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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开会。
二零二三年夏休结束后的第一个部长会议。有资格坐在我身边的是财长外长内长防长，剩下的依次往后排，次序严谨不亚于韩国人排列他们的唱跳组合。我快速扫视一圈看看有谁胆敢缺勤，扫到阿塔尔的时候我还有点不习惯——不习惯他坐得比以往更靠前，比之他做国务秘书时只能坐在长桌尽头。
视线再平移到他身边时我努力让自己的眉毛挑得不是那么明显。奥利维耶·韦兰坐在他手边。手肘没有碰到，但中间那点空隙紧张得如一条随时会被误读的边界线。教育部长和卫生部长挤在一起倒是并不违反他们俩的座次顺序，但恐怕在座所有人都没有错过这两人夏休期间的八卦一则，也不知道排座次的秘书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尽管这一行里最昂贵的副产品永远是流言；只是现实政治向来有它自己的幽默感，媒体在假期里闹得沸沸扬扬，说阿塔尔和韦兰在科西嘉岛疑似“约会”，照片拍得含蓄而用心，阳光、海岸、两位男士的侧影，构图干净，寓意暧昧，像是专门为政治记者的想象力量身定做的，足够让周末版编辑部集体起立鼓掌。
其他人有没有错过这个我不清楚，但我确实没有错过另一则附赠传闻：有人对此不爽。而更好笑的是这不爽的人正和阿塔尔面对面坐着。角度精准，视线无遮挡，像一枚被钉死在桌子另一侧的图钉。我倒是忘了为了讲欧洲议会选举的事特意喊他来的。
三个人坐在那里，各自端正，各自无辜。我有点想为安排座次的秘书加薪：在共和国总统最疲惫的时候用最低成本提供最好的娱乐。
会议开始后，内容本身乏善可陈，政策、预算、协调、再协调，所有人都在用一种假装冷静的语气消耗彼此的耐心。阿塔尔发言时间偏长，这倒不奇怪，他一向如此；奇怪的是他今天的嗓音，从锋利逐渐变得沙哑，像一把用得过度的刀。嗓音越来越高，语速越来越快，直到那清亮的声音逐渐摩擦出沙哑的毛边。最后几句他几乎是压着喉咙挤出来的，听得在座几位女士都下意识地清了清自己的嗓子。
我稍稍一示意，会议室里那点勉强维持的共和秩序立刻松动下来，部长们起身、低声交谈、假装伸展筋骨，仿佛刚才不是在讨论国家大事，而是在进行一场集体耐力测试。我没有立刻动，只是靠在椅背上，像一个对结果早有预期的观众，开始欣赏舞台边角那些真正有意思的表情管理失败。
韦兰和阿塔尔之间的气氛，怎么说呢，介于冷战与“已经分了但还没来得及统一口径”之间。我没时间去想和去了解他们是否真的谈了恋爱、做了爱还是别的什么，但至少看起来好像有那个意思。我是异性恋，跟他们的脑回路有质的差别。但韦兰明显还没下头——我对这种状态再熟悉不过了——他那种若有若无的迟疑，混合着一点不甘心和一点不愿体面退场的固执写在脸上，几乎可以拿去当案例分析论前任如何在公共场合试图挽回尊严。
于是他去了吧台。爱丽舍的会议茶歇一如既往地清教徒：咖啡、茶、水，仿佛糖分是一种会腐蚀共和国意志的危险物质。零度可乐这种东西必须走出会议厅，拐过走廊，才能在角落里找到。韦兰显然是动了点脑子的——我们是法国男人嘛，浪漫要体现在我记得你想要什么。韦兰带着那罐可乐回来，动作不张扬，却带着一种我还是关心你的的自我感动。
易拉罐打开的声音在那一瞬间响得过分清晰。韦兰把可乐放在桌上，轻轻推向阿塔尔。阿塔尔伸手了。条件反射，毫无悬念。
而就在他的手指即将碰到那罐可乐的瞬间，塞若内抬起了眼睛。仅此而已。没有咳嗽，没有清嗓子，没有任何外交辞令。只是一个抬眼，一个我在十几年政治生涯里见过无数次、却极少被用在私人事务上的目光。
阿塔尔的手在半空中改了方向，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线牵引着迅速收回，转而握住了自己面前的玻璃杯。他开始喝水——我知道这不是因为渴，人尴尬的时候总会做点与生理需求无关的事，总会做点看似理性、实则毫无帮助的事——问题在于，他杯子里本来就只剩浅浅的一口水了。那一口水被他喝得异常郑重，又把杯子放下，动作小心得像在处理一份敏感文件。可他的嘴唇仍然干，舌尖下意识地舔了一下，停留得略微久了些。
