之力,一半是我。袁公自打那次下队视察时,从队伍中发现了满脸书卷气的你,又听我说你如何帮我阅卷宗、草文书而挥笔立就,才彻彻底底记住了你。他表现得很后悔的样子,把你放跑了嘛!不过,恐怕他也并非完全地后悔,那更多是在我面前的一种态度表示,你明白的。他在为横刀夺爱做铺垫。我是他的下级,若他果真迫切需要你,那我岂有不让之理?——我时常在想,如果袁公真的这么做了,那有些事的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了……
最后,我和张小姐带点礼物到袁公家,大喝一场,算是解决了:你仍然算做我的幕僚,但同时袁公也给你资助每月二十两银子,学成回国后到谁麾下,由你自己决定。
我当面宣布这个决定时,你突然扑上来,不住地磕头……我又不能拂了袁公的意思,就在临别时送了一枚玉珏给你——本是一对,你一枚,我一枚——谁知你更加痛苦地大哭起来。将你送走,我才回过味来,珏音同绝,你莫不是以为……?再追是追不及了,只能写信给你,慢慢解释。
……说实话,当时有没有恨我?
似乎那时就一种流言,开始在北洋的军营中滋生。说你其实并非得到赏识才获得的官派身份,实则平日作恶多端,被老段扫地出门,眼不见不为烦。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反应有些关系?有吧。这都怨我。
即便这样,你回来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我面前……我当时有多么欣喜,又有多么愧疚。你知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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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沉默着,把玩着青锋剑。剑是讲究开锋和藏锋的,过早地使用、过多地使用,会缩短剑的使用年限。自己用这柄剑的时候,是不是过早、过多了,以至于剑走偏锋、英年早逝?徐树铮能从一而终地忠于自己,当然让人感到幸运。但这样的情结,是否也羁绊住了他,让他最终活成了抱柱的尾生?这个问题或许已永远不会有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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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来时已是庚戌,国内情形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就是军营内也出现一片片被剪掉的辫子。你见我特地带上青锋剑,然而后脑的已经是一条假辫子。我戳破你,你又要跪,我笑一笑:“啧,在我面前装什么。我在德国的时候,就已萌生剪辫之心,只是为李合肥所阻……他说理解我的心思,但是,时机不对。”
我和你相视一笑,余下的话已经不必再说。
大清的整个江山都已经坐在炮筒上,只待一个火星,就能被整个儿射出去。武昌之役点燃了沉寂的一切,每日连章累牍的军报与密报将明的暗的一切涌动的地火燎到每一个大清的兵营中——也许,该叫前清了。随着军报一起交换的,还有人们怅惘抑或得意的眼神。在那个关口,表面上看来每个人的选择都重要,都决定了他们一人或一家的生死命途。实际上,正是每个人的选择都重要,因而每个人的选择都不再重要。时代洪流会推着他们抱定决心。同样的事情,十七年后还要在上演一次。往后呢?我不知道……
我有次问你,在东京有没有见过革命党?你眼神躲闪,我便知道。不过,见也就见了,你也不可能真有什么举动。你全身从上到下,都是北洋的气味,北洋的手足,北洋的精神与胆魄,是我北洋的人,没可能跟革党走的,这是我和袁公一早就知道了的。我所要问的,其实是想知道能否借你的关系与革命党疏通,形成某些私人的谅解。
这层关系后来也确实起效了,只不过在桂林。
扯远了。总之,你不但摸准了袁公的心思,劝我不要对革命党下死手,还为我、为我北洋写了那篇千古不遇的电文——按他们的说法,孙文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为千古未闻,可你又何尝不是?你起草总在喜欢夜半时分,站在指挥所的阳台,不许闲杂人靠近。临风而望,一面喃喃自语,一面速记若干字句。一次,我悄悄地来陪,你看见我,“芝老,我们都是要上史书的嗬”,我给你披上大衣。
究竟是谁推翻的帝制,谁建立的民国,史书会怎样记载呢?至少,史书不会记载这个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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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抬头,帘外的天色已经微凉了,太阳流照着的是紫的群星、粉的云霞和白的天际,街边盏盏电灯已经亮起,反衬这间小屋更显寂寥如暗烬。剑也褪去光彩,握在手里只有直直一块铁,这个夜晚将和所有的夜晚一样沉默。老人感到不祥的预兆:
又铮?又铮?你还在么?
