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一、我记得那美妙的一瞬
“那么，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请详细描述你对于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的调查内容，不要有任何遗漏或者隐瞒。”
“是的，长官，我将如实叙述，您可以与我曾上交的报告进行比照，关于他的内容，没什么可隐瞒的。”
我与他的初见，和所有学生与老师的见面没什么区别，那是去年九月，莫斯科国立大学开学之初，我完成了新生注册后去法学院的办公室与他见面。我们从申请时期开始通信，后来的面试也聊得不错，他清楚我的学术背景比较薄弱，但胜在有丰富的经商经验，对债法和商法的实际应用还算比较了解，当然，这些经验都是从何而来你们也很清楚……我也就不赘述了，至于他为什么会接受我的申请，除了我自身的能力的确符合要求外，和教授是一位包容性很强的人也有关系，他更关注学生——也就是我——可能的发展性，而不是我已经取得的成绩，他曾亲口说过：“因为你有远超其他学生的社会经验，法律研究不可以脱离现实，而理论易学，难在实践。”这也是他的学术理念之一。
说远了，我当时去了他的办公室，很幸运他没有去上课或者研讨，就坐在在办公桌前认真地读着书，直到我出声打扰他才发现了我的存在，还没等我自我介绍，他就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早已读过他的档案，虽然早就接受了要成为比自己小上十三岁的人的学生这一事实，但他看上去实在是太年轻了些，简直和路上遇到的那些还没本科毕业的学生没什么两样，那一双小鹿一样的蓝眼睛温和地望着我，卷发和圆脸为本来就没什么棱角的外表更添了一份柔软——在这个荒诞的第一印象里，我竟然觉得他最危险的地方是他的姓氏——我忍不住去想，如果关于他的指控都是真的，那他实在是演技了得，能在背地里鼓捣那么多事情的情况下依旧扮得出这么个无害的样子。
他问了我一些常见的问题，包括我的专业背景，工作内容，以及我想要研究的课题方向，我事先准备了答案，回答自然滴水不漏，他也的确没怀疑什么，在涉及到专业领域的问题时，他讲了好多话，内容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他那时的眼睛特别明亮，其中盛满了他的热爱与他愿意为之奉献终身的理想。
我们整整聊了一个小时，但我并未感到枯燥，他有将知识化复杂为简单的魔力，枯燥的理论知识经过他的叙述都变得生动了起来，之后我去听他的课程时对这一点有了更深的感触，而我和他的对话终止正是因为他要去上课，是大二学生的民法课。
他有点艰难地提起办公室一角的小木桌上摆着的一大袋作业，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拉近关系的天赐良机，我赶紧走过去接过那沉甸甸的一包作业。
“教授，请让我来吧。”
他有些惊讶，并没有松开袋子上的手：“不必的，你是我的学生，不是我的助教。”
“学生帮老师理所应当，而且我想听教授的课。”
他看起来还是有些为难，但没有继续坚持，我提着袋子跟着他去往教室，在途中我们遇见了几位法学院的教授，他为我一一介绍，却不知我早就知道他们都是谁。
“其实，你想听我的课随时都可以来，没必要一定帮我做什么。”走了好一会儿后他突然说道，“我的课堂向所有乐意学习的人敞开。”
我摇摇头，再次强调了我是出于个人意愿帮他搬作业，他似乎不太习惯让其他人干涉到他的工作，和一些把学生当工人使唤的教授截然不同，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我挑起了另一个话题，是他之前提了一嘴，也是我需要调查明白的问题之一：“教授，您说过自己之前是做研究类工作的，但现在却将重心转移到教学工作上，请问您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调整呢？”
他并没有思考很久，或者说，他基本是立刻回答了我的疑问：“我并不讨厌研究工作，甚至可以说比起教课，我更擅长做研究，但在长期的授课与接触了越来越多的现实案例后，我更希望能将我的法学思想传递出去，引导我的后辈对当下的法律体系产生自己的思考，并且投入到法律工作中，同时，我也希望并没有系统学习过法律的大众都能拥有法律意识，就这样，我开始研究如何进行教学，也开始参与社会上的普法活动。”
