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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后郑炳中在回忆录中说，他不常做梦，经常眼睛一闭一睁就是天亮。剩下的话是，正因如此，所以梦总是印象深刻。他在回忆录中记下可以理解或牵强附会而和文章有关的三个梦，但他做的更多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梦——例如他总重复梦到的一只黑猫，一只永远立在十字路口的，姿态沉着而高傲的黑猫。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反复在他梦里跳进跳出的黑猫。
之所以总是黑猫，大约事出有因。若要追问原因，大约和他早逝的友人张中晓有关。
五十年代初的某一天，郑炳中和张中晓还在新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时候，曾有一只受了伤的黑猫，伏在出版社大楼门前。那天早上，他们还没进单位，就先看到了那团蜷在地上的黑球。猫的后腿留着新鲜的伤口，看起来像是已经了无生气，又像无事发生只是晒晒太阳。
那只猫有着一双湖蓝色的眼睛，看起来平静无风，像清静的湖水，和外滩的浪潮有着全然不同的气质。它被张中晓抱起来时，也仅仅静静地靠在他怀里，没有多余的动作。如果没有呼吸，看起来就像是模型，无人在意的无机塑像。
他们把它送去救治，竟正好在路上碰见了正寻找黑猫的主人。那只猫自然回到原主怀里，他们自然也就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返回出版社了。多简单的一件事，投入水里也溅不出什么水花，很快就会被其他记忆覆盖，沉进记忆的深潭中，而新文艺的两位编辑，正处在意气风发的青春时代——这样的年纪，最容易造就更难忘的记忆，更珍贵的机遇。青年总容易对青春怀抱着美好的期待，期待着自己可以成就事业，期待自己拥有一段难忘的旅途，或者，只是期待平凡安宁的日子。不过还是怀有雄心壮志的人更多吧？这毕竟是四月的上海，这毕竟是上海的春天。阳光已慢慢开始回暖。新时代和好天气。灿烂的霞光在青年们的身上飞行，飞过自行车和中山装，向着望不到头的天。
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这件事应该很快就会被郑炳中忘记。新文艺出版社作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出版社，在此工作的编辑当然十分忙碌。除了工作，郑炳中还有更加忙碌的家常。和尚未结婚的张中晓不同，他已经成家立业，整个生活都被填得充实饱满，像终于在枝头上成熟的果实。和暖的春风吹在他的脸上，整个世界一瞬间就在他眼前鲜明起来。眼睛极容易把看过的东西当作习以为常，然而郑炳中的生活几乎每天都有崭新的点缀，因而暗淡下去的世界，也容易被第二天的阳光照得鲜活起来。
他爱看这照亮世界的光芒，——尤其是监禁的那段日子里，只有阳光是他唯一判断世界正在过去的依据。阳光从一角移向另外一角，一天就过去了。尽管监牢里看到的阳光只有那点，但至少随着季节的推移还会变化，除此以外，一成不变的日子无穷无尽。他的视线追随着那从牢房一角移向另一角的阳光，这是他为数不多的娱乐。除此以外，就是把那些未经过曝的红光污染的记忆，拿出来，放在干净的光照下晾晒一会，权当在一次次涉过污水的间隙中的消毒。
多晒晒太阳对身体好——不含喻义的太阳——尤其对于病号。还在出版社的时候，郑炳中就经常看到张中晓站在院子里晒太阳。脸色苍白的青年站在米白色的阳光下，像一节秀颀的白桦树，或者，像单纯的雪。张中晓总会恰到好处地感受到郑炳中的视线，转过头，轻轻地对他笑笑，说，老耿，你来了。这时候他也会笑，应一声，对，我来了。
如果可以一直这样在来来去去间穿过岁月就好了，郑炳中略不合时宜地想，如果这样的愿望不是用如果这样表祈求的词表达就好了——如果可以相信，这样的生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而它也的确持续下去了，那该多好。
自从打外调人员那儿听到了张中晓的死讯后，郑炳中就比从前更常梦见他们一同遇到的那只黑猫。梦里不再有新文艺的大楼，只有不知道通往何处的十字路口。他与黑猫站在十字路口的中央，面对四面八方的路人。
