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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别哭了。
是姐姐打碎的花瓶，不是你，姐姐会把新的放在那儿。相信我，他们不会发现。明天，也许还有后天，你还要帮姐姐藏起那些碎落一地的瓷片。没什么大不了的，你仍然会安然地活着。
你——仍然会——安然地——活着。
……
当所有人望向门口那个新来的人时，只有他望着嵌着窗子的墙，怔怔的，像是要把墙盯出带有预言的符刻。
他在回想他昨日的梦。他当然还活着，姐姐也是——
“你听好了，这人叫傅卫军，没事不要同他讲话，手语也不行，也不要在他写信的时候打扰他……”年纪大的那个，指指坐在窗子底下的人，试图给年纪小的那个一点友善的提醒。
“还有啊，你记着，千万别乱动他东西。之前咱这儿有个人，就因为动了他的什么东西，被打得住了半个月院，眼睛还瞎掉一只。”呵……倒吸一口凉气。那人笑眯眯地盯着眼前的新人，好像就是为了欣赏他倒吸凉气的这个画面，那个人跟每个新来的都要这么说一遍，被傅卫军打坏的眼睛倒像是他的战利品，逢人便要展示。
傅卫军是个有点特殊的人，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他是这里打架最不要命的，像是有恃无恐或者无牵无挂，对加刑减刑之类的事全不在乎，仿佛一早就做好了一辈子留在监狱里的打算。
他是这里唯一的聋哑人。近几个月以来，他已经变得比聋哑人更加沉默：久久地坐在那，一动不动、一句话也不说，静默得宛如并非生命，而是和他所坐的那把老旧的椅子，或是椅子所邻靠的那面墙上的窗融为一体，成了其余人生活背景的一部分。
就那么一个不声不响、不言不语的人，平日里也不见什么人来探望他，倒是老见他在写信，也不知道写给谁。
“他刚进来的时候也不大吧，也就十七八岁？父母或者兄弟姐妹一个没有？朋友呢？或者女朋友，女朋友总得有吧？像他那个年纪，模样也端正，就没有一个小姑娘看上他的？嘿，反正我是不信。看见他装作看不见，他能和你井水不犯河水，你要是想打探他什么……嗨呀，我劝你打消这个念头。”
傅卫军来这里后的确没有交流的必要，更何况没有几个人会手语。他只知道有个姓秦的狱警会，还有一个负责管理它们生活事务的老人，至少他看得懂，能帮他寄信，把信交给他后他便点点头，过一段时间再把回信拿给他，但这位专属邮差从来没有和他“说”过哪怕一句话。
缠了不知多少圈胶布的助听器早就坏了，于是便收进口袋里，不再戴了，也不需要换新的，因为他早就——远比助听器坏掉而将他关在静默的牢笼更早——被遗弃在世界上无声的角落里。
仔细想想，这或许也称不上“牢笼”，因他太早习以为常而并无尖锐的感受。父母早亡，他和姐姐被他们的大伯收养，然而那个混蛋说他耳朵不好便要将他赶出家门。大娘就在旁边，他哭着去求她，请她跟大伯说说情，让他把自己留下，他说他会听话、他不想离开姐姐。那些祈求的话语变成眼泪变成焦急而慌乱的手势，最后变成他和姐姐在他们脚边的下跪。他抱着大娘的腿，流到下巴上的眼泪在她的裤子上留下深深浅浅的渍痕，大娘只是摸摸他的脸，然后扭过头，不再看他湿漉漉的眼睛，自始自终也未曾说过一句话。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姐姐。他被傅家收养，姓氏从沈变成了傅，但等那家人有了自己的孩子，他又被送去了孤儿院，但这一次，他没有哭闹。
他没上过几年学，不知道命运是否真的存在，但如果不去将这一切归咎为玄虚的命运，那一切都因为这双实在的、坏掉的耳朵。至少它们是他命运的起点，是先于命运而存在的事物。
后来他的姐姐回来了，他们再次相见是在一个秋天的午夜。
那时万物陷入沉眠，路两旁的路灯仍醒着，橙黄色的光聚在一团，如草尖的露一样缀着。他在路这一边，看到她站在对面，夸张地向他挥舞者手臂。他不敢上前。姐姐的身影陌生又熟悉，好像是一夜之间变成了眼前这个样子。在他们生命的轨迹复又重合时，分别的日子里他们各自承受的种种难言仿佛一瞬间被抽空，生命只余留下一段不知是长是短的真空地带。