他显然思考过这个问题许久，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只有两次短暂的停顿，似乎回忆起什么过去的故事，他的唇边蓄着淡淡的笑意，眸中却萦绕着一缕忧愁，只是那时我们才刚刚相识，再问下去他就该怀疑我想刺探他的隐私了，所以我只好客套地应付了一句：“我明白了，其实教授并不是放弃了研究，而是将教学和普法作为新的研究目标。”
他却惊喜地抬眸凝视着我，仿佛我那随意的一句话说中了他避而不谈的真实感受：“你说得对，教学正是一种科研。”
当时正是初秋，那天阳光很是耀眼，在他褐色的头发染上了一层柔软的金边，我们走在去教学楼的路上，聊着学术、法律和学校的环境，每经过一栋楼他就会停下来正在说的话题，为我短暂地介绍后再继续之前的聊天，资料上显示他不善言辞，但或许他的确把我看作他的学生，倒是和我说了不少话，我竟也生出一种错觉，即我真的是他的学生，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之后我去听了民法课，我们一起去食堂吃了顿饭，我准备去图书馆借了几本和我的论文主题相关的书，他要回到办公室继续他的工作，临别前，他给了我一张纸，上面写着教研室的位置、研讨会的时间和他的课程安排，我完全没注意他是什么时候写了这些——或许在我去见他之前他就已经准备好了，他还问我有没有兴趣参与普法活动，我当然不会拒绝。
“那么，之后如果有什么活动，我会提前通知你的。”他朝我挥了挥手，悠然地走进午后的阳光里。
那一天的夜晚我写下了关于他的第一份调查报告，停笔时已是午夜，而我的心却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宁——脑中回响着他平和又清晰地说出的每一句话，其间穿插着他扬起手腕时粉笔划出优雅的弧线，与在他的卷发间跳跃的阳光。
二、我那不可收买的声音
“打断一下，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请问你在进行陈述时，对梅德韦杰夫先生怀有怎样一种感情？”
“感情…… 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如果一定要说，可能是对老师可能存在的情感吧，毕竟我首先要扮演好他的学生，再进行我的任务，或许在叙述时我可能会代入学生的身份，请您理解……那么，我继续讲了。”
之后的每一天就是装模作样地学习，参加研讨会，去听教授的课，和他讨论问题…… 认识了很多学生和教授，也被动增长了许多知识，大学的生活节奏比工作要缓慢，教授对待学术问题十分严谨，但不会对我施加太大的压力，这段相处中他逐渐习惯了我帮他拿书本和作业，我也趁机了解了他的学生对他的评价——课程很有趣，考试很严格，顺便说一句，他很擅长控制课程时间，在保证课程内容的前提下准时下课，也从未在课堂上发表对法律以外的话题的个人观点。
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特殊的事情，就是关于他之前提到过的普法活动，那天下课我照例帮他拿着学生的论文回办公室，路上他突然问我下周二下午有没有时间。
“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安排。”我回答道。
“我要参加一场中学普法活动，你去吗？”
我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了社会活动，但既然他问了我，我也没有不参与的道理。
“请问是什么主题？”
教授摸了摸头发，有些为难地说道：“我本来想讲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讲座时间有限，而且有其他教师讲过相关内容，所以我现在在考虑继承法。”
“继承法？”我惊讶地重复了一遍，据我所知，会参与社会活动的大学教授本就不多，普法内容是继承法的先例更是闻所未闻，我甚至不知道这项法律有什么普及的必要，脑子里这样想着，嘴里自然问了出来。
他并没有因为我冒犯的提问生气，相反，他笑了，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臂：“你看，你作为法学院的学生都认为这部分法律无足轻重，更有普法的必要了。”
我忽然有点羞愧，他称呼我为“法学院的学生”，但这只是一个虚假的身份，是我在扮演的角色，我凝望着他澄澈的眼眸，听他设计活动，继续着我的欺骗：“我的确对继承法不太了解，好像也没遇到合适的使用场合……请问我能和教授一起准备这场讲座吗？”
“还是最好晚点遇到要亲自使用继承法的时候为好。”他有点责备地看了我一眼，但很快恢复如常，答应了我的后一个提议。
