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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1979年秋，伊斯坦布尔携着咸涩的海风迎接了马尔穆什。这座横跨欧亚的城市，似乎与开罗的十月并无太多分别，除了空气中那股淡淡的凉意，像薄薄的刀刃掠过肌肤。作为埃及一家小型纺织和面料公司的年轻主管，马尔穆什此行是为了考察土耳其市场，顺便为自己两个月后的婚礼挑选一份能让未婚妻阿海德满意的异域礼物。
抵达伊斯坦布尔的次日下午，马尔穆什踏进了亚洲区。他要寻找的是一家名为“东方之星”的丝绸商店，据开罗的一个朋友说，那里有东方最好的丝绸布匹和制品。
那是一家略显古旧的店铺，坐落于亚洲区一条小巷的街角，木质的外墙被秋日镀上一层温柔的蜂蜜色光泽。马尔穆什推开门，铃铛清脆地响了一声。店内弥漫着雪松和檀木混合的厚重香气，没有点额外的灯，光线有些昏暗，阳光从高高的彩绘玻璃窗斜照进屋子，在深色地板上投下斑斓的光影。
“下午好，先生。”像融化的蜜糖般软糯的声音从柜台后传来。
马尔穆什抬眼望去。站在柜台后的那个男孩看上去约莫二十来岁，却比他还高了一点儿，在本就有些狭小的店铺中更增添了几分无法被忽视的存在感。他的头发是黑褐色的，微卷，在刘海儿和鬓角处倔强地翘起。眼睛也是同样的颜色，遮掩在密长的睫毛之下。脸相对他的身高来说未免有些过于短小，唇周只有些淡淡的胡茬印，两颊尚带着青年人未褪去的婴儿肥，而正是这种青涩让马尔穆什笃定了他的年纪。
时间似乎停滞了一秒，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的束缚，马尔穆什感觉自己好像漂浮在蜜糖般的浓雾中，喉咙被甜味哽住，周围的一切都不再真切，除了眼前这个年轻的店员。
而下一秒，阿海德美丽的笑靥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马尔穆什清了清嗓子。
“我听说这里有优质的丝绸。”他听见自己用生硬的土耳其语说。
“哦，您也可以和我说英语，”也许是看出了马尔穆什的窘迫，店员贴心地微笑着说，“确实如此。请问您需要什么？请放心先生，我从撒马尔罕来，我对于丝绸很专业。”
“撒马尔罕？”马尔穆什疑惑地重复了一遍这个地名，“那是乌兹别克的古城。您怎么会来自那里？”
店员的眼睛亮了一下：“先生，您真博学！很少有人知道这个。”
“这个嘛，我研究过丝绸之路的历史，”马尔穆什被他夸得脸微微发红，“可以问一下怎么称呼您吗？”
“阿卜杜科迪尔·胡桑诺夫，呃，或许有些太长了，您叫我胡桑诺夫就好。”
马尔穆什走近柜台，注意到胡桑诺夫支在上面的手，手指修长而骨节分明，但对于他的年纪却显得有些过于粗糙了。右手小指戴着一只略宽的银戒，上面用简明而有力的线条镌刻着一只昂首展翅的鸟。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马尔穆什忘记了婚礼，忘记了阿海德，忘记了开罗的一切。胡桑诺夫为他展示各种丝绸，中国的双绉、印度的纱丽、伊朗的锦缎。而在抽出一匹产自乌兹别克的艾德莱斯丝绸时，胡桑诺夫的声音突然带上了一点儿不易察觉的颤音。
那是一卷极尽鲜妍的丝绸。深蓝色的底子中，隐约闪烁着点点金色的丝线，各色丝线绣出的自然纹样与几何图案交织，像把一整个撒马尔罕的夏夜都织了进去。胡桑诺夫慢慢展开布料，修长的手指若有若无地按在上面，轻柔地像在抚摸情人的肌肤。
“先生您看，它蓝得像是撒马尔罕夏夜的天空，而这些金线，像星星。”胡桑诺夫的声音像是在吟诵一首诗。