他看着姐姐站在不远不近的那棵树下，头顶的灯煌煌照下来，在深浓的夜幕里晕开树叶的轮廓，也晕开她的。她的手语依旧流利，看得出她稍微夸大了动作的幅度，她一字一句地同他讲，说她考上了桦医，读临床专业，将来可以当医生的那种。明天就去报道……她还说，她是为了和他在一起才回的桦林。
我——为了——和——你——一起——才——回——桦林。
她穿着白色的风衣，张开的双臂像是对他的神启：要他走过去，走到那盏灯下，和他久别重逢的姐姐拥抱。他摇摇晃晃地走去，她的光与影在他眼中像烛苗那样轻轻地颤抖。他觉得姐姐是点了一盏烛来夜里寻他的。
姐姐的怀抱柔软，而温存，他落入她的怀抱时便觉得自己原谅了一切，譬如他所不懂的命运，譬如坏掉的耳朵。
弟弟——别——哭。
傅卫军试着回想昨夜的梦，尽管想起来的只是梦的断章。
如果他傅卫军这辈子还有什么称得上美好的、温暖的，让他知道老天爷还尚且对他有一丝聊胜于无的怜悯的，那就是隋东和姐姐。比他们再好一点的东西，也许就是那些关于他们的梦。
关于姐姐的梦像是流星的尾巴，怎么抓也抓不住，每当他睁开眼睛，梦中的记忆就像是潮水般褪落，而身处于梦境之中那些模模糊糊感觉，尽管轻飘飘的，却落在心里再难被抹去。
他记得姐姐刚上小学那会儿，有一天他去找姐姐玩儿，看见她正趴在课桌上，用铅笔在本子上“画”着什么——起初他的确以为姐姐是在画画，但走近看时，发现姐姐是在写字。小时候他们的妈妈会用手语给他们讲故事，尽管姐姐的耳朵是好的，她可以直接听妈妈讲，但她总会请求妈妈用手语“讲”，然后把他拉过去一起“听”。姐姐抱着他坐在妈妈对面，妈妈面前的书摊开放在地上，书上写的东西就叫做——“字”，他是如此了解到“字”这个概念的。
他用手语问姐姐，你学会写字？可不可以教我，我想学。姐姐在田字格上示范着写了四个字，然后把她的作业簿递给他，让他模仿着她刚刚写的字写一遍。他第一次写字，拿不好笔，于是像画画那样临摹姐姐的字迹。他太想控制住自己的笔，写得太慢太小心，以至于每一笔都写得很重。姐姐笑着把他拉过去，用橡皮擦掉他刚刚写的僵硬的字块，然后握着他的手，在那四个格子里重新写。
姐姐，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姐姐说，它们的意思是：愿望——成——真。
其实姐姐教他写的那四个字是“梦想成真”，但是“梦想”在手语里也有“白日梦”、“空想”之意，所以她当时选择将这个词翻译成“愿望”，告诉他，这四个字的意思是：愿望变成真的。
他也曾许过什么愿吗？
傅卫军也是后来才知道，原来他第一个学会写的字是这个意思，和他们——他和隋东，给姐姐过生日时，他们一起许下“祝我们长命百岁”的那个“愿望”的意思，是不尽相同的。
他想起姐姐握着他的手写下的字，那四个字落在他留下的那些无法擦去的痕迹上。那个“梦”字的痕迹，后来是姐姐留下的。
他只能回想梦的痕迹，像是小孩子会将彩纸星星放进他的玻璃罐子。奇怪的是，随着那些星星的积攒，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遗忘。最明显的一点是，他开始想不起姐姐的样子。
在他的梦里，她变成模糊的色块与光影，有时是红色的，有时是绿色的，像昨天，是白色的，怎么也看不清。直到后来，连在清醒时分想起她的样子也如梦里那样朦胧一片。
他觉得是时候给姐姐写信了。他想要姐姐给他寄一张她的照片。
实际上，他一直保持着给她写信的习惯，虽然写的比想写的多得多。他们在往来的信件中只会谈论现实的状况。至于梦？他们从不谈论梦。他隐隐的有些预感，觉得他的梦似乎是某种不可触碰的禁忌，至于为什么，他说不清。况且，最为直接的问题是，对于傅卫军来说，并不是所有事情都适于告诉姐姐，比如说，他没有告诉姐姐，在梦里，她其实经常同他说话，虽然他并不能得知她所说的全部内容。她那时没有手语的动作，所以他只能看见变换的唇形与颤抖。