而赛若内只是伸出手，不紧不慢地拿过自己面前那瓶还未开封的矿泉水——就是会议标配的那种，透明的塑料瓶上贴国民品牌的塑封标识。他拧开瓶盖，没有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微微倾身，手臂越过桌子中线，倒进阿塔尔的杯子里。水流很稳，没有溅出，也没有发出多余的声音，像一项早就内化成习惯的程序。他倒得不急不缓，七分满的时候他收回手，拧好瓶盖，将瓶子放回原处。自始至终他没有看韦兰一眼，也没有对阿塔尔说一个字，甚至连一个暗示性的眼神都没有。仿佛刚才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顺手拂去桌上的一片尘埃，自然得如同呼吸。
阿塔尔没有看他，只是把杯子重新拿起来喝了一口，姿态终于放松下来。那罐在最后一刻突然遭受拒绝的可乐不尴不尬地落在阿塔尔和韦兰之间，把它拿来的人面色如常地拿过倒进了自己杯子里，表情管理得体，却显得有点多余。
我抿了一口凉透的咖啡。苦涩的液体在舌尖盘旋，如同消化眼前这出戏码的余味。孩子们，这太好笑了。
好笑到几乎带着某种古希腊悲剧的规整韵律：注定失败的试探，无声宣判的权威，以及那个在两者之间把偏爱表现得明显得不能再明显，却不敢越雷池半步的漂亮蠢货。
在各自错误的时间里，试图用错误的人完成一场并不对称的自救。韦兰显然以为自己在做一件成熟、体面、甚至略带责任感的事：照顾谁的嗓子、按谁的喜好递一罐可乐、在公共场合维持仍然在的姿态。他大概真心相信表现关怀本身就足够了。
阿塔尔则从头到尾表现得像一个正在戒断期的麻烦青少年，用最锋利的语言武装自己，却在最基本的情感需求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很遗憾，韦兰没能通过这道测试。
如果我对面前这堆男同性恋者分析准确——阿塔尔从来就没真正看上过韦兰。他只是需要一个过渡装置，一个在与塞若内分手之后临时支点。韦兰的年长、稳重、有部门背景、甚至他那种略带医师气质的理性，都很适合被用来填补一个空白，却不足以构成真正的依附。韦兰显然更擅长陪伴成年人，而不是驯养一只自以为已经独立的狼崽子。
至于赛若内。这才是让我感到职业性厌烦又个人性佩服的地方。从目前的反应来看，阿塔尔对他的戒断，失败得一塌糊涂。失败到连身体都不愿意配合政治叙事。一个眼神就能让他改动作，一次沉默就能重新分配资源。天底下哪有这样子的前任？
而阿塔尔显然对此心知肚明，只是还没准备好承认。
2024
又开会了。
我是在一个完全不该被打扰的时间推开那间休息室的门的。
这并不在任何人的行程表上，也不在我的。爱丽舍宫的夜晚向来充满这种无人认领的空隙，即使只是临时加设的、连夜进行的部长会议：属于失眠、失败的策略、和那些白天无法存在的真相。我本来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躲开下一个该死的跨部委协调电话。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我那位最近几周在部长会议上用词句当匕首、把农民抗议游行解决方案和我的耐心一并戳得千疮百孔的总理，此刻正背对着门站在休息室中央。他那条在公开场合永远绷得笔直、仿佛随时准备向共和国宣誓的脊背，此刻却不合时宜地微微弓着，像一根终于被允许卸下拉力的弓弦，泄露出一种我几乎从未在他身上见过的倦意。不是政治性的疲劳，而是更私人的。
我的外交部长正站在他面前，距离近得足以让任何一位礼仪官当场心脏骤停，近得完全无视了我们为同僚关系这个概念精心发明的所有安全半径。这本身就已经足够让我挑眉。
塞若内低声说了句什么，声音太轻，我只能捕捉到气流般的尾音。阿塔尔点了点头，然后将自己发热的颊边（他当然在发热，不然那两侧薄红的脸颊怎么解释？他在来爱丽舍之前磕嗨了？），轻轻贴上了塞若内正在为他整理衬衫衣领的手背。塞儒=若内的手指停顿了，随即以一种更厚重的力度，沿着阿塔尔的颌线抚过，拇指似乎擦过了他的下唇。阿塔尔闭上了眼睛，喉结滚动了一下。