马尔穆什没有再看向那匹丝绸，目光全落在胡桑诺夫脸上。他在看胡桑诺夫说话时微微颤动的睫毛，看他投下的饱含着说不尽的情绪的目光，看他脖颈处的细小绒毛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可以问问您为什么会离开撒马尔罕吗？那一定是个很美丽的地方。”他忍不住问。
胡桑诺夫垂下头，轻轻哼起了一首短小的歌，声调低吟如私语。马尔穆什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他想那一定是胡桑诺夫家乡的歌曲，而旋律中带着一丝丝化不开的愁绪。
“这首歌唱的是一只鸟，您也许听说过它，它飞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幸福和自由。我小时候就跟着父母搬到了伊斯坦布尔，他们没有告诉我为什么。而对于孩子们来说，有时候，家乡并不只是一个固定的地方，家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但对于成年人来说或许又不是这样，”曲毕，他摘下小指上戴着的银戒展示给马尔穆什看，“这就是幸福鸟。我母亲在她去世前把这个戒指给了我。”
晶莹的泪水从青年人的脸颊上滚落。他立刻伸手擦掉，似乎是生怕溅脏了眼前名贵的丝绸。
马尔穆什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想上前拥抱，却又担心过于唐突。
“我很抱歉。”他低声说。胡桑诺夫摇摇头。
马尔穆什以远超预算的价格买下了那匹丝绸。胡桑诺夫妥帖地将它重新卷好，装进一个包装精美的礼盒。将礼盒交给马尔穆什时，他的手指不小心与马尔穆什的指尖相碰。一瞬间的接触，两人却都迅速抽回手，仿佛被电流击中。
“我还会再来，”马尔穆什在道别时承诺道。他顿了顿，补了一句，“您一定要等着我。”
胡桑诺夫只是点头。他抬起被遮掩在睫毛下的眼睛，黑褐色的瞳孔仿佛深不见底，马尔穆什看不清那其中的情绪。
他转身离去。不知是否是错觉，马尔穆什每走一步，都感觉身后有一股灼热的视线黏在他的身上，直到木门闭合的瞬间才悄然消散。
02
马尔穆什原定在伊斯坦布尔停留两周。两周延长到三周，又延长到一个月。他找了各种借口推迟归期——新的供应商需要考察，合同细节需要协商，市场调研需要更深入。而一个借口需要更多的借口去圆，于是像滚雪球般越积越多。他甚至都不太清楚自己的理由听上去是否能说得通，也懒得去琢磨，只知道每多待一天，就能再多靠近胡桑诺夫一点儿。
他几乎每天都去“东方之星”，有时买些零碎的小装饰品或者绚丽的布料，有时候只是闲聊。两个人就这样日渐熟络起来。马尔穆什知道了胡桑诺夫的父母都在他十九岁那年死于一场意外的车祸，在那之后他就继承了父母开的丝绸商店。他喜欢在读书时喝加了很多蜂蜜的红茶，也很喜欢看美国电影和电视剧，即使他清楚地知道那些超级英雄的故事都是编出来骗人的。
当他们的脸颊贴得足够近的时候，马尔穆什还能看到胡桑诺夫左眼下一条淡淡的伤疤，他情不自禁地轻轻抚摸了上去，问青年人疼不疼。
胡桑诺夫无所谓地笑笑：“四五岁时候跟别的孩子打架摔的。那时候我还和父母住在撒马尔罕。”但他没有推开马尔穆什，任凭那只带着薄薄的茧子的手从伤疤游走到脸颊。
马尔穆什知道得越多，就越惊觉自己对阿海德简直是一无所知——是的，“阿海德”仿佛只是树立在他心中的一个警钟，时刻提醒着他不要去做更多的额外的事情——可是他的未婚妻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她有着怎样的童年、怎样的歌声，他从来都毫不知情。这场婚约就像是马尔穆什的父母和阿海德的父母绑住他们的一个工具，自始至终都关乎着财富、社会地位、以及容貌，却唯独与爱情无关。这简直荒谬得让他窒息。
在马尔穆什的再三坚持下，胡桑诺夫终于改掉了敬称，开始用软软的声调叫他“奥马尔”。那两个简单的音节在他念起来倒像是羽毛在轻搔心尖，让马尔穆什心甘情愿地沉溺于其中。
