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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
他不知道自己坐在那里盯着女人看了多久。女人面朝里躺在沙发上，高跟皮靴散落在地毯上。她的右手腕上有一道粗粝的伤口。她包扎过一次，沙发上的血滴还清晰可见；后来他又包扎了一次。这下血止住了。女人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她睡得很沉，呼吸平稳。
他小心翼翼地调整着自己的坐姿，试图转移自己的视线到安全屋里的其他陈设上。如果他再这么盯下去，她就会坐起来，笑一笑，然后直接消失——这不过是幻觉。他摇摇头。他已经数过自己身上携带的子弹（手枪：五十七颗；霰弹枪：十二颗，还有一颗空心的，他就让它这么放在口袋里），壁炉上方那张画里的红色圆点（他一点也不喜欢那幅画），以及自己的脉搏。他感到呼吸困难。他的脉搏每分钟跳动六十五下。又是心理作用，他想。于是他只好转过头来，继续盯着女人的脸。
他不知道现在几点了。这次行动中最离奇的事并不是他要找的人早已死去，也不是那些学会了用无线电交流的试验体，而是它们竟然打碎了他的手表。安全屋产生了某种并不真切的实感，仿佛飞机即将坠毁的一刹那，或者汽车旅馆里停电的一夜，狼嗥从荒野上不知道哪个角落传来。
时间在这里停止了。
当他注视女人的脸时，他总有这种感觉。他认识她到底多久了？是一天、两个月还是二十八年？他并不擅长算数。有些人，你和他们朝夕相处，但关于这些人的事情，你只记得一分钟。而有些人恰好相反。这都是常有的事。认识女人的第一个晚上，他把那个手环用大得不相称的力气扔出车外，想象着它在爆炸气流里彻底化为灰烬，就像那个晚上一样。
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误。那天晚上的记忆从未停止过困扰他。他花了许多精力去忘记最后一幕，直到大脑变为一片空白。他的证词逐渐变得重复、空洞、无力，像是泡在显影液里太久的胶片。一周之后他意识到，忘记的唯一方式就是当一个工作狂。
好在政府及时介入，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机会。他必须学会少说话，多做事。
但他还是想得太简单了。在一通电话和长达几年的封闭训练之间，还有无数表格等着他去填。那些表格用浅蓝色的复写纸打印出来，装满了两个纸箱，送到他的公寓门口。
他的名字。他的家人的名字。他的前女友的名字。他的家族病史？他的爱好？他能想到的最早的记忆？他一边填一遍咒骂，难道他们不是早已把他的所有事情都记录过了，所有影像都看过了，所有人都问过了？后来他明白，表格的意义不在于收集信息（或谎言、或沉默）；表格的意义在于，他需要明白，他不应当与任何还在世的人建立联系。写下来就意味着告别。
他当然没写关于她的事。他甚至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去描述她。
总统给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配备了心理治疗师。如果不满意，甚至还能一个月换一个。他躺在长椅上，重复着他讲过无数遍的故事：警长僵硬而抽搐的手指在伤口表面按压出的淤痕；男人一手拿着他心爱的枪，一手抱住他的女儿；崩塌，爆炸，仿佛末日审判的阳光。
治疗师一字一句地记下，并不评论。
在长椅上，他学会了通过讲述记忆来控制记忆，仿佛看得越清楚，就越能改变历史本身。如果他先进图书室会怎样？如果他没有拿起那把枪，而是拿了另一把呢？九月三十号晚上发生的事情，终归有无数种可能性。恒星有无数种坍缩的路径，他完全可以开启另一种。
他觉得自己痊愈了，重新恢复了人们所说的，理智。
