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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篇有很多预警的记梦之作！
1967年春，我以一个香港三流小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北京。我那时年纪小，心高气傲，仗着父辈的余荫横冲直撞，一心想采访大人物，好写出点不一样的东西。但结果却让我大失所望，大人物往往并不轻易接送采访。就算勉为其难的接受了我的请求，也并不会说一些具有独特性的新闻，往往是一些官话和套话。
在喝了一肚子的豆汁后，我灰溜溜地决定离开北京。但就在我离开前一天晚上，所住宾馆的招待员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位姓李的先生愿意见我一面，地址在北总布胡同14号。神神秘秘的，像个特务。我那时并不知道李先生是位大人物，曾在南京担任过代总统的。只觉得好玩，于是赶紧改了行程准备第二日去赴约。那时正赶上梅花党的案子，街上处处都是红的扎眼的标语与巡逻的人员，整个北京城风声鹤唳的，人人自危，也亏我有这个胆子！
在第二天中午，我费了好大劲才摸到地址。在看到门口众多的警卫员后，我兴奋起来，这位肯定是个大人物！在看到李先生后，我反而大失所望起来。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的和蔼的农民爷爷，这是李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我那时完全不能将他和我从大人口中与各类书刊中所认识的李德邻联系起来。
李先生待人极和蔼，那样的客气。我上门的时间不巧，正赶上李先生与夫人胡女士用餐。我顿时觉得有些尴尬起来，意识到自己是个恶客，打扰了主人家的午餐。李先生却只是对我笑，喊我小妹仔，说原以为我不会来了，并和夫人一起招呼我用餐。胡夫人甚至亲自给我沏了一盏茶放在面前。
我赶紧谢过李先生的好意，李先生却坚持留我用餐，让厨子多加双筷子和菜。推脱不得，我只好应下。在等待的空隙，我实在太尴尬了便没话找话说，胡扯些家常。先是问李先生也是广西人吗，毕竟在北京难得听到熟悉的乡音。李先生点头称是，并流露出兴趣。我一见，便赶紧将之前认识的广西友人都拉出来以充谈资。
我说我小时候隔壁家住的也是一窝广西人，其中的小儿子幼时调皮捣蛋，气的他父亲鞭子都抽断了几条，但孩子还是一句“毋有怕！”我刻意将那句桂林话模仿得惟妙惟肖，很神气的样子。果不其然，李先生听了哈哈大笑。于是我便放松起来，说他父亲是怎样的严格教子，以至于孩子个个有出息，成为我们那一片的楷模。谁想到，话说多了嘴没把门，顺嘴说了一句“能领百万雄师的人，管不住两个小子！”
话一出口，我心里咯噔一下——糟了！在来北京之前，家里极其反对，后来拗不过我，便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就是不能提过去在台湾香港认识那些大人物，其中白将军位列榜首。
我脸色顿时不好看起来，生怕李先生或者旁的什么人突然发难。但李先生却并不惊奇而是很温和的说“他天性聪颖，年少时求学吃过很多苦，所以对孩子要求高些。”言语间竟是很熟悉维护的样子，我逐渐放下心来。桌上那盏茶的热气，袅袅地隔在我们之间，让他的面容看起来温和而遥远。好奇心却上去了，连忙问他和已经逝去的白将军什么关系。李先生笑了起来，像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一样看了我一眼，接着便很得意的说他和白将军认识了很多很多年，他们相处的时间比我生下来的时间还要长。接着很怀念的说起了白将军年轻时穿着一身紫色西装拜访他的样子。并告诉我他们当场一见如故，彻夜长谈。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将军竟然有这样腼腆害羞的时候，那是我们这一辈人想都不敢想的。
我那一刻才后知后觉到，他是那个传说中的李德邻！窗外的光线晃了一下，我的思绪突然被扯回几年前湿热的台北。在台湾的时候，这位代总统完全是一个负面人物，投匪卖国，阴险狡诈。所以1950年的时候监察院便开始弹劾这位代总统，折腾了四年，终于成功罢免了他的职位。这是官方的说法。
