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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梦见自己在写作业，空松哥在一旁点着头打盹，鼾声响得像号角。他没见过真号角，倒是在暑假去海边玩时，听哥哥吹过海螺。他们把螺的尖顶砸出个小口，放海水里涮涮就能吹，气流嗡嗡，震得耳朵发闷。现在也是如此。他捏住身边人的鼻子，对方摇摇晃晃，胳膊下的卷子滑出来，一溜排红杠，惨不忍睹。
他偷笑，掏出手机要拍，一抬头，那人不知何时站到了门前，压着眉尖，嘴角挂笑，像模像样地叮嘱他多联系家里。那是一张多么熟悉又多么陌生的脸！他莫名想落泪。只是不待细细打量，一张神经质的脸取而代之，双目炯炯，唾沫横飞，嘴唇翕翕合合，听不清在喊什么。再一眨眼，旁听席人头攒动，群情激愤，垒起的作业成了罪状，手里的试卷成了卷宗，红凄凄、渗出满纸的“死”字。
他惊醒过来，冷汗浸透后背，脑袋针扎般疼。弁护士挤在狭窄的床沿，也是一夜浅眠。
“裁判长……”他来牵裁判长的手，意在安抚。
“……不。没什么。”裁判长坐起身。“我去洗把脸。”
冰凉的自来水激得他一个寒颤，清醒了，偏头痛愈演愈烈。镜子里那张脸形容枯槁，血色全无。他想自己是离死不远，走马灯都入了梦。命运早已下了判词，只是不知何时来收人，苟延残喘之时惶惶不可终日。早知如此，还不如叫上一枚子弹正中眉心。
不。他摇摇头。无论如何都要死的话，不如最后看眼家再死。远远地也好。
这也正是他们逃亡的目的。
事发时他们还没出法院。子弹擦着裁判长的耳尖呼啸而过，削下几撮发丝。他们从未见过这场面，甚至找不到杀手的方位——更别提枪口装了消音器。待到去找安保人员时，才发现已是人去楼空。
这是一次有预谋的暗杀，绝不出自寻常人的手笔。裁判长的头有些发昏。是招了哪家的恨？不知道。他判了太多案，有罪无罪，缓刑死刑，全凭他一锤定音。且不论私下里拿钱办的事，光是用刑的激进作风就得罪了无数人。
弁护士拽着他的手腕往人群里跑，逆着人流过马路，穿街走巷。回过神时，已经到了电车上。他喘得急，靠在车门上，浑身发虚，小腿打颤，工作的压力与长期的久坐早已掏空了他不算年轻的身体。一旁的弁护士也好不到哪儿去，正手忙脚乱地松开西服的钮扣散热。车厢里一切照旧，无人在意他们的仓皇。他稍稍缓了口气，问弁护士要去哪。弁护士凑到他耳边，低声说：“我们去报警吧。”
“……不。”裁判长轻叹一声。“没有用的。而且很有可能……”查出我们的赃款。
弁护士心照不宣地沉默下来。
他们已经走到了法律的边界。或许也是职业生涯的边界、人生的边界。从业这么些年，律法已经掏空了全部内涵，成了繁杂而重复的卷宗、样板戏般的口头辩论和纠缠不清的账款。而现在，欠下的良心债终还是归还到了自己头上。
裁判长早料到这天会到来，只是没想到现实如此赤裸、如此滑稽可笑。他扪心自问，当年准备法考的时候，对司法界也抱有极大的幻想，觉着过了这关，自己的手里就能握杆秤，去度量所见的不均与不公，借力打力，拨乱反正。只是还没往前走几步，所有的光鲜都溃烂，同事前辈个个死气沉沉，忙得顾头不顾尾。他也不觉得有什么，只想着像大家那样走下去。焦头烂额地干了十来年助理，翻了成吨的卷宗，终于混成了正的，去小地方当了法官。结果一开庭，原告被告要么目无王法满嘴跑火车，要么强词夺理黑白不分，念几句法条都是对牛弹琴。
这个世界烂透了。他精心维护的秩序、赖以生存的底线，在这群人面前都成了假把式。但至少他手里握着权力。他是裁判长。他是那个决定对错、宣判去留的人。他要为自己维持的世界排除万难、铺条路出来。即便挡在路上的是人命——那又如何？地球不会因为少了几个人就停转。不过是一群可有可无的混账无赖，留着也没用，不如清洗干净了事。
