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Text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刚进十一月，松花江面上就结了冰，它要是薄薄一层能叫人看出底下水流的话还算可以，但今天它冻瓷实了、成了泛着青白色的厚冰。江边的垂柳还没掉完叶子，绿色的枝条上挂着霜，风一吹，硬邦邦地响，感觉是在敲一堆碎骨头。
蒋易站在厂门口等通勤车的时候，把手插进棉袄袖子里，呼出的白气在眼镜片上糊了一层，他摘下来擦了擦，又戴上。天还没亮透，厂区的大烟囱已经在冒烟了，灰白色的，和铅灰色的天空搅在一起，分不清哪是烟哪是云。
通勤车来了，是一辆破旧的大客车，车身上“吉化”两个字掉了一半漆，“化”字只剩下个单人旁，远远看着像个“什”字。
蒋易挤上去，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里没暖气，座位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霜，他用手掌抹了一下，掌心湿了一片。
旁边坐的是财务科的老赵，五十多岁，头发白了一半，手里攥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工具包。其实不装工具，装的是午饭和一个搪瓷缸子。老赵上车就闭眼，没跟蒋易说话，蒋易也没开口。车上二十多号人，谁也不跟谁说话，只有发动机的轰鸣声和窗外的风声。
一车哑巴被运到了厂里，蒋易先去锅炉房打了壶热水，端着搪瓷缸子往财务科走。
走廊里弥漫着熟悉的化学品味，说不上来是什么，混合着氨、苯和某种发酸的甜味，但这就是是工厂这头巨兽的呼吸。
他推开财务科的门，科长已经在了，坐在办公桌前看一份文件，眉头拧成一个疙瘩。蒋易没打扰他，把缸子放下，脱下棉袄搭在椅背上，坐下来开始整理昨天的凭证。
财务科一共十二个人，三间办公室，蒋易和另外三个年轻人挤在最小的一间。他的办公桌靠窗，窗户外面是厂区的主干道，再远处是储罐区和那根永远在冒烟的大烟囱。
桌上摆着一摞凭证、一个算盘、一瓶墨水、一支钢笔，还有一个用了三年的搪瓷茶杯，杯身上印着“安全生产”四个字，红漆已经掉了一半，只剩下“安全”和“产”字的一个角。
“小蒋，”科长在隔壁屋喊他。
蒋易起身走过去。科长姓王，四十七八岁，圆脸，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但今天看起来不太整齐，领口有点皱，应该是昨晚没回家。
他把手里的文件递给蒋易，说：“你看看这个。”
蒋易接过来。是一份总厂下发的红头文件，标题很长，《关于进一步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实施减员增效工作的通知》。他快速扫了一遍，核心意思就几个字：压缩成本，裁减人员。文件里用了很多漂亮的词“优化劳动组合”“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但蒋易在财务科干了五年，他太清楚了，这些词翻译过来就一句话：要裁人了。
“什么时候动？”蒋易问。
王科长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在办公室里散不开，冬天窗户不开，空气里全是烟味。“快了，”他说，“年前年后的事。总厂那边压力大，银行贷款还不上，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蒋易没说话。他把文件还回去，回到自己座位上，继续整理凭证。他的手很稳，数字写得工工整整，每一笔借贷都核对得清清楚楚。但他的脑子里在转别的事情。
他算过一笔账。吉化十三万人，加上厂办集体企业四万人，将近十七万人靠这个体系吃饭。
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加补贴平均五六百块，光是发工资，一个月就要将近一个亿。而吉化自一九九七年就开始巨额亏损，阿尔法高碳醇装置投了三十三个亿，运行没多久就停了，光是维护费一年五六百万。账上的钱早就撑不住了，现在是在吃老本，老本吃完了，就得吃人。
