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一九八四年的五月一日，空气湿度百分之九十八。
那天警校放劳工假。我家在九龙，离警校很远，巴士坐得人昏昏欲睡。下车还没走两步，暴雨就砸了下来。我的伞自从被罗圣灯借走后便人间蒸发，我顶着书包冲到最近的一家士多店，才发现闸门竟然拉上了，屋檐只能挡住我半个身子，雨水浇得我浑身发抖。
透着雨幕，我远远看见远处有一个红色的电话亭。
玻璃上全是水雾，看不清里面有没有人。它立在那里，被大雨冲刷着，像个被城市遗忘的铁皮罐头。里面的那盏灯亮着，昏黄而微弱。
纠结再三，我选择钻了进去。
空间很窄，刚好能容纳一个湿透的我。空气里混杂着发霉的胶卷味、廉价的烟草味，和硬币的锈味。
我口袋里只剩下一枚刻着女王头像的硬币，边缘已经被磨得很光滑。雨没有停的意思，得给老豆打个电话报平安。我拨通了家里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因为手有点冷，转动轮盘时在“6”的位置打滑，错拨成了“7”。 转盘“滋滋”回弹，机械归位的声音迟钝拖沓。紧接着“哐当”一声，硬币落进了肚里。
那是我身上最后五角了。
打错电话了，我该怎么联系我爸妈？
我盯着那个黑漆漆的投币口，有一瞬间很想把手伸进去把那枚刻着女王头像的硬币抠出来。
如果对面接通了，但是我不说话，把听筒扣回去，会不会可以骗过这台机器，让硬币退出来？
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可能。我自暴自弃地拿起了听筒，听筒贴在湿冷的耳朵上，传来电流那头空旷的“嘟——嘟——”声。外面的雨太大了，大得让人觉得世界只剩下这不到一平米的干燥。
我听到了那种很轻微的呼吸声。
噢，这个人竟然也没有挂电话，我突然觉得花掉的那五角也算是回本了。
过了大概三秒钟，也许是五秒。
“嚓——”
一声很脆的摩擦音。是砂轮滚过火石的声音。
紧接着是一声很轻的吸气声，然后是徐徐吐出的气流。
那个声音顺着电话线爬过来，钻进我湿冷的耳朵里。很奇怪，我明明站在满是霉味的电话亭里，却好像真的闻到了一股干燥的烟草味。
那个人在抽烟。
搞什么，下雨天躲在电话亭抽烟吗？还是说他在家？
那一刻，大概是那股烟草味给了我某种错觉，让我觉得我可以小小冒犯一下此刻话筒对面的陌生人。我挺直了腰背，对着话筒，对着那个看不见的、正在吞云吐雾的男人说：
“您好，我是警察。”
说完我就屏住了呼吸。玻璃上的水雾映出我那张还没褪去稚气的脸，肩章光秃秃的，连个警号都没有。
对面依然很安静。
隔了很久，那个男人轻声笑了起来。
“好巧，我也是。”
那天我们并没有聊太久。我说我这里在下雨，他说他也是。我说我没有带伞，躲在电话亭里。他说好巧，他也是。电话亭的话费现在好贵，感觉没聊几分钟，通话就被硬币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后切断了。
我捏着那个发烫的听筒，听着里面传来的忙音。雨停了，便利店的铁闸门被人拉起一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我像只落汤鸡一样跑回家，当晚就烧到了三十八度。第二次偷偷跑去打电话的时候，鼻音还是很重。
每周二晚上教官固定会让我们自由活动两个小时。苗若芃和罗圣灯约我去食堂打台球，我说我去买东西，然后跑了三公里路，走进那个红色的铁皮亭子，把硬币塞进去，拨了那串数字。
还没到第二声，那头就接了。
“这是你家座机吗？”我瓮声瓮气地问男人。
男人又在抽烟：“不是。这是一个电话亭。”
“呀，那你怎么刚好在这？”我有点惊讶。
男人沉默了一会，才轻声道：“我猜你这两天可能会休假，所以就在附近等了等。”
我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承诺之后一定固定在周二晚上给打电话，他说好。
“你感冒了吗？”他问。
"嗯。"我用袖子蹭了蹭鼻子，"淋雨淋的。"
