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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康在那年冬天选下张钊的课，并没什么任何庄重或命运一般的沉重理由，甚至可以说，一切开始的颇为潦草，像多年后人们回忆的一场灾祸、一段不足挂齿的恋情或者一生中某个无法重返的下午。而这种真正决定了后事的瞬间往往并不伴随着教堂的钟声、神父的誓言或人类心中清楚的预感，郑永康就这样捏着那张轻薄的脆黄纸挤在大学事务处的门口，由着涌动的人流推着他向前走，这成为他半生中为数不多如同朗月般清冷的记忆。
英格兰的冬天已经把校园里所有明亮的东西都抹得暗淡，枯萎的爬墙虎贴在文学院老楼的墙面上，叶子灰褐，几片中夹杂着几缕未凋谢的红，湿漉漉地粘着石砖，钟楼在浓厚的屋里露出一个模糊的尖顶，显示出衰老而固执的权威。
他本来不该出现在那条队伍里，至少按照自己对大学第四年的安排，他的时间不该被浪费在一门名叫什么《悲剧、国家与人的责任》的古板选修课上。他是工科的学生，图纸、实验、金属零件和一堆看起来至少有答案可循的问题把他的生活填满，而他也喜欢这些可以被验证、被拆解和安装的东西，因为哪怕失败也有原因。
而文学哲学在他眼里则是一间被迷雾笼罩了的破木屋，里面坐满了愿意为一个词汇争论到煤油灯都燃尽的无趣的老头。灯火昏暗、空气浑浊，七嘴八舌谈论着安提戈涅、康德、莎士比亚和上帝，最后还是谁也不能证明自己比谁更接近真理。
因此，当他的朋友把那张课程表推到他面前，说这门课据说不难，教授也不太管考勤，只要交一篇期末论文就能混过去时，他毅然决然低头在自己的课程申请单上填上它的编号，那不过是为了陪好友消磨最后一年里某个无关紧要的星期三下午。而人一生中许多真正无法补救的选择，最初看起来都像一堂可以随手取消的选修课。
第一堂课安排在学院东侧一栋很久的楼里，郑永康从没来过这个学院，他围着花园绕了好几圈才勉强找到入口。那栋楼开着高而窄的花窗，有着磨损到发白的木地板和总是带着潮气的石阶。他骂骂咧咧地拽着好友的胳膊，爬了几层楼他实在是腿软，撑着膝盖一屁股坐在台阶上。
“该死的，你可听好了，这课要是不和你说得那样轻松我就要扒了你的皮，我饶不了你。”
楼梯转角处挂着几幅已故院长的画像，他们的脸在褪色的油画里显得格外严肃和死寂，正直勾勾盯着这个无论是头脑还是性格都不该属于此地的突兀的工科小子。
他俩到得并不算早了，教室里已经坐了一半人，有人正在低声谈论报纸上关于欧洲大陆的消息，也有人毫不掩饰地把这门课当作轻松拿分的水课，靠在椅背上翻看体育版面的新闻。
郑永康坐在倒数第一排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刚被雨水洗刷过的庭院，枯叶堆在草坪边缘，远处偶尔有人撑着黑伞穿过拱廊。他把怀里揣来的皮面笔记本打开，在纸上画出一个机械结构的剖面图，线条笔直、齿轮啮合，螺丝定位精准，比黑板上写着的“悲剧”、“责任”等抽象的字眼令他安心许多。
上课铃响过一会儿，那扇沉重的木门才被推开，进来的男人没有带助手，也没抱着一大摞讲义。他穿一件深色的旧呢大衣，肩上有一层薄薄一层被雾打湿的痕迹，头发整理得很整齐，却仍显出一种难以完全遮掩的疲倦。他把毡帽和手套放在讲桌左侧，又低头整理了一下袖口，然后抬眼环视了教室一周。
那一瞬间郑永康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立刻停下了手中的笔，只是觉得这个人和他在工科学院四年见过的英国教授都不一样，他的沉默不属于哲学院那种礼而自得的肃穆，低沉的气压却弥漫在他周身。他站在那，只是淡淡的在黑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和课程题目，没急着介绍自己，也没有用夸张的热情欢迎学生选修这节课，只是在点名册上扫了一眼，用带着德语痕迹的英语说，今天不讲课程要求，也不讲论文格式，今天只请思考一个问题。