姐姐也会给他写，告诉他自己的近况。他通过姐姐的文字与字迹感受着她的轮廓、气息与温度——某种感官的丧失往往被折兑为其他感官的敏锐，就像他丧失的声与音为他放大了他对于这些属性的感知。
敷涂口红的唇有不同于嘴唇本身的光泽与质感，梦里的那两瓣唇妩媚、俗艳、炽热，像是伊甸园的那条毒蛇的信子那般鲜红。
他当然不能坦白地说他已记不得她的样子，却唯独记得她讲话时的嘴，不能告诉她，说她嘴唇上细密的纹理随着咬字的变换如流水漫过青石板那样布散——他每每想起，就觉得像是动物贴肤的绒羽拂过了他的手心一样痒。
他坐在椅子上睡着了。醒来的时候，他觉得胸口烧起来，烧得他喉咙滚烫。
见他醒过来，老人走过去，把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那封信塞到他手里。几天前他给姐姐写了信，现在回信到了。应他的请求，信件附上了一张她的照片。
照片里的女孩穿着一袭浅驼色的大衣，站在山顶的一棵棕黑的枯树旁，身后的天空惨白，大概是冬天。山下，林立的烟囱吐出浓稠的烟，管道和钢筋纵横交错着，远看过去，像一只盘踞在山下的巨兽。照片大概有了年头，相纸又薄又软，看不清细节。
这是什么时候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看上去比现在的他还要小了。翻到背面，蓝色的圆珠笔写着“1997，桦林”。今年是哪一年来着？他一时间竟然忘了。他用指节按按太阳穴，随后站起身，从床上站起来，走向门口的挂历。
现在是2002年。
他又低头去看那张照片。姐姐站在暗色的背景中显得明亮，轮廓泛起一圈绒绒的光晕。视线定在照片上姐姐的嘴，嘴唇薄薄的，唇色淡粉，嘴角勾起温婉的弧度。她的笑，温柔、恬静，带着一丝羞怯，像是个孩子。
他忽然想起梦中那两瓣嘴唇——妩媚、俗艳、炽热，像是伊甸园的那条毒蛇的信子那般鲜红。
姐姐可曾化过这样浓艳的妆吗？他的心不由得一颤。有什么东西碎了。他听不到声音，靠着木地板的震动感受到了——
怎么了。他打着手语问姐姐。
是大伯，让我们出去。别怕。
姐姐牵着他的手，走出卧室。大娘刚在厨房门口站定，围裙上还沾着面粉，她揪起围裙擦了擦手。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他看到大伯的脸——那张脸平日里总是耷拉着，眼皮耷拉着、嘴角耷拉着，脸色黑压压的——可他那天，他的脸红红的，不像氤氲的醉态，而像是火在那里烧。
八仙桌上，一个大箱子用麻绳五花大绑着。大伯用手拍拍那箱子，冲着围过来的三人露出一个意义不明的笑容。他拿过剪刀，挑断麻绳，然后拆开木箱。木箱里塞满了报纸，他不紧不慢、一层一层地揭，故意卖着关子。傅卫军站在沈默的身后，看看那箱子，又看看大伯，他的嘴在动。露出来了——先是最下面一截，然后是瓶身、瓶口——是个白底蓝纹的瓷瓶，瓶颈细细的，肚子倒是很大，画满了繁复古雅的花纹。
大伯把瓶子抱出来，轻轻放在八仙桌上，然后后退了一步，抱着手、歪着头看，看了几秒又走上前，把瓶子转了个角度，再凑近了看。他伸出手，碰了碰瓶身，像是在轻佻地碰一个女人的脸。他收回手搓了搓下巴，又像是控制不住似的咧着嘴笑起来，笑得肩膀都在抖。他第一次见大伯露出那样的笑，嘴角控制不住地往上扯，耷拉的皮肉堆出一层层褶皱，脸上的火烧到了眼睛里。那表情，就像是饿了很久的人，终于看到了一口肉。
回到卧室，他打着手语问沈默，那是什么。
沈默告诉他，那是古董，很值钱，叔公的遗物。叔公死了，无儿无女，大伯便骑着三轮车，把他屋里值钱的东西都拉了回来，那个花瓶，大概是最值钱的——
他已经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跑过去，又是怎样不小心碰倒了花瓶，等他收住脚步，回过头，已经晚了。碎了。是那个花瓶碎了。饱满的瓶身已在他身后坍缩成二维的平面，云纹散了，钴蓝色的缠枝绵延不到终点。
他想到大伯把花瓶搬回家的情景，想到他那双可怖的、烧红的眼睛。一瞬间，仿佛有一只大手攥紧了他的心脏，心室坍缩，无法射血。他的面庞失去血色。身体又冷又硬，密密的汗珠从他的脊背渗出来，仿佛自己变成了刚从冰箱里拿到室温下的冻肉。