“你的未婚妻一定会喜欢这条披肩，”某个黄昏，胡桑诺夫将一条墨绿色的丝绸披肩递给他，“墨绿色很衬你棕色的皮肤，我从第一次见你就这么想了……所以，我想你的未婚妻一定也有着一样漂亮的棕色皮肤，她戴上也会很好看。”
店里没有其他人，晚风带着些街道上的喧闹声穿过半开的门吹了进来，金灿灿的夕阳在被吹得摇晃的披肩上不停跳跃着。
马尔穆什接过披肩，慢慢展开，轻轻抚摸着布料光滑柔软的纹理。他抬起眼，盯着胡桑诺夫微微发红的脸庞，叹了口气：“我不了解她。”
“什么？”
“我和阿海德，哦，我还没和你说过我未婚妻的名字，她叫阿海德。我们的婚姻是双方家庭安排的。我只知道她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的金融系，她的父亲是位法官。以及，是的，她是一位有着棕色皮肤的美人。但是，”马尔穆什又叹了口气，“对于她的性格、她的理想、她的爱好，我甚至什么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她对我是不是也几乎一无所知，她会不会热爱丝绸，会不会喜欢听那些过去的故事和歌谣，会不会有那么一刻想要逃离家庭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和一个别的人，而不是我。”
胡桑诺夫轻轻拍了拍他的手以示安慰：“想听听我的看法吗？”他的声音柔和得像一阵风，似乎天然有着安抚心灵的力量。
马尔穆什握住了那只手。他点点头。
“奥马尔，有时候，婚姻并不需要你刚才说的那些。”胡桑诺夫轻声说。
“那需要什么？”
“责任，默契，相互尊重和帮助。我的父母就是这么度过一生的，他们很幸福。至于爱情，”胡桑诺夫耸了耸肩，声音依旧很轻，“那是奢侈品，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
马尔穆什想问问，为什么这个明明只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会有这样并不符合年龄的看法。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回去。他最终也没有问，只是放开了紧握着胡桑诺夫的手，重新把披肩叠好：“多少钱？”
“送你了，”胡桑诺夫正愣愣地看着自己刚才被握住的手，像是刚意识到似的，“我的意思是，作为常客的礼物。”
“这不合适。”
“那么，”胡桑诺夫犹豫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期待，“明天是休息日，我通常会闭店去旧货市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转转。或许你有兴趣……”
“我当然有！“马尔穆什回答得太大声也太快。于是两人都笑了。
03
他们在旧货市场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胡桑诺夫带着马尔穆什穿梭在各个摊位间，古色古香的碗碟、锈迹斑斑的钟表、精巧别致的首饰摆满了一个个摊位，纵使马尔穆什自小家境优渥，也看得眼花缭乱。胡桑诺夫耐心地解答着马尔穆什的每个疑问，脸庞红扑扑的，眼里也满是光彩。
“看这个，”胡桑诺夫在一个摊前停下，拿起一枚褪色的徽章，“苏联的少先队徽章。我小时候也戴过。”
“在撒马尔罕？”
“是呀，”他的拇指摩挲着徽章表面，“那时候我还很小，以为世界很简单，只有好人和坏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后来才发现不是这样。”
