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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会在采访完采访对象后，思考自己是否漏了什么信息，是否还有什么问题没有问出口，这是我的习惯。那一次，二零零六年，采访薄熙来的时候，我也是这样。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我进出两会节目的京西宾馆，我进他出，我没看见他，我同事提醒我，薄熙来叫我。我到如今还在想，那次薄熙来在背后叫我，是想和我聊些什么。关于重庆的打黑。还是我的节目。或者只是单纯一个招呼。
巴塞罗那的温差很大，阳光没有任何遮挡直射在街边的黄玫瑰上，是走向另一方向之后的热感。
我坐在长椅上，我忍不住看向另一个方向，我来时的路，北京雾蒙蒙的天，鼻腔酸得刺鼻的味道，在京西宾馆，我在寻找我的采访对象，墙壁是神经质的红色，全是蛮暴之气。
我找到了薄熙来。
那时候距离他被审判还有七年的时间，他是商务部部长，一个一直微笑很健谈的男人，他在审判时也是这样笑的。六年后，王立军将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寻求庇护。二零一三年后，薄熙来永远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中。我曾经想过找到他，但是秦城监狱没有电话，也没有可真正进入的地址。
他在这个地球上，但是不位于任何一个地方。我不可能采访到这个人了。我甚至不知道这个人是否还存在于世上。
每一次在北京这个地方，尤其是各类代表驻地的地方，我都得强压自己的情绪，尽量让自己冷静，客观，一种本能的公事公办的态度，与在农村地区采访不同。我不过是在这里驻地一段时间，而薄熙来一直在这些地方。
我们一路走，他一边在这个空档与我拉近距离，“我看过你好像有一个什么，什么关于两会的栏目。”
“是两会观察。”我说。
从阴暗逆光的地方，穿过阴暗走廊，我将薄熙来带到阳光之下，摄影机摆好位置，我没有顺着他的话题继续，而是将话筒递到他嘴边，“薄部长，假冒伪劣产品的消费线都是在农村，这个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会怎么样解决？”
想让弱者接受采访的前提，是要让弱者同情你。我脑海中闪过很多以前的采访画面，采访妓女、尘肺病人、被拐卖妇女，而对于这些强者，他们会主动开口，和我说，“你说的这一点，也是我们商务部特别关注的问题。”
我们远说出超出采访报道的量，可是我没有带任何收音装置，没有打开录音笔。尽管我应该打开，我那时不知道什么原因，感觉到我们的对话弥足珍贵，转眼一个被采访对象就可能死亡。转眼一个健谈的对象可能就此消失。这种时间的交迫感让我感觉难受。但是我终究什么也没有做。
我一直在经历这种紧张的交迫感，但是没有从中学会到任何教训。
我去采访孤独症儿童家属时，曾经丢了一根录音笔，里面记录所有问题包括回答。我原路向回跑，可是哪里都找不到。新闻稿完了，所有内容我需要按照自己隐约的印象去回忆。有些采访可以回头再采访一次，有些时候没有这样的机会。我仅仅有一个模糊的“夕阳暗沉的暗黄色”感觉。我围绕这个感觉去填补我和受访者的对话。那时候，我知道记忆扭曲这个问题的存在，但是我束手无策，也觉得它无关紧要。
不能百分之百记录客观的记忆，这成了我采访的风格。
我自认为我对于薄熙来本人没有漏掉任何东西，但是我的记忆是不可靠的，大多数没有被我记录下来的对话和内容被我忘记了。而我不知道我漏了什么。
直至有一次，薄熙来的一个同学接受采访，告诉我，薄熙来以前想成为一个央视记者。驻外或者走近民生。
薄熙来已经在我的眼里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试图走近权力中心，但是斗争失败的人。他成为了唱红打黑的代名词，也成为黑打的保护伞。
我曾说过“对他现场观察”，我似乎并不了解这个人，也并不试图理解这个人。回想起第一次采访他，薄熙来提到的“假冒伪劣”问题，他说，“就是，假冒伪劣的产品，现在大家是深恶痛绝，但是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据我们商务部的了解，大概百分之七十以上发生在农村地区，所以农民在这个地方受害深重…”薄熙来向上抬起眼珠，看向天花板。
后来在庭审现场，他也是这样，抬起眼睛，看一看天花板，想一想怎么回答。
“改善农民的生存条件，不仅是一个收入的提高的问题，还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多更优质更好的产品。”他将我的话掰开揉碎，像镜子一样反射给我，这就是他的回答。