这世上除了猫的眼睛还有许许多多的蓝色，天空，海洋，花与水，钢笔和墨水，都有蓝的，也都有除了蓝以外的颜色。猫也一样。他根本不能确定那只猫是否是五十年代的那只，只是凭着感觉相信——更准确地说是他想要相信。他想要相信那只猫仍然活着，没有被人遗忘。
他永远忘不了中晓最后的声音，那如受伤的猫一样虚弱的声音，在一墙之隔的地方，像要把血和生命一并舍弃的声音。无穷无尽的悲哀如鲜血般流溢。尽管他们的监狱本就是无视生命的地方，尽管张中晓本就长年罹患肺病，尽管他最后也的确困死于贫病交加之间。尽管有这么多理所当然的尽管，可郑炳中从来都不能接受理所当然。
他们对理所当然总是束手无措。
郑炳中因梦而惊醒的时候，往往会想起张中晓，尤其是在那些被血腥和暴力蒸得发昏的年月。你没有活到这些艰难痛苦的年月真是太好了，你没有受到暴力和屈辱的更加过分的对待真是太好了——这样的念头一长出来就再也打消不下去。白天种种事由压得他喘不过气，夜晚这念头就坚强地顶开遗忘的瓦砾，在他的梦里疯长。
而梦里仍然只有那只黑猫。
梦里他只知道这是他和中晓遇到的猫。
他和那只黑猫站在十字路口，或许是在等一辆公共汽车，或许在等人，或许等候鸟。有时等得到，也只等得到乌鸦的痕迹，更多时候，什么都不会来。梦里的夜永远不会亮，而郑炳中睁眼时，往往已霞光四射。黑猫无声无息地徘徊在黑夜和白昼之间，倏忽散去身影。
在那样的年月里生存越久，他就越常梦见那只黑猫。
黑猫斯文地坐在水泥地上，连锋利的指甲都显得有教养，尾巴乖顺地平在地上，只有那双眼睛充满锐气和好奇。闪闪发光的，澄净的，海蓝色的眼睛。蓝如玻璃，一尘不染。寒冷。和现实的炎热截然不同，似乎它从来就不属于或不该属于这个世界，而是时代的意外。
但即使是意外，看起来也并不和浓重的夜色相背离。至少在郑炳中看来，黑夜是黑猫与生俱来的栖息地。没有讽刺的意味，这仅仅是个琢磨起来有些忧伤的和谐音。也许有些东西生来就不适合白天，不适合不容黑夜的白天。
是的，有时候停在夜里也许是一种不幸的幸运。郑炳中无从知晓张中晓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只能一厢情愿地提醒自己，死者不必再遭受命运的打击。沉重的帽子和扭曲的身躯，过热的天气和凶残的忠诚。如果中晓还活着的话，如果中晓没有死去的话。死去的中晓，不用亲自走进这些噩梦，不用在贫病交加之上再加一层痛苦。
但假如中晓可以活过那十年。
郑炳中无权替张中晓衡量十年是长是短。他只知道，中晓的人生永远只有短短的三十六或三十七年。他憎恨这个“或”字，就像对“未完成的思想家”这个封号带有怨念。多巧，中晓欣赏的评论家都和他一样英年早逝——三十七岁的别林斯基，二十五岁的杜勃罗留波夫。要是没有这种巧合该多好。文学史上不仅有中国的别林斯基，现在还有中国的杜勃罗留波夫。郑炳中总想起中晓那篇两万字的杜勃罗留波夫论。没有发表的、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的文论，和它的作者一样，不知所终。
黑猫在天亮以后也不知所踪，只留下郑炳中一人呆呆望着阳光。他一个人面对各种各样的阳光，发红的阳光，回暖的阳光，无论痛苦还是平反，他最终都承担过来了，新时期为他颁发了通行证。历史终于给了生者机会。
那么死者呢？
他曾从上海辞书出版社的同事们的口中听到关于黑猫的西方传说，那时已是新时期，八十年代的上海，已经没有新文艺出版社的上海。某个编辑室的闲聊时间，某个同事不经意地说起了猫的事情。
不祥的，惹人厌弃的，作为阴间代言者的黑猫。孤独的猫。
他梦见黑猫这么多次，也从未把猫和不幸连接起来，他也不信民间所谓的辟邪传说。在郑炳中这，和这只黑猫有关的，只有张中晓。尽管中晓曾在死前将自己视作会带来灾难的将死之人。尽管实际上灾难并非他带来的。
梦里也是。他总会在想起这只黑猫的来历时，抬起头，四面张望，看不到，再出声呼喊——中晓，中晓，你在这儿吗——喊累了，就想到，或许这只猫也是和他一起等着中晓的，于是就站在十字路口，踢踢脚下的石子。骨碌，石子滚动的声音清晰可闻。
凝重的墨水铺满天空。四野都是荒草，风吹过来时，笔直的草也要弯下身来，为风的势头让道，将地平线压低。尽管，压得再低，也看不到朝阳的痕迹。尽管这里好像也不需要太阳。对着这一丛荒草，他总想起朽腐而终会死亡的野草，被地火烧尽烧完的生命。