马尔穆什买下了那枚徽章，也买下了一本破旧的乌兹别克民歌乐谱。他想重新拾起童年学过的钢琴，以后弹奏起这些曲子时，就仿佛胡桑诺夫还在身边。他原想把那枚徽章送给胡桑诺夫，但年轻人说什么也不肯收。“你留着吧，就当个纪念了。”他这么说。
傍晚时分，胡桑诺夫把马尔穆什带到了旧货市场旁的一家小餐馆。他向马尔穆什保证，这就是全伊斯坦布尔最正宗的乌兹别克餐馆了。
马尔穆什在胡桑诺夫的强烈建议下尝试了手抓饭。他学着胡桑诺夫的样子用手指捏起一撮送入口中，米饭饱满油润，羊肉炖得软烂，那粗粝浓郁的滋味瞬间攫住所有感官。
“我们乌兹别克人都说，不管日子过得多苦，只要还能吃上一口热乎饭，只要心里还揣着对幸福和自由的念想，就总有一天能实现的。”看着马尔穆什吃得香甜，胡桑诺夫笑着说。
“幸福鸟。”马尔穆什看向胡桑诺夫小指上的银戒，喃喃道。
他们坐在餐馆靠窗处，向外望去便是被夕阳染成金色的海水，浪花翻涌着，泛起银白色的光泽。暮色渐浓，而商贩的叫卖声越发清晰。“有时候我也会想，”胡桑诺夫低声说，“如果我的父母没有选择离开撒马尔罕，我现在会在哪里。也许在学校教书，也许在集体农场干活。又或许已经结婚了，有个孩子，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
“可是你才多大岁数，二十吗？”马尔穆什惊讶地问，“这个年纪就结婚未免太早了吧？”
“二十一岁。“胡桑诺夫耸耸肩。
“好吧。那你会后悔没有过那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吗？”
“不，”胡桑诺夫摇头，“只是好奇。更何况当时的选择权并不在我。在我小的时候，母亲就告诉过我，人生是一条单行道，我们永远不知道另一条路上的风景。就像如果她没有在六十年代来到伊斯坦布尔，她也不清楚她会去做什么。”
马尔穆什鼓起勇气：“如果我说，我可能选错了路呢？”
“什么是对的选择，什么是错的选择？那只是两条有着不同风景的岔路，其中一条路上的风景更加漂亮，而另一条则更加平淡。有些选择一旦做出，就不能回头，”胡桑诺夫注意到马尔穆什正用混杂着惊讶和崇拜的眼神看着他，“好吧，我从书上读到的这些，至于大致意思，我想我明白，也许也没那么透彻，但将来我总会弄懂的。”
“为什么不能回头呢。”
“因为……”天色渐暗，而海面渐渐亮起，胡桑诺夫望向远处缓慢驶过的游船，“因为会有太多人受伤。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奥马尔，你的未婚妻，你的家人。在埃及，在我们的文化里，有些事是不被允许的。”
“那在伊斯坦布尔呢？”
“伊斯坦布尔包容一切，但也遗忘一切，”胡桑诺夫的声音几乎被海风吹散，“这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故事开始和结束。明天太阳升起后，或许就没有人会记得我们来过这里，而很快也会没有人记得两个异乡人曾经在这里短暂相遇。”
那天晚上，马尔穆什没有回酒店。他们一起回到了胡桑诺夫在亚洲区的公寓，离“东方之星”不远，是一间小而整洁的屋子。墙上贴着一些发黄的老照片，右下角的时间显示它们来自六十年代的撒马尔罕。书架上塞满了土耳其语和英语的书籍，还有一些书上的字马尔穆什看不懂，但他想那一定就是乌兹别克语了。
现在他们不需要任何关于以后的承诺。还有什么能比此时此刻彼此温热的身体更为真切呢？借着窗帘缝隙透进来的月光，马尔穆什将年青的乌兹别克人揽进怀里，交换了一个生涩的亲吻，然后是更加激烈的接吻，唇舌互相吮吸、纠缠。马尔穆什的手指从胡桑诺夫的后脑慢慢滑到胸前，一粒粒解开衬衫的纽扣，然后再向下缓缓探去。年轻人在他怀中急促地喘息，微微战栗着。当马尔穆什修长而有力的手指终于探进一片狭窄的湿热时，他深吸了一口气，主动紧紧搂住了马尔穆什，然后像是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终于找到了出口，发出一声闷闷的叹息。