"吃药了吗？"
“吃了。”
“多喝热水，别贪凉洗冷水澡。”
"我们宿舍的热水器坏了。"
他没说话，我听到他又抽了一口烟。铁皮亭子外面有人骑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
"你在哪个街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问这个，可能是因为都在电话亭里，忽然想知道他在哪里站着。
男人停顿了一下："旺角。"
"啊？"我愣了一下，"我也在旺角。"
"我知道。"
"那你在哪条街？"
他报了一个街名。我捏着听筒想了一会，那条街我知道，往前走十分钟就到，沿着海边那条路，有一排很旧的骑楼。
"那和我是一个街区了，"我说，"说不定哪天在路上能遇见你。"
男人没有回答。
我以为电话断了，把听筒贴近了些，才听见他在轻轻呼气，是那种很慢、很浅的呼吸。
"怎么了？"我问。
"没事，"他说，"我们不会遇见的。"
"为什么？"
"时间对不上。"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时间对不上，像是上夜班的人和上白班的人住在同一栋楼，一辈子都走不到一起。但我们现在不是同时站在电话亭里么，这算不算时间对上了？
硬币要耗尽了，听筒里传来了提示音的“滴”声。
"你下次什么时候打来？"他问。
"下周二，"我说，"晚上，还是八点。"
"好。"
嘟——
——————————
下周二晚上八点我们打了很久的电话。我带了七八个硬币，一个接一个塞进去，最后全用光了。亭子外面有个小学生在等，我看见他趴在玻璃上往里瞅，我举了举手指，他撇撇嘴走开了。
我都搞不清那天我们究竟聊了那些事。
说来说去都是些没用的事。我说训练课有个新来的教官，老师罚蛙跳，我的好朋友已经被罚了三次，腿软得像面条。他说要学会偷懒，然后教了我几招。
我说我最近还在学驾驶，方向盘老是打过头，被教练骂了好几次。男人说，靠右的时候参照物放远一点，不要盯着近处看。我说你也考过驾照，他说嗯，很久之前和朋友一起考的。
后来我说到食堂上周出了一种新的汤，不知道放了什么，喝起来甜的，问他猜猜是什么料。他想了一会，说可能是放了玉米还有蜜枣，广东人煲汤喜欢放这个。我说真的假的，他说你下次问问师傅。
我真的去问了，师傅说，对，蜜枣。
说的是一堆没用的东西，可是我捏着听筒的时候觉得很轻松，什么都不用想，风从海那边过来，把白天的事都带走了。铁皮亭子在太阳底下晒了一整天，玻璃是温的，我把额头贴上去，外面的街道有点模糊。
你今天心情好像不错。我对他说。
他说，是吗。
我说，嗯，感觉得出来，你平时话没这么多。
他沉默了一会，才说："今天是个好日子。"
我说，什么好日子。
他说，说不准，就是感觉好。
机器发出了即将结束的声音，我说那我下周再打给你，他说好。
我说，你下周还会在吗？
他说，会的。
回去之后我躺在床上傻笑，苗若芃问我是不是怀春了。我说夏天都到了，你还在犯春呢。
——————————
下一周我去打电话的时候他接得依然很快，但是说了一个"喂"之后，停了很长时间才说"是你啊"。声音有点低，比平时更哑，换气的时候有很轻微的顿挫。
我问，你怎么了？
他说，没事。
我说，你声音听着都不对。
他说，可能风大，你那边呢，最近睡得好不好。
我没接他的话。我盯着话筒的孔，那里面有一粒黑色的灰，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留下的，说，你受伤了？
他停顿了一下，说，有一点，不严重。
我说，怎么伤的。
他说，一点小意外，自己不小心。
我说，伤在哪里。
他说，腿，皮外伤，没缝针。
我说，没缝针不代表不严重。我当时语气可能有点冲，自己都没想到，像是训练课上被憋了一肚子火忽然找到了出口。我说，你一个人在外面？
他说，嗯。
我说，有没有人陪。
他说，没那么严重。
我说，腿伤了还跑出来打电话。
电话那头又陷入了那种让人无处发力的沉默。就在我以为他要挂断的时候，我听见他轻声说。