他的工作虽然极度危险，但还算顺利。他足够幸运，尚未被现实或记忆，或从不知道哪个角落里冒出来的实验体吞噬。但伴随着晋升而来的，是一种越来越难以忽视的刺痛感，一种悬浮在他所见现实之上的真实，一种他始终无法理解的逻辑。
二零零零年的某一天，他被介绍给总统的随身特工认识，他们都叫他“一号”。那个男人比起特工，更像一个幕僚（或者按照同事们的说法，一个以为自己刚从007片场走出来的家伙，一个自大的混蛋）。那天晚上他跟在“一号”身后，既没有开枪射击，也没有放倒任何人，只是在酒会上同他们见到的任何人闲聊。新面孔。“一号”说。他长得不错吧？
那些在银幕上流泪的女演员冲他们微笑。一个州长激动地同他们合影，把他们称为“尚未被美国人发现的英雄“。在通往大厅的走廊里，一个冒牌记者双手铐在背后，被礼貌地请出门外。他的相机被砸得粉碎，镜头散落一地。
他喝得很醉，醉到自己和酒会上的其他人都觉得不得体的程度。他记得自己问“一号”，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特工？对方一手轻松地搀着他，一手又拿起一杯酒递给他，友善而漫不经心地微笑着。
肯尼迪先生，你得先学会控制一切，再彻底失去控制。别担心，你今晚就做得很好。
这一定是个玩笑，他想。
他觉得自己从未学会任何东西。他不擅长解读社交暗示，不擅长与总统身边来来往往的人闲谈，不擅长讲笑话，不擅长写文辞精简、意味深长的报告，不擅长与遇到的女人搭讪，同她们建立一种“良好、平等、各取所需”的关系。他甚至都不确定自己还擅长调查和战斗。那他在这里干什么呢？
在这里，所有人都有自己应对现实的方式。有些人买最好的跑车，只为了把它们并排放在车库里；有些人有二十五个女朋友，把她们的联系方式钉在墙上；有些人酗酒；有些人离开；有些人死了。
为了提升睡眠质量，他试过读小说，把威士忌喝一半再倒掉一半，最后开始看深夜电影频道。
他的睡眠始终很浅，但他在梦中也能分辨那些老套电影的情节。在这些电影中，一个根本不相信案件会解决的侦探追逐着一个注定会背叛他的女人。但当女人开枪的时候，侦探还是会觉得愤怒（如果他早就知道结局，为什么还要愤怒呢？）。
时间均匀地流动。两小时后，侦探的血溅到屏幕上。然后，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一九九八年九月三十号的四年后，一千两百部电影放完，他第一次梦见了她。
#002
她坐起身，目光转移到她身旁的男人身上。细小的、灰黑色的裂痕从男人的右侧锁骨一直延伸到耳朵下方。裂痕大半已经消退，但残余的痕迹依旧随着血管跳动着。
男人正在轻微地打鼾，实在不像一个专业特工。她忍不住笑了。
她把手轻轻地放在男人的肩膀上，感受他呼吸的节奏。她听见他低声嘀咕了一声。蝰蛇，他说。她的手随着他的身体不安地在睡梦中扭动。她想象着蝰蛇在他的睡梦中游走，爬到草丛里不见了。
她的梦里只有动物，没有人。她所遇见的活下来的人，身上都有像动物的地方。这些人要么非常单纯，要么能忘记发生过的一切。而他两者都不是。
有天任务进行得相当不顺利，她不得不冒着大雨走回旅馆。房间里的电视正在播放纪录片，画面上是一只狼。那只狼跟着狼群不断移动，但每隔一年，就独自回到山脚下一个山洞旁边，来来回回地嗅探、挖掘。解说员说，它可能在寻找一样已经消失的东西，但没有说那是什么。
你该怎么和一只狼解释，消失的东西永远都不会回来呢？
她想，那只狼大概自己也知道。
后来，它就和狼群永远走散了，独自呆在那个山洞里，直到死去。解说员的声音似乎很悲伤。
但她并不认为这是个悲伤的故事。毕竟，那只狼并没有因为意外而死亡。它只是无法被任何同类安慰罢了。第一眼见到那个男人时，她就意识到他需要安慰。她尝试这么做，但觉得自己根本做不到。
一开始她以为那是自己的问题。她不常安慰他人，更不会安慰自己。后来她意识到，没有人能够安慰他。你该怎么让一个人明白，他所寻找的东西永远不会回来呢？