04
从那一晚开始，有什么东西变得彻底不一样了。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尔穆什仿佛活在两个世界的夹缝中。白天，他给父母和阿海德写信，描述伊斯坦布尔的美景，谈论商业项目的进展，偶尔提几句婚礼的事情；夜晚，他在胡桑诺夫的公寓里学习乌兹别克语单词，听他讲在撒马尔罕的童年故事——即使出于当时胡桑诺夫似乎过于幼小的缘故，他对于那些故事的真实与否始终存疑，但却依旧听得津津有味。
马尔穆什最开始学会的是一些简单的问候语，以及“Seni sevama”（我爱你）。后者是他恳求胡桑诺夫教他的，但始终没能说出口。有些话一旦说出，就成了必须兑现的承诺，而他们都不确定是否能承担那样的重量。
十月底的一个雨夜，空气潮湿而黏腻，咸腥的体液味道尚未完全散去，房间里还残留着肌肤相贴时留下的温热气息。他们躺在床上，听着淅淅沥沥的雨滴敲打着窗户。胡桑诺夫突然拍了拍马尔穆什一下下抚摸着他脸颊的手：“奥马尔，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下周五。”
“然后一个月后结婚。”
“是的。”
胡桑诺夫干笑了两声，然后沉默了。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请不要忘了我”？听起来太过矫情。或者“提前祝你新婚快乐”？那又太讽刺了。
寂静如湿重的毯子般覆盖下来。马尔穆什握住胡桑诺夫的手，十指相扣，那枚小指上的银戒冰得他有些微微的凉意。
“胡桑诺夫，拜托了，你跟我去埃及，好吗？”
胡桑诺夫没有抽回手，但也没有回应那只握住他的手：“我能以什么身份去？你在伊斯坦布尔新认识的乌兹别克朋友？你的丝绸顾问？”
“我们可以……”
“不可以，”胡桑诺夫坐起身，雨夜的微光勾勒出青年人结实的脊背线条，“你能瞒得了你的父母、你的未婚妻一辈子吗？你来自开罗体面富有的家庭，还是个公司主管，你应该有光明的前途。而我呢？一个流亡的乌兹别克人，在异国卖丝绸为生。我们的故事只能属于这个房间、这座城市。”
“这不公平，你不应该这么看自己。而我看到的是一个热烈、善良、热爱生活的年轻人。”
“奥马尔，爱情从来没有公平或者不公平的算法，”胡桑诺夫自嘲地笑笑，“你在伊斯坦布尔的这些天应该看到过很多流浪猫吧？它就像伊斯坦布尔的猫，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又在你试图抓住它时溜走。”
马尔穆什从背后环抱住他，感受着怀中人的轻微颤抖。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回去后就和阿海德取消婚约，不管后果如何。在那之后，他会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带胡桑诺夫去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只要胡桑诺夫还愿意。
他没有把这个决定说出口。他会用行动去证明。
离别的早晨晴朗无云。马尔穆什最后一次去“东方之星”，在无数绚丽的绫罗绸缎中踌躇良久后，买下了橱窗里展示的一匹乌兹别克传统印花布，胡桑诺夫说这是撒马尔罕新娘的嫁衣面料。
“我会写信的，”马尔穆什站在柜台前久久凝望着胡桑诺夫，像要把他整个人都印在脑海里，“等着我，给我回信，好吗？”