来巴塞罗那后，我看了伊纳里图执导的一部叫美错的电影，主角是一个西班牙蛇头，也是一个通灵师，他向温州皮革商人收取保护费，来保护那群偷渡的华人工人，他见工人们睡在仓库里像猪猡一样，又冷又冻，他本没有必要做任何事情，心生怜悯，买了一个产自中国的燃气取暖炉。只是他很穷，买的燃气取暖炉很便宜，假冒伪劣的产品，产生的一氧化碳，使整个仓库里的中国人死于非命。
他是通灵人，那些人的灵魂都扭曲地吸附在房顶，他不得不抬头去看。
看完这个片子，我想起薄熙来总是上翻看向天花板的眼睛。
我飘在那里与他对视。
那里的巴塞罗那是阴蓝色的，与我印象中的不同，我在巴塞罗那学习西语，当我觉得困难时，我会想起他被判无期那天的笑，他的笑和我们面无表情或哭泣是相同的。十几年来，我出了中国，他进入秦城，我时常想起薄熙来。
纳博科夫说，写初恋通往回到原初之地。这句话浮现上我心头，我很顾及别人怎么看我，是不是太文艺腔。但是这一次，我不担心，因为我不发表，作为我的私藏，我径直写下来。薄熙来当然不是初恋，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受访者。
显而易见，薄熙来和我应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却最后必须离开大红门。我不愿承认我在国内的记者生涯全面死亡，他的政治生涯也完全死亡。我可以完全换一种方式生存，可我在我的职业上寄托了理想和性命。不是说我在渴望一种可能性，而是有些事情未完。离开中国后，我仍然关注着中国。
其实，薄熙来的身上浑身破绽，但是我一个也不想点出来。我那次在采访薄熙来时走神了，我想着是台里看了我采访他的视频，台里将谈论我说，我的表现已经不是林妹妹了，但还是像个夜间节目主持人，眼睛忽闪忽闪，让人想和我聊些什么，看起来有些怯懦。
小时候我见过像薄熙来这样的人，我躲在墙角让他过去，别说主动上前让他听我的指挥走到阳光下，打招呼使我发窘。等长大了，碰到厉害的人，我就回避，不说话，和强者待在一处使我不自在。台里人的传统是，女记者也要像男人一样刚厉。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我容易被糊弄，我的临场反应不够快，而不够快的原因是我的储备不够，没有足够与这类人相处的经验。
薄熙来是在糊弄我。
面对他各类微笑的回答，我对他说话，那声音与一开始不一样，又低又沉，我用正式的语气说，为了不让自己在后续的镜头里看起来像个电台女记者，“薄部长。”
他略微倾斜向我，眼睛笑眯眯的，对我的称呼发出疑问的“嗯？”似乎很顺服的样子。
我说，“采访结束，谢谢您的配合。”
他仍盯着我，我示意摄像关闭，那边摄像和我眨眨眼睛，示意已经结束。
他被其他的记者围住，他自如地用中英文回答中外记者采访。我转身离开，回头时，他仍看向我的方向。等半小时后我准备回去处理采访记录，我又在原来的位置遇见了他，他主动向我打招呼，他知道自己那天一定会上央视，他想要更多，他想借媒体传播影响力。我说，“现在不是工作时间。”
“就当是聊天。”他说，一只手插在口袋里，“你们记者同志，总是很忙。”
他突然聊起在山西的那次采访，关于山西的污染。“我也是山西人。”他笑盈盈地说，身后吹来风，我的头发被吹到嘴边，他将其为我别到耳后。他和我拉近关系，像一个无害之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灵魂困在身体里，没有躲避。
这是我开始调查重庆打黑事件中，总是会想起的画面。薄熙来在笑，和我聊山西的风土和发展，还有我的一些随笔。而高应朴、任建宇这些人因为在网络转发调侃打黑的内容，被判处劳教罪，那时仍然被关在监狱。被刑讯逼供的樊奇杭，被判处死刑。而我作为记者，被告知，不能对薄熙来治下的重庆，对公权力做任何监督性报道。
后来我知道，薄熙来给央视台长打了电话。
我从两会观察开始观察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薄熙来已经不再是可以被我观察的对象。
就在樊奇杭陈述被刑讯逼供的视频，被传到各大媒体，又全部销声匿迹的第二个月。
樊奇杭被执行死刑。
我可能永远也不能成为史达琳的现实版，我总是会想一想史达琳在采访汉尼拔博士时会怎么做，她必须直面汉尼拔的所有受害者。史达琳是在主动寻找汉尼拔的。面对被囚禁的魔王，她不会害怕。
面对不公的国有公交运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组织公交车罢运的黎强，也被作为黑恶势力团伙头目被抓捕。
这些事情触动了我的心境。
让我觉得自己关于重庆公交车的调查毫无意义，记者们的奔走，微小的改变本可以倒促改革。
“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感觉很纳闷。”薄熙来那时在两会上接受访问，他本来在笑，突然，面无表情盯着台下的记者，扫过每一个人。
我就在记者中，与他对上眼。
