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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能并不算一个十分现代的人。人行至中年，有的时候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我自认已经够适应这个发展的过于日新月异的社会了。
如果是采访我应该会说社会的发展靠的就是有人脑子快，有人脚步快。像我们这种没什么优点的工人子弟就该要弯下腰死命的干。好赶上人家天生的差距。
但现在没什么记者，只是我们这群身子半截入土的老狐狸围坐在一起笑意盈盈的说些瞎话，我作陪似的拿叉子把一块橙子扎穿，盘子如愿发出了和银器接触该发出的那种刮擦声。但自从我升迁以后就更加神气的徐总只是往这边看了一眼，就继续和公共交易管理局的主任讲招标的事了。
诚然徐明这几年历练不少，不再见到谁都满脸笑容的上前去递名片。但他跟我还一副狗腿子样。我知道他是太急于打开重庆市场了，但是还是感到一阵无聊。
拉皮条这种事情固然轻松。干久了也挺累的。
但应该把事情怪到怪徐明头上，他们这种商人把事情想的太复杂。但其实政府运作看起来也就这样，这是一座比婚姻更可怕的围城，在一座巨大的名为国家的公器里。我们必须比用铁链拴在战船底仓的划桨奴隶更加辛苦才能够换来一些微不足道但引人瞩目、或者说是嫉妒的东西。并且每个人一定要装作享受。要不就会被人戳着脊梁骨说你不再珍惜人民赋予你的权利，你愧对了所有人，更有甚者要把你祖坟翻个遍看看里面有没有金币。如果没有也要大加破坏一番。以表警示。
有时候我会忽然想到谢远，就是在我的生活看似和他完全无关的时候。这种觥筹交错的时候，我会突然想到那段我们还算友好的时间。
我没告诉他。我要来，他就在前面走，胳膊底下还夹着两本毛选一类的书。老乡并不知道他是谁，又因他长得实在憨厚，说话也常常比别人慢半拍。所以经常被叫到老乡家里帮着写信写字条凭据，写春联。
他们比我们苦，数九寒天，这些事搁到别人身上，是要让人翻脸的。但他没那个意识，依旧兴冲冲的穿着那双破军绿布鞋在冰雨半化未化的泥泞道路上一颠一颠的走。
我和他那个知青点的负责人以前上过一个学习班，也算熟悉。有时候我会写信问问他最近怎么样，毕竟是个二十岁的孩子。那人打趣我“你不过才二十四岁呢，二哥。”
我知道这人存了捉弄我的心 他比我还要再大八岁呢。但他还是够意思的挑一些好玩的事情给我讲讲，什么他们组织摘苹果，他负责装车，工人都是看哪个好就自己偷偷装起来吃了，他愣头愣脑的和人争说什么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然后被工人围殴。我没什么讲的。信纸背后只写“他没事吧”那人说“没事，我拿了几个苹果给他吃，他高兴得很。”我笑了笑。
他爸爸有些顾不过来他，于是叫我这个同乡哥哥关照他，我尽职尽责的去看过他几次。
他见我的时候到没有那么开心，有几次还在草垛上哭了。那是一点看不见尽头的日子，我们躺在草垛上数天上的白云。
他们没头没脑的说了一句“水浒传里的英雄也未必幸福。每天活在这种情况里有什么意思。”他一向没那么消极。我打哈哈的说道“谁告诉你从底层人做起没意思。做到顶峰，打遍天下无敌手大大的有意思。”但他没吭声。
我终于意识到他可能压力也很大吧。十几岁就失去那么多。那是我给他的唯一一个超越朋友界限的拥抱。我感觉他冷冷的泪滑进我的衣服里，忽然深切的感受到这一切确实没意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谬到只能微笑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笑脸之国里。其实在更年轻的时候我也想着走。不顾一切的走。我知道谢远曾经有机会去过一个理想的生活。他差一点就要如此选择。
那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联系，并不是骄傲，实在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我们所有人都能看清的事情，为什么他看不清？我那时已经学会和同事们一起嘲笑他是土老帽，新的现代的文明的东西将我撕裂成两个部分，我那时候三十岁末尾，心境却似六十三。
对城市建设和家庭生活我尚有余力，应付别的事情确实潦草一点，但现在如果我潦草一些他们就会说傅先生真有大刀阔斧的改革之势，真是文明的现代人。如果我谨慎一些，他们又会说我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了。
我只能微笑，路这么难走总不能够哭，心里却觉得这一切混蛋透顶让我上不过气来，我开始在深夜喝很浓的黑咖啡，为了媒体形象我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当时有个熟人塞给我水果糖，我把它放进包里几天又拿出来，为了媒体形象。