我们在周五下午一起准备讲座，继承法的内容并不多，的确适合单次普法，我甚至感觉内容太少了，按照教授的语速，讲完继承的基本知识或许用不上半小时，然而教授递给我一份大纲，除了继承知识和案例分析，遗嘱也占了很大的篇幅，那时我才明白，教授一开始的重点就不是继承规则，而是立遗嘱的重要性，他没有过多的解释，让我帮他整理参考资料。
普法的内容比博士论文简单得多，我也有多余的脑子加深对教授的了解，于是我趁着他倒茶的间隙问道：“请问是学校安排教授去做讲座的吗？”
他摇摇头：“我个人和一些从事普法工作的社会组织有联系，偶尔会参与合适的活动。”
“这种组织是民间自发的，还是政府……”我意识到这其中有需要调查的问题。
“这有点难以界定。”他很认真地思考道：“93年新宪法颁布后政府组织过推动宪法宣传的活动，当时我们有去中小学开设讲座，还编写过面向中学生的宪法读本，但对于其他法律——比如市场经济改革后的新《民法典》，官方的普法活动非常稀少，更多的是一些非政府组织在从事这类工作，偶尔会有一些大学教授和他们合作，我也是其中之一。”
“您为什么会参与这种，嗯……工作之外的事情？是为了法学教育的研究吗？”我尽力让自己的问题不引起他的怀疑，尽管他从未对我的提问有任何不满情绪，每次都非常认真地思考作答。
只是这个问题却让他握笔的手顿住了，几秒钟后，他叹了一口气，揉了揉眉心，仍然没有作答，我第一次看到他这般矛盾的模样，不知为何，我的心也随之揪紧，期待着他的回答，又想告诉他其实没必要回答——如果这个答案会让他感到痛苦。但我不能这样说，他的脆弱与痛苦都可能在掩饰真相，而我的目的正是挖掘“真相”，因此我必须揭开他的过往，用迂回的方式拷问他的心。
幸好沉默并未持续太久，他很快恢复了往日那副平和的模样，拇指摩擦着钢笔，坦然地望向我：“倒也没什么不能讲的，只是从来没人问过我，我好像也一直没有特别仔细地思考这个问题，只是觉得我应该去做而已。”
“教育研究是一个方面，但介于教育的长期性和间接性，这种单一的讲座大多无法产生与教育等同的效果，我也没法调查参加讲座的人在讲座之后的发展，因此我只是在探索一些教学方式，并没有与教育学研究的议题结合。”他将刚刚写完的讲座设计递给我，站在我身边指着其中的几个环节解释道：“比如这里，可以请观众模拟一个复杂家庭的各部分成员，根据法定继承规律带着大家分析每个人能获得多少遗产，以及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固定资产引发的争端，人际关系的亲疏引发的不满之类……之后引出遗嘱继承以及不同类别遗嘱的效力，但你觉得在讲完这些后有多少人能真正意识到公证遗嘱的重要性呢？其实大部分人听完讲座也就忘记了，教育能产生的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单次讲座却不能，但我想如果普法活动能以一种稳定的频率进行，或许能提升公众的法律意识，至少能让他们在遇到类似的事情时想到自己能以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因此只要这些普法组织还存在，我就会去提供一些支持，或许只是延续着我的一些……不切实际的期待吧。”
指尖划过稿纸上潇洒的文字，书写着他的专业知识，陈述着他的观点与那并未明说的期待，“法律不仅是对社会秩序的规范，更是保障每一个个体自由的工具。”我不自觉地说出了这句话，这是教授在一堂课上提到的内容，直至今日记忆犹新。
他的眸中闪过一丝欣喜：“学得不错啊。”
在我提起这个话题后他英俊的面容上一直弥漫着一抹忧愁，他像许多学者一样，时常会陷入过度思考，去深究那些本没有标准答案的疑问，却也在这些困惑的推动下不断开拓，从未停止尝试，甚至会因为这些“尝试”招致各方猜疑。
我试图宽慰他，可能是想弥补我对他的猜疑，又或许是只想让他开心起来：“其实，或许您的讲座给学生或是听众的影响，要比您想象中的更大一些，是不是有一种说法叫……隐性课程？”
说实话有时候比说谎更为困难，我第一次发现自己的言语如此匮乏。
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没有再说什么，之后我们继续准备课程材料，还做了一些模拟法定继承的身份牌，他恢复了治学严谨的教授模样，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不知道他之前是否和什么人聊过这种话题，看反应我或许是第一位问起他行事缘由的人…… 他只是受个人的学术观念的趋势，无人问津但坚持不懈。
“真是个古板的学者啊……就是这样他才受到当局的怀疑，实在愚蠢。”同事忍不住出声打断。