至于旁的我也不清楚，只知道在台湾想当官的，怕惹祸上门的基本上都会对有桂系标签的人绕路走。而白将军作为桂系头子之一，处境是很差的。官方处处针对，曾经的下属也对他闭门不见，视若蛇蝎。记得父亲曾经对来家中拜访的叔伯说过“那群忘八崽子。在广西的时候他们给健公提鞋都不配！”言语中很愤懑的样子。但白将军本人却很淡然，愿意与他来往的，他亲切相待，一起说笑。装作不认识他的，他也别过头去，不影响他们做官。
两年前李德邻自美返乡，白将军的处境就更差了。七生在来信中写道：本就烦人的特务更加阴魂不散，简直是没完没了。七生后来又写，白将军本人也因此受了很大打击，心情很是郁闷，曾经私底下对家人说过，德邻投匪，他没脸见人了。我读了很是不平：明明白将军都已经写了电报驳斥李前副总统了。为什么非要把这两人绑在一起？无奈像我这样想的人少，大多数人还是不愿分开李白的。我在回信中写道：凭什么桂系的苦果都归到白将军头上！
从前在白公馆内，大家一向是不提李德邻的，怕给白将军添堵。但白将军本人却并不忌讳，给我们小孩子讲过不少李德邻的趣事。什么李氏小时候孝顺母亲，能帮母亲挑几十斤的担子。并且告诉我们李氏体育极好，极其擅长体操，本人甚至因为擅长搏斗得了个称号“李猛子”。白将军说的最多的还是李氏待人和蔼，他身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我们听着有趣，并不理解白将军的话中的感慨与无奈。只是从白将军眼底的晶莹和唇边的笑意猜到，他认识的李德邻与那个符号化的李逆并不一样。白将军也未必像他写的那些文章中那样憎恨李氏。
后来我随父母搬迁，再没没见过白将军一家。只与几个相熟的孩子还保持着联系，逢年过节互送些礼品罢了。去年白将军突然归真，也只能匆匆包上一点礼金，献上挽联。如今想起这些前尘往事，情何以堪。
“咚”的一声，厨子已经做好一碗美味的冒热米粉放在桌上，我连忙谢过。热乎乎的米粉配上卤牛肉，撒上一把金黄酥脆去了皮的油炸花生米，再淋上香菜麻油。我不由的食指大动，拿起筷子就要开动，却被烫了一下。 在吃完第一口花生米后，李先生很突然的问我，台北也有广西米粉吗。我先点头又赶紧摇了摇头。毕竟台北什么吃的没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都挤在一个小小的台湾，自然而然的各地的食物都在此开花，广西米粉亦在其中，有好几家广西人开的店都卖呢。但无奈长辈们总免不了对那些“广西米粉”颔首又摇头，说来说去还是那三个字——不正宗。但一旦听到了新开了卖广西米粉的的店的消息，却总是乐此不疲的去捧场，反正也无事可干。
为着这一碗米粉，他们多次开小会讨论。为什么本地人卖得米粉吃着就是不对？他们讨论到最后说是水，米都不行。台北多台风地震，好好的水米也被折磨的不好了。而正宗的广西米粉，用的可是漓江水和广西米！广西山明水秀，自然而然的，广西的水也是最好的水，米是最香的米，酿的出顶好的三花酒，做的出喷香的米粉。
后来叔伯们聚在一起做过几回，说用的米可是从广西带来的稻种种出来的，是很不一般的。虽然成果不尽人意，米粉甚至都粗细不一，完全比不得那些店面里卖的。但他们还是很得意，有一次甚至还专门请了白将军一家来做客品尝。但那天不知怎么回事，做出来的米粉，有的加了两遍盐，有的却没加盐。说起来也好笑，大家吃第一口的时候，那些叔伯们还在得意洋洋的宣传米粉的制作经呢！白将军便笑话那些叔伯们是理论大厨。白将军极爱说笑又很会说笑，他一开口，大家便笑成一团。那天中午的阳光不是很好，下着小雨，一片乌云，窗外的梧桐叶上响得滴滴答答，母亲便喊我快去开电灯。这就是我对台北广西米粉的全部记忆。
我将这些往事挑挑拣拣的说出来，李将军听得很仔细，甚至前倾了身子问：“那健生最后吃到的那碗，是齁咸的，还是没味的？” 我答了，他默然片刻，目光望向窗外，仿佛透过那扇玻璃窗子能看见故人皱眉的样子。接着便和我讲当年他与白将军在越南流亡的那些日子。他说当时他们也是吃米粉，虽然大多数时候是吃越南米粉，但有的时候有兴致也会自己做些正宗的广西米粉。说着说着，李先生便停了下来，很轻声的说了一句“健生的手艺很好，做出来的米粉比店里卖的好多了”，话语轻飘飘的，像怕惊扰了那段往事和那个人。
我趁此将碗里的牛肉捞了个干净。就在我放下筷子的时候，李先生继续说了下去，他告诉我当年有一天没一天的。以至于白将军会和他说以自己这条坡腿，等带来的金条花完，再想要谋生怕是只能去卖马肉米粉了。我听了很是震惊，白将军那样的人竟也会感到绝望，可见当年何等的惊险！更震惊的是，他竟然会对身边人诉说自己的狼狈。白将军那样的人，哪怕是山穷水尽，也要端着一副骄傲姿态的。要交心到何种程度才能窥得他那点情绪？从这只言片语中，我隐隐约约猜出一点他们二人从前的亲密。
