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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我哥开始组乐队的时候他还没改名，还用着那个代表着了他的出生日期的单字代号。他的声音蛮好听的，比我的大众得多。但我们玩摇滚，所以主唱变成了我。贝斯手是我另外一个妹妹，她还会小号、唢呐，所以我们偶尔兼职为红白喜事奏乐，平时我哥是鼓手，但到了那时我哥就成了主唱。我们俩轮流作曲，互相改谱，经常意见不和。由我年纪最大、排行老三的妹妹作词，兼任键盘手，勉强把人凑齐。我上学那会儿大家都知道进厂烧锅炉比进大学有出息，进大学比摆摊有出息，摆摊比玩摇滚有出息。
起初我们在老家舞厅表演，我和他从厂子里下班之后一起骑自行车去接妹妹。我爸不管我们，妈死得早，想干什么干什么。家里孩子多，有人在上班就行。后来我攒了一些钱，弟弟妹妹都长大一些，乐队在县城的圈子里小有名气，但仅限于此，我和他住在厂里宿舍，他跟我说，要开个修车厂，已经攒了一些钱，够本了。厂里这两年越来越差，要找个出路了。我说好。于是咱俩朝九晚五，按同事说法我头发长得像个要饭的，他这辈子态度最强硬的时候就是要求我洗头，否则不和我睡。我不得不从。
我觉得摇滚是一种语言。我读职高的时候就时常感觉自己快憋死，家里堆满以维多利亚语及其他未知语言为演唱语言的打口唱片和磁带，攒生活费买了把三手吉他，拼命练琴，有那种用龙门繁体字写的吉他教学书，我把它们翻到卷边卷得不像样，不知怎的我发现我没那么喜欢吉他或作曲本身，但确实有一些这方面的天赋，我很享受拼了命做什么事的感觉，并由此发泄精力，只是恰巧此事是我所擅长的。我沉迷于此，结果最后差点毕不了业。之后进了厂里做一个技术岗，上了两年班，我哥则是改了年纪早早地去当兵，退伍回来之后也进了我们厂，高级工人，有编制。那时候当兵还包分配。
但他那时候也不过就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我就是这个时候怂恿他开始捡起小时候的兴趣爱好。乐队就此诞生。又过了两年，许多人下岗，台球厅一家家地消失，然后是洗浴中心，舞厅。也是在这时候，我们乐队的业务中心转向包办红白喜事的奏乐活动。我发现他的嗓音不唱歌确实是很可惜的，但我那个读过一点书的妹妹为本乐队特殊风格而写出来的词实在不适合他唱。后来我们厂果然倒闭，乐队仍然苟延残喘，时常开会商量究竟要不要解散，最后也没散掉，就这么的，半死不活地一直拖着。没有才华，又没有运气，也只能这样。
我们就听他的，开修车厂。
家里排第九的妹妹有技工天赋，不知怎么，十五六岁就跟着我哥跑里跑外，没上过两天技校，学得比大部分人要好。我哥当年在空军部队做雷达兵，说难听点是开汽车的。但那时候立一等功比现在容易，他运气好又不怕死，混了个军官，就算真转业国家也不会缺他这口饭吃。我至今不明白他下了什么决心才说要开修车厂，可能是因为爹也抛下我们彻底消失之后他意识到朝九晚五不能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于是乐队断断续续组了五年，这时候才有了稳定活动时间和固定的创作任务。我这时已经是全县最好的吉他手。但如果只靠这个吃饭，在二零零二年的炎国，月收入不会超过五百元。
晚上九点，我和我会作词的妹妹蹲在家里厂子门口抽烟。她问我，二哥，你觉得咱们是不是得想办法，离开县里？
我说是。没人知道到底是不是，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我仍然弹吉他，每天都保持着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暴怒，难道朝九晚五才是我想要的？还是游手好闲、被这把破吉他困住一辈子？我把自己写的谱子全撕了。后来我被确诊抑郁症和严重焦虑。