我当时也有同样的想法，但很快我便意识到，愚蠢的真的是他吗？虽然他的整段叙述中都没有提到那个词，但促使他在宣传法治社会、宣传法治观念的道路上前行的，或许正是我们都忽视的个人理想，极度自我又格外利他，两个看似矛盾的特性在他的身上一并显现，迸发出的光芒甚至让我自惭形秽——为什么我的信念偏偏要以欺骗像他这样的人的方式来实现。
…… 抱歉，我失言了，那天我们一起工作到晚上六七点左右，离开学校时天已经黑了，但完成了工作让我们的心情都轻松了许多，在校门口临别时，他突然对我说：“我很期待你形成自己的法学思想的那一天。”
其实我有自己的思想，但不能告诉他，只是郑重其事地点了点头：“这段时间我已经学到了很多，希望以后能和教授一起了解更多。”
他满意地离开了。
真是奇怪，他年纪比我小，而我却看不懂他的所思所想：为什么他突然对我产生了期待？他的法学思想又究竟包含哪些内容？
而我，又该如何回应这份期待？
我无法回应。
三、他们没有听懂他的琴声
平淡无奇的小事构成了大部分生活，他白天工作，晚上大多数时候会直接回家休息，周末有时候去探亲，有时候还回来学校看书，我们偶尔会一起吃饭，他从未怀疑过我的身份，只把我当成值得教导的学生，时刻关照我的学业与校园生活。
在这期间，唯一一次涉及到敏感话题的谈话发生在年末的一场教研室会议，那天我们进入会议室时，其中的气氛就已经很压抑了，听了一会儿才知道，大家在讨论现行的安全法与公民隐私权。
“季马，你之前在讲座里也探讨过这些问题吧？”一位教授问道。
教授沉吟片刻，斟酌着开口道：“关于这个问题，隐私权是从公民个人角度出发，但安全法涉及的层面更为广泛，我认为安全法的内容过于宽泛可能侵犯公民自由，但关于这一法律框架我并没有想到更好的完善方法。”
我读过那个讲座的内容，他在呼吁一种更为透明的监管方式，也深知法制变革时期政治与法律间难以调和的问题，讲座的原文在报告的附录，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他只是从学者的角度提出了一些问题与对未来的期许，并不涉及反动言论…… 对自己国家现行的制度有所不满并希望它能向更好的未来发展，从公民的角度来说，他有什么错呢？
这场研讨会他并没有说太多话，只是沉默地听着，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散会时他走得很快，我跟了过去，他本来想去吸烟室，见到我，他把打火机放回了口袋。
“有什么事吗？”
“教授，您今天……没怎么参与讨论。”
“没什么可讨论的。”他颦眉轻叹，“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
与其说感兴趣，不如说我就是安全局的工作人员……心里是这样想的，但嘴里说出的话却是：“只是觉得很奇怪，教授之前一直鼓励我多参与研讨活动，但今天这个话题，我并不理解他人所说的那些事情，您又没怎么说话。”
“因为这个话题已经超出单纯的法律范畴了……不过给你讲讲也无妨。”他对我的问题向来知无不言，“我们出去走走吧，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当时飘着小雪，气温不是很低，我们漫步在校园的花园里，在身后留下一串薄薄的脚印，他伸手接住雪花，在呼出的一团雾气中缓缓开口：“我经常思考现行法律的边界问题，在安全法上尤其明显，当法律条款宽泛到涵盖一切时，制定者或许认为自己终于编写出一套完美的法典，但普通人会透过这种法律看到什么呢？”
“恐惧。”他没等我回答，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这里存在一条悖论，最完善的安全体系，往往诞生于最深重的危机之后，因为只有巨大的裂缝，才需要一张巨大的网来修补，但如果这张网太大了，就会盖住很多本不必要修补的位置，反而绑架了那些本该自由生活的普通人，进而人们失去了自己的声音和思考，生怕稍有不慎就被错误识别成裂隙，被修正，被束缚……最终大家都陷入了沉默。”
“建立在恐慌之上的安全真的能被定义为安全吗？这种法律，又是否超过了法制体系应有的边界呢？”
“可是，”我的声音有些干涩，“如果没有这套体系，社会会陷入混乱，边界必须存在，不是吗？”
他朝我笑了笑，似乎意识到了我有些紧张：“我当然不是主张直接废除这些安全法案，只是对这些法律要如何解读始终有人为因素的干扰，或许在书面上看，那个条文并无异常，但经过人为解读后，它的边界就会扩大——问题永远是，谁来决定边界在哪里。”