“我想接你的电话。”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捏着听筒，听见外面有摩托车过去，声音很大，盖过了一截我们两个人的沉默。
后来我说，下次别这样了。我早点到等你，你给我拨怎么样。
男人笑着说好。
他问我这边的电话亭号码是多少。
我给他一个字一个字念：9、5、2、7。
但下一次我来的时候，男人还是已经在那里等着了。
那晚我跑出去的时候，训练营的灯已经全部压到最低。风把路边的铁皮垃圾桶吹倒了，骨碌碌滚过地面，撞上矮墙停下来。我压着帽檐，跑进那个红色的亭子，把门一拉，外面的风声立刻低了一截。
他应该打过电话了。九点五十二分，这台机器一定在这半个小时里，徒劳地响过很多次。他有腿伤，他肯定等不到，已经回去了。
我把最后一枚硬币塞进去。
还没到第二声，那头就接了。
"喂？"他轻声说。
接通的那一瞬间，听到那边平稳的呼吸声，我突然觉得很委屈。那种委屈来得毫无道理，像是被雨淋湿的小狗终于闻到了干燥的味道。
"对不起。"我大口喘着气，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水汽模糊了我的视线，外面狂乱的世界变成了一团晕开的色块，"我今天迟到了半小时。教官临时查寝，我等他走了才翻墙出来的。"
"没事。"
"你等了多久？"
"不久。也就一根烟的功夫。"
他撒谎。我让一个有腿伤的人在逼仄的亭子里站了半个多小时。
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眶突然就热了。连带着玻璃上的那层水汽，都变得滚烫起来。
外面的雨下得像要把整个世界都淹没。我缩在这个一平方米不到的避难所里，握着那根连接着不知何处的电话线，感觉自己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你那里下雨了吗？"我问。
那边停顿了两秒。
"没有。"他说，"我这里月亮很圆。"
我愣了一下，抬头看着外面漆黑如墨、雷电交加的雨夜。
也许他不在香港，而他所在的地方，真的有一轮我不曾见过的、完满的月亮。
——————————
七月，我的硬币不够用了。
我开始专门去银行兑零钱。五块的、两块的、一块的，全装在裤兜里，走路的时候叮叮当当的，苗若芃问我是不是要去买彩票。
我说我在攒零食钱。
苗若芃说，你最近不是天天说不饿吗？
我说，那我就是在节食。
他翻了个白眼走开了。他不明白，在这个潮湿发闷的夏天，我所有的食欲和表达欲，都只对那个不到一平米的红色铁皮罐头开放。
我靠在发烫的铁皮上，告诉他今天换了个新教官。是个四十多岁地中海的阿Sir，脾气倒是好，就是一上课就跑题。讲犯罪心理学，讲着讲着，就变成了抱怨他老婆炒菜放盐太多的问题。
“他老婆做什么菜？”他问。
“好像说是红烧肉。”
“他老婆肯定是收汁前放盐了，那样做出来的肉容易老。”
我有些惊讶：“你还会做饭？”
“……”他停顿了一下，“以前，有人教过。”
我张了张嘴，想追问那个人是谁。是教官？是家人？还是某个已经不在他身边的女人？但最终，我把话咽了回去。
他什么时候讲过自己的事？从来没有。
“那你教我吧。”我把额头抵在玻璃上，看着外面刺眼的白光，强行换上了一种轻松的语调，“我以后要学做红烧肉。”
“等你当了警察再学。”他说，“当了警察，才有空做饭。”
“你当了警察就有空了？”
那头又静了很久。
我把额头顶在玻璃上，感受着那种迟钝的凉意，等着他回答。
他最后只说了一个字：“嗯。”
我想，我大概是病了。
我连他是圆是扁都不知道，连他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都不清楚。但我开始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里，贪恋那他的嗓音。
我想见他。
我想看看他是不是也有一双总是在笑的眼睛，想看看他撒谎说自己没受伤时会不会皱眉，想看看他在电话那头沉默的时候，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把额头抵在玻璃上，看着这个流动的、不知去向的城市。