这个逻辑太简单了，简单到残忍。蒋易是会计，他比谁都清楚数字不会骗人，骗人的永远是解释数字的那些话。
下午，他去车间做成本核算。电石厂的车间里弥漫着刺鼻的气味，石灰粉和电石渣混在一起，地上永远是灰白色的一层，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他跟车间的库管员对了一下午的账，原材料消耗的数字对不上，差了零点三吨。库管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姓刘，大家都叫她刘姐，说话嗓门大，脾气也大。她说：“小蒋，你算那么细干啥？差个零点三吨，又不是三百吨。”
蒋易说：“刘姐，差零点三吨，一年就是一百多吨，钱呢？”
刘姐不说话了。她当然知道钱去哪了，被偷了，被浪费了，被记错了，都有。
但在这个厂里，这种事从来没人较真。蒋易以前也不较真，因为较真没用。但今天他较真了，可能是因为那份文件，也可能是因为别的什么。
他把每一笔出入库记录都翻了一遍，最后发现是上个月的一批电石在运输途中损耗没做账，找出来补上了。
刘姐看着他把账调平，摇了摇头，说了一句：“小蒋，你这么干，得罪人。”
蒋易笑了笑，没接话。他把账本收好，拍了拍身上的灰，走了。
回财务科的路上，他路过厂区的宣传栏。
宣传栏里贴着一张旧报纸，上面是上个月厂里的生产简报，说超额完成了三季度任务，号召大家“大干四季度”。简报旁边贴着一张通知，是总厂工会发的，说要举办迎新年职工文艺汇演，请各分厂踊跃报名。
蒋易站在宣传栏前面看了几秒钟，觉得这些东西像另外一个世界的。那个世界里，厂子还在正常运转，工人还在正常上班，明天和今天没有区别。
而他知道，那个世界马上就要碎了。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吉林市下了第一场大雪。
雪从半夜开始下，到早上还没停，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分不清路和路沿。
蒋易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出门，踩着没到脚踝的雪往通勤车站点走。路两边是老式的红砖家属楼，墙皮脱落，窗户上糊着塑料布，有的楼顶还长着一蓬蓬枯草，被雪压弯了。
早点铺的老板娘正在门口铲雪，看见他喊了一声：“小蒋，来碗豆腐脑再走！”
蒋易摆了摆手，没停。他今天不想迟到，倒不是怕扣钱，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扣不扣的已经无所谓了。他手头有一份成本分析报告要交，昨天晚上做到十一点还没收尾。
到了厂里，他发现气氛不太对。
财务科的走廊里站着两个人，他不认识，穿着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文件夹，表情严肃。他们从科长办公室出来，和王科长握了握手，然后走了。
蒋易走进办公室的时候，王科长正站在窗前往外看，烟灰缸里塞满了烟头。
“总厂审计处的，”王科长没回头，说了一句，“来查账的。”
蒋易没问查什么账。他坐下来，打开抽屉，把那份没做完的报告拿出来继续做。但他的心思不在数字上。
总厂审计处来查账，在这种时候，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要摸家底，为下一步的“改革”做准备；二是有人举报了什么问题。不管是哪一种，都不是好兆头。
下午，他听说了一个消息：分厂要裁掉百分之十五的人。
消息是从人事处传出来的。消息成了冬天的风一样，无孔不入地灌进了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车间，每一个人的耳朵。
没有人知道确切名单，但每个人都在猜测。食堂里的讨论最热闹，有人说“肯定是先裁临时工”，有人说“先裁年龄大的”，有人说“看谁没关系”。蒋易端着饭盒坐在角落里，吃着白菜炖豆腐，听他们说话，一言不发。
他太关心了，关心到不需要去讨论。他心里清楚，自己虽然在业务上无可挑剔，但在“关系”这张网里，他什么都不是。
他的父亲是普通工人，母亲是街道纸箱厂的临时工，没有任何人能替他说一句话。如果真的要裁人，他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不会有人替他挡。