一口气说到这里，他长叹了一口气：“就像这些思考，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答案，我只是针对现象产生了自己的见解，但如果我在研讨室讲这些东西，它们就会被定义成我的立场；如果写在文章里，或许会被定义为反动的证据……”他话锋一转，海水般深邃的眼睛忽然转向我：“我很好奇，你会如何定义我所说的这些？”
一瞬间我以为他看破了我的伪装，但冷静下来后我自然明白，他只是想知道我的观点。
“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疑问，只是聊天。”我完全记住了他说的话，晚上回去就会把这一切整理成报告交到安全局，但我微笑着向他说谎。
“那些因可能危害安全而被审查的学术研究、被监控的民间讨论——我知道这些，我有的同学就遭受了相应的审查，我知道安全对民众与国家的重要性，但如果失去了衡量‘危害’的尺度，那么一切都可以被定义为潜在威胁时，威胁就无处不在，而生活在无处不在的威胁想象中的人……”他停下，转向我，“会失去自己的声音。所以，谢谢，至少今天你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证明我还有思考与表达的冲动。”
他突然向我道谢，轻飘飘的雪花落在我的肩头犹如千斤重担，我不愿想象当他知道了我就是他口中的“失衡的尺度”、我正在审查他的学术研究时，他会对我有多失望。
我不是真正的学生，但他一直都是我所尊敬的教授，直至今日我的看法仍没有任何改变，他是一名出色的学者，不该被这般对待……但我选择了坚守岗位。
我们继续往前走，肩膀擦过肩膀，雪花落在他肩头，积了薄薄一层。我忽然很想替他拂去。
“教授，”我没有忍住，问出了回旋在心底多日的问题，“你会害怕吗？”
至少在这一刻，我想抛弃我的身份，只代表我自己去探寻他的情绪。
他沉默了片刻，点点头，又摇摇头：“我或许盲目地相信，如果有朝一日我遭人陷害，会有正义降临在我的身边……比起被安全局审查，我更怕我退化成站在讲台上只会给学生讲述知识，却无法启发他们去观察、思考、质疑，如果真变成这样，我也不配继续做一位教育者了。”
“我明白了。”这不是维持身份对他的敷衍——如果这就是他的想法，那我想让他如愿以偿。
“你没有直接表达对我的认同，这很好。”他卷起围巾把自己裹在其中，双手塞进口袋里，打了个哆嗦，“说得够多了，我们回去吧，我明天一定得多穿点衣服……”
话题丝滑地转移到了日常琐事，他絮絮叨叨地念着年末糟糕的天气与短暂的白天，把他的全部锋芒留于风雪，拉着我走会学院楼暖黄的灯光下，那时已接近新年，学员中弥漫的假日前的松弛冲淡了这一日的沉重，简陋的彩灯闪烁着炫目的光，而他在斑驳的光影中和我告别。
我回到研修室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他却在后面叫住了我。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你的新年有什么安排吗？”他面色红润，整个人在灯光下镀上一层柔软的金边。
我以为他要找我加班，同时我唯一的工作就是监视他，自然说自己没事。
“你是否愿意来我家一起庆祝新年？以前我的教授就有开新年聚会的习惯，虽然我现在只有你一位学生，但或许我们也可以……稍微庆祝一下？”
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而我怎么可能拒绝。
“当然，我很乐意。”
他点点头，示意我没有其他事情，这一天就此结束。
夜晚，雪仍没有停，我写好了今日的报告，深知一些事情早已悄然改变，有些东西在我的边界之外呼吸、滋长。
“他简直太天真了……哪怕是现在，仍然固执己见。”
“可我们的律法，难道不是正该保护这些天真的人吗？”
四、夜色温柔，星光闪耀
念书时我也有过到教师家拜访的经历，但从未像那日般紧张：他未婚，独居在莫斯科的一间公寓，而我是他唯一的学生，这场聚会没有邀请其他人，只有我们两位，简直私密得过分，也不知提出邀请的他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
他事先和我确认过晚餐的内容——是的，他准备亲自下厨做饭——我的目的也不在吃饭上，和他说简单吃点什么就可以，主要是想和教授聊聊天，于是最终他决定做一点烤肉和青菜，而我则在定好的时间之前提着啤酒和圣诞礼物敲响了他的家门，门打开后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他毛绒绒的头发，紧接着是亲切的笑，假日的他没穿平日里常见的深色西装，而是套了件缝有圣诞树和驯鹿花纹的米白色毛衣，更为柔软无害。
简直像越过山林的小鹿，迎面撞上我的猎枪。