我感觉我挺好的，真的。我对我哥说。
他看看一地酒瓶和烟头，又看看我，最终什么都没说。我估计他是觉得和一个脑子有病的人吵架很没意思，也不体面，只是叹气。医生说我抑郁，我其实什么都感觉不到，连和他拌嘴的心思也没了。他写的谱子我拿来看一看，抱起吉他就开始弹，也不说别的，就说行。这不是敷衍，我那时短暂失去作曲功能，无法评价一个还能作曲的人。
如今看来这是穷病。如果手头钱多一点，我可能不会有这毛病。
我妹妹和他说，我们得离开县里。去城里，去接触一点人，不能这样下去。我知道她说的是我的病，也说我的生活。是不能就这样下去。
我和我哥就离开家。我两个妹妹都有班上，不能让她们跟我俩一起冒这个险，家里的修车厂也得有人管。我们先是写了一些纯音乐，词没人写，得适应，也得减轻工作负担。合奏就靠合成，我倒真希望我哥长出三头六臂。他也学会贝斯，学得很快、很好。有一天他开始偷偷作词，早期作品我也没瞧见过，大概隔了半年我才瞧见他愿意拿出的第一份作品。日子这么过去，我不知道我的病有没有好一些，他最终找到一份做服务员的工作，兼职驻唱，唱的民谣。我哥每天很晚回，我则忙着整理曲谱，试图录出几首像样的歌，跑东跑西认识一些当地同样穷得不像样的玩儿音乐的人，谈合作，谈不成也不求人家。晚上我们照例挤一个屋，出租屋的条件和当年宿舍差别不大。
有一天我把他谱子改了，他拿过去，说这个挺好，就熬夜把其他乐器也编排好，第二天请来几个人，两男一女，原来是他之前就认识的熟人，甚至有一个是他战友。后来我知道他在军队里的时候也对这事感兴趣。他们对我的嗓音很欣赏，说很独特的，很好。我们开会，商量许多事，有一天我哥发谱子给大家，试着演奏第一首属于这个乐队的曲子。从早上到晚上，其间我和他吵架，照旧砸东西，五个人喝两瓶矿泉水，到最后只喝酒、七倒八斜地去楼下买盒饭，上楼继续录歌。没人提要散伙的事，一旦有人说出来就全完蛋了。大家指着这张正在挣扎着试图从命运的产道中爬出来的专辑过活，彼此忍让。
新的乐队就这么不知不觉组起来，我们就变成当地小有名气的地下乐队，翻唱，也唱那些不那么好的、更流行的、不打算放进专辑的原创歌。我逐渐恢复了作曲的能力，效率较以前有了很大提升，质量也是。有一回演出时台下人往舞台上扔东西，我就把手里吉他砸碎，大笑着破口大骂，还为此出了名。搞摇滚的总是很多怪胎，倒也不差我这一个。某天表演结束，时间已到了后半夜，我喝得酩酊大醉，当着其他人的面亲他，大家都好醉、好醉，没人在乎我干什么，我在昏暗的灯光里看他的红眼睛，在激烈的鼓点里震得几乎听力受损的、几乎产生幻觉的感官里死死盯着他、用痛得发麻的手指尖摸他不知为何湿漉漉的眼睫毛，最后一言未发，倒在他身上睡着了，被乐队其他人当作话柄嘲笑一星期。
我对专辑不完全满意，但它最终完成了。乐队里那个吹萨克斯的姑娘说：你好像对什么都不满意。事实如此，我不但不满意，且大部分时间找不到具体理由。我说人就是这样的，总会想要更多，你难道就此满意了吗？
这离经叛道又恰到好处地不会让人被情绪噎死的专辑为我们带来一些名气，不那么大众的圈子的欣赏，这又让我对自己的作品满意一点儿了。我不是刻意要搞小众的东西：你知道的，大众意味着你必须接受一大批人的评价和解构，让人不自在。我要表达的东西有人瞧见就行，无论听众从中是共鸣还是感到被冒犯。我不在乎。我哥一开始倒是很高兴，可能是因为我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我从县城最好的吉他手变成全市最好的吉他手。妹妹们很高兴我们真干出一些名堂，修车的那个来电话，说你和大哥的乐队这段时间还挺火？
