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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常理出牌，发言人似乎只有我一位，代表总统，代表白宫，但是我代表不了美国，在我身后站着的是最年轻的空军少将，他朝我打招呼，我点头微笑回敬，不一会，先生端着两杯咖啡来到了这里，他的头发乱糟糟的，每一根都有自己的想法，鼻梁上的黑框眼镜滑下来，白衬衫上有一小片咖啡渍，这是你的咖啡，凯瑟琳，我接过咖啡，再次道谢，他笑起来，露出虎牙。先生待人接物必定十分讲究，见人必定带笑，不管和谁说话，一定会对着人的脸。作为一名称职的发言人，他见的人多笑的也多，笑多了，嘴唇被不知道来自哪个方向的风吹干了，挂在虎牙上，容易吓哭小朋友，我说。
他的精神体从身后探出头来，一只白头鹰，嘿，小鸭子，先生说，你醒了，现在是早上六点半。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时，我曾经念过一段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记录，可能是记录，也可能是以讹传讹，富兰克林博士说，我们，新生国家的精神化身是一只小鸭子，很小，被我们的小先生捧在手心里，软软的绒毛和先生的一头金灿灿的乱毛一模一样，富兰克林博士说，我们不必争论了，亚当斯，李，我们不用争论这个即将孵出来的蛋到底是鹰，是鸽子还是火鸡，这是一只鸭子！一只眼睛还没有睁开的小鸭子，我们年轻的合众国正抱着鸭子在栗树街哭。
亚当斯在给阿比盖尔的信里写道：
“我们年轻的先生总是把手放在口袋
里。我原以为那是一种不礼貌的习惯，后来才知道，他是在摸他的精神体。一只鸭子。真的。我亲眼看到的。一个小东西，黄黄的，总是在睡觉。我觉得那不是一只鸭子。也许是鸽子。或者是火鸡。不管是什么，他看起来太年轻了，年轻得不像一个国家的化身。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有影响。也许有一天会。”
他哭的好像法语考了三十分，拉法耶特说。本来就是，汉密尔顿插嘴道，他的法语刚刚及格，他甚至不会用法语从三十数到一百。
你知道这很难，拉法耶特补充道，法国人甚至不愿意创造出来相对应数字的单词。
或许是他不需要法语，富兰克林博士干巴巴地说。
于是博士这样宽慰他，“他今天又把手伸进口袋了。那只鸭子，我猜，又在他掌心里睡着了。我年轻时养过鸭子。鸭子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它在陆地上摇摇摆摆，笨拙得可笑。但你把它放进水里，它就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它游得比任何一只鸡都快，比任何一只鹅都安静。它的脚在水面下不停地划，不停地划，你只看水面，什么也看不出来。你必须把水拨开，才能看见它的全部。我们的先生也是一样。现在，他在陆地上。有一天，他会下水。到那一天，全世界都会看见他的脚。”
现在那只“鸭子”正站在他的肩膀上，把喙对准我。
在我举起双手的一瞬间，我一恍惚看到了一大篇文字，见鬼，我确信那不是什么好话，听起来像一些糟糕透顶的三流文学，如果那可以称之为文学的话。
第一篇文章的作者或许没有读过美国历史，亦或是文学，加利福尼亚，我的老家在圣克拉拉，我的祖母曾经是墨西哥人，且不说我想破脑袋刚刚能把“西进运动”和“中国”联系起来，华人参与了美国西进的进程，在加州有许多华人社区，我也想不出来把加利福尼亚和中国配对这一阴招，我想我真是活到尽头了，看到了上帝的真容，我宁愿看到加利福尼亚和上下加利福尼亚再次合并并和墨西哥再续前缘。我撸起袖子开始更改这一大段文字，首先，加州原来是西班牙/墨西哥，属于拉美人种，这位可爱的作者把他们一律设定成了金发碧眼，看起来金发碧眼很受欢迎，听起来有点像复制粘贴套娃一样，洛杉矶花了一个世纪才让东海岸的白人佬记住她不是白人，现在有人善意更改了加州的人口比例，我想联邦政府会高兴的，因为这样说西班牙语的人就少了。
修改结束后，那只由“鸭子”蜕变成猛禽的鸟飞过来站在我的肩膀上，把我的针织开衫勾了两个洞。
我会报销的，凯瑟琳，他干巴巴地说。
于是第二篇文章来了，我摸了摸白头鹰的脑袋，胸口憋着一股浊气，一时间不知道往哪里吐出去，或许我应该去找宣传部，问一问每年的资金都用在哪里了？
华盛顿特区的化身从前是一篇沼泽地，我在评论区打下这一段字，我说，华盛顿特区……特区是我们的首都，请不要抹黑我们的首都，他在1812年已经被英国人烧的很黑了，听着，孩子，一个国家的首都是不会love或者do love另一个国家的，反过来也一样，你知道，他们就是一个概念，一片土地，尽管你不是本国人，也请善待他国的首都，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保佑你。