空气里弥漫着咖啡的苦香，还有另一种更隐秘的气息，昂贵须后水也掩盖不了的、属于私密空间的亲密压力。塞若内的另一只手搭在阿塔尔的腰侧，并非拥抱，只是一个稳固的支点，仿佛在防止他那总是火力全开的总理此刻化成一滩疲惫的水。阿塔尔的卷发有些濡湿，贴在额角，让他看起来比在电视辩论中年轻了十岁，也脆弱了十倍。
那双与我四目相对时让我对其圆润感到好笑又厌烦的黑眼睛此刻低垂着，目光涣散地落在塞若内西装的第一颗纽扣上，浓密的睫毛掩盖了所有锐气，只剩下一种被安抚后的、昏昏欲睡的柔顺。
不是因为亲密，而是因为谁在掌控。
顺从。
这个词像一滴冰水落进我向来运转良好的政治理性里。顺从。原来他也知道这个词怎么写。
这就是那个在我面前永远“总统先生，恕我直言”、一天到晚梗着脖子、我说东他偏要向西验证一遍地球是否真的自转的狼崽子？
我对赛若内更多的是惊奇。这个人跟了我十几年，从秘书到顾问，从不在我面前展露攻击性。我从不在意那是察言观色的职业习惯，还是他性格里天生的节制——反正对我而言，两者没有区别。真正重要的是，他从不急于占有位置，却总能站在位置该在的地方。可偏偏阿塔尔如此柔软地贴近着他。
我不是没有听过关于阿塔尔的那些下流话。这些想象里充满隐含的懒惰。它们拒绝理解，只满足于归类；它们不分析权力如何运作，只急于把复杂的人压缩成床笫笑话。抛开那些常规的、针对男同性恋者的、在法兰西几乎可以算作公共基础设施的揣测与低语不谈，人们真正津津乐道的其实是：他太锋利，太年轻，太不懂得在权力面前弯腰，于是便理所当然地被想象成私生活里一定同样失控、同样过火的那一类人。仿佛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肯低头，就必然要在床上对伴侣放肆、狂妄、野蛮和充满侵略性，才能满足符合大众认知和偏见的粗俗想象。
我向来对此不置可否。总统没有义务为任何人的私生活背书，尤其是当这个人白天还在内阁会议上把你的方案拆得七零八落的时候。可偏偏是那天晚上，在那间本该只属于咖啡、文件和短暂喘息的休息室里，我亲眼看见了那条狼崽子如何自愿地、甚至近乎心甘情愿地收起獠牙。
让我恼火的是，原来他也有臣服和驯顺的时刻，只是那不为任何人所用。我想起他几个小时前在会议室里如何反驳我，语速快得像一场小型起义，眼神锋利、寸步不让。而现在，那团火焰在另一双手的触碰下，只剩下温顺的余烬。
然后我看到他们亲吻了彼此。那其实并不突然，也不随意，硬要说的话，大概是个角度过大的贴面吻。那先是一个极短的停顿，试探，或许是确认边界是否仍然存在。两个人都没有闭眼，距离近到呼吸已经混在一起，却仍然保持着可笑的克制。
阿塔尔的呼吸先乱了。他并没有立刻闭眼，而是短暂地停在那里，喉结在塞若内的拇指下轻轻滚动了一下，随后睫毛垂下来。塞若内俯身的角度极小，却足够形成压迫，额头贴近、鼻尖相触，近到任何再往前一寸的动作都将不可逆转。
亲吻是在这种悬停中发生的。
是赛若内先动的，这一点毫不令人意外。精确地偏过头，大概早就计算好了角度的又或许太过熟稔，选择了最不显眼却最无法回避的路径。他的手仍然放在阿塔尔的腰侧，没有收紧，只是摩挲那一点点西装缝线。阿塔尔迟疑了不到一秒钟，额头轻轻抵了一下，才把唇贴上去。他没有抬起手去抓谁的衣襟，他只是站在那里，被托着、被引导着，被迫把所有反应都交给身体最细微的部分。唇分开又重新贴合的间隙里，他的呼吸断断续续地落在塞若内的唇边。
倒不是一个年轻人急切的吻，也不是情人重逢的失控。唇与唇相触的时间极短，却被拉得异常缓慢。那点亲吻介于克制和放肆之间，时间不长，却足够明确。没有深追的侵略性，更多的是停留、确认，让呼吸对齐的那种耐心。
分开得也很克制，没有拖泥带水，没有恋恋不舍的回头。只是额头仍然靠得很近，呼吸短暂地交错了一下。阿塔尔低声说了句什么，我听不清。赛若内没有回答，只是轻轻地、极短地又碰了一下他的嘴角。
那不是我熟悉的那种野心勃勃的联盟，也不是我擅长拆解的权力交换。