我说是有火。我最近在忙着给自己烧纸钱来着。
电话那头爆发出一阵笑声，说我和令姐均姐过一阵去找你们，看你们的那个什么地下演唱会。
与此同时我的作曲风格终于能解开缰绳一脚油门冲向我所期望的那个方向，变得前所未有地激进、不必再强行委曲求加入一些可笑的雅俗共赏内容，只为我自己服务。我哥作的词也变得疯狂起来，又夹带一些韵律很好的词，像得了精神分裂，但其本人倒仍维持体面与风度。只有一回我瞧见他一边安静地呕吐、一边作词、弹贝斯，弹完继续吐，然后继续喝。
我哥说好歹是在三十岁之前混出一点名堂，起码把早些年因买设备而欠下的债务还清了。我难得感到内疚：我一年之内砸掉了五把吉他，包括我从家里带出来的那把，修了两次，最终也给我摔碎了。我从没跟人讲过，我砸这些东西的动机是想让它们替我的小臂挨刀子割。我哥不止一次对我说，望，你的歌很好，我很高兴能为它作词。我意识到如今他身上蕴含的一些东西比我那个妹妹的更古怪、不正常，作出来的词也是。总说有些文字像一把手术刀，而他写的东西像一把枪。子弹裹着烈火和巨响，不容置疑地穿过那些厚厚的纸张和我坚硬的头盖骨：和我与我的精神疾病合作出的曲谱不谋而合。
之后我们收到邀请参加某个在圈内相当有名的音乐节。不那么主流，但聚集了许许多多同我一样的怪胎。我有听说，于是我们几个买了火车票，欣然前往。演出当天下瓢泼大雨，我感觉头发和尾巴都有千斤重，唱干了嗓子直接喝雨水，我哥最宝贝的那件真皮外套给淋透，后来坏了，但谢幕时他甩前襟抖落一地水的那个动作让人念叨很久。我看他应该去拍电影的，节目效果很不错。
再到之后事情顺理成章：我们开始小范围地巡演，实体专辑也正是在这时走向衰落，像我们这样的独立乐队总要想办法的。我开始作一些完全实验性的曲子，趁我还有精力——几年前我和他讲，如果要我去签主流厂牌唱那些情情爱爱，我就跳进镇上那条河里淹死，他当时说我跟你一起跳。我把新的曲谱拿给他看之前，把这话又和他讲一遍，他不说话。隔了一小会，拿着谱子一个人回屋去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发现他在练习提琴。他衣衫不整，好似宿醉过，这很不像他。我问他你怎么在搞这个，他说他在做些新尝试。这不新了，我说。这已经不新了，我们搞过很多次爵士乐的尝试了，也没什么味道。
他说我不是在说曲子的事情。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们在写歌，望。他说。我们不是在写遗书。
我就去看他的词稿。
然后我大发脾气。我冲到他面前，想砸些什么，但我知道那是他的琴，选择放过了它，我回到房间，再次对我自己的琴下手，砸得稀碎，碎片到处乱飞，像砍树，像砸碎一个人的脑袋。我不知道我在发什么脾气，也许被他说中了。你不能要求一个脑子有病的人搞清楚所有事。
你怎么变成这样，朔，你怎么能写这种东西？我抓着他的领子晃他，用那个已经没有人会再使用的名字喊他。你他妈的怎么变成这样？你就⋯你就甘心这样吗？
那你用别人的词。他说。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干这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事儿。
这下好了。他先惹了我，还占了理，叫我没话说。我原本可以把他的词当废纸扔掉，他爱写什么写什么，我作我的曲，或者搞回纯音乐：但我发现我做不到无视他和他的词，这使我进一步恼羞成怒，差点打了他。我那时以为他纯粹是想养活乐队才开始妥协，于是我说气话，说我可以继续找个厂，烧锅炉，或者去教小孩儿弹琴，都比看着你作践自己的东西要强。我们的争吵不了了之，乐队其他成员赶来，没能给出任何建设性意见。平时我们也吵架，但五个人坐在一起，沉默很久，我不知道他们是怕我还是怕我哥。