但他没有表现出来。他把饭盒里的饭菜吃干净，去水池边洗了，放回抽屉里，接着继续做他的成本分析报告。
报告做完了，数字对得上，逻辑没问题，他检查了两遍，拿去给科长签字。王科长看了看，签了字，递回来的时候说了一句：“小蒋，你是个好会计。”
蒋易说：“谢谢科长。”
他转身要走，王科长又叫住了他。
“小蒋，”王科长犹豫了一下，说，“最近别跟任何人起冲突。有什么事，忍一忍。”
蒋易点了点头。他听懂了科长的话外音，在名单出来之前，别给任何人借口。
那天晚上，蒋易没有直接回出租屋。他在厂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沿着那条走了五年的路慢慢往回走。
路两边是家属区的红砖楼，楼前面坐着一些老人，穿着厚棉袄，缩着脖子，像一尊尊被遗忘在雪地里的雕塑。
再往前走，路过一个菜市场，收摊了，地上扔着烂菜叶和塑料袋，被雪盖了一半。
他走到松花江边，站在江堤上往下看。江面冻得结结实实，上面覆着一层雪，白得晃眼。对岸的灯火稀稀拉拉，和几年前比，暗了很多。这座城市正在一点点熄灭，类似灯油快烧干了，火焰越来越小，越来越暗，直到最后连冒烟都没力气。
他想起了海子的诗。那句“活在这珍贵的人间，太阳强烈，水波温柔”在他脑子里转了一下，又被一阵冷风吹散了。
这种天气，这种地方，不适合想诗。诗是夏天的东西，是南方的，不是一九九八年冬天吉林市的。
他转过身，缩了缩脖子，往回走。
出租屋在一条巷子的尽头，一栋老楼的四楼，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他摸黑爬上去，掏钥匙开门，进去，关门。
屋子不大，十几平米，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铁皮炉子。炉子灭了，屋里冷得像冰窖。他蹲下来生火，找了张旧报纸点燃，塞进炉膛，再架上几根细劈柴，等火烧旺了，再加两块煤。火光照亮了他的脸，瘦削苍白，戴着一副细框眼镜，头发有点长，垂在额前。
炉子烧起来之后，他脱了棉鞋，把脚放在炉子旁边烤。
脚冻得发麻，慢慢有了知觉，像有无数根针在扎。他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海子的诗集，翻到折角的那一页，看了几行，又合上了。读了心里更空。那种空和这座城市的冬天一样，没有边际，没有尽头。
他把诗集放回去，关了灯，躺在床上。窗外有风在叫，持续低沉的，可蒋易多么希望它嚎啕大哭一场，风总是在呢喃，蒋易想听但一个字都听不清。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成本、利润、折旧、摊销。这些数字转啊转，最后变成了百分之十五。
他不知道这百分之十五里，有没有自己。
一九九九年一月，工资果然没有按时发。
五号没发，十号没发，十五号还没发。
财务科的人开始慌了。老赵私下里找蒋易借钱，说家里孩子要交学费，蒋易借了他两百。小陈，比蒋易晚一年进厂的年轻人，也开始到处打听有没有私企招兼职会计。
只有王科长还坐在办公室里抽烟，一根接一根，像一台不会停的烟雾制造机。
二十号那天，总厂终于拨了一笔钱下来，不多，够发一个月的百分之六十。王科长把蒋易叫过去，让他做工资表。
蒋易拿着名单，问了一句：“按什么比例发？”
王科长看了他一眼，说：“所有人一样，百分之六十。”
蒋易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人会被全额发放，厂里已经穷到了必须平均分摊的地步，接下来只会更差。
他把工资表做出来，核对了两遍，交了上去。
发工资那天，每个人拿到手的钱都少了将近一半，但没有人闹。大家都习惯了，或者说大家都已经麻木了。
麻木是这个时代给东北人最慷慨的礼物，不要都不行。
月底，总厂开了个大会。各分厂的领导都去了，回来的时候脸色都不好看。
消息传得很快，总厂要求各分厂在三月底之前上报第一批“优化组合”名单，指标按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下达。
分厂领导在干部会上传达了，王科长回来之后，把财务科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短会。
