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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站在门框里，其滞重的身形令鲍里斯想到武器库门口的青铜重炮。时代拖拽着他和他的国家向前，萨沙却固执地在历代皇帝的画像间徘徊，越来越像过去的人。他张开嘴想呼唤他名字，未出口的话语却一沉，似炮弹压迫声带和喉管。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亚历山大，萨沙。他求助地望向萨沙，用眼睛对萨沙说，瞧，我要对你说的话那么多那么重要，沉重到我的舌头托不起它的重量，假如我执意要将它倾吐它便会堵塞我的咽喉，让我在耻辱中窒息。萨沙，你一定不愿我这样死去，所以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交流，你会明白的。
门框里的萨沙点点头，动作轻微而明确，比一声答到更响亮。他只眨眨眼，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便会意，迈进灯光照亮的办公室，大步走到他的身边。忽然他想到萨沙养的黑狗，一样高大，也一样只需主人眨眨眼便能明白许多。
所以语言实在无用且没有必要。他曾天真地以为他在坦克上的讲话既能得到一亿四千八百万人的惶恐，当然也能让他们爱他并满怀爱意地在他的名字后打上勾。为那些线条和爱他在各地演讲，词语落在人群间似麦粒落在岩石上。毫无结果，人民静默如盐柱，直到他的声带被未出口的言语压出裂纹，疲倦得无法震动。而记忆里的某处萨沙将手盖上他的喉结，午夜的黑暗令他们看不清彼此的眼睛。他却凭着萨沙的动作明白那是萨沙要让他知道他被爱着。被爱的总统不必为数字奔波。
萨沙，你不明白，那不仅仅是数字，它是支持率，是我的荣誉，我的耻辱。谁不爱荣誉？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不断增加勋章的数字，而我也要增加我的支持率。萨沙的手在他的喉咙上颤抖。萨沙明白了。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懂的当然比黑狗更多。
现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站在椅子边，耐心地等待命令，四下唯有他俩的以同一频率起伏的呼吸与。萨沙，你明白我要做什么。你会在我伸手之前就会把脸凑到我的手边，在我自己明白我要做什么之前就明白我的意图。他稍稍抬起手，指尖，指腹，然后是整个手掌都贴在萨沙的脸颊上。萨沙靠得更近，嘴唇贴近他的耳廓。想对他说话，或者想听他说话？他竖起食指抵在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嘴唇上，立刻感到自己所碰到的是如此寂静，如光滑的大理石。又是这样。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在他身边。眼角余光里的萨沙是模糊的影子，他却执着地将注意力固定于其上，不愿费劲转过头。萨沙会明白是话语把他的喉咙压迫，是思想在他的脑内沉积，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影子把他稳稳固定，一如十年前他坐在办公桌后，门外站着萨沙。彼时萨沙身形匀称如希腊雕塑，有他护卫的建筑部长办公室如同奥林匹斯山，占据着办公室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则是诸神之一。他寻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把这荒谬的想法告诉了萨沙，却发觉它在萨沙的身上找到了合理性。他下意识的呼唤会引起萨沙的颤抖，从脚底到头顶，真实存在又微弱到几乎不可察觉的一阵轻颤，只有他紧贴萨沙的大腿时才会经他的皮肤传进他的血管而被他分享的一阵快感。萨沙，他疑惑着，我的话真这么厉害？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点点头，昂头露出半截脖颈。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手因此有了摆放的位置。但他不愿在此多作停留，时间不够。有多久他们不曾如1989年那般无意义地用爱称称呼彼此，有多久他们的话语日复一日在政治的轨道里打转，又有多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保卫他，直到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站在他的面前，狙击枪子弹般的坦诚穿过现实的瓷盘和以保卫之名将他包围的谎言。波将金村庄崩塌的声音如一团灰尘在耳膜后膨胀，以至于他忽略了瓷盘碎裂的实在声响。至少应为此负上一部分责任的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没有说话，但他分明听见他的叹息。唉，都是阿纳托利·鲍里索维奇的错，都怪选举，怪政治，怪俄罗斯。萨沙，你不明白，那不仅是称呼，更是我的意义和死亡，是俄罗斯民主的生命。再残酷的战争中都有一线生机存在，完全的战争不能以完全的死亡作为结果。然而假如我们天真地终结它，待到和平扑扇着发育不全的翅膀降临，我和你的生命都会终结。我以为这不言而喻，萨沙。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站起身。萨沙于下颌后一指远处终止，为衬衫领、领带和西服取代。他心烦意乱地拉扯萨沙的领带，把它松开，丢到沙发上。
