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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老了。某一天清晨我立在镜子前，看自己佝偻的背脊，夸张点说它已经伏成一把摇摇欲坠的弯弓。加布里埃尔站到我身后，我在镜影里观赏他的脸。岁月好像对他格外优容，除开面颊上的刻痕，他依然像棵挺立的树。我向他提起过这件事，他只是坐在我身边，叹了一口气：“我毕竟比你年轻四岁，斯特凡。”
此时此刻他问我：“需要我给你拿帽子和外套吗？”
我说，我不出去，只是突然想看看自己而已。
我和加布里埃尔相识在2015年音乐节。说是相识也不尽然：我们都是尚处青年的社会党人，圈子多有重叠，总是能在朋友的社交媒体撞见彼此的名字；我们都是部长的顾问，平时在议院或是会议室，总是能算有一个点头之交的情分——所以请允许我在此用相熟二字吧。
加布里埃尔是个神气的年轻人，这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当时图兰女士和埃马纽埃尔在前面握手，正是在他们寒暄的片刻，我的眼神落到卫生部长身侧那棵被深蓝色西装包裹的嫩柳：面容英俊、身姿挺拔，但脸上还有未隐去的稚气。我大约是不自觉地冲他笑了笑，因为我看到他一瞬间的愣怔，随后唇角也跟着有了弧度。
后来他和我讲起过这第一次正式见面。他问我的笑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想了想，说，也许是真的在思考图兰女士招了个未成年的可能。
这不是百分之百的实话。事实上，我的笑是因为当年那个年轻男孩身上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我的青年时代在长途迁徙与昂扬激情中度过，从安第斯山脉到赫尼尔河套平原，再到普瓦图丘陵的腹地，等我真正在繁花似锦的光明之城落脚，虽说不至于立时成为腐朽的官僚，但多少已经从理想主义中脱身，被世俗逐渐抛光得成熟圆滑了。而加布里埃尔，这位巴黎政治学院的精英学子，他的眼睛里依然有着天真烂漫——不是政治上的贬义，只是客观的评述——这个看起来仍然柔软纯真、有着明亮眼神的青年顾问，笑起来带一点孩子气，是热情、理想、抱负的载体。在政坛很难得一见的气质，或许是块尚未打磨的宝石，我会如此形容他。
当波旁宫里明枪暗箭的你来我往次第沉没，取而代之的是塞纳河畔躁动的鼓点和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晃动的灯影里我又看见了那株可爱的、颀长的柳树：加布里埃尔褪去了正装的束缚，很自如地和身边的朋友交谈。
萨沙和皮埃尔买的啤酒还在我手上。我酒量不错，大半杯啤酒绝对算不上什么。但也许是沿着河岸走到杜乐丽花园的这阵吹了风吧，我感觉自己的太阳穴突突地跳，这样急促的跳动和隐隐疼痛让我没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于是萨沙瞠目结舌地看着我往人群的另一个方向走去，皮埃尔试图问我，但显然我没有听到他被音乐盖住的声音。我头重脚轻地走到加布里埃尔面前和他打招呼：“您好，阿塔尔先生，很巧。”
荷尔蒙旺盛的年纪里，我有过几个情人，但加布里埃尔是我的第一位爱人。也无怪乎萨沙在日后问我到底为什么会对“巴黎少爷”（他给加比起的浑名）用情至深，甚至直接指定他为homme de ma vie（人生伴侣）。确实，从他当日的有限视角，我的搭讪行径似乎完全起于原始冲动，甚而说由于酒精的作用比往常更莽撞一点，在他看来我只是喜欢那一款外表而已。更何况加布里埃尔出身于那样一个“有产者”家庭，这好像天然地成为我们之间、我们的志向之间、我们的灵魂之间的鸿沟。我笑笑没说话，反而是一边的皮埃尔故作深沉：“萨沙，心有其理性所不知的理由。”*
果然如此吗？
即将离开爱丽舍宫前，加布里埃尔在他的办公室待了一夜。我坐在他常坐的扶手椅上，看他站在窗口。如果是白天，在那里可以鸟瞰爱宫的花园，他曾经的爱犬伏塔撒欢打滚的地方；但如墨色深浓的黑夜里，我不确定除了月色星光和昏黄灯影，这个瑰丽世界是否还有些别的什么妆点。夜风扑进窗框，拂乱他鬓边斑白的发丝，但他当时的年龄尚且还以“4”作开头。我呢，离开欧盟以来，我很少再过那种需要烧灯续昼的日子，因而月近中天的时刻已经昏昏欲睡。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加布里埃尔的呼唤：“斯特凡？”
我抬起沉重的眼皮，加布里埃尔不知道什么时候转了过来，他倚在窗台上，双手抱在胸前，没有看我也没有再说话。“怎么了？”我问他。他的手好像在抖。