“一个人是否有可能不属于他的国家？”
教室里有人轻轻咳了一声，似乎是对这个德国教授的选题存了些偏见，可郑永康却不知为什么抬起头，抢来了好友的课本认真翻找着问题的标准答案。
他后来常常想，自己大概并非被这个问题本身所打动，那时候他真的理解国家这个宏大的含义吗？并不见得。当然他也在年轻的时候无法真正理解流亡的概念，更不知道一个人被迫离开母语、家乡、职位和过去之后，所谓的“属于”会变成多么奢侈而含混不清的东西。
他只是很浅薄地被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吸引了。
张钊开始讲安提戈涅，讲一个人如何在城邦的命令和亲人的尸体之间选择；讲法律如何声称自己代表秩序，而良知又如何在秩序中变成一种难以辩护的罪。
"我们今日所说的国家，常常显得像某种天然之物，河流山脉、父母和给予的姓名，在若干年之前就被命名和记录，这种顺水推舟的原则把人们归类；可是悲剧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国家并不能包含人的全部，当城邦要求安提戈涅遗忘他的兄长时，那种秩序要求她承认自己首先是臣民，其次才是女儿、妹妹和一个会悲伤的人类。"
他的声音不高，却富有冷静的穿透力。郑永康有时候听进去几句，下一秒又完全走神，他听不懂那些复杂繁琐的希腊名字，也不明白一个女人埋葬兄长的行为可以被讨论整整一节课。可他的目光停留在张钊翻书的手指上，留意他在黑板上写板书时微斜的肩，还有他大衣袖口露出的白衬衫边缘。
像旧烟草、冷雨和书页的味道，随着他桌椅边那扇窗渗进来的空气短暂的 在他身边停留。
张钊并不英俊得张扬，至少不是那种会让学生在走廊上议论的英俊，他的眉眼里有一种长期隐忍克制留下的阴翳，脸色偏苍白，难得笑起来的时候也很少真正放松，因为这种懈怠和情感的流露都可能成为日后被审问的证据。
可也正因如此，郑永康在整个下午都变得不安，他明明什么都没听懂，在张钊转身的时候把盯着他的背影瞧，等到对方望向教室的时候又立刻低头装作记笔记，笔尖在纸上胡乱划了几下，留下几行毫无意义的曲线和一个被反复描黑的齿轮，等着张钊用那种带着异国雾气的声音，说出一些郑永康暂时还无力阅读，却愿意为了他而假装理解的话语。
下课前十分钟，张钊合上书，布置了下周的阅读材料，又再次提醒所有人这门课不是文学史，也并非政治课，如果有人只想背诵结论，期末会很辛苦。窗外雨停了，灰白色的光透过高悬的玻璃照进来，落在讲桌边那副黑色手套上，郑永康坐着没动，好友则叫苦连连。
“嘿……咱要不把这节课取消了吧，上帝保佑我，我只是想拿上这简单的两分——趁现在还来得及。这教授好像看起来没那么好说话。Kang？你睡傻了？”
郑永康这才仿佛大梦初醒般回过神来，呆呆地凝视了好友几秒钟，随即下达了一个荒谬不已的结论——也可以称作是命令：不许。
不仅不许取消了这课，他还把那个画满了零件结构的本子死死攥在手里，说自己有问题要问。
好友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一种很明白又很不怀好意的笑容，说我竟然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对悲剧感兴趣了？郑永康没回答，只是好不容易才打发了他，等大部分学生都走出教室之后，才拿着那本一个字都没有的笔记本走向讲台，本来他已经想好了一个自以为妥帖又高深的问题，可真正开口的时候，却只呆板地说了句：“教授，我没听懂今天最后那个问题。”
张钊抬头看他，眼神并不严厉，但充斥着令人无法继续敷衍的、坐立难安的沉静，他问：“哪一个问题？”
郑永康在这一瞬间发现，自己除了记得什么“国家”、“悲剧”这几个词汇以外，根本说不出任何完整的课堂内容，于是他抠着掉了漆的木讲桌边缘，十分虔诚也十分荒唐地承认：“全部。”
