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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想去看那堵被赋予了太多意义的墙。
说实话，那阵子我整个人都糟透了。课业像一锅满溢的粥，导师的邮件躺在邮箱里发霉，而我每天从梦中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思考到底有没有必要度过这又一个可恶的日子。
我在西柏林的一个语言学校念德文，每天早上七点起床，在暖气片咔哒的挣扎声里醒来，而窗外永远是铅灰色的天空。只能缩在那片噪音旁边啃面包，面包又冷又硬，得用热茶一口一口往下送。然后去上课，低着头坐在教室里念那些长得没有尽头的复合词，舌头像被冻住了，每一个音节都硬邦邦地砸在桌上。班上什么人都有，土耳其来的，南斯拉夫来的，希腊来的，大家从四处奔赴这间冰冷的教室，共用一种谁也不熟悉的语言，磕磕绊绊地问彼此吃了没有，天气怎么这么糟糕，是不是很冷。下课以后便四散了，各自回到各自的寂静里去。
后来我一直在想，我究竟为什么要去东柏林。墙我已经看过无数次了，从报纸上，从新闻上，从宿舍窗口一角映出的灰影里。我的签证还有很久才到期，居留许可也安静地收在抽屉里，我哪里都可以不去，未来的哪一天才是更好的时机——至少不是在现在这样烂泥般的日子里。
隔壁的阿廖听说我要申请过境许可，停下他聒噪的声音，反跨在椅子上看了我好一会，然后他笑：“你这样的人，不该一个人待着。”他没再说什么，也没劝我，看来谁都知道我是个倔得无可救药的人。
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那个念头一生出来就扎根在了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我开始填那些没完没了的表格，写那些不知道给谁看的说明，我的心中很平静，甚至感觉到放松，像通宵之后突然决定在冬天最冷的一天清晨出门散步一样。殊不知世界上所有的必然，都是命运早已铺好的轨道，而你为自己的未来写上深思熟虑的一笔，艰难到以为是自己扳下了变道闸。
等待许可的那几天，我夜里总是醒着，听暖气片徒劳地咔哒作响，我躺在黑暗里把手伸到眼前，企图分辨出它们的形状。我不知道我在等什么——等那份许可书，或者在等一个自己都不肯承认的、逃离的理由。
信来得比我想象中快，字很潦草，像有人赶着去做什么事前匆匆写下的，上面盖着一个蓝色的章，油墨有些糊了，像一只被泪水模糊的蓝色眼睛。
出发的那天，我起的很早，天还没亮，只有街灯在乌云里透出黄黄的一小团光亮，雪刚开始下，细细地落在脸上，有一点凉。我仔细围好围巾，将许可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灭掉房间的灯，锁上门，踏上那条追寻的道路，那条我说不清目的地到底有什么的路。
检查站是一幢灰扑扑的房子，里面亮着惨白的日光灯，排队的人不多，沉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一场没有预告的判决。我前面排着七八个人，各个裹着厚重的冬衣，像一列发不了芽的土豆，每挪一步都要等上半天。我在兜里捏住那张薄薄的许可，慢慢跟在后面。
轮到我时，玻璃后面那个胖胡子男人把我的资料翻了又翻，眉毛拧成两条毛虫，用一种我勉强能听懂的德语混杂着英语问我，来柏林做什么，住在哪里，为什么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人要在这样的天气里跑来柏林。我耐着性子一一回答，心想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难道你期待我能给出一个足以拯救世界的理由。他对我的回答不置可否，把资料重重拍到一边，说了句需要进一步审核，就把我晾在一边，开始处理下一个人的资料了。
我耐着心思在等，期间不断有人过来看我的资料，问我一些没有意义的问题，翻来覆去地看那几份文件，再隔着玻璃看我。我的资料没什么好看的，就像我的人生也没什么好看的一样。我感到烦躁。
我疲惫地靠在检查站的水泥墙上，盯着窗口重叠的人头，队伍在慢慢蠕动，有人通过了，有人被拒绝，他们迈着同样的、不欢快也不沮丧的步伐，走向命运为他们挑选的目的地。而我被留在这里，等待命运对我的最终审判。“你要选择怎样的人生？”有声音在我的耳边喃喃低语。那种感觉很奇怪，就好像你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才走到这里，然后有人告诉你，不行，你不能过去，他们甚至不愿意给你一个原因。
我抬头让日光灯刺进眼睛里，觉得自己大概是疯了。为什么非得来看这堵墙？为什么非要在这该死的冬天来这被拒之门外？我的学业还一塌糊涂，我的人生还乱的像一个解不开的线团，而我居然在这里，等待一群陌生人决定我有没有资格去看一眼那该死的墙。
其他等待的人开始叹气，四处挪动脚步。我等的够久了，久到那惨白的日光灯在我头上嗡嗡作响，像一只困在房间里找不到出口的苍蝇。久到我开始想，这就是命运给我的判决，我该转身走了，那堵墙，也许就是不该去的。