“上面压下来了，”王科长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耳朵里，“咱们科，十二个人，要裁四个。”
屋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看别人，每个人都盯着自己面前的桌面，好像桌面上有什么值得研究的东西。
蒋易坐在角落里，看着窗外的烟囱。烟囱还在冒烟，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的，好像什么都没发生。
王科长说：“名单不是我一个人定的，是厂里统一研究。有结果了通知大家。”
散会之后，蒋易去锅炉房打水，碰到车间的李主任也在打水。李主任四十出头，爱笑，可是今天没笑。他看见蒋易，点了点头，说：“小蒋，你们财务科也裁？”
“裁，”蒋易说，“四个。”
李主任叹了口气，拧开保温杯的盖子，往里面倒热水，水满了也没停，烫了手才反应过来，甩了甩，骂了一句。
蒋易帮他拧上盖子，李主任接过杯子，说了声谢谢，走了。
蒋易端着搪瓷缸子往回走，走廊里碰见几个车间的人，都在议论裁员的事。有人说“铁饭碗碎了”，“早该碎了”，“碎了拿什么吃饭”。
声音不大，与一群老鼠在墙根底下窸窸窣窣 无异，让人心里发毛。
他回到办公室，把缸子放下，坐下来继续干活。
小陈在旁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蒋易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从表情能看出来，不太顺利。老赵坐在对面，拿着计算器按来按去，不知道在算什么。屋里只有计算器的嘀嘀声和翻凭证的沙沙声，弹奏一首没有旋律的曲子。
晚上回到出租屋，蒋易破天荒地买了一瓶酒。不是好酒，是街边小卖部最便宜的，玻璃瓶装的，标签都贴歪了，三块五一瓶。
他倒了一搪瓷缸子，喝了一口，辣得直皱眉。他不怎么喝酒，不想花这个钱。但今天他想喝。
四年中专，五年工作，九年，人生最好的九年，给了这个厂。然后呢？然后就是一张纸，上面写着“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就把你打发了。不是他一个人，是几万人，十几万人，是整个东北。他算什么？他不过是千千万万个“人头”里的一个。
他又喝了一口，这次没那么辣了。炉子里的火烧得正旺，屋里暖烘烘的，和外面的世界隔着一层砖墙。他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子里出现了他第一天进厂时的场景，穿着借来的白衬衫，拿着派遣证，站在厂门口，看着那根大烟囱，心里头想着这辈子能稳一些。
那时候他不知道，稳，是这个时代最奢侈的东西。
二月初，第一批名单下来了。蒋易不在上面。
财务科走了四个人，两个老会计办了内退，两个年轻人被调到了车间。蒋易帮他们搬东西的时候，什么也没说。
老赵还在，小陈还在，蒋易还在，但所有人都知道，这只是第一批。还有第二批，第三批，直到裁到骨头里。
被调到车间的两个人里，有一个叫小孙的，比蒋易小一岁，去年刚结婚，媳妇在厂办幼儿园当老师。他搬东西的时候一直没说话，脸绷得紧紧的。
蒋易帮他抱着一个纸箱走到厂门口，小孙突然停下来，说了一句：“易哥，你说咱这厂，还能撑多久？”
蒋易没回答。他拍了拍小孙的肩膀，把纸箱递给他，说：“到车间好好干，有机会再回来。”
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他自己都不信。
小孙也不信，但他接过了纸箱，点了点头，走了。
蒋易站在厂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厂区的主干道上。天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风，空气干冷干冷。
他转身往回走，经过宣传栏的时候，那张迎新年职工文艺汇演的通知还在，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角翘起来了，被风吹得哗啦啦响。