————————
八月，天气最热的那几天。
我下午两点打过去，电话亭里热得像铁炉子，我一只手握着话筒，另一只手拿着从食堂顺来的塑料杯装着冰水，每隔一会儿就往脖子上压一下。
上一周他说旺角有一家猪润面，在一条很窄的巷子里，门口挂着红色的招牌，颜色都褪了，字迹快看不清。清晨开，下午两点收档，要早点去。
我说猪肝腥味重，我不吃内脏。
他说，你去尝一次。
我说，那要是不好吃，岂不是白跑一趟？
他停了一下。电流声在闷热的空气里显得有些黏稠。
“会好吃的。”他说，“你会喜欢的东西，我都知道。”
……这个人说话有时候莫名其妙的。
于是这周二之前我特地去找了那家店，门口招牌是红色的，字迹确实快看不清了，比他描述的还要旧一点。汤是白色的，猪润切得很薄，撒了葱花和姜丝，我喝了一口汤，想起他说"你会喜欢的东西我都知道"那句话，不由得笑出来。
旁边有个阿婆问我笑什么，我说没什么，好喝。阿婆说，当然好喝，我们做了三十年了。
我跟他说上一周他推荐的猪润面真的很赞，他“嗯”了一声，又开始抽烟了。
“喂……”我拿指甲去抠听筒上那些细小的、被人长年累月抓出来的划痕，试图在静默中制造一点动静，“你烟瘾好大哦。”
他没有搭腔。只有极其均匀的、缓慢吐出烟雾的气流声，顺着电话线爬过来。
我盯着话筒上那一层黑灰色的污垢，突然很想顺着这根卷曲的线爬过去，看看尽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是老的，还是年轻的？是高的，还是矮的？他在哪个城市，哪个街区，哪个角落，为什么从来不说？
“你知道我每次都是在同一个电话亭给你打电话吗？”我问。
“知道。”他说，“是不是旺角的那一个。边上有家花圈铺。”
我扭头看了一眼花圈铺的招牌。还真是，我都没注意过。
“你来过这个电话亭？”
"很久以前。"
又是那个时态。“很久以前”。
“那现在你在哪？”
他没有回答。
好神秘主义！
“夏天好热啊。”我对他说。
“没事。”他低声说，“很快就结束了。”
————————
他的预言对也不对，香港的秋天是没有明显分界线的。它只是包裹在沉闷的湿热里，偶尔借着一丝风，让后背的汗干得快一点。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开始数自己打了多少次电话。
从第一次打错到现在，四个月。
十六次。
每次大概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四个月，十六次，最多二百四十分钟。
二百四十分钟。刚够放三部黑白电影，或者听二十次旧唱片。但我却用这点少得可怜的时间，把一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男人，塞进了我的每一个周二夜晚。让我在没有电话可打的时候，只能对着路边的红绿灯发呆，脑子里全是他没头没尾的半句话。
我想我大概是疯了。
那家花圈铺的老板已经认识我了。每次我来，他都会冲我点一下头，然后继续抽他的烟。
香港的暑热退得很慢，九月了，铁皮亭子在下午两点还是烫的。
我把手贴上去，掌心立刻传来一阵刺痛，缩回来，看见皮肤红了一块。亭子里有人贴了一张小广告，胶水的边缘翘起来，被风吹着，发出细碎的声响。
我把硬币塞进去，拨了那串数字。
那头接了，我说，我这里好热。
男人说，嗯，我这里也是。
我说，你也觉得热？他说，这个亭子下午晒了一整天，铁板烫得很，我刚进来，地板上的热气还没散。
我有点奇怪，问，你的亭子也是铁皮的？
他说，嗯。
我说，朝南还是朝北？
他停了一下，说，朝南。
我说，巧了，我的也是。我把手贴上亭子侧面，比划了一下，说，右边有没有一排螺丝，绣了点锈，摸上去有点刮手？
沉默了片刻。
男人说，有。
我收回手，看了看指尖，说，你的亭子和我的亭子长得一模一样，不会是同一个吧。
男人说，不会。旺角的电话亭都长这样，以前是一批造的。
我想了想，觉得也对，就没再多问。