没有回应。
老人想起自己听说的某些民间传闻,一只手拿起剑,屏息凝神,另一只干枯的手轻轻在剑锋上划了一下,暗红的血蜿蜒下来,剑身发出剧烈的震动,惊心动魄,以至于老人一时抓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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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了?
你说你突然好想记起了很多东西,只是一时头疼欲裂,无法承受……嗬,从未听说一缕残魂还能头疼。打趣而已。你若精神无虞,那么我便继续往下讲了。
民初那几年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民元的大和解是勉强的,因此大和解后必定是大分裂。说大的,便是袁公与孙文决裂。说小的,便是我与袁公、华甫的不睦。也许你和……也是在这时,好吧,但只不过我不知晓罢了。
总之,在那个当口,我日日休病假,不到部里上班——不过倒也不完全是做姿态,实是力绌而有所不能为。老袁怎么想的,我不能去干涉他,自从他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来,他离我们这些老兄弟也越来越远了。——还有革命党,是的,还有革命党,护国大将军也是革命党。若是没有革命党也没有共和,我们大可以欺骗自己,这不过是王朝换代,我们给老袁套黄袍便是,他还是小站的大哥。可他不能,他永远也不可能。共和,你究竟让多少人青云直上,又让多少人轰然坠地,又让多少兄弟离散,家庭离析?
那时,多亏了你,一力支撑部务,无所顾忌的行事,当然也给你——给我——招了不少骂。那是你第一次这么实实在在地被记恨吧?也许,早在在淮军摸爬滚打的时候,我的心就已经铁石般一样硬了。但你没有。其实,我早该明白的,你虽跟我十多年,但实际上你和那些刚刚归国的革命党一样,骨子里还是学生兵啊,我怎么能把你放到那些老军头的酒桌烟榻上去“打磨”呢?时也势也,命也运也。也许我应该欣喜的是,你确实磨成形了,开刃了,能杀人了。然而,你究竟懂不懂军人杀人的意义?人说我老段在北洋三杰中最善断,可你只学到断的利索,断的迅疾,却没有断之前的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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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似乎感到强烈的不适,挣扎着要从老人手中飞出,落日在剑身上斜镀上一层血色,与他自己的干涸的血迹、原本的青色之间形成深邃的层次。老人掌心沁出汗丝,手里一滑,那剑就飞脱出去,剑尖直指着老人!
老人倒冷静,一面将剑穗绑在高处,一面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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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你的一切政治行动都是我授权的,所以我应当负总责任,是么?你觉得靳翼青他们之所以恨你,就是出于我安排不当,是么?那我问你,如果我给翼青比你更高的位置,你会不会嫉恨他?如果我给翼青和你一样的位置,你会不会排斥他?如果我给翼青比你更低的位置,你会不会直接打一巴掌再踩上一脚?如果我让他在北京,你会不会以为他将来排挤你?如果我把他外放,你会不会以为他可做自作主张的“封疆大吏”而你只能在陆军部困于文牍之累?
你莫要说九年的事。是,你可以说翼青背叛了我的意志,然而他之出走,有多少出自自愿,多少出自被迫?我不是要开罪于你,我只是反思,二十年如一日地反思,我当年的措置有无更好结局的可能。我只是后悔:为什么要先滋养你的野心和自许,又强制你要谦退与调和?为什么要先磨好了剑,又让这剑在自己人中亮出?靳翼青是自己人,陆建章就不是自己人么,吴子玉、冯华老就不是自己人么?甚至,梁任公、中山先生就不可以算作自己人么,陈毅(注:指在徐树铮之前处理外蒙事务的特使)就不可以算作自己人么?我们推翻了大清,却没有换来一个更好的国家,一个更好的团体。一切仍旧,甚至更坏。
……又铮,说实话,我有时有些怕你。因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你就是我,你就是我的野心的具象化。我犯了袁公一样的错误。而既然你是我的野心的具象化,那么在我为了新的野心去抑制你的时候,自然就会得到你最剧烈的反噬。
民国九年,我下野,你出逃。临走前,托人将青锋剑保管在我这里,我宁愿去猜,这是因为剑带不走,也不愿接受,这意味着你已放弃我们的事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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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尖在空中来回旋转,似乎不愿意他重提那一场场失败的战役——南北战争是失败的,直皖战争是失败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军队,本就建立在一个荒谬的基础上——他们向日本人借款,往好了说,借款因下台而未还,是老赖;往坏了说,因无数个类似的借款而构成今日山河破碎、鬼魂难安的局面,它和老人,总要负一个卖国的责任吧!