不会有人去撕它，也不会有人再贴新的上去。这张纸会一直挂在那里，挂到春天，挂到夏天，挂到纸上的字被太阳晒褪色、被雨水冲干净，最后在一个没人注意的日子里，自己掉下来，被扫地的老大爷扔进垃圾桶。
就像这个厂里的人一样。
二月十四号，情人节。蒋易对这种日子没什么概念，但街上的气氛提醒了他。
卖花的小孩多了，饭馆门口排队的情侣多了，连巷子口的小卖部都挂出了“情人节特惠”的牌子，卖巧克力和劣质红酒。
他下班路过小卖部的时候，犹豫了一下，进去买了一包烟。他不抽烟，但今天想抽。撕开包装，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呛得咳嗽了两声。烟被掐灭了，扔在路边的雪堆里。
他不是在想什么具体的人。他是在想他今年二十七了，没对象，没积蓄，没房子，马上可能连工作都没了。在这个城市里，他这样的男人，没有人会多看一眼。他走在街上，和千千万万个穿着深色棉袄、低着头、缩着脖子的人一模一样，变成一堆被倒在一起的煤球，分不清谁是谁。
但他不甘心。
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不甘。他的不甘是闷在胸口，一块石头一样压在心脏下面。
他比别人努力，比别人认真，比很多人都有本事，但这些东西在这个时代不值钱。值钱的是什么？是关系，是背景，是运气。这些东西他都没有。他有的只是一双手、一个脑子、一张中专毕业证，和一本翻烂了的海子诗集。
这些能当饭吃吗？不能。
但他不会就这样认了。他不是那种人。
他走到出租屋门口，掏钥匙开门，进去，关门。炉子灭了，屋里阴冷。
他没有生火，坐在床边，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窗外的路灯亮着，昏黄色的光透过结了霜的玻璃，在地板上投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他看着那片光影，突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笔记本，翻开，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他五年经手的所有重要数据，原材料消耗定额、产品成本构成、各车间的费用分摊比例。
这些数字他闭着眼睛都能背出来，但他还是记下来了。他觉得这些东西有用。也许以后用得上。也许以后他用这些东西，能换一碗饭吃。
他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抽屉里，脱了鞋，躺到床上，拉过被子盖住自己。
被子薄，不够长，盖了脚就露了肩膀，他把身体蜷起来，像一个还在母体里的婴儿。窗外有风在叫。
他在那个声音里睡着了。
三月，蒋卫国下岗的消息，蒋易是最后一个知道的。
三月的吉林市，春天还没来。雪开始化了，但化得不彻底，白天化一点，晚上又冻上，路面结了一层冰壳，踩上去嘎吱嘎吱响，滑得让人站不稳。
蒋易在月初回了一趟父母家，他觉得有一阵子没回去了，该回去看看。他爸不在家，他妈王秀兰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蒸了一锅馒头，炒了个酸菜粉条，炖了一锅白菜豆腐汤。
“我爸呢？”蒋易问。
王秀兰正在往桌上端菜，手顿了一下，很快又恢复了正常，说：“出去了，跟几个老同事聚聚。”
蒋易没多想。他坐下来吃饭，吃得很慢，一碗饭吃了快半个小时。
王秀兰坐在对面看着他吃，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心疼又像是愧疚。蒋易注意到了，但没问。他妈的脾气他知道，不想说的事，问也没用。
吃完饭，他帮着收拾了碗筷，在客厅坐了一会儿。客厅不大，一张沙发，一台电视机，一个茶几。
茶几上摆着一盘水果，都是便宜的苹果和橘子。墙上挂着一家人的合影，是他中专毕业那年拍的，他穿着学士服，站在中间，他爸他妈站在两边，三个人都笑得很拘谨，以为是第一次拍照似的。
“妈，”蒋易说，“家里还好吧？”
王秀兰正在擦桌子，手里的抹布停下来，她抬起头看了蒋易一眼，说：“好着呢，你操心你自己就行。”
蒋易没再问。他站起来，说：“那我走了，你们注意身体。”
王秀兰送他到门口，给他塞了一袋馒头，说：“带回去吃，别总在外面买，贵。”