加布里埃尔的声音罕见地沾上了胆怯与战栗，自从他成为法兰西的总统，我很少再有机会听到一个积威日重的人用这样的声音说话：“斯特凡，你说我在二十多年前踏入政坛时树立的理想，算是实现了吗？或者说，我还是我吗？”
人上了年纪难免会忘记一些什么，比如我那时的回答，我只能模糊地记得是安慰和肯定的话语，客观也主观；但那个夜晚爱丽舍宫的场景仍然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数百间金碧辉煌里唯一灯火通明的窗口，一站一坐像是在对峙的两个人——要不是我的画技实在难堪，我会愿意一笔一笔把它如实绘就下来。也就是那晚我想通了一些东西。年轻的斯特凡纳·塞茹尔内曾经无数次拿当下的自我与普瓦捷的学运领袖作比较，感叹自己已经无可避免地染上尘世的凡俗；直到那时我才看清事实的本原，看清自我的全貌也看清加布里埃尔的，所以在最后我下了这样一个论断：“我们是功利的理想主义者。”
少年太容易质疑自己对理想的忠诚，认为汲汲营营是对其纯洁性的蔑视与玷污；然而千帆过尽，终于发现权力才是帮助我们将虚幻的图景变作现实的法杖。等后来再有空聊到这个话题，加布里埃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正是理想主义的辉照让我们与钻营的政客有了分野。”我很高兴看到他说话时骄傲的表情。
如果时光机真的存在，那么杜乐丽花园的我会毫不犹豫地重金购买一台。我可以说是立刻开始反思自己的社交礼仪。一位几面之缘的同事这样故作熟稔地打招呼真的不算唐突吗？还是说这是浪荡的调情的开始，而依据仅仅是我在朋友的交谈中捕捉到的若隐若现的传闻？我的脑袋愈发疼痛起来，一定是醉了，我这么自我安慰，醉鬼的话没人在意。
不过解酒药来得很快。加布里埃尔看起来并没有被冒犯的尴尬，扇动的睫毛反而可以看出几分惊讶和羞赧。他用自己手里的杯子碰了碰我的：“您好，塞茹尔内先生。很高兴能在这儿见到您。”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作了提议，“或许我们能以'你'相称吗？如果这不显得冒犯的话。”我当然很乐意接受了。
他和朋友告声失陪，就和我一道走到一边。当晚我们聊得不少，一点点政治，配上很多的音乐、艺术和别的乱七八糟的一切。杜乐丽花园，宫殿的遗迹，王室的旧土，我们站在美第奇王后的故宫，任凭电子音乐的声波敲击鼓膜，振动通过全身的神经传递到心脏。我们一起举杯，敬自由和青春，然后仰头把酒液一饮而尽。当蠢朋克的音浪和花园中心的喷泉一同喷溅而出，身边的所有人都开始欢呼着跃动，加布里埃尔也不例外。我偏头去看，他的眼睛就像正前方那座被风拂起波澜的水池，映射出碎箔般一点一点的亮光。
在萨沙第不知道多少次质问我们相爱缘由的时候，我终于貌似严肃地对他说：“你知道的，杜乐丽花园有很多科西嘉松，那天我们一定就站在这种树下。它的花语是安居，我们肯定是受到了它的祝福，被赐予一段稳定、长久的爱情。”萨沙被我无语得翻了个白眼，一旁的皮埃尔则拍着腿狂笑。
“我得走了，朋友们叫我去别的地方接着玩，”加布里埃尔的手机在口袋里无情地振动，他拿出来看了一眼，然后恋恋不舍地把目光移向我，“和你聊天很开心，斯特凡纳。”是的，在一个小时之内我们已经成了可以互称教名的关系。“我也是。”我这么回答他，顺从地被他揽住肩，一左一右地行过两次贴面礼。告别之后他准备离开，却突然回头大声问我：“我们还会有像今天这样畅快聊天的机会吗？”
此时我和他之间已经有了几步的距离，看不清他到底是什么神色，好在他也没法清晰地识别我勾起的嘴角。“既然你这么问了，”我顿了一下，“那么应当是会的。”
那个时候的加布里埃尔真的还算一个小孩子，论据之一就是他没法隐藏自己的语气。他再次同我雀跃地告别：“再见，斯特凡纳。”
我远远地冲他挥手：“回头见，加布里埃尔。”
我慢慢踱回萨沙和皮埃尔身侧，他们正在拍照。皮埃尔非要让我也拍一张，我说那好吧，来都来了。我当然没有办法立刻验收成果，直到回到公寓，才在邮箱里看到那张因为曝光和像素而不甚清晰的照片。没什么特别的，我马上就准备关闭它，但眼神不经意地扫过右上角。我把图片放大了一点，模糊的角落里我看到一张眼熟的脸，我确信那就是加布里埃尔，不知为何，他正倔强地转过头。
这张没什么亮点的照片被我打印下来塞在了钱夹最里层。后来我拿给加布里埃尔看过，我说，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合照。加布里埃尔仔仔细细地盯了很久，终于在目光逡巡到右上角时，他愣了一下，然后大笑起来。
*原句Le cœur a ses raisons que la raison ne connaît pas. 出自帕斯卡《思想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