“圣诞快乐，教授。”他接过啤酒，我将礼物藏在身后，趁他不备放到了门廊摆放的小圣诞树下面。
“圣诞快乐，请稍等！”他匆忙地钻进厨房，留我一个人在客厅等候。如果无视角落里装满稿纸的纸箱，他家可以称得上整洁，家具普遍是简约的风格，柜子里堆满了书籍和唱片，没有酒水的踪迹，除此之外，我发现房间中的温度略低，弥漫着户外的寒风气息，是屋子漏风，还是……
“教授，您开了窗户吗？”
“嗯，卧室的窗户还开着，我想通通风，你觉得冷可以关上。”他从厨房探出头来。
如他所言，卧室的大门敞开，他是真的不把我当外人，既然得到了许可，我自然会假借关窗之名进去探查一番，可他的卧室和客厅唯一的差别大概是把沙发换成了床铺，餐桌和茶几换成了一张宽敞的办公桌，仅此而已。桌子上摊着一本民法教科书和他的笔记，趁他没在客厅，我试着拉了拉抽屉，从上到下一共四个，没有一个落锁，如果他真的参与了什么反动的地下工作，安全意识未免太差了些……唯一可能的是，他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他的所有书稿都经得起检验，也从不畏惧对外公开。
“吃饭了哦！”听到他叫我，我走出房间，他没发现任何异样，正用开瓶器撬啤酒瓶盖，“嚓”地一声过后，麦芽与烤肉的香气在空气中碰撞，浓密的白色气泡涌上瓶口，他却没有准备倒酒的意思：“抱歉，我家没有多余的酒杯，我平时不怎么邀请别人来家里做客，也不常喝酒。”他解释道。
“喝啤酒也不一定要用杯子。”我也给自己开了一瓶，我们就这样举着酒瓶碰杯，祝福的话还没说出口，都没忍住笑出了声。
“吃饭吃饭。”他招呼我品尝他的手艺，我切了一块牛肉，调味和烧烤的程度都恰到好处，像他这个人一样，唯一可惜的是，他的酒量非常好，我们边聊边喝，不知不觉都喝了不少，但他谈吐间没有一点醉意，我毫无可乘之机。
“其实只是你不想买高度酒吧。”同事忍不住插话。
“任您猜想。”
酒足饭饱后，我们窝在暖气旁的沙发听了一会儿收音机，在酒精和节日气氛的催化下，我们都不像平常那样紧绷，他为我介绍了家里摆放的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照片的背景是圣彼得堡——我们的故乡，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去了，也蔓延出一点思乡之情，和他讲了些我小时候的事情，他好奇地听着这些对他而言非常陌生的童年生活，这种时候我才会意识到，我和他本就不是一个时代出生的人，他那么年轻，满身才华，为什么偏偏落到我的监视下……
他见我面色沉郁，只当我是思念家乡，轻拍我的手臂，安慰道：“等下个假期可以回去看看，下学期应该也有去圣彼得堡的学术会议，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
“教授也很久没回去了吗？”我转移了话题，这种时候再应许什么承诺，只是徒增欺骗而已。
“我嘛……最早我是在圣彼得堡任教的，还在政府工作过一小段时间，后来到莫斯科推行青少年法，正好国立大学有空缺的教职，我就留了下来，因为我一直认为，在这里比在圣彼得堡能让更多人听到我的声音，不干出点成绩我可不回去……然后一晃又过了很多年，我也算在这里安身立命了。”
“那个青少年法……”
“推行失败了。”他无所谓地耸耸肩，“等再有机会我还去干。”
“您不会灰心丧气吗？”
“真呆不下去就回圣彼得堡，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我们国家这么大，不可能没有我的容身之所。”
在这个万物俱废的时期，他怎么能乐观成这样？
“教授，您如果离开教职，会是法律教育界的巨大损失，接下来这句话可能有些过分，但请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离开。”
肺腑之言。
他奇怪地看了我一眼，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暖气过于温暖，在他的双颊点染了可疑的红晕：“至少你拿到学位之前，我不会离开。”最终，他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眸中一片深蓝中翻滚着我无法解读的意图。
当真诚建立在谎言之上，那么哪怕对方以真心回报，我得到的也只有谎言。
但他的身边真的很温暖。
“那一夜是我们最后一次私人接触，节后大量学者被纳入怀疑对象，他也是其中之一，而我在此处阐明我对他的监视结果。”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