如果这个梦一直持续下去的话。
「他和罗洛和张中晓在一个宿舍，他们两人比我对他更熟悉。」
郑炳中很少在白天里想起这个绵延不断的梦。但有一回，他的眼前立刻浮现出了那一团幽深的夜。六十年代后期的某一天。外调人员坐在他面前，冰冷的嘴唇分分合合，丢给专政对象一个不容置喙而早有预感却一直不被正视的事实。只是三个分句，就比能见的血更尖锐，把一整天的记忆砍得支离破碎。他开始耳鸣。
「罗洛在青海，张中晓死了，我们才来问你。」
外调人员没有考虑专政对象心情的义务，他们只是讲出一条理所当然的信息，而要求另一条理所当然的信息。因此，没有人注意到郑炳中面上波动的绝望和心痛。沉寂下去的希望蓦然硬朗起来，然后，像终于承受不住压力的玻璃一样炸开四散，棱角分明地刺进他的心脏。从伤口里，自然地滴下细线的痛苦和无望。
他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走完那天剩下的时间的。
你们知道什么，他对着想象中的幻影说。你们哪里知道他是什么人，你们除了名字和莫须有的罪名什么都不知道，而我知道的远比你们多得多——我知道你们说的是已经不存在的新文艺出版社的负责任的青年编辑，是坐在我对面组稿的有文学见地的文学批评爱好者，是曾和我一起在夜晚谈论文学谈论现实主义的，会在晚上九点钟敲开我的门只为告诉我新消息的，我的朋友。你们知道什么。
那又如何呢，现在谈论这些还有意义吗，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那个青春的声音了。早在外调人员坐在他面前以前还要再往前一段时间，张中晓就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时间从来没有提醒过郑炳中，只是看他徒劳无用地在死局里到处碰壁。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什么都没有为张中晓做到。除了那一张送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的报纸，和狱中一声求助的报告。但这一切在巨石面前是多么脆弱，还没有站在山脚下，就已经先被历史碾压过去了。这一切对他和中晓而言，有什么意义呢？
那晚，他几乎逃避似的沉入梦中。只要睡着了就好了，睡着了，就不用再想这些事情了，如果可以做梦，如果可以梦到谁。
梦里仍然有那只黑猫，仍然有在他的认识里活着的中晓。他和黑猫一起坐在车站，看秋草随风摇荡。无星的天幕压在郑炳中身上，压得他想拿支笔在上面画上几颗星星，给自己喘一口气。以前中晓对他讲过，乡下小镇是很常看到明星的。
生长在绍兴的青年，看到的星星是什么样的呢。他们共同追索现实主义的方向，坚定着以五四和弃医从文者为旗帜的新文学传统，他们眼里的星空至少有一部分是重叠的。他们看到的星星，肯定和大时代共名的望星空是不同的，但谁又能想到，只是不同就要承受斧削和涂改。年轻的观星者就像一块被污黑的白水晶，在角落里消逝了。
而今夜星辰如故。
那天他醒得很早，星星还没有完全被太阳的光辉罩住。他蓦然想起很久以前听说的近似哄骗的习语，有些希望那是真的——他想相信，夜空里的确有一颗因友人的灵魂而闪烁的星星。
据说黑猫是不幸和短命的象征。但这个世界上可以象征不祥的东西太多了，跳动的眼睛，翔舞的乌鸦，摇摇欲坠的木门，说到底都不过是象征，和真正的不幸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现实里没人拿着一把出现了就一定会响起的枪。至少，郑炳中从未觉得梦中的黑猫给他带来过什么不幸。那只猫带给他的，是夜一样的宁静。
是的，宁静，在醒来的世界里无法获得的宁静。安静的公交车站，他的声音，猫悠悠地飘荡的叫声。十几年来从未到来过的公交车，从未出现的第三个人。梦里没有未知的明天，梦里一成不变，永恒的另一个世界。
他也常常听到别人用「他乡」「彼岸」等类似的词语来描述死亡。含糊的指代，蒙上了朦胧面纱的结局，难以确定的地名，无论概览还是细查也永远无法在地图上找到。时过境迁以后他常收到各种白纸黑字的讣告，却少有与会，只是将其收敛在抽屉里，任凭岁月拂过发黄的悼亡。无论多少次，他都无法接受朋友一个一个离去。死亡的形象实在直接而残酷。