“我觉得我的人生到头了。”先生恍恍惚惚地说，“我做梦也说不出来此等梦话，我需要和中国打个电话确认一下。”
“我想中国先生是不会理会的。”我说，“你知道，他总是用‘这个问题不在范围之内，仿佛一个人工智能NPC。”
“人类的想象力还是太丰富。”
“这已经不是丰富不丰富的程度了。”我面无表情地说，“我怀疑其实我们两个已经来到了地狱。”
于是第三篇到来了。这次我松开手，让他来修改。他说，这些人最重要的事情呢，是先放下自己的文化优劣论。
还有——拉踩对比，我捂着胸口，气若游丝地说，或许你真应该把这些公之于众，苏联当时若掌握这些一定是掌握了核武器级别的污染源头。
下一篇是纽约城，这很正常，先生喝了一口咖啡，指着屏幕说，你看，他们需要一个……嗯……对象来进行对比，或者是配对，纽约城是一个完美的选择，至于纽约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不重要，可以用来配对或者是踩一脚最好，篇篇如此，如出一辙。
他喝着咖啡，仿佛在看于自己无关的东西，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他说。
那也不能把《哈姆雷特》改成《哈利波特》，我尖叫道！
你知道金门大桥的来历吗？我当然知道，我甚至知道诺顿皇帝，于是我不明白，为何一定要比较一番高下呢，好像你的我的他的总要拎出来比较一番，说一番你不如我，我不如你的笑话来，可惜篇篇都是——
有什么可比较之处呢，非得要拉出来遛遛吗？
他说，其实中国也不喜欢看这些，先生耸耸肩，他最烦比较来比较去的。
先生的眼睛格外地透亮，脸上没什么表情，他一直是这样，我认为。
他不像那些文字里所描绘的，他不是一个暴君，甚至不是一个纯粹的人，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事情，任何东西，他不打耳钉，不戴首饰，甚至宴会时需要拍照用的袖口都是临时借的，他不会为了什么人或者是什么国家和另一个地缘上的朋友们争论动手，大多数时候，他表现的比其他人更加成熟。
他是一个典型的马萨诸塞式的清教徒，不抽烟，不喝酒，不吸毒，不好色，每天最大的爱好就是翻翻美国文学，怀念一些青春岁月，亦或是对着画像里的总统们发呆，他和所有的地缘朋友们的关系不咸不淡，谈不上多好，说不出多坏，没有纸上所写的浓烈而尴尬，如同刺鼻化妆品一般的拙劣的爱恨。
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他在乔治城别墅的隔壁，我的妈妈和他是邻居，他每天规规矩矩地上班，偶尔参加一些无伤大雅的聚会，在后院里种了些许草莓来分给我，父母不在家时，我总是翻墙到他家，听他讲梭罗，讲霍桑，讲欧文，我听的昏昏沉沉，他就用那种抑扬顿挫的声音给我讲《红字》，我说那是斯嘉丽的信件，他就笑话我，斯嘉丽就是猩红的意思，颜色本身不会具有任何政治含义，所谓的意义全部是人赋予的无价值的东西，他什么都读，什么都看，他喜欢鼓捣一些天文上的小玩意，让我帮他找天上的星星，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以为他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数十年去一日却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的文艺青年。
从冷战开始后，有无数国家的间谍，特工前来监视他，最后的结果是一无所获，他就像一杯寡淡的白开水，偶尔会有一些气泡敷上来，他怎么会是那些人所写下的呢，我说，我并不是生气他们那样写你——
我说不出来我的感受，我断断续续地像第一次见他那样说，我不喜欢他们那样写你和你的城市，我想，你不应该是那样的，一个夸张的，被点上两滴墨水的反派，小丑，跳蚤，拿来用的按摩棒，或者是别人需要衬托时的——
一个如同纸糊的，单薄到不能再单薄的人设——
我悲伤地说，你不应该是那样的，你的城市不应该是那样的，你可以是白的黑的黄的，印第安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人种，头发是红的白的黄的眼睛是粽的绿的都没有关系，但是你的底色不能是那样，乱糟糟地，黑乎乎的，被涂抹了一层又一层，一团浆糊。
我不喜欢她们那样写你，我说，我认识你二十七年了，富兰克林先生，这个总是迟到的人不是你，我把他删掉，这个放人鸽子的也不是你，这个满嘴脏话的不是你，这个说你没文化历史的也不是，这个总是为了某个人大打出手的不是，和别人争锋的不是，和自己城市较劲的不是，被所有人爱的不是，恨我的人多着去了，你亲口说过的——
于是我急切地往后翻了翻，企图翻到不一样的东西，我翻到了，我兴奋地指着这一篇说，这个还可以，写的是——
“我和日本在原子弹下殉情。”先生乐出声。
我真的晕倒了。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