蒋易接过馒头，下了楼。走到楼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王秀兰还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看着他。
他挥了挥手，转身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他爸蒋卫国在去年第一批“优化组合”名单里就被裁了。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在车间干了将近三十年，没有技术，没有文凭，没有任何能拿得出手的东西，除了吃苦耐劳。但在裁员这件事上，吃苦耐劳是最不值钱的品质。你越能吃苦，越说明你除了吃苦什么都不会。
蒋卫国下岗之后，没有闹，没有上访，甚至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只是每天按时出门，在街上走一天，到点了再回来，假装自己还在上班。王秀兰配合他演戏，蒋易打电话回来的时候，她永远说“还行”“没事”“你爸上班去了”。
蒋易不是没起过疑心。他爸的声音在电话里听起来不太对，比以前哑了，像是抽了很多烟。
但他没往那方面想。在他的认知里，他爸是吉化的老工人，干了大半辈子，再怎么裁也裁不到他头上。
他还是低估了这个时代的残酷程度。
三月中旬，蒋易在出租屋里接到一个电话，是王秀兰打来的。她的声音很平，平得以为就是打一个骚扰电话：“小易，你爸要去南方了。”
蒋易握着话筒，没反应过来。
“去南方？”干什么去？”
“打工，”王秀兰说，“湖南那边有个工地，他和几个老同事一起去。后天走。”
蒋易沉默了很久。话筒里的电流声嗡嗡响。他想说点什么，但所有的话都堵在喉咙里，出不来。
“妈，”他终于开口了，“我爸……什么时候下岗的？”
王秀兰在电话那头也沉默了。过了几秒钟，她说：“去年。”
去年。一年前。他爸下岗了一年了，他居然不知道。
他每个星期打电话回家，每个月回家吃一次饭，他爸坐在他对面，跟他聊天气、聊新闻、聊邻居家的事，就是没聊过这件事。
而他没有看出来。他一个做会计的，每天跟数字打交道，最擅长的就是核对和发现差异，但他在自己家里，在自己最亲的人身上，什么都没有发现。
“妈，”他的声音有点哑，“你怎么不告诉我？”
王秀兰说：“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在厂里也不好过，不想让你分心。”
蒋易没再说话了。他知道他妈说的是对的，告诉他确实没用，他什么都做不了。但知道归知道，心里那根刺扎进去了，拔不出来。
他爸走的那天，蒋易去车站送他。
三月的吉林站，人不多。候车室里的暖气半死不活，空气里弥漫着泡面和廉价烟草的味道。
蒋卫国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脚上是一双旧棉鞋，鞋底磨得差不多了，边上开了一道口子。他手里提着一个编织袋，袋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服、一袋馒头、一罐咸菜——装咸菜的小玻璃瓶里面都不是外面买回来的，是王秀兰自己做的放进去的，还有一个磨掉漆的保温杯。
父子俩站在候车室里，中间隔着一个编织袋的距离。
“到了那边，照顾好自己，”蒋易说，“别太累。”
蒋卫国点了点头，说：“你也是。你妈那边，你多照应着。”
“嗯。”
“钱的事，别操心。等我发了工资，给你寄点。”
“不用，”蒋易说，“我还有。”
蒋卫国看了他一眼，没再坚持。他知道儿子在逞强，但他也知道，逞强是他们父子俩共同的本事，谁也别说谁。
广播响了，去往南方的列车开始检票。蒋卫国提起编织袋，往检票口走。
蒋易跟在他后面，走到检票口的时候，蒋卫国停下来，转过身，看了蒋易一眼。那个眼神里有很多东西，愧疚、不舍、担忧，还有一种说不清，很像交代后事的沉重。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拍蒋易的肩膀，然后转身走进了检票口。
蒋易站在候车室里，看着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通道尽头。那个穿着军绿色棉袄的、微微佝偻的背影，被昏暗的灯光吞没了，像一滴水落进了河里，瞬间就看不见了。