张钊看了他一会，看得郑永康耳根发热。教室里最后两个学生也离开了，门在他们身后轻轻合上。张钊没笑话他，也没露出被冒犯的神情，只是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课程阅读单放在讲桌上，把胸前别着的钢笔拿在手上，在其中一行下面划了道线，然后推到郑永康面前。
“从这里开始读，”他淡淡地说，“如果下周你仍然觉得全部不懂，再来找我。”
郑永康低头看那一行字，书名很长，长得他头疼，作者是一个他完全不熟悉的古希腊名字，旁边还有英文译本的版本要求，他几乎立刻就知道自己不会喜欢这本书。可是张钊的手指刚从纸面上移开，那只手指修长、冰凉，指节处有一点因常年写字而留下的薄茧，郑永康福至心灵，读一本他不喜欢的书也并非什么难以忍受的事，甚至有种隐秘的、不可告人的愉悦。
“那我下周可以去您的办公室吗？”他问，问完才觉得这句话显得过于急切，于是补充到，“呃，我是说，如果我真的读不懂。”
“办公时间在阅读单背面。”
郑永康翻过纸，看见一行用打字机印出的时间和地点，地点在学院西楼三层，记得是靠近图书馆的一间办公室。他点点头，本该就此离开，却仍站在那里，像一个毛头小子第一次学会以求学的名义拖延告别，而张钊显然看出了他的迟疑，却没有替他结束这场不成体统的谈话，只是走到门口时忽然停下，回头看了他一眼。
“郑永康，是吗？”
他不知道张钊是从点名册上记住了他的名字，还是刚才看见了他笔记本封面上随手写的签名，总之这几个字经过张钊的声线之后，忽然变得不像平时那样普通，被那种带着异国口音的英文从喉咙中上下吞咽了一遍，陌生又郑重。
“是，”他说，“我是郑永康。”
张钊点了一下头，没有再说什么，走廊里的冷光在他身后展开，那件深色大衣很快被楼梯转角吞没，只剩下雨后潮湿的石墙、教室里渐渐冷下来的空气，以及郑永康手中那张薄薄的阅读单。他站在原地，听见窗外有一群乌鸦从庭院那头飞起，翅膀拍过天空，声音很短促，像一场尚未起始的噩耗，而他低头看着纸上那行被钢笔划出的书名，隐约感觉到自己大概会因为一个毫无兴趣的问题，走向从此无法轻易脱身的境地。
那天傍晚，郑永康拿着餐包在校园里绕了一段很长的路，雨后的空气里有湿土和煤烟的味道，几个穿长外套的学生从他身边经过，讨论着周末的球赛，也讨论着报纸上那些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德国地名，慕尼黑、柏林、捷克边境，那些词从他们嘴里说出时仍像遥远大陆上的争端，与这所大学的草坪、图书馆、晚餐钟和年轻人的爱情无甚关系。
郑永康把阅读单折好放进口袋，手指碰到锋利的纸张边缘，又想起张钊在讲台边低头划线的样子，想起那句“一个人是否有可能不属于他的国家”，他仍旧不懂这句晦涩的话，也不懂那个男人为什么说出这话时深深停顿了一瞬。可他已经决定下周一定会去办公室，哪怕他需要先翻开那本繁琐的厚书。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想从张钊那里获得知识的答案，还是只想再次听见那个人叫出自己的名字。
夜色落下来时，钟楼敲过六下，校园里的雾比白天更浓，远处街灯在雾中变成一团团模糊的黄光。郑永康沿着石子路走回宿舍，口袋里的阅读单被他的手攥得微微发皱，他忽然想起张钊放在讲桌边的那副黑色手套，想起那件被雨雾沾湿的旧呢大衣，也想起自己在课堂上画到一半的齿轮图，那些线条本该严密地咬合在一起，却因为他长久的走神而偏出了原来的位置。
或许索福克勒斯真的给了他在文学方面不灵光的脑袋一点启示，他开始回忆那节课上讲过的那些文学作品，思索那个有关于服从、背叛还有忠于良知的关键词，他顺着画外音朦胧地想到一个下周要问的问题。
“当国家命令你违背良知时，你是一个公民，还是一个人？”
T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