死亡并不是关系的终点。那些除了人和地点几乎一模一样的追悼会，花圈，透明罩子，绣着黑边的相片，呛人的香烛，飘荡的挽联，看起来悲痛的人们。躺下的主角看起来总和记忆中的生者有很大出入，给人产生某种货不对版而无法有真实感的幻觉，直到人被推走。他收到讣告时总想起连追悼会也不曾召开过的中晓。他给不少人写过挽联，最开始只署自己的名字，后来加上路莘。一笔一划的、有时竟显得像流水线的纪念。可中晓连俗套的纪念都无从走过，他又如何为自己的挚友作他当真想写的无法挂起的挽联？
那些千篇一律的追悼会上，总有人身着正装，念叨死者的职务和成绩，极尽溢美之词。如果给中晓拟一篇悼词，那一定是郑炳中见过的所有追悼会中字数最少的一篇。张中晓不过是新文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除了那本遗稿没有任何集结成册的著作，也没有现在悼词里常有的某某奖项或是某某荣誉，五十年代没有把编辑印在版权页上的习惯，因而想要罗列他编过的书来凑成绩也不可能。他的人生多么简要，仅仅用他死前二十年自拟的墓志铭就能说完。张中晓对自己人生的概括过分精准，没有删改余地。
——那「未完成的思想家」的称号又算什么？
人们说绍兴是个好地方，有著名作家，有知名景点，有相关名篇传世。从地图上放大绍兴找到上虞，再找到上虞的地图，就能看到东关。年轻的思想家的故乡。而思想家和出名显然有很长距离，虽然他的姓名曾经被印在全国通行的报刊上。不用论名誉了，郑炳中有时甚至很想问问，还有谁记得他——他们的朋友一个一个离去了，真正熟悉中晓的人，已经寥寥无几。
虽然他熟悉的，也不过是走进无梦楼前的张中晓。
他在听路莘转述她和教授——55年以后就和中晓失去了联系的，中晓曾经的女友——的对话时，总感到命运的不可解。他们这些人对未曾谋面的思想家总是陌生的，而思想家只留下了著作，就像教授后来在致编者路莘信里略带悲哀地说的，著作本身是无我的著作，但她却在著作里寻找作者的影子。
他不也是吗？他当然熟悉中晓的字迹，可经由路莘抄录下来的话语又是那么陌生。陌生让郑炳中认识到友人思想上的飞跃，也让他意识到他和思想家的距离。没听中晓说过有这样的想法，没看他写过这么缭绕复杂的语句和心绪，没亲眼见过那时的他。对那时的中晓，除了那些遗稿，郑炳中掌握的永远是从别人那里转述和遗留下的第二手材料。
只有遗稿是真实的。他尝试从那些陈旧的字迹里寻找出熟悉的痕迹。他找到了熟悉的文艺理论，也找到了不熟悉的文言文，更多的，是他陌生的思考。后来的日子里他经常读到和遗稿有关的评论，读着，有时也想，如果中晓还活着，是否就能够写出正式的作品，就不会被视作「未完成的思想家」了呢——然后，被自己的设想拉回炎热的夏天，把这个想法埋下去。
——怎样才算「已完成的思想家」呢？
他在梦里突然又想起这个问题。
路莘说她不同意把中晓称为「未完成的思想家」。谁有权利确定思想家是否「完成」了呢？思想家就是思想家，不因其是否留下符合学术规范的著作而改变。尽管他听到的对中晓的介绍，更多是文艺青年。
我们当年都是文艺青年，他想着，笑了。黑猫在他的脚边打转。
梦里，他站在十字路口。天不再全黑，而略微掀起了一点亮光，像风雨前夕。四周不再只有荒草，而像是某座小城的寻常巷陌。巷子里有什么呢？看不清，但他也没打算解决这个问题。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但他打算一直在这里站下去。
一直站下去的话，也许就会有人来找他，例如他出版社编辑部对桌的年轻友人。他们交往没很长时间就成了能谈很长时间话的朋友，无数个类似的阴天和夜晚，他们聚在郑炳中家里，谈论着现实主义。
如果有问必答的文学对话可以持续下去，多好。
他突然涌起冲动，想问问那只黑猫是否有和谁说过话。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和那只黑猫对话。
猫仍然是那样坐着，沉默无言。
他开始絮絮说起他和张中晓的交往，从最开始的通信，到新文艺出版社的点点滴滴。他也不知道把没人听的话塞给猫有什么意义。但无论是我和他熟悉以后还是以前，从来没觉得他是这样的人。他只是知道自己想说什么，要说给谁听，而且比大多数人都清楚。
背对着他的猫转过头，那双熠熠生辉的蓝宝石像鼓励他继续演讲。他顿了顿，蓄意绕开了他们和黑猫的短暂相遇。
后来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没能得到说话的资格，也没有人听他讲话。他把自己想说的话，写在笔记本里。你说，他写的时候，会期待别人看到这些话，和他进行对话吗？也许没有甚至是担心吧，能理解他的人实在太少了，他肯定担心会有闲人曲解他的话。