结果他也成了被清洗的那个。
这世道真无情，他丢下家人，丢下初心，丢下良知，想排除一切风险，给自己留条路。现在想来，从敲下法槌的那刻起，从离开家的那刻起，他就已经无法回头了。
松野椴松，你后悔吗？裁判长问自己。答案是不知道。但要是人生重来一次，他照样还会这么做。
弁护士再次问他想去哪。裁判长已经不愿再想了。注定要去死的人。
“家。”他闭上眼。“去我家。”
弁护士握住他的手，以一种怜爱新生雏鸟般的口吻道：“别害怕，裁判长。我来带你回家。”
“你后悔吗？”他从卫生间里出来的时候又问了一次，这回是说给弁护士听。那家伙正坐在床沿，对着灯细细打量他的律师徽章，微弱的反光映得那乌青的眼圈格外显眼。
“怎么可能呢，裁判长。”弁护士轻笑着来搂他的肩。笑声比以往的更干涸。“我们的命运如此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指向怎样的Destiny，我都愿赴汤蹈火。”
也是。自从成了共犯后，他两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要是自己死了，事情全被捅出去，弁护士在业界将再无翻身的可能。裁判长躺回床上。弁护士顺势依着他倒下，抚去他鬓角发丝上的水珠。下半夜，无人合眼，只是静静地等待枪声再次响起。这一等就等到了天明。他们在沉默之中收拾好一切，继续上路。
他无时无刻不觉着自己被人盯着、被枪口指着。爬楼梯的时候心发慌，过转角的时候腿发软。弁护士牵着他，颠来倒去地换乘，进站出站，过人行天桥，钻地下通道，从这个站台跑去那个站台，从城市到乡间又到另一座城里去。
他其实知道他们在兜圈子。日本很小，就算不坐加急线，两天也完全足以从最南跨到最北。他只是不敢真的回那座城市去。他不敢走到那栋旧宅前，敲开门，母亲留着泪迎接他，为家庭过去十多年的空白感怀，又或是某个碰巧在家的哥哥对他露出生涩的、寒暄用的笑。那里真的还是他的家吗？他还能回得去吗？
乘车卡里的钱一点一点少下去。三位数，两位数，直到乘不起下一班车。他们一言不发地坐着，车厢空荡荡。居民楼、化工厂、隧道与树林从窗外飞驰而去，报站的灯闪了一次又一次，却依旧不知道自己在哪。
倒数第二站的时候弁护士站起身。于是裁判长跟着他下了车。将近终点站，地段偏得很，整个车站静悄悄。放眼四周，楼房也不见几个，只望得见远处斑驳的山与泛白的芦苇荡。列车开走之后，弁护士跳下月台，对原地发愣的裁判长伸出手。
裁判长也跳了下来。
“往前再走一段吧。”他说。
他们挑了块风景秀美之处、命中应许之地，停下了。又或是已经无力再前进。长途奔波加上多日的紊乱进食，身心都已到了极限。先前为了模糊身份，裁判长把法袍叠成小小的一块挂在手臂上，现在将它完全展开，垫在身下。弁护士也如法炮制。
他们肩并肩地躺着，不说话，等下一趟列车到来。深秋的风还称不上凌冽，却能吹透单薄的衬衫。阳光在脸上照着，捎回一丝暖意。一切都太突兀，一切又都恰到好处。裁判长的心跳快得要命。他原以为自己死前会再做一次走马灯的梦，可现在心情却前所未有的安宁。恍恍惚惚，就像回到了十几年前，和兄弟们挤在一个被窝里赖床的清晨，身边人的体温燥得他难受，半梦半醒之中也不肯起，非要拖到有谁喊着“起床吃饭了”才动身。
铁轨的震动就像是十四松哥哥在地板上跳，嘈杂的摩擦就像是一松哥拉开窗户喂猫，陌生人的惊呼就像是轻松哥在大喊大叫。远处拉响的警报像是小松哥吹响的海螺，催促着他们聚到一块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