我想不出，是怎样的洪流，能将曾经生死不能分的两个人，冲成了死生不复相见？少年与壮年形影不离的一双人，竟没能见到彼此暮年的容颜。桌上米粉的热气早已散尽，碗沿凝了一圈油光。 我顿时沉默下来，像在余光里瞥见了某种巨大而晦暗的命运。
李先生看我一脸呆滞的模样笑了一下，说是自己不好，人老了，尽爱说些陈年往事。说着又让人来给我收碗换上新茶，我赶忙谢过他的好意，并向说明我打小就爱听这些往事，方才只是有些入迷了。我是听叔伯们讲打日本鬼的故事长大的，那些热血沸腾，斗智斗勇的故事对一个孩子的吸引力是极大的。其中也有提到这位第五战区司令官的。白将军给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曾经说过，李先生是很了不得的人，那年台儿庄之战，就是他与白将军一起打了个大胜仗。那时候举国都沸腾了，各种杂志上的封面都印着他与白将军，甚至兴奋的后方人民还用两个大卡车运着他们的巨大画像游行！
我印象中我小时候是在白将军家中见过那张照片的，上面的他们一前一后，意气风发，是人人敬仰的英雄，而如今早已各自赴绝境。这些感慨自然是不好对当事人说的。我便挑着些曾经听说过的李长官的传奇故事润了些色讲了讲。各人讲的混合在一起，简直有些失真了。
李将军听着只是发笑，告诉我当年条件艰苦，作为长官，他自然以身作则，吃的自然朴素了些，上一顿的菜留到下一顿热一下再吃罢了。但怎么可能是吃草根树皮喝露水呢？“那还不饿昏过去？”我点了点头，觉得很有道理。他接着和我说，那时防空洞里条件艰苦，家眷也受不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和几个巡逻的副官待在一起。只有白将军常常来看他，一起商讨战术，每次白将军一来，他就请他吃个炒牛肉，喝点酒。有张照片就是在那时候拍的。
我连忙追问，是那张白将军插着腰，而李先生歪着头看他的吗。看着李先生点了点头，有些疑惑的样子。我解释道我幼时和小伙伴们偷偷看过的。白将军很爱惜自己收藏的照片，分门别类的整理好。有一个小册子里都是白将军与你的合照，白将军很爱惜，轻易不给人看的，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翻阅，一翻就是一个下午，七生和我们讲过这件事后，我们都猜里面是位倾国倾城的美人，所以白将军才爱不释手。结果我们偷偷看过之后，却大失所望。那时年幼，印象有限，如今像有种力量冥冥之中指引似的，一下子福至心灵，全想起来了。
没想到时过境迁，这位“美人”真让我见着本人了。如果白将军还在，我定要厚颜向李先生要一张照片偷偷带回台北去，好丰富一下白将军那琳琅满目的收藏。我叹了口气，斯人已逝。我兴致一下子低了下来，李先生见我突然叹起气来，便问我怎么了。我将这些童年回忆一一说出，感慨时光匆匆。李先生听了先是沉默，然后很温柔的笑了笑，我朦朦胧胧的似乎听到了他轻叹了一声“健生”。我抬头看李先生，还是那副和蔼亲切的样子，有些疑心刚刚只是一场幻觉。李先生与我的视线对上，先是笑了笑，然后说这些都是小孩子的想法，小孩子不要唉声叹气的。
我点了点头，突然想起文稿还一字未动，又动起脑子来，我到底是个记者，还是应该问些问题的。
可又有什么好采访的？那些官话套话我已收了一箩筐，我也懒得拿那些去烦李先生。于是我问李先生，能讲讲八桂大地吗，那个我从来没见过但听很多人念了一辈子的地方。
李先生笑着点了点头，于是我见到了青的山，白的水，还有三个年轻却野心勃勃的小排长。那是他们最初的故事。已经是个佝背老头的李先生提起八桂大地，故人往事，眼睛总是亮晶晶的，像有光一样。我胡乱记下，拼成了一篇广西游记。那天究竟还说了什么其他的我已不记得。只记得在金乌西坠，我起身告别时，李先生叹了口气，请胡夫人取来两瓶有年份三花酒送我。我接过来，像接过两瓶泪，重的我几乎要弯下腰来。
我最后还是没能问出那个在我心里盘桓已久的问题，如果早知道那是最后一面，你们是否会好好说一句再见和保重？但我想我大概已经有了答案，而李白二位先生早已有了答案。
后来我将这两瓶酒混在清明祭品里，托人带给七生请他代我祭拜一番。七生懂酒，很是惊奇，问我从哪里来搞到这样好的酒，说是有年份的，至少已酿出二十年了。我回信写道：是一个很想白将军的故人所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