他又笑了起来。
我当时认为这些案件的发生，与薄熙来有直接关系，不假思索地认为这是破坏改革开放后的法制建设，为国家带来巨大的信任危机。这些想法是真诚的，因为我已经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与文革时划为两个时代。
十年后，我离开中国，被所有的平台封禁。来到了巴塞罗那，重新学一门语言，跟随老师念到一个词Desencanto，我重新看这些事情，发现自己实在是太草率了。
因为这样的审判已经不是第一次。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场案子，就是刑讯逼供所导致的认罪。超越了法律的政治决断。当时，王洪文、姚文元、张春桥和江青四人被判为四人帮。和薄熙来的父亲薄一波等六十多个人一样，被定罪为迫害毛主席的反动分子。
据见过王洪文的人说，他说话颠三倒四，交代的内容是提前背好的，有很大的嫌疑是在被逮捕后屈打成招，用蜂鸣器和药物进行生理上的折磨。我经常想，如果跨越时空，由王立军来处理王洪文这位同样的东北老乡，他是否能使用他的那些机械专利发明，让王洪文脑死亡，不必遭受后面的痛苦。
谁一掌握权力，谁就忘记其他人。
王洪文曾经年轻力壮，富有激情，发誓要打碎旧世界，建立起上海的巴黎公社。像古人说的，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在上海，王洪文多次将薄一波作为批斗典型，扩大这一集团的阴谋范围，那正是我出生之前的九年，薄熙来受他父亲的牵连，入狱，母亲去世。
在外人看来，薄熙来应该是公检法被破坏的受害者，他应该恢复公检法，他应该记住过去的苦难。可是，记住的反面从来不是遗忘，而是永远记住。
第一个标志法制恢复的案子，竟就是一个刑讯逼供的案子。法律时代的地基是非法的。我对此见怪不怪。因为，我出生十个月后，我还不会说话，而王洪文已经是历史罪人。
王洪文服从的文革遗迹完全留在了薄熙来的体内，在我看来，这种粗暴感性的民粹DNA，独立于任何政治主张遗留下来，并被薄熙来发挥到极致。
薄熙来是否还相信什么？
我觉得他不相信什么。一个抄录各种格言警句的人，是分裂的。在他写给第一任妻子小矛的信中，他能言善道，他曾说，“我曾反复回味过主席的那些话。聪明的人往往出在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而且年轻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真是有道理啊！”我不知道他在写下那一刻想起的是什么样的遭遇，他一定深有体会。并在未来为这份不公而进行煽动，他如果是一名记者，会有另一种煽动方式，煽动，“弱者的怨恨”。谁掌握了弱者的怨恨，谁就掌握了权力，
这种受创伤者们，在掌权后，会通过报复来消除自己的政治怨恨。
“记者同志，你总是接近弱者，而非强者，你想借弱者的怨恨来报复这个环境，获得你的影响力。”这是那次两会结束后，薄熙来和我闲聊，说读过一些我写的东西，在了解我的过往后，说出的一番话。
那时候我对于这种冒犯，心底否认，只是笑笑，不以为意，可多年后，当我意识到我和薄熙来是一类人时，连续几天我什么也干不下去，字也写不下去。那句话简直就像，汉尼拔对史达林说，“承认吧，你也是虚伪的。”
重庆模式成为那时候的中国政治体制缩影，而薄熙来本人，是那个时代中国的化身。我厌恶他，但是不能移开视线。
我从未有和薄熙来进行深入访谈的机会，如果时间能回到零六年那个下午，我一定会留下来，主动握住他的手，不要求他走到阳光下，而是站在阴影里，对他进行采访，打开录音笔，让他的声音完整留下。
薄熙来读过我的随笔，而现在轮到我读他的，他被判刑后，他的个人信件被披露出来。我留意的是他的“真相”，剥掉他伪装的真相，日记里写，“触景生情，遇事善感”，他认为是一种美德，但多愁是不好的，愁是愁不出办法来的。
年轻的薄熙来和老了的薄熙来一样达观。
如果回到一二年的两会现场。他应该笑眯眯在两会上，企图为自己控诉辩驳，王立军逃向美国大使馆，而他已经知道危险降至，他仍在我身后叫我。他到底要和我说什么？
坐在加泰罗尼亚广场，一个通灵人，他告诉我，“一个男人的灵魂坐在你身侧”，我听他的描述，那人的样貌，我知道了他是谁，如果这是真的，这也意味着，他已经死了。死在了秦城。
我并不相信我这长椅上，在阳光下会坐着一个鬼魂，我让通灵人问他，就像需要翻译的采访，“当时你在京西宾馆到底叫住我想说什么？”
通灵人说，“他说，他不记得了。可能是，记者同志，辛苦了。”通灵人似乎侧耳倾听，顿了顿，补充道，“你多久没回山西了？”
我没有和通灵人提起过山西，我讶异地盯着阳光下空空的长椅，这一次我再也无法看见，他一定是嬉皮笑脸的，不知道他在那里伴我坐了多久，他看了我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