但每次她见到他时，依然会下意识地安慰他。她调笑他一两句，给他发消息，然后留点小东西让他发现，这样便可转移他的注意力。这一套并不是经常奏效，但她习惯了这么做。她和他已经离开那个人们用一场电影、一束花和一个蛋糕安慰彼此的世界太久了。
比起人，她更喜欢动物。最理想的生存方式就是动物的生存方式，它们理解自己的力量，也理解外部世界的力量。而人不一样，尤其是那些过早、过快地掌握力量的男人。他们并不理解那些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力量对自己和他人意味着什么，所到之处只留下混乱。那从来都不是她想要的。
在她最早的记忆中，她第一次忘记了自己的存在，忘记了饥饿与疼痛。她轻快跑过雪地，脚印被落雪寂静地掩盖，仿佛她从未来过。
这正是她希望自己死去的方式。在某个梦中，她意识到自己已经死去。她看到自己的鬼魂戴上了手套，开始清理死亡现场，让一切显得整洁些，忍不住觉得好笑。再后来，她听见有只狼跑过来，用爪子急切地刨开积雪，它的呼吸粗重而紊乱。你不会找到我的。她想。但它并未停止。
她惊醒，发现自己血流不止，周围热气蒸腾，火焰映照了整个天空。
那是她离死亡最近的一次。后来她再遇见他时，便想着要让他尽可能多活几年。
她一度怀疑，他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不相信帷幕后其实空无一物。一开始，她认为这是一种天真。后来她自己也怀疑起来。难道他知道她自己都不记得的事情？这怎么可能呢？
那是雪地之前发生的事，那里只有线条和折痕的空白。记忆对人毫无益处，只有忘记自己在做什么，才能做到最好。那个教她开枪的男人这么说。后来她杀了他。
再后来，她就靠自己谋生了。最初，她的工作只是一通电话、一个信封、一张支票；世界等级分明。有人制造武器，有人买下它们杀人，有人收拾残骸。在这些人之外的，是在家里因为一盘录音带坐立不安的富豪和他们的律师。人们说，秩序正在建立，历史虽然漫长，但总有一天会终结。
那时除了死，她还会想象自己接到的电话变得越来越少，“退休”是可能的。那时她还是个新手。
这一行的迷信是共享的，坐在家里喝茶等于坐以待毙。人们工作，直到他们再也不能。
后来，世界自然而然地滑下悬崖，变得更加混乱、无序、不可理解。许多扛着重型武器的年轻人跑来跑去，仿佛军火是免费的。她必须找个代理人，这样他就可以找到其他代理人，以及代理人的代理人。然后，她需要阅读三百页法律文件，并确保理解了所有条款。签订合同变得比任务本身更重要，更耗费时间。有天她开了一个长达两小时的电话会议，让她和代理人去某大厦的二十七层找S先生签字。任务简单，报酬丰厚。唯一的问题是，S先生是合同上的雇主，但声音听起来像个临时实习生。
她没有去。她去商场买了一盒香薰蜡烛，但又觉得不能马上用。那天凌晨四点，她在房间窗外看到一只雪白的长毛猫。她不知道它是怎么爬上来的。在红外镜头中，它的心脏和双眼闪闪发亮，宛如一颗恒星与她的卫星。她给猫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很模糊，多少有点诡异。
手机的联系人栏是空白的。她敲下一串熟悉但从没用过的号码，把照片发了出去。
她一周前在酒店一楼看到了一些熟悉的面孔。他可能还在任务中。
掌握他的行踪并不难。他总是沿着既定的轨道走向终点，操之过急，不懂得精确的必要性。
但她知道他还活着，这就足够了。
#003
关于她的梦比他的记忆更为真实。他的办公桌抽屉里有一个文件夹，里面放着三十多张照片。照片上的人肩膀和背部都有同样形状和深度的伤口。有天他听到两个人正在低声谈论一个女人，名字和样貌与她并不相符，可他确信那就是她。但这些照片、传闻、一个又一个名字并没有给他任何实感。
她不在那里。
她仅仅存在于他的梦中。他觉得自己该知道怎么做。他记得那颗子弹何时射来，桥梁在哪里断裂。他觉得自己完全有可能做到。他会救下她，两人一起登上列车。但然后呢？他还能做什么？