歪曲，捏造，无意义的改写总在继续，人们只会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从严重灵敏的反动分子到应该在学术范围内讨论的思想者，也不过一纸公文的事，但公文又能改变什么？改写过的已经改写了，而公文亦不会像虚假的事实一样得到在大街小巷宣发的待遇。
于是郑炳中追忆起未被改写的张中晓。
他常在来访者的面前提起中晓，回忆他们当年共处一间编辑部的往事。那些寻常细节被一遍遍清洗打磨，在记忆中澄澈地屹立，如同昨日那样生动。他极力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故事，同时也糅合他讲述时的情绪。
他也不曾辨明那些复杂的心绪从何而来，就像不曾辨明这样的追忆背后是什么。在他，这不过解释与还原，还原一个他熟悉的为文学事业受难献身的人的身影，还原公意改写之下的鲜活。
要想不被曲解，最好的方法往往是自己出来解释。纵使后来者能写千百篇辩论文章，也抵不上当事人一句话。虽然当事人面临的往往是寂寞身后事，少有人记起无法发声的受难者，多将其视作纸面上的方块字，而不知方块字之下的人究竟曾经多么鲜活。他们没有从字里行间看到栩栩如生的血肉的能力。
所以他总极力回忆和叙述面对面的编辑的故事。这是他身为当事人之一的责任。
——那么中晓呢？
思绪回到不会有人出现的街口。记忆的胶卷在夜里九点的影像卡住了，再也没有新的画面。二十六岁的青年无论翻过多少页永远都只有二十六岁。
他第一次在梦里意识到了，原来那些遮住光线的云是会走动的。
张中晓已经不在了，他再也不会像当年对自己解释去向时那样，解释自己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了。他已经是「已完成的思想家」了，因他的思想的参照物永远只有五十年代初中期，而再也不会有更完满的发展。无论如何想象活着的中晓，一切都已经在假设成立以前尘埃落定、定格在风暴中了。梦到底从何而来，又是否曾经存在过，已经没有人能够提供答案。只有他的著作，替他诉说真实。
风猎猎吹动被云压住的那一丝微光。他听见乌鸦拍打翅膀的声音。
所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大约就是这样——也许有些人真的难以明白，也许，不过是蓄意的曲解，或别有用心。而被言说的对象始终就在那里，等候自己也许会等到的知音。
黑猫完整地转过身子，同他对视。蓝宝石无论在什么样的光线下都折射出忧郁的光芒，就算此刻也是。他第一次发现，那只猫只有眼睛是清晰的，而其他的特征蒙着层吊唁式的黑纱，无法接近，无法掀开。
他抬起头，看到街对面站着一个模糊了脸的青年，戴着黑色的袖章，像沉钟。
他记起作家演讲中的话——
“人生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也想起那个时常被揣测其意的命名。他愿意相信「无梦」还有别的意义，不是抛弃梦想，不是追求至人，而有比这些更遥远、更接近那个人的含义。
他终于听到了那只猫最后的声音。
那仅仅是一句气若游丝的“谢谢”。
黑猫重新转回去，支起身子，朝着幽深的黑巷走过去。人影已然消失。
那条路是通向新的十字路口，还是仅仅是条没有出路也没有丁香花的小巷，郑炳中无从得知。那只猫要去寻路吗？如果找不到路，它还会回到这里吗？
他只能站在原地，看着那只猫被黑光淹没。
在一群乌鸦扑棱棱地盖住光芒前，他又说了一句话，虽然，他自己也不知道该说给谁听，甚至不知道这一句话从何而来，他只是希望把这句话交代出来——
“——再见。”
他挥起手，像站在车站送行的守候者，告别再也不会回来的候鸟。
羽毛纷纷扬扬地落下。
后来郑炳中再也没有梦到过那只黑猫。他重新过上无梦的日子。
只是，在靠近梦的时候，他总会想起它，还有他。
梦和死亡在他从不是遗忘和忘却的起点——那也许只是个十字路口，路途中的中转站。终点，或许是纪念碑，或许什么都没有，谁知道呢，谁又真的知道终点有什么呢。去过的人反正也不会回来报告。
他闭上眼睛。
「如果你没有死去的话——」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