五、明天的太阳依旧，明年的花儿照开
离开审讯室，老同事伊万诺夫正等在外面，见到我立刻急匆匆地走过来询问情况。
“没什么问题。”我不想多谈自己的情况，“他在哪儿呢？”
“这边。”伊万诺夫知道我要找谁，主动带路，他的眼神十分复杂，但现在你没时间细想。
单面玻璃的对面，他神色如常，一本正经地解释着他的文献，他的课堂讲义，那些再正常不过的东西，在边界模糊的检查流程下，所有学术都成了罪状，扭曲了文字本意后拼凑出不属于他的思想，毫不顾忌地污蔑教授纯粹的灵魂。
我恨透了当局的做派，但我是执行者之一。
“他们没告诉他你是他身边的间谍。”伊万诺夫悄悄解释道，“他应该还以为你和他一起被捕了。”
“我不如直接进去告诉他。”
“你疯了？”
教授的声音适时响起：“无论你们问我多少遍，我都会给出同样的解释，请别浪费彼此的时间了，另外……”他忽然抬起头，没有看记录员，而是盯着单向玻璃的背后，“请放了我的学生，他是无辜的。”
“你的学生是哪一位？”问询的官员明知故问。
却见他唇边蓄起一抹再熟悉不过的、温柔到极致的笑容：“你们不是比我更清楚他的名字吗？”
他那么聪明的人，怎么可能猜不出我的身份？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他的身份的？”
“在我发现你们有我没公开的论文的时候……别误会，在你们抓我之前，我从未怀疑过他，他很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是位认真负责的人。”
都这种时候了，为什么还要袒护我……这里没有从天而降的正义，快救救你自己啊……直到伊万诺夫喊了好几声我才回过神来，掌下的记录纸已被揉成一团，正如我扭曲的心。
“他不会有事的，你的证词会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也没真正得罪什么人。”
“我第一次这么希望我的证词有用。”
除了他能无罪释放，我别无他求。
只是我与他之间的这片单向玻璃，怕是永远无法打碎了。
不知是真有上帝降下的正义，还是他真的无足轻重，总之，没过几天他就被释放了，得到消息后我立刻追了出去，万幸在安全局大楼最后一个阶梯处看到了他的身影。
“教授……梅德韦杰夫教授！”我喊着他的名字。
他停下脚步，见来人是我，礼貌地点点头，没有一丝一毫的恼怒或是痛恨，神色如常：“我以为你不会来见我。”
“我……对不起。”有千言万语不知如何付之于口。
“没关系，这是你的工作，不是吗？你做得很好，而且如果没有你，或许他们还会多关我几天，听说，你的报告里对我的评价极高。”极端的礼貌与冷静下藏着什么，我永远不得而知，他眼中的暗流仿佛要把我吞噬，表情却是微笑的：“很遗憾，我们明明已经认识半年多了，现在却如同陌生人。”
“教授您……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吗？”
“一切如常，继续当教授，干我的工作，唯一不同的大概是，我失去了一位学生。”他长叹一口气，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该怎么称呼你，先生？”他伸出手，举在我们之间。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我握紧他的手。
“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梅德韦杰夫，很高兴认识你。”他点点头，随后抽出了自己的手。
我茫然地向前了一步，只碰到他袖口冰凉的纽扣。
“哦对了，我过阵子要去圣彼得堡一趟，你有空的时候也回家看看吧。”几步之后，他回头补充道。
原本我们可以一起回去的，我们还可以一起去普法，推行新法，我还有论文没有写完，还有很多节课想听，我们还没一起度过夏天，没有在白夜中为一个观点通宵争辩，没有一起出席学术会议，没有在你的指导下拿到学位……没有实现你所期待的一切。
甚至无法体面地道别。
这一场闹剧在新任局长的到来迎来了尾声，他不算年长，对当时每一位受害者都给予了道歉与补偿——虽然并未被完全接受，同时开始对各部门的职权进行了更细致的约束和划分，总之这个从克格勃演化而来的组织变得合理了很多。
或许是新世纪即将到来，莫斯科的一潭死水终于有了些许波澜，叶利钦要辞职的谣言甚嚣尘上，大家都期待着能有人带着国家走出解体后的困境，但对我们这些个体而言，仍然是每天干着自己的活，直到新年后的一天，伊万诺夫忽然心急火燎地冲了进来：“瓦洛佳，证物室可能有你感兴趣的东西。”
“证物？”
“对，和你那个小教授有关系的。”伊万诺夫一副“我懂你”的模样。