谢远的电话就这么打来，他说他要去英国，我干巴巴的笑了两下，然后恭喜他。他问我的想法，我说我不清楚，但我料想会很好，那时候边看着一个地产开发文件边想着他演讲里的错误。只是嘴上说着客气的话，他笑了一下然后说其实他不喜欢英国，人留在这里总是好事，毕竟这里是家。
我感到一阵莫名奇妙，但还是客套了下去，他有些激动似的说着虽然我珍惜我的婚姻，但是你不觉得我的理想也很重要吗。他说话说急了就会透露出一些陕北口音，十分滑稽。我无意再听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说理想爱情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于是只能打了个哈哈挂掉了电话。
他没有再找我，我不知道他是否觉得自己的情感和理想十分动人，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在成人世界里他讲的那些东西和我没关系，但这种土老帽可能不会明白，他甚至认为我们还和从前一样。以至于后来听别人说起他因为这个离婚我都没有怎么感到惊讶。
他见了面依旧亲热的叫我春生哥，我依旧笑着。我认为我们可能都有过于懦弱的时候。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比他好一些？可能因为年纪大一些吧。
但不管说什么走到这一步就算是维持表面关系都没什么好说了。有的时候我不禁反思自己在电话里是否太过绝对。但时光不能倒回。
就算时光倒回我也会如此选择。人生无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没办法给他任何决定，现在关于我们的决定通常会牵扯几万甚至十几万人，我自认为没有立场去做决定。当一个人被赋予了太多权利他就必须学会模棱两可，因为他自己变成了一种公共财产，公共财产必须是无私的。于是我对谢远实在爱莫能助。
可一切对我来说大多都有些逢场作戏的意思。
我牺牲太多，为了高高悬在天上的公理，道德，自由。舞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的是我失去事业的妻子，不再年幼不再喜欢巧克力礼盒的孩子们。我失去生命和自由的父母。和有可能失去一切的我自己。我失去了公理，道德，自由。就为了让更多人拥有这个。
我一次又一次为了不相干的人装作沉重，开心，愤怒，甚至是偏激。我的情感好像只是停滞在那个陕北的草垛上。但那里已经没有人了。
我坐在餐厅里，他们还在聊，再聊下去天会亮的，实际上天就快亮了。我拿着我的外套。想着一些美丽的事物，所有美丽的东西。然后我忽然想到小时候跟哥哥坐在家门口等天亮，天亮爸爸就回家，但没有一次爸爸回来。可是这些都离我越来越远了。所有美丽的东西，残忍的，实际上都离我越来越远了。
我没和谁打招呼就回家了，这种权利我总是有的。快要过年了，外面街道上挂着彩灯，我们刚开过会。已经接近午夜。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我突然想到90年代东北的晚上，总有人在街上杀人和偷车。我们市政就派人组织联防队，没日没夜的干。那时候儿子问我为什么爸爸妈妈总不休息，不回去看他。
我想我是对不起他的。但我们那时候对一切充满了热情。总觉得长大他就明白了，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结果就是孩子就这样自然而然的长大了。可说什么都晚了。这个年纪的孩子说多了他会恨你的
他们这代人和我们很是不一样，我想是因为我们工作的努力吧。我们争取到了一个更好的明天。这些花朵一样的孩子正在快速的长大变成更加独立的人类。
我可能并不算一个十分现代的人，但不管要什么，有时人的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只能坚持维持一种生活。那是你的可能。也是你唯一能选择的人生。一味的想着以前是可悲的。
我回了家坐在沙发上看一部碟片，那是瓜瓜留下的一部英国政治剧。我们在北京的家里看过那个。瓜瓜那时候认为大臣先生是个好人。他一边学习着英文一边用自己的眼光观察这个并不太完全的世界。
“政治里没有好与坏。我们在权衡。就像是在走钢丝”那时候的瓜瓜问我“爸爸你是在马戏团上班吗。”但现在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了。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好人大臣和坏人秘书吵架。