倒带，回放，精确到秒。在某个梦中，他发现自己竟然把样本交给了她。
比起这个，他宁愿让她杀死自己。这个微小的可能性让他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他第一次发现那些他相信的事情竟如此脆弱、如此扭曲。它们反过头来吞噬他。
他习惯于做公平的交易：领取工资，保护应该保护的人。听从指令，做应该做的事情。但她不在任何一场公平的交易中。无论代价是什么，他都无法给她任何需要的东西。
他只被训练去应对有形之物。那一晚之后，世界长出了触手，从他脚下滑走了。
封闭训练的第一天，教官给他们看了一张婴儿的照片。他觉得自己曾经见过这个场景。婴儿的胸部中央有一个小而清晰的黑点，扩散成一个一厘米半径的灰色痕迹。他们该怎么做？
他以为教官会花很多时间教他什么是人、什么是丧尸，教他找到那条不可逆转的分界线。
但答案是杀掉。婴儿的细胞更敏感，更不可控。那时没人知道会发生什么。
教官剥夺了他们的睡眠，让战斗本能渗入他们的梦境。他学会了在半梦半醒中随时拔枪打死一个二十米外的目标。他看到的现实也终于变成了一场永无止境的梦。在梦中，他可以毫无负担地开火、拔出刀子、把敌人踩在脚下，即使他们和他并无分别。
他同很多人的见面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即使是通电话，也没人说”再见“。一些人说”明天见“。极少数人说”保重“。大部分人什么也不说。他习惯了目送他的同事们离开，顶多挥挥手。
幸好她会说“回头见”。她每一次都对他说“回头见”，但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盯着她看，直到她彻底消失在视线之外。他不知道该和她说什么。每次见到她，他总觉得喉咙发干，肩膀刺痛，说出的话是那么无味。他能描述的场景她都见过。他的笑话在她身上起作用的方式总是和他不一样。
语言褪色的速度如此之快，他只能把关于她的记忆剪裁、并置，以同等的速度播放。在所有的片段中，她和他的距离总是一样的；无论她是靠着他的肩膀入睡，还是在地球的另一端。
那个距离就是那天晚上她拿枪指着他的距离。
他希望她在那个梦中也能这么说。回头见。这样他才能放开手，让她坠落。在所有的可能性中，只有一种是确定的。他站在地面上，而她进入虚空，从他的生命中永远消失。
但他不能任其发生；他已经受够这样的现实了。
有天他经过街角的首饰店（他偶尔会向里面张望，但从没进去过），发现橱窗里的陈设变了。首饰盒里有两个空隙，但只放了一枚戒指。另一枚戒指用一根细细的银链子穿着，挂在模特胸前。
这根本说不通啊。他想。后来他才意识到，那是一个隐喻。
这场战争是没有尽头的。最开始，他还相信政府会找到某种办法限制病毒的扩散。协议可以被达成，尽管灾难已不可挽回。后来他终于明白，政府只是这场战争不可或缺的一环。他们每个人都是。有些人负责研究，有些人负责交易，有些人负责善后。战争和病毒一样，渗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他无法控制一切。他甚至连他自己写的报告都控制不了。它们堆在档案室里，被篡改、被遗忘。
你得先学会控制一切，再彻底失去控制。
你是对的，“一号”，你是对的。他想。
于是在梦中（他已经数不清多少次做这个梦了），他注视着她的眼睛，放开了手。
他本应感到恐惧，但相反，他感到一种平静的安慰。
你得相信她还会回来找你。说到底，你得相信她。
回头见，里昂。
他从梦中醒来。他听见她的声音模糊不清地从上方传来，感觉到她的手停留在他的肩膀上。
他躺在一张洁白的床上，身上盖了一件风衣。“我到底睡了多久？“他听见自己问。
“该走了，里昂。门外还有东西在等着我们呢。” 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