后来我们聊了一会别的。我说这个月开始跟班，跟了一个姓麦的师傅，第一天巡逻走了三十公里，脚底磨破了两个泡。男人说，磨破了不要硬撑，找护士贴一下。我说哪有那么矜贵。他说不是矜贵，磨破不处理会感染，感染了才麻烦。
我说，听起来像是有过经验。
他说，嗯，年轻的时候不懂得爱惜。
我问，你现在懂了？
他说，现在懂已经没用了。
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意思，正要问，他先开了口，说，你脚磨破之前，有没有提前感觉到？
我说，有，就是很烫，磨红了，以为忍一忍就过去了。
他说，下次感觉到烫就要换个姿势走，脚跟用力点，不要让同一个地方一直受力。
我说，你也做过巡逻？
他说，做过。
我说，也是旺角？
他说，也是。
我想说什么，硬币发出轻响，要到最后了。
去处理一下脚。男人说。
我说，知道了。我捏着话筒，忽然想起来了，你刚才说懂了也没用，是什么意思？
他说，没什么意思，随口说的。明天记得带伞。
电话断了。
走回宿舍的路上，脚底的泡疼得我一瘸一拐。我想起他上次在电话结尾，也是这样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明天好像会下雨，记得带伞。”
我当时随口说好。结果第二天真的下了一整天的大雨。我带了伞，苗若芃没带，俩人挤在一起回的寝室。
那是个周二，我再次打通电话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他在那头听着，没怎么说话。我说你每次天气说得都好准，上次说下午有阵雨，真的下了，上上次说转凉，真的转凉了。他说，看报纸，报纸上有写。我说，哪有报纸能预测后天的天气。他说，有些报纸会提前分析气压走势。我说，我活了十八年，从来没见过这种报纸。
他停了一下，说，也许是我猜的。
我说，你每次都猜对，你是神仙啊。
那头沉默了片刻，我听见他轻轻笑了一声。
他说，不是神仙，只是知道你所在的地方，那几天会发生什么。
我脸红了，硬撑着说，你这话怪里怪气的。
他就不说话了。
————————
快过年的时候，我决定告诉他我的名字。
“我”这个字太模糊了。我想给这个单薄的代词加上一点骨肉。我想让他知道，每次在这个生锈的铁皮罐头里等他的人，是一个具体的人。
“我叫张呈。”
我把嘴唇贴近收音孔，哪怕外面根本没有人在听，我也下意识压低了声音。
“张弓长的张，呈字是上面一个口，下面一个王。”
那头没有立刻说话。
过了几秒，他说：“我知道。”
“啊？”
“我知道你叫张呈。”男人重复了一遍。
我愣了一下：“我告诉过你吗？”
“你用的是警校那边的公共电话亭。我跟那边的片区一直有联系，查了一下。”
我脑子里突然"咯噔"了一下——他是警察，他查了我的名字。
但随即，另一个念头把这个念头盖过去了：他查了我的名字。
“那你叫什么？”我问。
沉默。
“有一天你会知道的。”他说。
就这一句，然后电话就断了，听筒里只剩下一片沙沙的空白。
我握着话筒，对着那片空白说了一个字：
“喂？”
无人应答。
————————
之后又过了一周，我有点犹豫要不要给他打电话，最后还是拨过去了。一接通，他就开口道了歉。
他说，上次失礼了。
我说，你突然就挂了，连招呼都没打。
他说，那时候不方便。
我说，什么叫不方便。
他说，就是不方便。
我把背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外面正好有一个收纸皮的阿婆推着板车经过，生锈的车轱辘压过路面凸起的盲道砖，发出“咯噔、咯噔”的闷响。
在那种极度规律的噪音里，我对着话筒说，那你要不要补偿我一下？
那头停了一下。
我说，说说你小时候的事也行，随便什么，反正你从来不说自己的事。
他说，你要不要听首歌。
我说，唱歌也算？
他说，不是说随便的吗？
我说，好吧，那就唱吧。
然后他就唱了，声音很低，我没听清所有的词，只捞到几句——什么"流浪日子你在伴随”什么"曾共渡患难日子总有乐趣"。反正是一首很好听的歌。
唱完了，那头沉默了一下。