阿塔尔没有踮起脚向他的伴侣去索取一个不合时宜的吻，也没有那种年轻人惯有的、带着表演欲的冲动。他在我面前永远是紧绷的、前倾的、准备反击的，而此刻，他整个人向内收拢。他只是被塞若内托着后颈，动作稳定、几乎是训练有素的，被引导着向前。塞若内的拇指按在他下颌的骨线上，力道恰到好处，既不允许退缩，也不制造痛感。
我站在那条光线被切割得不太公平的走廊里，心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并不高尚，也不浪漫。我在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阿塔尔在我面前永远像一头竖着毛的狼崽子。他所有的驯顺、所有对秩序的依赖、所有对被允许的渴望，都被他精准地存放在了另一个人那里。留给我的，自然只剩下锋芒、辩驳和不耐烦。政治上的对抗于是显得格外纯粹，甚至有点公平：他不向我索要温度，我也就不必为他的疲惫负责。
我不是没有揣度过这对伴侣，当然，大多时候是恶意的。尽管同性婚姻早就是法律保护下的制度成果，尽管我们把自由、平等、博爱放进每一份对国民的致辞和对外声明，刻在每一座小学和中学的校园，把它当作可以出口的工业品，事实上我们对不符合自身价值尺度的他者向来吝于耐心，这一点无需言明。布丽吉特当然和我是一样的人，我们共享同一片精心培育的精英土壤，呼吸着特权的稀薄空气。撇开那些应对全球镜头的、光辉熠熠的身份外壳，在那些更私密、更真实的范畴里——性别、种族、工人阶级，或者任何需要所谓向下兼容的情感模式——我们骨子里共享着同一种优越的傲慢和粗鄙的不耐。
但这一幕竟并没有让我感到恶心。相反，它让我短暂地理解了一件我向来不愿理解的事情：权力之外，人类仍然会本能地识别出某种秩序，那种不靠法律、不靠头衔、不靠民调支撑的秩序。它可能幼稚，可能危险，可能在现实政治中毫无用处，但它真实存在。
这大概就是人类那点可怜的、关于纯粹情感的乡愁吧。无关利益交换，无关社会契约，甚至无关性别与身份的政治正确标签。仅仅是两个麻烦透顶的、野心勃勃的、在权力场上与我不断摩擦的愚蠢的青年，在褪去所有公共外壳的瞬间。我不得不承认，当他们靠得那么近，当那种亲密安静地发生而不需要观众时，它呈现出的并非冒犯，而是一种原始的、对确定性的渴望。也许这就是让我沉默的原因：那一刻的他们不像政治符号，不像风险变量，也不像我惯常用来归档他们的任何一种标签。他们只是两个人，短暂地把世界关在门外。
我没有继续看下去。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一种老练的自知之明。有些画面一旦在视网膜上停留过久，就会从信息变成判断的杂质。而我不打算在这种层面上站在任何人一边，只是也并不介意惊喜地获知利于我的场外信息。
所以当不久之后，阿塔尔按部就班地走进我的办公室时，我几乎是带着一种提前预知的冷静在观察他。他的步伐依旧准确，文件夹的角度一如既往地利落——
他脸颊上那层不自然的、仿佛被蒸汽熏过的薄红尚未完全褪去，从耳根蔓延到颧骨，绝不是腮红的功效，马提尼翁的化妆师没这个胆子给他上这么“自然”的潮红色。甚至连耳根处还留着一点不合时宜的红，仿佛被人忘记抹去的标记。那些棕色、间或有些许灰白色的卷发尾端，在休息室顶灯下显得格外湿润柔软，乖顺地贴着他修长的后颈。那层总是与我针锋相对的、冰冷的硬壳似乎还没完全闭合，举止间残留着一丝罕见的、近乎温软的迟缓。他把文件放在我桌上，开口汇报时，声音甚至比平时低了半度，少了些攻击性的棱角。
甚至在我打断他时，他没有立刻反击。我感到一种极其短暂、极其不道德的愉悦，于是故意问他是不是暖气开得太足。他愣了一下，像是被人从另一个世界猛地拉回现实，随即立刻梗起脖子，恢复了那副我熟悉的、随时准备迎战的姿态，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是的，总统先生，太热了。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我的总理，我的麻烦，我的小造反派。
Post-2024
这次不开会。但是出差。