后来我妹妹打来电话，和我哥谈了些什么，我不知道是否提及此事。最终他完成词稿的时候，我在他屋里闻到烟味，头一回。那看起来像是个折中的方案，而距离我们新的单曲发布截止日已经很近。我把他的词唱得像一个因斗殴而站在升旗台上发表检讨的不服气的初中生。最终竟搞出另一种效果。我仍不那么满意，不过这回我很清楚我是哪里不满意了。他的贝斯不会说炎国话，听起来比他的词顺耳很多倍。
后来这首单曲获得许多在我看来是虚高的评价。乐队上升期总有很多这样的人：某个一向擅用倾向性与刻薄语言作乐评的杂志将我分析成一个符合一切钟情于前卫摇滚的独立音乐人刻板印象的天才，有大家爱看的自毁问题和抑郁或狂躁倾向以及过人的才华，云云，又指出我哥和他的词是什么平庸的拖累。
我经常发怒，平时我可以靠和我哥争吵、摔碎东西或其他直接针对这怒火来源的方式解决，但这一回我面对这不知何人用脚趾思考瞎扯出的侮辱毫无办法。于是我没能发出火，只是喝许多酒，不断地想要从我哥的脑子里抠出他那段词最原初的版本来。
这没道理。其实没他我照样能写歌，更没道理地感到害怕，许多乱七八糟的情绪涌上来，轮番殴打我，让我快把自己的胃都吐出来。我实在没办法，给我那个当老师的妹妹打电话，像溺水者抓住一截木头。我说我他妈的快疯了，颉，我他妈的要淹死了，我感觉我要被淹死了。
我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洪水！
她安静地听我说完，告诉我说，二哥，你抓住树干不能让你上岸。有人向你伸出手，你要抓住他。
我当即意识到我永远上不了岸。如果我抓住谁，会把他也拉进水底，我身上比音乐节那天还重。我们会一起淹死。但我没把这话和她说，就挂了电话。
我哥暂缓了第二张专辑的制作，后来我知道他是和一家龙门的独立厂牌谈合作去了。那家厂牌很合适，只不过很少在内地谈合作。实体专辑越来越不好卖，我们所有人心知肚明。于是又过了一个季度，我们收到正式的合作邀约，没道理拒绝。我立刻投入作曲工作，一天只睡四小时，或许更少，依旧酗酒，喝大量低度数的啤酒，晕晕乎乎，让我能勉强提起笔按下键盘。我一口气拿出了比之前每一次都更好的九张谱子，拿给我哥看。他花了一点时间，最后我拿到成品，那张填了词的曲谱像一枚合在一起的虎符。我们就开始进行录音工作，不再是在他家，而是真正的录音棚。
照样不顺利。这事怎么会像每一个骗年轻人开始玩摇滚的励志故事里那样顺利呢？录到第五首曲子——我最满意的那一首曲子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终于崩溃。我们花了一周，把那首歌完整地录了四十七遍才停下来。
我哥突然问大家，选哪一份最好？
其他人除了我和他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第四遍的最好。我开始大笑。
望先生和重岳先生的意见呢？
我哥还是不说话。我说，你们说得对，第四遍的时候确实很好了，我竭尽全力，在你们看来很疯狂，很痛苦，对不对？我演的。但最后一遍的时候我是真的好痛苦，我要他妈的吐了。
我哥站起来，说我们不录了，到此为止。就五首歌，这首歌取最后一版。我付违约金，前面的保留。
之后呢？有人问。
不干了。我不干了，抱歉，该到此为止了，我干不下去了。
重岳！我大喊。
他转过身，看着我。我生平第一次这么叫他，他好像有点惊讶。
我冲上去瞪着他，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拽倒。拽进水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