我说，你唱得很好听。
他说，……不会唱了，就这几句。
我说，那几句也好听。我问，这是什么歌？
他停了一下，说，你现在找不到的。
我说，什么叫找不到，你告诉我歌名我去唱片店问。
他说，唱片店也没有。
我说，那你从哪听来的？
他说，以后你会听到的。
我说，你这个人说话总是这样，以后以后，什么叫以后。
他没有回答，我听见他轻轻呼了一口气。
————————
警校最后这半年，我几乎把所有闲钱都拿去打电话了。
多到那个花圈铺的老板开始给我留一把折叠椅放在铺子门口，说我每次在电话亭外等得久，站着腿酸。
我谢过他，也没跟他解释我在等什么。
有时候那头会讲一些片段，一小节，一小节，像是被剪碎了的日记，每次只展示一行。
他说：他以前住的地方，屋顶会漏雨。每次下雨，他就在地上摆满锅碗瓢盆，听雨打在上面，声音各不一样，算是乐器。
他说：他第一次入手一把真枪，是某个周三的下午。当时感觉枪很有分量。
他说：有一家茶餐厅的鸳鸯奶茶，甜得有点过，但他一直在喝。
有时候，他也会说一些更细微的无聊事。
他习惯用左手划火柴，因为右手食指的关节在阴天的时候会发酸；他失眠的时候会盯着天花板上的老式吊扇看，扇叶每转一圈，轴承就会发出一声类似秒针走动的轻响，他数到第一千四百下的时候，天就差不多亮了。
他说这些的时候，伴随着极其轻微的吞吐烟雾的动静。语气永远平淡，没有起伏，不带任何色彩。
我每次都把发烫的听筒紧紧压在耳朵上，生怕漏掉任何关于他的信息。我像个贪婪的拾荒者，把这些琐碎的、甚至毫无意义的片段，一点点拼凑在脑海里，形成他的模样。
他是极其吝啬的。他从来不说是哪条街的唐楼在漏雨，那家茶餐厅叫什么名字，那把点三八左轮属于哪个分局的编号，那个数着吊扇扇叶熬过漫漫长夜的，究竟是一个有着怎样面容的人。任凭我怎么纠缠都不松口。次数多了，我也就有些气馁了。
就这样拉锯着，我们僵持到了毕业前的最后一天。
我对着话筒说，我要离开警校了。分到了跨区的警局，要离开旺角，离开这条街，离开这个半平米的红色铁皮罐头。
那头沉默的时间比平时都长。
“不会回来了？”
“应该不会回来了。从警局到这里公交要换两次，走路到这里要一个小时以上。有点远。我可以换一个电话亭给你来电。”
那头继续沉默。
“所以。”我深吸一口气，“我们能不能见一面？”
“……”
“哪怕只是一面，哪怕我们就站在外面说三句话，我就想知道你是什么样子。”我说，“你这个人，你的声音我已经听了大半年，我连你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高不高，眼睛是什么颜色，你笑起来什么样，你生气了会不会皱眉，这些我都不知道。”
我停了一下。
电话亭外面，花圈铺已经关了，折叠椅靠在门边，旁边是一个熄了烟的烟灰缸。街灯昏暗，把路面染成了一种旧橙色。
“我想见你。”我说，“你有没有想过见我？”
“有。”这次他回答得很快。
“那我们约一个时间。”我说，“哪天都行，我毕业典礼完了之后就自由了，你说哪天就哪天——”
“再等一个月。”他说。
“一个月？”
“一个月之后。”他说，“你就可以见到我了。”
一个月呀……有点远，但是也很短呢，只需要等待一个月就可以了！
“那是不是说，一个月之后，你也能见到我了？”我问。
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最后，那个声音说：
“……嗯。”
那个“嗯”字，说得很轻，很慢，像是一片叶子落在水面上，轻轻漾开了一圈圈细小的纹路，然后静止了。
机器发出了即将挂断的提醒音。
“那就一个月后再见！”我快乐地对着电话那一头说。
“……张呈。”我听到他叫我名字。
“怎么啦？”
“张呈，我——”他对我轻轻说。
我屏住了呼吸。
“张呈，我想——”他说。
电话停止了。
偏偏在这个时候！我恼火地拍了一下拨号盘，从口袋里摸出备用的硬币，急切地塞进投币口。
“叮铃——”硬币直接从退币口掉了出来。
再投，再掉。电话亭的机器像是突然死机了，对我的焦急无动于衷。
什么意思？是他已经挂断走了吗？还是线路出了故障？