我忽然感到一种言不由衷的孤独。我很想念谢远。可能是因为这么多年我是只能够对他保持着一种愧疚。可能是因为我们已经爬得太高不能坐下来好好说话了。也有可能是还有几天就是除夕了。人在一年结束前总会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人在阖家团圆时候总会显得有点感伤的。
然后门忽然被敲响了。我从黑暗和嗡嗡作响的电视运转声音里回过神来。忽然有一种强烈的感觉。
我要遭报应了，一种寒意从我的脚底窜到头顶。好像是一直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终于落下。我的脑袋快要滚落在祭祀的火盆中了。
但什么都没有。
我打开了门。门后面是谢远。
他穿着一件并不算厚的灰色派克服，拉链没拉的很往上。睫毛上都是寒霜。手里提着两盒连锁饺子。
春生哥。他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哑，像被冷风呛着了，他很久没这样叫过了。脸上还是那种慢半拍的，近乎憨厚的笑，只是他也老了。
我愣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门把手，冰凉的金属硌着掌心。嗡嗡的背景音衬得这一刻更加突兀而不真实。脚底那股寒意还没散尽，却奇异地凝固了，变成一种悬在半空的麻木。
我带着点迟疑，又或者是一点醉意说，我今天还想到你。对不起。我并不知道能说点什么。就像是脱口而出。对不起。我又说了一句。
他显得有点局促，我侧身把他让进来，他站在沙发旁边，把饺子放在茶几上。我把电视声音调小了一点。
他说，我想着来看看你，我们也没见几面。自从我来，他握着儿子留下的那个上面画着米老鼠的马克杯，茶包的标签湿湿的贴在杯壁上。整个画面竟然有一种诡异的协调。他还是小时候那样，说话节奏慢，带着抹不掉的陕北尾音，我忽然想起草垛上他冰冷的泪，想起电话里他激动时说溜的乡音。这么多年了，有些东西原来还在。
我把饺子和蘸料摆在餐桌上，又坐回沙发上，我又换出那副笑脸来，谢远却带着一丝颓然。我知道是中央把他放到重庆来，山高皇帝远他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但我能说什么呢。
我把手贴在他的膝盖上，“来了就好好好干吧，小远。”我知道两个年过半百的男人表演这一出戏有些滑稽。但我心里有太多想要说的反而不知道说什么。
他更紧张，“哥，我来也不是为这个。”我说我知道，你要是为了什么也不会带着两盒饺子来，哥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说完我忽然笑了。
我说快吃饭吧。再不吃饺子凉了，我们开始说一些家常，就像是两个老婆去逛街被扔在酒吧的陌生男人一样的攀谈。他的棉衣被整整齐齐的折叠在沙发上。
我没怎么动筷子，他讲了很多他来重庆以后的事情。我却一直在沉默。我这个年纪不再适合刨出真心。但我还是叫了他一声。
他抬起眼，目光很静，没有责怪，也没有探究，只是等着。
那时候……我自己的事情也一团糟。我手里玩着一次性筷子的包装纸，觉得人人都该按部就班，该忍的忍，该扛的扛。觉得谈理想、谈感情……是奢侈，是幼稚。我自嘲地扯了扯嘴角，我大概……是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那种人了。
他摇摇头，喝了一口茶水。没有。你只是做了你认为该做的选择。他顿了顿，我也做了我的。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路不一样了。
后悔吗？
我可能还没醒酒，说出的话也不怎么中听。谢远倒是坦然，没有。至少我试过了呀，他笑着，眼睛里却有一点泪光。
我自觉失言，连忙道歉，谢远擦了擦眼泪然后笑了一下，没事的，二哥，我从来就没怪过你。
我说慢慢来吧，一辈子这么长。总能做点什么的，但我心里却不太是滋味，对得起人，对的起自己。我们好像都没做到。但也就这样了吧。
吃完饭谢远要收拾桌子。我没说什么，只是继续看着那个政治剧，我听见他在厨房接电话给妻子报平安。
我从沙发上站起来，等他出来，然后有些严厉的说，不早了，快一点了，你回去吧，要么弟妹会着急的。
好，他应了一声然后打开门。
楼道里的声控灯再次亮起，冷白的光落在他肩上。他转过身，看着我，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胳膊。动作有些生疏，却沉重而温暖。
春生哥，他说，保重身体。有些事……别太较劲了。
我点点头，真心的说了一句珍重。
我走回客厅，没有开灯，在刚才他坐过的位置坐下。沙发垫上还残留着一点不属于这个房子的温度。那只上面画着米老鼠的马克杯还在茶几上，
剩一个茶底。我端起来把茶包扔掉，然后把那半杯剩茶一饮而尽。
窗外，零星的鞭炮声又响了几下，很快重归寂静。新年更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