他忽然被温暖环抱了。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流泪。他的身体在姐姐的怀里不住地颤抖。
沈默松开他，用手揩掉他脸上的泪。
弟弟，别哭了。是姐姐打碎的花瓶，不是你。
不要……姐姐，不是你。
姐姐会把新的放在那儿。相信我，他们不会发现。
不，不是的。姐姐，那是我打碎的。
姐姐，别怕。那是我做的，不是你。
姐姐，别哭了。
明天，也许还有后天，我会帮姐姐藏起那些碎落一地的瓷片。
没什么大不了的，姐姐……
他看向姐姐。他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清她一张一合的嘴，她在对自己说着什么。他注意到她的手在发抖——不，是整个人都在发抖，斧柄在她的手里颤动，像是随时要脱手。斧刃上的血还没凝固，滴答……滴答……落在她的脚边。
那一地蓝白的碎瓷片不知何时变成了一地的碎肉，那是散乱的、失去形状的、曾经属于人体的东西，人的四肢、手足、内脏，耳朵的残片、碎裂的眼球，鼻子的皮肉与软骨，一切的一切，七零八落地散在地上。那涂着大红色口红的嘴唇，在那一堆灰暗的碎肉和暗红的血浆中，显得格外鲜明。
姐姐——
他走过去，将手覆在姐姐的手上，将她那颤抖的、冰凉的手，包在手心，然后轻轻地、一根一根地松开她的手指。他把她的手从斧柄上褪去。
姐姐的嘴唇还在动，在对着他说着什么。可都不重要了。不论她在说什么，不管是“对不起”还是“请帮帮我”，不管是“你不要看”还是“别管我，你快走”，对他而言，没有任何区别。
他转过身，将姐姐，连同那些话语都挡在背后。他举起手中的斧头，高高地举过头，然后向着那鲜艳的红色劈砍过去……
你——仍然会——安然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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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卫军坐在椅子上，靠着一面没有窗的墙。他坐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动，也不看任何人。同监室的人开始觉得不对劲。但没有人敢走过去。
后来是那个新来的、年纪最小的犯人第一个发现了异常。
据他所说，那天下午自由活动时间，他回寝室拿东西，推门进去的时候，听到“扑通”一声。他转过头，看到傅卫军侧躺在地上，蜷着身体，像睡着了。
他走过去，蹲下来，问他，你还好吗，需要帮忙吗？没有回答。于是他伸手推了推傅卫军的肩膀。没有反应。他摸了摸他的脸——凉的。他吓得缩回手，然后跑出去喊人。
狱医来了，用手电照了照瞳孔，又摸了他的脉，听了心跳。站起来，摇了摇头。狱医问他什么时候发现的，那个年轻人说是刚才。狱医没有追问。他让人把尸体抬走，然后去填表。
——当然，这些都是那个年轻人的一面之词。没有人知道傅卫军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也许是在那个年轻人推门之前的一分钟，也许是一个小时，也许是一整夜。他不知道。那间寝室的墙角是监控死角，角落里那台摄像头的线早就断了，一直没人来修。
监狱按照程序，联系傅卫军的紧急联系人。档案上写着：沈墨，关系：姐弟，地址：桦林市……电话打过去，空号。民政局协助查询，结果是：沈墨，已于2000年夏天死亡。
他们没有放弃。整理傅卫军遗物的时候，在他的床底下找到一个铁盒。扁平的，锈迹斑斑，像是装过饼干的旧盒子。打开来，里面是一摞信。信纸叠得很整齐，按日期排好，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最近的一封，邮戳是两周前。寄件人写着“沈墨”，地址是桦林市的一个老居民区。