又是去非洲。要是可以让我选，我绝不会让我的专机带上这一对宝货。可惜冯德莱恩不知道又为什么小牌大耍先飞走了，赛若内又没有单独坐专机的资格，不知道阿塔尔的Air France的免费商务舱额度可不可以带家属，但就当为欧盟那艘四处漏风的财政巨轮贡献一块救生补丁。于是我大发慈悲。
今时不同往日，他们不再是我的幕僚和发言人。只是在这三万英尺的铁皮罐头里，官阶被舱压挤得扁平，他们还是只能和其他顾问们挤在一起。我最年轻的顾问——我已经忘了是谁塞进来的关系户——比阿塔尔都要小上一轮。江山代有二代出。
今时不同往日，可阿塔尔这小子还是靠着赛若内睡觉。我不知道赛若内在家里怎样虐待他，让他在赛若内身边总是这样子一副睡眠不足的样子。他用航空毯把自己裹得像个没买快递公司保险的、胡乱包装的包裹，只剩半张脸和满头乱翘的卷发露在外面，比之前更过分地半个身子都靠在赛若内整一侧的肩膀连同手臂，就差把自己团吧团吧囫囵个塞进赛若内怀里。
我悠闲地倚着塞若内的椅背顶端。真想把他们拍下来，如果他们有五十周年的那一天的话放大印出来加画框送给他们当镇宅之宝。我深知如果我现在响亮地咳嗽一声，阿塔尔大概会像受惊的猫一样被我吓得跳起来。我正打算这么做，赛若内头都不抬，只是抬手拢住了阿塔尔外侧的那只耳朵。
总统先生。他淡淡地喊我，按照航空安全管理条例，三人以上禁止聚集在客舱任何区域。*
啊。我毫不在意地调侃他，忘了你会开飞机了。今天怎么没让你去开？还能为共和国省一份飞行员薪水。在欧盟领工资也不能不心系祖国，斯特凡。
他这才抬起头——看啊，这就是法兰西，天字第一号领导讲话下属坐着听，甚至都可以不抬头——我来开，您敢坐吗？
我把头往阿塔尔那侧偏一偏：他也在飞机上，我有什么不敢坐？
现在想想，我还是不敢坐的。他俩一块摔了那叫殉情，带上我我只会成为同归于尽的尽。我才不要跟他俩写在史书同一页。
Post-2025
现在两个人都已经滚出了政府，已经不是场场会议都有参与的资格了。但依然有随叫随到的义务：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叫谁就叫谁。我是总统。
我在清晨七点拨通给赛若内的电话。这个时间点介于“我显得足够勤勉”与“我还没来得及为任何人感到内疚”之间，刚刚好。
Alors?
我听到电话那头的人咕哝了一声。并非我想要的那个接听电话的人，先是传来一声极其含糊的鼻音，像是某种尚未被定义为语言的生物学反射，随后是一阵布料摩擦的窸窣声，接着我听见一个明显还在梦里的声音，那把在演讲时显得格外尖刻、被抨击为缺乏男子气概的嗓音此刻带有某种使用过度后的低沉、沙哑，带着被人从另一个世界粗暴拽回来的不满：早上好？
我靠向椅背，嘴角忍不住上扬。崭新的一天，从精准戳中下属的私生活窘境开始。这可比晨报上的民调数字令人愉悦多了。于是我回答他，带着我自己都懒得掩饰的恶意满足：早上好。
Putain！
这声咒骂倒是清脆了不少。我完全可以想见那个画面：有人的一头卷发被枕头压得毫无纪律，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大脑尚未能协同工作，手却已经凭着条件反射去抓那部响个不停的属于枕边人的手机。他似乎把电话挪远了一点，我听见被子掀动的声音，还有一句压低了的、显然是对着旁边那个人说的法语，内容我不需要听清也能判断八九不离十：大概是“他怎么这个点打来”或者“别出声”。
我耐心又残忍：嗯嗯，加比，petit con, 快把手机给斯特凡。The adults want to talk。
FIN
*他乱编的，其实是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发布的安全指令 (Security Directives) 与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的规章制度共同构成的规定：旅客不得在客舱内的任何区域（尤其是洗手间附近、舱门附近及驾驶舱出口区域）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