我把手从兜里拿出来，再看了一眼那个窗口，就准备往出口走去。
就在这时，有一只手从背后伸过来，按住了我的肩膀。
那只手很大，也很有力，隔着冬衣都能感受到那份力度。我回过头，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男人，很高瘦，一头白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穿着深色的大衣，领子竖得很高，看起来不像检查站的人，不如说他像什么电影里走出来的角色，一个显眼到不适合待在这个灰扑扑的世界里的人。
“别急着走啊。”他漫不经心地拖着声音，在检查站拦住一个陌生人被他做得像买杯咖啡一样随意。
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推下墨镜，露出一双蓝得不像话的眼睛盯了我一眼——或者更久，因为我在那片蓝色里感到一阵没来由的眩晕——然后抓着我对玻璃后面的男人说了句什么，语速很快的德语，我没听懂他说了什么，但那个男人的态度肉眼可见地恭敬了起来。不出五分钟，我的许可就被盖好章递了出来。
他拿着我的资料，却不急着还给我，悠哉地东翻西翻，带着令人不悦的、挑衅般的笑容。看在他替我搞定了入境检查的份上，我的脾气暂且没有冒头。
翻了个七七八八之后，他啪的一声把那堆废纸拍到我面前，做出胜利般的姿态：“顺利完成~顺带一提，你等了多久？”
“快四个小时。”我向他皱眉。
“就一个下午吗？”他嘲弄般地挑眉，那副墨镜快要怼到我脸上，轻声对我说，“看来我比你更擅长等待。”然后快速直起腰，转身时把大衣拍到我腿上来。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就率先大步走向另一边的出口——对他来说应该是入口——发现我还在原地整理纷乱的纸张，又回过头示意我：“走啊！你不是要看墙？”
我这才反应过来，胡乱将东西往包里塞，快步跟了上去。说实话我完全不知道他是谁，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帮我，但我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应该没被人拒绝过几次，做什么事都显得理所应当。
他的步伐很大，我要稍微加快才能跟上，而他似乎从没考虑过有没有人能跟上自己，自顾自地前进，或是跟不上他的人本来也不必与他同行。
柏林墙终于出现在视野中，它比我印象中的矮，也更加斑驳。灰白色的混凝土墙上覆盖着各色的涂鸦，有英文的，德文的，还有许多我看不懂的语言，一层压着一层，像无数张嘴在呐喊，又被时间封住了声音。铁丝网依旧阻挡着脚步，但墙成为了一块巨大的画布，一道横亘在城市中的伤疤被人们用色彩装扮成了一件艺术品。
我站在那里面对着这堵需要一座博物馆才能勉强讲完属于它的故事的矮墙，哈出的白气一团一团消融进雪幕里，想着，这堵墙隔开的不是土地，而是人。人类最擅长的事情就是竖起一座又一座的城墙，然后花更长的时间去怀念另一边的人。
我转头看向他，他也看着那个方向，但目光投向的似乎是更远的地方，他一动不动地站着出神，任凭雪细细地堆在他的头发上，白色与白色融为一体。
过了许久他好像才想起还有我和他站在一起，游离地对我笑了一下。
“说实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响在冰冷的空气里，“它比我想象得要矮一点，在照片里总是显得很高。”
他好似听到了什么笑话，不屑地把手揣进兜里：“所有人都这样，站在这边觉得矮，站在那边也觉得矮，只有当你要翻过去的时候，它才会变得很高。”
“那你翻过吗？”我盯着他嘲弄的笑脸。
他整个人突然沉寂下来，一动不动地立了很久。在我以为他不会回答的时候，听到他的声音低低地传来：“没有，我翻不过去。”
我不知道这个翻不过去是什么意思。他是军官，职位不低，如果想过去，应该有的是办法，我也没有问他，显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他又望了一会那边，带着些回忆美好时光的温暖，然后回头对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在那边，”他冲那边扬了扬下巴，“我们的名字很像，已经很久没见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最后还是一句话也没说。对一个等待了太久的人来说，所有的安慰都是于事无补的空话。
然后他终于转过身面对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抬起手，摘下了自己的墨镜。
那是一双蓝色的眼睛，蓝得非常不讲道理，像柏林那被乌云覆盖着的、本该澄澈的天空，白色的睫毛上落着同样白色的雪花。
他定定地看着我，目光却好像透过我在注视着迷失在时光长河中的一个什么人。