他没有哭。他只是觉得胸口闷，有什么东西压在上面，喘不过气。
他走出候车室，站在车站广场上，抬头看天。天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云，就是一片均匀无边无际的灰。一块巨大的水泥板，压在整座城市的上空。
他把手插进棉袄口袋里，沿着站前的大街往回走。街上的人不多，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低着头，是怕被什么东西认出来。
他走过一家音像店，门口的大喇叭在放一首歌，刘德华的，声音沙哑，唱的是“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他听了两句，加快了脚步。
哭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这个时代，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比吉化的股票还不值钱。
四月初，吉林市下了一场雪。
一场冬天的、铺天盖地的、让人以为时间倒流回了腊月的雪。
四月飞雪，在东北不算稀奇，但今年的这一场格外大，大得不像话。
老天爷在跟这座城市开一个残忍的玩笑，你以为冬天过去了？没有。你以为最坏的时候过去了？也没有。
四月二号，蒋易到厂里的时候，雪已经下了半夜，厂区的主干道上的雪没过了脚踝，铲雪车还没来，只有几个早到的工人在拿铁锹铲，铲出来的路很快又被雪埋上了。他踩着雪走到财务科，裤腿湿了半截，棉鞋里灌了雪水，脚趾冻得发木。
办公室里没人。他是第一个到的。他脱了鞋，放在暖气片旁边烤，之后坐下来，打开抽屉，拿出那本记满数据的笔记本翻了翻，又合上了。
他不知道为什么要翻这个本子，也许是觉得以后用不上了，也许是觉得以后还用得上。他说不清楚。
上午九点多，人事处的人来了。
不是科长通知的，是分厂人事处的一张纸。那人把纸放在王科长的办公桌上，说了句“王科长，名单下来了”，就走了。王科长拿起那张纸看了很久。他走到蒋易的办公室门口，敲了敲门框。
“小蒋，你来一下。”
蒋易起身走过去。王科长站在办公桌后面，手里拿着那张纸，脸色很难看。他把纸递给蒋易，没有说话。
蒋易接过来，看了一眼。
上面写着一行字：因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研究决定，你被列入下岗人员名单，请于4月3日前到再就业服务中心报到。
他的名字在上面。蒋易，男，二十六岁，工龄五年，成本会计。
他拿着那张纸，站在科长办公室里，没有说话。
王科长也没有说话，只是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点上，吸了一口，烟雾在两个人之间散开。窗外的雪还在下，很大，大得看不清对面储罐区的轮廓，整个世界缩小到了这间办公室的大小。
“王科长，我走了。”
王科长点了点头，嘴巴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蒋易转身走出科长办公室，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打开抽屉，开始收拾东西。几本专业书，一个算盘，一只用了三年的搪瓷茶杯，那个记满数据的笔记本。他把这些东西装进一个纸箱，再把抽屉里剩下的东西归拢整齐，把抽屉关好。
小陈坐在对面，看着他收拾，嘴唇发白，想问什么又不敢问。老赵不在，去车间了。蒋易收拾完，站起来，把棉袄穿上，抱起纸箱，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这间他坐了五年的办公室。靠窗的桌子，桌上那盆快死了的绿萝，墙上贴着的那张“成本核算流程图”，窗户外面那根永远在冒烟的大烟囱。
他没有说再见。他走出财务科，沿着走廊往厂门口走。走廊里的灯管坏了两根，暗一段亮一段。
经过锅炉房的时候，烧锅炉的老孙头探出头来看了他一眼，又缩回去了。经过车间的时候，机器的轰鸣声从里面传出来，震得地板微微发颤，那种声音他听了五年，以后不会再听到了。
他走出厂门的时候，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大烟囱还在冒烟，和往常一样，不紧不慢的，灰白色的烟被风吹散，和天空搅在一起。