我困惑地抓了抓头发，有些不甘心地把听筒重重地挂回原位，推开电话亭的门。
晚风迎面吹过来，带着一点海水的咸味，很舒服。我抬头看了看旺角夜空里那轮模糊的月亮。
算了，没关系。
一个月后，我就要去西九龙重案组报到了。也就能够见到他了。
这将会是一个多么令人期待的夏天啊。
————————
旺角的雨总是停不下来。
推开那家花圈铺的玻璃门时，门轴发出一声迟钝的摩擦音。空气里弥漫着檀香和焚烧过的草纸味。
“雷队长，今天还是老样子？”老板正靠在柜台上抽烟，看到他，熟练地掐了烟头，从角落里拿出一捆扎好的白菊和一沓黄色的纸钱。“七年了，难为你每个礼拜都记得来看张Sir。”
“嗯。”雷淞然没有多说什么。
他蹲下身，开始整理那些纸钱。粗糙的纸面摩挲着指腹，发出细碎的声响。挑着挑着，他的动作突然停住了。
最上面的一张纸钱上，不知什么时候晕开了一小圈深色的水渍。店里并没有漏雨。
雷淞然眨了一下眼睛，没有去碰那滴水，只是把纸钱整齐地叠好。
“对了，雷Sir，”老板吐出一口烟圈，“外面那个电话亭，昨天好像彻底坏了。吃不进硬币了。这年头，也没什么人用了，估计政府也不会来修，就放在那等生锈啦。”
“吃不进硬币了吗？”雷淞然轻声问。
“是啊，那机子一直时好时坏的，前几年也一直吃不进硬币。这两年好了一阵子，又不行了。”
“哦。”
雷淞然抱起那束白菊，提着两大袋沉甸甸的祭品，推门走了出去，走向了那个红色的铁皮罐头。
门还是那么紧。他把自己关了进去。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硬币。
“哐当”。
第一枚投进去，没有回音。
“哐当”。第二枚。
没有电流声，没有忙音，连那种机械转盘回弹的“滋滋”声都消失了。这台机器死在了这个雨天，像一台彻底停跳的心脏。
他没有停。他把浑身上下几十枚硬币，执拗地、一枚接一枚地喂进这台死去的机器。直到最后，电流的滋滋声像某种幻听一样，在他的耳膜深处响了起来。他听见了风跨过七年的时间，从一九八四年的那个夏天吹过来的声音。
“我这里下雨了，你呢？”
“今天我是翻墙来见你的。”
“你推荐的那家猪润面真的很好吃。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呀？”
“我要当个好警察。”
少年轻快的笑声，带着一点点鼻音，在这个逼仄的罐头里来回碰撞。最后，所有的声音都碎裂开来，拼凑成那句小心翼翼的试探。
“我们能不能见一面呀？”
“哪怕只是一面，哪怕我们就站在外面说三句话。我就想知道你是什么样子。你这个人，你的声音我已经听了大半年，我连你姓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高不高，眼睛是什么颜色，你笑起来什么样，你生气了会不会皱眉，这些我都不知道……”
可是我已经知道。我已经知道你叫张呈，长得很高，眼睛是深棕色的，你笑起来会露两颗虎牙，像个小孩。你生气了眼睛会露一点下三白，看起来有一点凶。你有很爱你的爸爸妈妈，你的梦想是成为一个好警察。
张呈，你所不知道的所有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
张呈，我想，我好想——
好想告诉你我是雷淞然，我已经爱你很久、很久了。
好想和你一起把那首歌，再听一遍。
好想下雨的时候出现在你的身边。
好想后退一步，抵住你的肩膀，再爱一天。
好想与你再见一面。
好想说对不起。
好想说我爱你。
好想亲吻你，好想拥抱你，好想和你做爱，哪怕就在这个狭小的电话亭里。
我好想你。
张呈，这个世界都在下雨，可是在这里，我好像没有被淋湿过。
“那是不是一个月之后，我就可以见到你了？”
“嗯。”
“也就是说，一个月之后，你也能见到我咯？”
雷淞然闭上了眼睛。
“……嗯。”
一九八五年的盛夏，张呈推开重案组那扇磨砂玻璃门，王师父从案卷中抬起头，指着窗边那个正低头点烟的背影说，张呈，这是雷淞然，叫师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