那一刻我明白了，他带我通过检查站，和我站在这里看墙，讲那些不明所以的话，所有的一切指向的并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人，而我恰好站在那个人跨过时空投下的阴影里。
这个认知本该让我不舒服，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我只是站在这里任凭那双蓝色的眼睛穿透我，也任凭自己在那片蓝色的天空里放松下来，一种模糊的宿命淹没了我。
我们在那堵墙前面站了很久。雪越下越大，他的头发和肩膀上都积起一层白色，我猜我也差不多。沉默安静地蹲守在我们之间，似乎都觉得站在并肩雪里看一堵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天暗下来了，我的牙齿也开始打颤，他才堪堪收回目光，把墨镜重新带上，冲我抱歉地笑着：“晚上是不是很冷，走吧，请你喝杯热的。”
他带我去了附近一家还在营业的小酒馆，暖黄的灯光从推开的门缝溢出来，暖气扑到我的脸上，我才意识到自己的脸已经被冻僵了。
他点了两杯热红酒，把一杯推到我面前：“所以你跑来，到底是想看什么？”
我握着杯子暖手，想了一会，然后说：“大概是想看看人类的悲欢是不是相通的。”
他挑起一边的眉毛，那副样子让我想起楼下弓着背吵架的猫：“然后呢？你找到了吗？”
“还在想。”我低头去喝被我的手冰得变温的酒。
他开始大笑，整个人倒在沙发的靠背上：“你这个人，真的很奇怪！”
“哪里怪了？”我愣了一下，手下意识摸了摸自己的刘海。
“全部。”他斩钉截铁地下定结论，得意地喝他的酒，“刘海也很奇怪。”他又补了一句，笑嘻嘻地看我。这个人果然还是很欠揍，我咬牙切齿地看着他，又觉得和一个刚认识不到半天的人计较刘海这种事，实在不符合我一贯的人设。但我还是没忍住。
“你倒是先照照镜子，”我拿手隔空点他的头，“哪个正常人会在这么阴暗的天气一直戴着副墨镜，你别是青光眼吧。”
他咚的一下放下杯子，一把扯下墨镜：“笑话！这可是为了遮我这张惊天动地的帅脸，可惜挡住我这世界上最好看的眼睛还是很帅。”他夸张地做出无奈的动作，我也回他一个要吐的表情。
然后我们干杯，在昏黄的灯光里分享酒精的温暖。
那天晚上我们聊了很多，准确来说，是我听他讲了很多。他说话的方式很有趣，思维快速地在事情之间跳跃，每一句都像是直接从脑子里蹦出来的，一股脑地把那些琐碎而有趣的事情推到你面前。他讲柏林墙的历史，讲德国人的死板，讲军队烦人的规定，好像有点醉了，絮絮叨叨地讲给自己听，我反而是那个顺带的。
我靠在沙发上，笑着看他眉飞色舞又手舞足蹈地讲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他的声音又好像是从很远的什么地方传过来，越过了酒杯、暖气和桌上那盏昏昏欲睡的灯，到达耳边时已经不剩什么具体的内容了，只剩下一种连绵不断的、让人安心的嗡鸣。那些话像温水漫过石头一样漫过我，我的背陷在沙发里，越来越深。
他的手在空中比划着，影子在墙上伸缩不定，我的视线慢一拍地追着他指尖的影子。窗边传来手风琴悠扬的旋律，空气里有红酒和旧木头的气味，“有多久没这么放松过了呢……”我喃喃自语，最后放任自己被这片温暖的沼泽吞没。
我从那片温暖里慢慢浮上来时，发现他已经不说话了。他靠在沙发上，手指还搭在杯沿，眼睛却望着不知道什么地方。光把他半边脸照得很亮，另外半边藏在阴影里一动不动。没有了话语的灯光里，某种沉甸甸的东西从角落里悄悄涨潮，窗外的手风琴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他好像被自己脑海里的那些往事淹没了，把自己封印进过去里。
我下意识盯着他，他过了很久才反应过来这不寻常的沉默，扯着身子动了一下，把杯子搁在桌面上。然后他站起来，从椅背上捞起大衣，说：“走吧，你该休息了。”
我跟在他后面走出酒馆，冷气重新灌进我的大衣。雪已经停了，街面反着一片薄薄的微光。他把手插在口袋里走在前面，步子比来时慢，不过我想应该不是在等我。
到了门口，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旅馆那块褪色的招牌，然后往后退了一步。
我站在台阶上回头看他。
“晚安。”他说，没有再看我，转身走进渐黑的夜色里去。
我推门进去，玻璃门在身后合拢，隔绝了街上的冷气。我松了下围巾，正在空荡的大堂里找可能是前台的人，身后的玻璃门又被推开了，冷气灌进来，裹着街上湿漉漉的雪味，我回过头。
他抓着旅馆的门把手，问我：“明天几点的车票？”
“不用，我自己去就——”
“我送你。”他固执地盯着我的脸，“几点。”
“早上十点。”我听到自己叹了口气。他点了点头，终于肯松手把冷气关在门外。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直接妥协了，大概是因为他这个人从没被拒绝过，显然不肯罢休，又或者是——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想再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