胡桑诺夫点头微笑，仿佛之前的伤感只是错觉。他递给马尔穆什一个小包裹：“给你的结婚礼物。祝你一路顺风，奥马尔。”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上，马尔穆什拆开了包裹。里面是一本手工缝制的小册子，每一页都是一小片绚烂的丝绸。他翻到最后一页，一张天蓝色的布料映入眼帘，上面用金紫两色丝线绣着朵朵饱满艳丽的石榴花。上面还贴了一张小小的便签。
“Sen bilan bo’lish - mening eng baxtli vaqtim.”（和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马尔穆什闭上眼睛，年轻人蜜糖般的声音似乎仍萦绕在耳畔。
05
回到开罗的生活像一场模糊的梦。灰黄的街道，尼罗河的气味，家人的面孔，一切都如此熟悉，却又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雾。阿海德美丽优雅，对他也温柔体贴，但每当马尔穆什看着她的眼睛，透过那双相仿的棕黑色瞳孔，他想起的却总是另一个来自撒马尔罕的青年。
他拖延着，找各种借口推迟婚礼。父亲开始怀疑，母亲担忧地询问他是否身体不适。十一月的开罗依然温暖，但马尔穆什总觉得莫名的浑身发冷，仿佛把伊斯坦布尔冰冷的雨水也带了回来。
他给胡桑诺夫写了十封信，没有任何一封收到回音。起初他以为邮件出了问题，后来担心是胡桑诺夫改变了主意，最后开始害怕更糟的可能性。
十二月初，土耳其的政局骤然加剧动荡。1977年以来断断续续的混乱愈演愈烈，通货膨胀飙升，失业率居高不下，大学里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军队调动频繁。马尔穆什盯着新闻报道中的一张张伊斯坦布尔照片，试图在人群中寻找那一个熟悉的身影。
“奥马尔•马尔穆什，我想我们必须得谈谈婚礼的日期，”一天晚餐时，父亲严肃地说，“我不认为你完全没有觉察，阿海德的父亲已经开始不满了。你到底在等什么？”
“再给我一点时间。”马尔穆什的声音有些沙哑。
“时间？我们给你的还不够吗？你应该知道，你本该在十月就结婚的，我们已经允许了你一拖再拖。至于这次，你必须给出合理解释，否则……”
“否则什么？“马尔穆什突然站起来，“否则要和我断绝关系？那就这样吧。”
餐桌陷入死寂。母亲捂住嘴，阿海德脸色苍白，父亲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我不结婚了。”马尔穆什说出这句话时，感到一种奇异的解脱，“对不起，阿海德，对不起，大家。但我受够了，我不能和一个我不爱的人结婚。”
那一夜，他收拾了简单的行李，订了第二天一早飞往伊斯坦布尔的机票。
飞机降落时，伊斯坦布尔正下着小雪，这是近几年来最早的初雪。雪花落在马尔穆什的指尖，凉意刺骨。街道上气氛紧张，军方巡逻车和全副武装的士兵随处可见，空气中弥漫着不安的气息。马尔穆什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随后径直奔向胡桑诺夫位于亚洲区的公寓。门上了锁，他敲了半天也无人应答。而旁边公寓的住户——一个同样来自乌兹别克的老妇人——从门缝里警惕地打量着他。
“哦，我见过您，胡桑诺夫先生的朋友。您是在找他吗？他一周前就没回来了。”
“那您知道他去了哪儿吗？”马尔穆什听到自己的声音带着急切的颤抖。
老妇人摇摇头，压低了声音：“年轻人，现在不是找人的好时候。很多外国人都走了，特别是那些……你知道的，年轻的人，没人想在这样的动乱中白白失去生命。我建议你也赶快离开吧。”
马尔穆什感到一种彻骨的寒冷从脚底涌上心头。他跌跌撞撞地跑向“东方之星”，眼前的景象几乎让他浑身血液瞬间凝固。
商店的橱窗被砸碎了，玻璃渣撒了一地。木门上贴着泛黄的封条，而店内一片狼藉，那些名贵的丝绸散落得到处都是。曾经弥漫着雪松和檀木混合的香气的狭小空间，如今只剩下些灰尘的气息。