“一年前的证物了……”我装得满不在意，实际很好奇会是什么，因为我不负责证物管理的工作，一直以为他的证物都是那些论文讲稿，难不成还有别的东西？
“因为不涉及实质内容，当时要审的案子太多了，就没人在意，但我刚刚随手翻了一下，那里面的内容你肯定感兴趣。”他指着纸箱子最上面的笔记本，“就是那个，你自己看吧。”随即关上了门。
那是一个深蓝色绸面笔记本，是我送给他的圣诞礼物，到头来，连这个简单的心意都被收回了吗？
我翻开本子，里面没写几页，但仅有的文字刺激着我的神经，他……这写的都是什么啊？
“之前我一直骗自己，一切都出于教师对学生的关怀，但当他睡在门外时，哪怕喝了三瓶酒，我也毫无困意，心跳与呼吸都不受我的控制，不自觉地受他牵引。”
“可我不能越过我们的边界，他是我的学生，至少要等到他毕业……不然就成了我以教师的权利对他图谋不轨了。”
“而且他只是把我当教师而已，我不能多想。”
“假期真长，我从未如此期待开学……虽然每次加班他都会跟着，但不能为了私人的感情故意占用休息时间。”
“他的眼睛真漂亮，但我有时候看不太懂他的眼神，他好像藏了许多事情，但又表现得很真诚，真复杂啊。”
“不能忘记，他是学生，哪怕他比我年长，他比我更成熟，他也是我的学生。”
“这种感情，可以称得上爱吗？”
“等春天来了，或许能一起去圣彼得堡。”
这满是内心剖白的文字在此处戛然而止，手写字母上挑的字母被水渍晕染，我轻轻触碰那熟悉的笔记，却划开了那一块墨水，染黑了我的指尖。
那不是当初留下的水渍，是我刚刚低落的眼泪。
我为什么会落泪？尘封了一年的文字为何仍揪住我的心脏，痛苦但从未有如此生命力，跳动得近乎跃出胸腔，过期的情感与悔恨，刻意回避过去的一年之中，我原来从未忘记他。
我一口气请掉了攒下来的所有假期，我要去找他，我不想让这一切结束。
我去了大学，沿着他向我介绍过的路到了他的办公室，但这次门是锁着的，他不在门后等着我，路过的学生告诉我，教授去了西伯利亚联邦大学开会。
那就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国家再大，也有能找到他的那一天。
到大学的时候，他正在录播教室开讲座，我从后门偷偷溜进去，就像以前中途去听他的课一样，当时讲座已经接近尾声，是学生的自由提问环节，面对各种问题他都能对答如流，直到一位男同学举手问道：“教授，今天是情人节，而我正在饱受单相思之苦，请问您在追求心爱的人这方面有什么建议？”
学生们都笑了，他也忍俊不禁，略做思考后，他抬头准备回答那位学生的提问，却在环顾四周时，视线猛地一顿——他看到我了。
那一眼，仿跨越了一年的光阴，鲜活的他终于又呈现在我面前。
“感情是复杂多变的，难以捉摸的，与人相爱不是用什么技巧就可以实习的，我们常说爱情的美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想要拥有爱情，需要克服环境和自身缺陷等等各种因素，去追求某一个人，去与一个陌生的人试图建立超越普通人的关系，正是这些困难衬托得爱情格外让人向往。”
他看着提问的同学，温柔地解释着。
“我也曾经历过和你类似的情况，因此出于我的个人经历，我想告诉你的是，你要做的是坚持下去，这样无论最后取得了什么结果，你都能问心无愧，说不定还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他忽然看向我。
“爱能克服一切。”
四周寂静无声，整间教室仿佛只有我和他，在探讨一个当初我们都回避的问题。
讲座结束后，他收拾得很慢，等学生们走得差不多了，我去到他的身边，很自然地接过他的书本和笔记：“教授，我来拿吧。”
他默不作声地看了我好久，轻叹道：“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是个和你长得很像的人，真亏得这么远你也能找来。”
“我想送给你这个。”我单手从皮包里拿出蓝色绸面的笔记本，崭新的，没写一个字：“我现在没有任务，也不是你的学生了，对吗？”
“我不收你这样的学生。”他瞪了我一眼，“而且我还不打算完全和过去释怀。”
“我可以等，教授……德米特里·阿纳托利耶维奇。”我在他耳畔低声说道，“坚持下去，就一定有成果。”
“……因为我也爱你。”没有欺骗，没有身份的束缚，只有叶尼塞河冲刷岸堤的水声，模糊了我们之间的话语。
若此刻水面澄如明镜，我也不怕其中映照出我们的身影。
而他眉眼含笑，拉着我悄声说着话，我们约好一起回到莫斯科，等春暖花开时一起去圣彼得堡。
我们都有好多话要讲给对方，还可以一起做许多事情。
在新世纪伊始时，半生殊途，终可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