随着衬衫扣子一颗颗解开，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消失了，而萨沙不断延伸。他侧过头，将耳朵贴上萨沙的胸脯。他熟悉心脏的位置。医生寻找了太多次他的心脏，而萨沙和他如此相似，连心脏的位置似乎都分毫不差。很快他便听见萨沙的心脏正对着他的耳朵跳动，听见穿过皮肤、肌肉和奔腾的血液震动他耳膜的，沉闷而有节律的响声。他的儿子的心一定也是这样跳动的，三十年前，他将头贴上妻子隆起的小腹，听第二个孩子的心跳，那时他确信这沉闷而轻微的心跳声一定属于他的儿子。可是众所周知，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没有儿子。他没有听见过他儿子的心跳，他只有萨沙，只能靠萨沙的心跳推想他的儿子，因为，他一厢情愿地想，萨沙最像他的儿子。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没有拉开萨沙的衬衫。赤裸和解释一样缺乏必要，在泳池和更衣室里看过太多次对方的裸体，没有必要浪费时展示间松弛的皮肤和皱纹。他把手放上萨沙的腰带，试图在皮面上寻找可以滞留的纹路，内心里仍希望着可以找到1986年熟悉的裂口。那时他是市委书记。西伯利亚的森林被切成千篇一律的白纸用以堵塞所有退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无休无止的讲话窒息了他的时间。幸而密如包围圈的计划表里还留着名为午休的狭小裂缝，狭小到光和语言都无法挤进它的空间。而孤独竟充盈了这样的午休，甚至占据了他体内的空间。他把门外的萨沙唤进办公室取代孤独，在被历代主人的烟草味熏透的沙发上，他的手指贴上萨沙的腰带。只一次就记住了那条用引起注意挽留他的裂口。可是它和过去都不再有了。总统的保镖、安全部门负责人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不可能系有裂口的腰带，进口的皮革应如改革本身般完美无缺，唯有总统的意志才能让它打开，所打开的也不是裂缝，而是正门。腰带打开时，萨沙抬起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以为他想表达拥抱，展开双臂等待，萨沙的眼睛里却流出困惑。他们最终还是拥抱，如足够默契的舞伴同时后退，转身，在沙发上躺下。总统办公室的沙发只有皮革本身的纯粹气味，其历代所有者已在画像和报纸中得到记忆，不需要再在可以更换的沙发上留下印记。他们虽有另外的名字（他还记得最后一个，“戈尔巴乔夫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却坚信，此后完全拥有这间办公室的只有俄罗斯的总统。现在是他。以后也必须是他。他必须得到办公室，而且必须得到俄罗斯。而萨沙躺在总统办公室的沙发上，望着他。他是否明白这一切？最好明白，必须明白。他签下安全局局长的任命绝不是为了把他的萨什卡拉进政治斗争，但大理石雕像似的纯粹性早已不复存在。他装聋作哑不是为了保护纯粹性而是为将之完全埋葬。因为啊，萨沙，我宁愿你是个傻瓜，可我是俄罗斯联邦的第一任总统，而你比重炮和黑狗聪明，早就学会了言外之意。
办公室的沙发吱呀作响，他注意到萨沙的肩胛下露出领带的一角，领带随他的动作也上下动着，像河上的浮标。他没有拿开它。萨沙的手搭上他的肩，抬起的腿放下，试图侧过身体。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心脏跳得那么快，发出的沉闷声响是多么绝望，好像挣扎在破裂的边缘。萨沙一定是听见了。从心肌梗塞到胃出血，他的每次疾病都以报告形式出现在萨沙——不，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的办公桌。而它们对萨沙毫无意义。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可以被他叫作萨什卡的萨沙。他需要些沉默的无意义，尤其是此时疲倦和快感在他的心口凝成沉重的团块，压得他呼吸都急促，更别提开口说话。下身的释放也没能让感到他稍微的轻松，明明他已和熟悉萨沙本身一样熟悉，可为什么灰色的恶心仍在他的喉咙里，像宿醉后的呕吐物发出酸臭的味道？萨沙已经坐在他身边，衬衫、西装和裤子看起来竟如此体面，仿佛刚刚的一切不曾存在，仿佛他不曾存在。他张开手，萨沙低下头，愣愣地望着缺了两根手指的手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记得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第一次见到他残疾的左手时并没有如此呆滞地沉默。为什么？他问。可自然没有回答。更准确地说是没有声音，因为语言在他们之间早已被取消，他们对彼此毫无疑问的日子已持续太久。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不禁想，假如没有第二次总统选举，这样的日子恐怕可以永恒。只是时间不再后退，破碎的瓷盘不会以完整的形态回到架子上，他也不能假装从未听见那个残忍的数字，不能不问出一个需要他或者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给出回答的问题。政治是明确的问题。此处，语言悲哀地不可或缺。他不在此处奢望萨沙也不奢望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萨沙放进他左手里的新手帕柔软干净像幻想。萨沙最终还是理解了他的需要，却并不理解俄罗斯第一任总统的问题。语言的问题，或力量的问题，或不得不杀死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即萨沙的问题。事实：当他杀死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时他就杀死了萨沙，正如他杀死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时他就杀死了他自己。
他握紧手帕，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等待着他想到他。他最好离开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想。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果然起身，走到门框外停下，总统办公室里再次只有俄罗斯总统。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在沙发上躺下，觉得无知无觉的沉默渐渐填充了房间，甚至填充了他和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之间的空隙，填满了十三年时光。然后变作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喻的空虚，办公室弯曲的天花板把它包容在总统这一名词之下，于是他的呼吸，他的胸腔，他的过去和未来，他所理解的和理解他的，一切，都在被沉默的空无填满时离开了他。他只能期待，在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里，俄罗斯的每一寸领土都将被属于他的空无填满，在那时他将拥有一亿四千八百万人民无言的深爱。
而现在，他叹息一声，不再妄图抓住他已失去的萨沙·瓦西里耶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