“这家店的主人在哪里？”他冲了出去，抓住了一个路过的店主的肩膀。
“那，那个乌兹别克的年轻人，您说的是？“店主结结巴巴的，“几天前警察来过一次，带走了一些东西，人也带走了。我们周围的店里的人都看到了，您大可以去问他们！别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您，您拷问我也没用！”
马尔穆什在破碎的店面外站了好久。雪花越下越密，一朵朵落在他的肩膀和头发上，融化时像晶莹的泪珠。他弯腰从碎玻璃中捡起一块深蓝色的丝绸碎片，像极了他们第一次见面时胡桑诺夫展示的那匹艾德莱斯丝绸。金色丝线在洁白的雪光中微弱闪烁，像记忆中遥远的星星。
接下来的三天，马尔穆什找遍了胡桑诺夫所有可能的去处，医院、警察局、外国使馆、甚至他们一起去过的那个乌兹别克餐馆。没有一丝一毫的踪影。在1980年土耳其政变的混乱中，一个乌兹别克人的失踪几乎不会引起任何注意。他抓住每个路过他、或是前来向他表示同情的人问：“你见过一个有着黑褐色头发和眼睛的年轻乌兹别克人吗？他看起来大约二十岁，比我高一点儿，长得很结实？”有人听到是乌兹别克人，耸了耸肩说大概是被遣返了；有人低声猜测他说不定在某个拘留中心；还有人摇摇头说“最好忘了他吧，你再也找不到了”，然后絮絮叨叨地谈起了自己在几次政变中失踪的亲人。
第四天，在极度的疲惫和绝望中，马尔穆什回到了被洗劫一空的“东方之星”。他坐在破损的木质柜台后面——那里还残留着一个弹孔。外面的雪化得很快，大地一如既往的干燥空旷，就像是它们从未降临过一样。他就这么呆坐了一天。而在逐渐暗淡的冬日光线中，他终于明白了胡桑诺夫确实是对的。伊斯坦布尔包容一切，但也遗忘一切。他们的故事，也像那些被践踏的丝绸，美丽而易碎，在岁月车轮的滚滚碾压下，在某个时刻便注定会消逝在风中。
离开前，他收集了店铺里残留的所有碎片。一片深蓝色丝绸、半本浸过水的账本、一枚掉落的纽扣、一小块彩绘玻璃、一角木头柜台。他将这些放进手提箱里，最后看了一眼“东方之星”，挥了挥手作别，然后踏上了回开罗的飞机。
06
回到开罗后，马尔穆什和家庭的关系再未完全修复。父母没有问他去伊斯坦布尔的那些天都做了什么，他也乐得沉默。他没有和阿海德结婚，也推掉了家里给安排的所有相亲，将全部精力投入工作。两年后，土耳其的政局重归平静，马尔穆什主管下的纺织和面料公司也成功开拓了土耳其市场，进而业务逐渐延伸到西亚和中亚各国。他越发频繁地往返于埃及和土耳其之间，每次都带着些微弱的希望，寻找那个不知下落的乌兹别克青年。
他始终坚信，胡桑诺夫还活着。那个戴着幸福鸟银戒的青年，一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顽强地生活着，就像他家乡的歌谣里唱的那样，追寻着属于自己的幸福与自由。
几年过去了，然后是十几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政局洗牌，地图也重新绘制。马尔穆什去了新独立的乌兹别克斯坦。在午后热烈的阳光下，他站在撒马尔罕的雷吉斯坦广场上，眯起眼、抬头仰望着经学院那蓝得不可思议的穹顶——就像胡桑诺夫描述过的那样。几经周折，他在撒马尔罕找到了胡桑诺夫的远房亲戚，并得知他们一家在六十年代搬走后就从未回来。在胡桑诺夫的家乡，依旧没有人知道他的下落，他就像一滴水，悄无声息地融进了白茫茫的海里。
随着时间流逝，皱纹也渐渐爬上了马尔穆什的脸庞。他开始以另一种方式来继续寻找，尽己所能去收集一切与胡桑诺夫有关的事物——乌兹别克斯坦的瓷器、伊斯坦布尔的老地图、1979年和1980年的土耳其报纸、各色绚丽的丝绸样本。他订购了许多的结实的玻璃柜，把在开罗的公寓逐渐变成了一个私人博物馆，每件物品旁都贴着他手写的标签，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日期、地点，还有那些与胡桑诺夫有关的、零碎却珍贵的记忆。