监狱派人去了那个地址。敲门。开门的是个年轻男人，留着半长的头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手指间夹着一根没点着的烟。他看了看来人，又看了看他们手里的信封，没有说话。
“傅卫军你认识吗？”
隋东点了烟，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认识。”
狱警告诉他，傅卫军死了。隋东没有说话，也没有问怎么死的。他只是把烟叼在嘴里，翻看那一摞信。翻着翻着，手上的动作慢了：这些信，有的是他写的，有些是傅卫军写的，但傅卫军写的那些，信封上只写了沈默，没有地址，没有邮票，看来是从没打算寄出去过。他把烟掐灭，揣进口袋。
“我要查。”他说，“他的、他的死因。”
监狱同意尸检。寝室没有监控，狱医没有第一时间发现，死因存疑。
解剖报告出来的那天，隋东坐在殡仪馆的走廊里，看完了整份报告。
傅卫军的直接死因是饥饿。法医在他的胃里、食道里、甚至口腔里，没有找到任何食物残渣。不是“长期营养不良”，而是“主动停止进食”——绝食。
但报告里还有一行字，让隋东看了很久。脑组织切片中检测出β-淀粉样蛋白沉积，神经元纤维缠结显著，符合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改变。
主治医生在病历末尾附了一行字：鉴于患者年龄，考虑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可能。病因不明。长期处于静默环境、缺乏声音刺激和社会交往，可能是诱发因素之一。
隋东把报告折好，放进口袋。他走到殡仪馆的窗口，签字，领取骨灰盒。他抱在怀里，不太稳当，走几步就要换一个姿势。
他坐了很久的车，从城里到桦林。下了车，沿着山路往上走。冬天的山是秃的，树枝光溜溜地戳着天空，风从山口的缝隙里灌进来，刀子似的。
山下是桦林钢铁厂，已经废弃了。烟囱还在，不冒烟；冷却塔还在，没有水。远远看去，像一片生锈的骨头。隋东走到那棵树旁边。那棵树的朝向很好，能看到整片桦林。沈墨说的。
树下有一块石碑，很小，没有字。
他蹲下来，把骨灰盒放在石碑旁边，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大摞信——不是他写给傅卫军的那些，是傅卫军写给沈默、没有寄出去的。
他拿着厚厚一摞信敲敲骨灰盒的盖子。
“你小子，”他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跟石头发牢骚，“原来、原来不傻啊。早就知道、那些信是、是我写的吧？一直瞒、瞒着我。”
风把烟灰吹到他手背上，他没有躲。
“沈墨啊，”他又抽了一口烟，吐出一口白雾，“这是军儿、军儿给你写的。最后的信了。往后、往后不会再有了。”
他用烟头凑近信纸的一角。火先是一小点，然后蔓开，舔着纸边，卷起来。信纸在火里扭曲、发黑、变成灰色碎屑，带着余温飘起来，被风卷到空中，又落在地上。一封，一封，又一封。火舌舔到他的手指，他才松开，信纸掉在地上，再被风一吹，散了。他烧完了最后一封信，站起来，腿蹲麻了，踉跄了一下。他用脚踩了踩地上的灰烬，然后从骨灰盒旁边捡起一根树枝。
他在树根旁边挖了一个坑，把骨灰盒放下去，然后把土推回去，用脚踩平。
他捡起那根树枝，在地上写了四个字：长命百岁。
写完，他蹲下来看了看。然后站起来，用脚把那四个字搓糊涂了，盖上浮土。
他站在那儿，又点了一根烟。
“1997年，”他像是在对空气说，“我们给你姐、过生日，记得不？我们一起、一起祝她长命百岁，你还教我那、那四个字、用手语要怎么打。
他吸了一口烟。
“沈默说，她喜欢这儿，能看到一整个桦林，还让我们、我们陪她、每年来一趟。长、长命百岁、我做不到。”他弯下腰，把烟插在坟前的土里，
“但我会每年、每年来一趟，以后咱仨、都在这儿……也算是、也算是——‘梦想成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