然而老人却似并未在意它的难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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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会放弃,我知道的。你这种人啊,已经饱尝过权欲的滋味了,从今往后,只有野心的再次丰盈才能充实你的生命。剑已出鞘,就只有不断杀人,直到自己折断。
你从沪上给我来信,表示你在读经书,这当然很好。但我那时已开始学佛,所以对你这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的弟子,也只有报以笑纳。你化装潜行来到我在天津的寓所,取回了剑,又南下,代表我去与中山恳谈。
你特地写长信告诉我,中山不是不可相与之人,还著书立说,要将我与中山并尊。然而我只是冷冷看着一切闹剧般的历史发生,等一个最后的群贤拥戴。皇帝被养起来又被赶走,一切的幕起又幕落,都由你而起,由你而终,我只徒然看着剑的演出。又铮,你会怎么看我呢?你是愤愤然、狠狠然做着这演出么?你又重复当年的话,说“芝老,我们都是要上史书的嗬”,我只摩挲着念珠,作念佛状。
你说我老了,我确实是老了,跟着我的几个老伙伴也失了当年的心力。但你还有。野心从自己身上出走,酿成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决然,反过来指责母体虚伪,捧着凡心拜佛祖,我确实无话可说。重回执政的惨淡,似乎也由此而注定。
但是,你既是我的野心,你也是你,一个被我的野心耽误的你自己,徐树铮。这是我在你的最后年岁中悟到的,算起来可能是我为数不多的正确决策之一。你既然和革命党有旧缘分,就该去和他们探讨中国的新的可能性,你既然有从根本上改造中国政治的渴盼,就该去游历世界列国,悬锋于国门之上,而非成为我的器具,锋芒指向自己人的器具。我已经说厌了。
也许我醒悟得太晚,也许你我都醒悟得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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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感到青锋已经自然垂下好长一段时间,屋内出奇的安静,已经没有人——没有鬼魂在听了。他又放了一点自己的血,可回应他的只有死一般的寂寞。也许那一缕残魂翻山越岭来到沪上已殊为不易,再加上听他絮叨这半天,残余的执念已尽数消散,无牵无挂地入轮回了,余下只有那作见证的血迹而已。
老人一梗,这是徐树铮对他这种不算回忆的回忆、不算忏悔的忏悔的最终反驳么?他无法可作,只有继续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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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冬天,你最后一次回来。很好的冬天……我们很久没有见过了,我听说了你见孙司令又北上的消息,先是希望你能像二十五年前那样,留下来过个年。随后一笑,哈,我怎么这么傻。自身难保了,还要拉着你一起吗?