“苏联少先队徽章和乌兹别克民歌乐谱。1979年10月17日购于伊斯坦布尔旧货市场。H说，这让他想起撒马尔罕的童年。”
“手工缝制的小册子，每页都是一小张绚烂的丝绸。H于1979年11月2日的伊斯坦布尔赠予。”
“深蓝色丝绸碎片。1980年12月18日发现于‘东方之星’商店旧址。与初遇时H展示的一匹艾德莱斯丝绸极其肖似。”
朋友们觉得他疯了，家人摇头叹息，但马尔穆什毫不在乎。这些物品是他与胡桑诺夫之间唯一的桥梁，而记录是他对抗遗忘的唯一方式。
2010年，年仅五十七岁的马尔穆什被诊断出晚期肝癌。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于是开始整理遗嘱，并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将半数财产用于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小型博物馆，命名为“幸福鸟”，另外一半财产，则全部捐献给联合国难民署。
博物馆就建在“东方之星”的废墟上。按照马尔穆什的设计，工人们几乎完全复原了店铺旧日的模样，唯独在木门上，用简洁的线条镌刻了一只巨大的昂首展翅的幸福鸟。馆内按时间顺序陈列着他的收藏，并在每件藏品旁用手写标签标明着日期、地点和与之相关的记忆碎片。从1979年秋到1980年冬，总共613件展品，每一件都对应了他们相处的日子，或是他漫长的寻觅岁月。
最后一件展品是空空的展柜，旁边的标签上写着：“第614件：未知。给可能归来的H。”
开馆当日，马尔穆什独自坐在那个部分幸存的木头柜台的后面，支着下巴望向门外的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前来捧场的人不多，多是公司里的下属或者合作商。而周围是他用一生建立的记忆圣殿。正午的光线透过特意复刻的彩绘玻璃窗，在地板上投下斑斓的光斑，一如1979年那个秋日的下午，他第一次走进“东方之星”时看到的景象。
阳光暖洋洋的，让他有些昏昏欲睡。他累了，也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在闭上眼睛前，他仿佛又闻到了雪松与檀木的香气，听到了铜铃清脆的响声，看到了那个黑褐色头发、黑褐色眼眸的青年推门而入，眉眼弯弯地笑着对他说：“下午好，先生。”
马尔穆什也笑了起来。他从怀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便签，用指尖轻点着上面的字迹，磕磕绊绊地拼读出那句乌兹别克语，轻声念给那个缓缓走来的青年人：“Sen bilan bo’lish - mening eng baxtli vaqtim.”（和你在一起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而后，他安详地睡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窗外，伊斯坦布尔的黄昏依然如期而至，海水又被天边的霞光染上金红。像无数个故事在此开始又结束，被这座永恒的城市包容，也被它遗忘。而在“幸福鸟”博物馆静谧的光影中，时间也终于在这一刻仁慈地停驻下来、不再往前。那些过去的岁月里从未说出口的爱意，那些横亘了几十年的遗憾与思念，都被永远定格在这里，与那些丝绸、星光，与展翅飞翔的幸福鸟一起，成为了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