蒋易想着，我十八岁从学校毕业，二十一岁进这个厂，二十六岁离开。五年。账本摞起来比我还高。
他转过身，沿着那条走了五年的路往回走。
雪还在下，很大，路上的雪已经没过了脚踝。他抱着纸箱走在雪地里，脚印很快就被新雪盖住了，装作没有人从这里走过。
路两边坐着一些老人，他们看见蒋易抱着纸箱走过，什么都没问，因为他们都懂。
蒋易走到巷子口的时候，碰到了卖豆腐脑的老板娘。老板娘正在收摊，看见他怀里的纸箱，愣了一下，又说了一句：“小蒋，来碗豆腐脑吧，热乎的，不要钱。”
蒋易摇了摇头，说：“不用了，婶子，谢谢。”
他走进巷子，爬上四楼，掏钥匙开门，进去，关门。他把纸箱放在桌子上，脱了棉袄，坐在床边，看着窗外的雪。
雪还在下，密密匝匝的，要把整座城市埋掉。
炉子灭了，他就那么坐着，看着雪，脑子里什么也没想。
过了很久，他站起来，走到桌子前，从纸箱里拿出那个笔记本，翻开，看到第一页上写着一行字，是他自己的笔迹：“一九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成本核算基础数据汇总。”
五年。他把五年的人生装进了一个纸箱。
他合上笔记本，放回纸箱里，走到窗前，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
冷风夹着雪花灌进来，扑在他脸上，冰冰凉凉的。他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空气里有雪的味道，有煤烟的味道，有这座城市的味道。
他想起了父亲走的那天，拍他肩膀时的那个眼神，还有他妈站在门口扶着门框看着他的样子。
他又想起了王科长点烟时的那个手势，老赵借钱时不好意思的表情，小孙说的那句“易哥，你说咱这厂，还能撑多久”。
撑不了多久了。他自己都撑不住了，何况是这个厂。
他关上窗户，回到床边坐下，从枕头底下抽出那本海子的诗集，翻到折角的那一页。那一页上写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喂马，劈柴，周游世界
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
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他读了这几行，笑了一下。貌似是在嘲笑这首诗的乐观，又可能是在嘲笑自己连这种乐观都配不上。
窗外的雪还在下，无声无息的，像这个时代一样，把一切都覆盖了。
四月三号，蒋易去再就业服务中心报到。
服务中心设在原吉化职工俱乐部的一楼，以前放电影和开大会的地方。
舞台拆了，座椅也拆了，换上了一排排办公桌和几台破电脑。墙上还残留着以前贴过的标语，“团结拼搏，再创辉煌”。
“辉煌”两个字被撕掉了一半，只剩下“再创”和一个残缺的“辉”字。
工作人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表情冷漠，像一台办理下岗手续的机器。
她把一张表格推到蒋易面前，说：“填一下，姓名、年龄、工龄、原单位、岗位。”
蒋易填了。她把表格收回去，看了一眼，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递给他。“这是你的基本生活费标准，每月按低保线的百分之一百二发放，一百五十六块。再就业服务中心托管期限不超过三年，期间会组织再就业培训，你也可以自己找工作。找到工作了来办手续，找不到的话，三年期满就解除关系了。”
她的语速很快，像在背课文，背完就等着蒋易走。蒋易接过那张纸，看了看，折好放进兜里。他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听到身后那个女人在叫下一个人的名字：“下一个，孙天宇。”
蒋易的脚步顿了一下。
孙天宇。他没听过这个名字，但那一刻，不知道为什么，他记住了。
也许是因为这三个字的音节好听，也许是因为这个姓不常见，也许只是因为他停下来的时候，正好有一阵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雪化之后的潮湿和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