没想到,你还是来了。你出现在我宅门口,并像过去那样不要通报直截截闯入内宅,冯焕章的密警尚还在场,我不知道我是该做出惊喜的样子,还是装成惊吓的样子?你看,我已经退化成了一个如此无谋无断的政治动物。
你先于我跪下叩头,我不再阻止你——阻止别人的叩拜是上位者做的事——我和你相对叩头。我劝你快走,你轻笑:不但不走,还要大张旗鼓,办典仪,显给冯玉祥看呢。你对我分析:你去了苏联,和他们外长座谈,知道赤党许多底细。冯勾结赤党,逆迹昭彰,孙文率领的革党也日渐赤化,不可相与,而雨帅玉帅虽此前与我交过手,但到如今反赤第一,不是不可能取得他们的谅解。当年那个纵横捭阖的徐树铮,似乎又回来了。我越听,越加心惊肉跳。明知赤祸临头,却不愿正视,我这样的软弱存在,也许就是赤党走极端的底气所在。只敷衍着你,最后将你送出门,心犹惶惶。
第二天办特使回国典礼,我与你长时间地握手,好让记者捕捉到你最得意的神采。末了你悄悄对我说,我晚上来,邀请一些旧人。到晚上,皖系故人聚首,大家平日里各自营生,难得此机会。我以为你是为怀旧,不想你把上次的分析连带联合反赤的规划,又同在座诸位讲了一遍。我气极,亦无法,只背着手在一旁走来走去,整个会议由你一人主持,又是你出尽风头!又铮,这并非我气量狭小,而是安全问题,你的安全!嗨,你看看我,又来了。琐屑,软弱,无能,虚伪。
到东方一白的时分,聚会才散去,临别前,你拉着喝得烂醉的众人,大声喊着不尽除赤匪不罢休的约誓,我则悄悄在你的案头放纸条。尽早离京。南下前何时有空,再来段某府上,有话单独与你,带上青锋。
你不解,但仍照做。先随意寒暄一会儿,我背过身去,说:又铮,你还是尽早走,春节则不必在我这里过。青锋也留下。你感到这荒唐要求背后的绝望,大恸不止。不同于被赠玉珏的那次,泣而无声,久之渐成呜咽。你重重磕了三个响头,将青锋置于桌上,转身走了,留下一串不算果断脚步声。我没有回头,因为我也泪流满面。
之后便是……廊坊祸起。我很难忆起那几个月我是怎么渡过的,说实话,既不能为你开追悼会,又不能为你捉拿真凶,我占着临时执政这个位置,还有什么必要?最后一次动用政治权力,竟是为你选备最好的棺木,甚至尚未择好下葬地点,就被赶下了台。做政治做到我这份上,也真是窝囊极了。
最后在北京的时刻,我和卫队躲在佛寺内,腰间别着手枪以防万一,计算着鹿钟麟的警探何时离去。寺内的僧人见我虽与他们一同修习佛法,却是通缉犯和潜在的政治犯,都不敢与我接近。只有一个小沙弥,似乎全然不懂。我记得,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夜风撞佛铃叮叮当当响,他问我:
“施主,你为何不回家?”
无国无家,不堪回首。
“施主,如我这般,以寺为家,何谓无家?”
凡心犹炽,俗缘未了,不可以寺为家。
“施主,以中华民国为国,有何不可?”
法统断离,内乱迭生,不知中华民国为何国。
“施主的俗缘何时能了?”
天下归一,故人安枕之时。
“故人为谁?”
我从行囊中取出青锋。
今夜的京城,依然寒鸦遍地,凄风苦雨,不可名状。小沙弥帮我剔亮了青灯,我们在灯下看剑,却发现除了原本袁公给我的题赠外,剑匣上还有一行字,歪歪斜斜,显然是新刻的:
玉珏无谋定天下,青锋有意谢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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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阵风,从老人身后吹起,与老人撞了个满怀,又悄悄从老人身边溜走,绕过窗帘,汇入悠悠晚风中。
老人拉开窗帘,向窗外拜拜手,似乎在送别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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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年后,台湾台北。一户普通的市民家庭。
圣诞节将近,一家人做大扫除。女儿从家庭祭台后的角落里发现了一柄落满灰尘的剑,用力抽动,暗红的干涸血迹与金属锈迹凝成一团,卡得紧。她连忙复位,把剑匣上的灰尘扫净,拿去给爷爷看:“爷爷,这是什么呀?”
爷爷仔细辨认匣上的字,“似乎原本是供奉之物,这儿有你高爷爷的名讳呢,没错。拿回去小心放好吧。”
“好的!对了爷爷,明天的台北市长投票,你选了谁呀?”
“那肯定是阿扁了,”爷爷白孙女一眼,“你不用再劝我投小马哥了,你们这些小孩,就会玩些弃保的小花招……”
谨以此文,纪念徐树铮
逝世一百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