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大风从东刮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
「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
——海子《春天，十个海子》
“11.《英雄时代和英雄时代的诞生》
“1993年10月5日完成。
“4787页×400格，总：191万字。
“写‘胡风集团事件到刘少奇集团事件中的国家建设与错案冤案中各集团的爱国奋斗’，同时表现‘扑灭了“四人帮”及邓小平时代的来临’。”
——徐朗《路翎晚年未刊小说简介》
——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我想在扉页写上，“献给我的家人，献给胡风先生，献给我的导师与友人们”。
徐嗣兴信手在面前的空白稿纸上留下一句话。多年来他早已习惯了只借助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声音对他而言有时显得多余，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宁静。
外面下着雨。雨水敲击着紧闭的玻璃窗，在窗户上缓缓拖出一道长长的水迹，为地心引力留下最后一丝微不足道的挣扎。北京的秋雨。徐嗣兴来北京已经四十多年了，仍然没有习惯这和南方完全不同的稀疏零落的雨。他经常想起重庆的雨，那狂躁的、呼唤青春的雨。雷雨，冰雹，狂风。生命的原始强力。
胡风的女儿晓风前不久来找过他，告诉他，他和胡风的书信集已经进入终审阶段，大约明年就能付排出书了。往昔的书信和现在的小说放在一起，哪个会更让读者有兴趣？徐嗣兴回答不了。那些书信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沉入了海底，随时间的流逝被销蚀，就算再捞起来，能辨认的也只是冰山一角——至少对路翎而言如此。
晓风说，她父亲致徐叔叔的信是现在留存下来最多的，足有一百三十多封。只有一百多封？对，有一百多封。你搞错了，路翎想，我给胡先生的信都还剩三百多封，怎么可能他的就剩这么点——
我父亲致您的信已经是留下来最多的了。
路翎什么都没有说。他习惯性地抬起头，看着空中那一片虚无。
天很遥远。
——我经常梦见记忆中的书信。
书信对徐嗣兴而言始终是个绕不开的结。从“我的名字对于您，对于《七月》，还很生疏吧”，到“无耻已寄一篇二万字的致某小说家的公开信到《人民日报》”，再到“我明天就把这些信全交出去”——哪里知道这些信最后全都会散落在随着时过境迁再无人知晓也无法追溯的五十年代，写信人和收信人，最终都成了暴风雪过后一尊尊冰冷的塑像？
而冰雪早已深深嵌入受难者们的血肉，若融化，血肉也会一起从受难者的身上剥落，留下一具枯骨。那些过往的雪经过二三十年的冰冻早已死死凝结在徐嗣兴的身上，和他的现在、将来交错在一起，留给人们一条落后——落后于新时期文学——的道路。那雪不可能像初雪一样温暖，而只会像残酷而又尖锐的暴风雪，存在的时间和刻下的伤痕一样，漫长而又漫长。也许会有置身事外的规划者说，像扫地工一样把雪扫掉就好了，太阳出来以后，冰雪消融，新的春天将会再次到来——但谁又能保证，再次到来的是春天还是冬天？太阳属于光明还是黑暗？
而那些早已融入血液和骨髓的雪，又如何被清除？
徐嗣兴只是拂去了覆在信纸表面的那层尘埃。
那些信有什么出版的价值呢？他听到有人质问自己。那些信除了证明你的确曾经和胡风有过书信来往，证明你的确和他有着深厚的友谊，证明你们的确曾经都是小集团的成员，还有什么意义？
不，更远处传来另一个声音，信不是为了证明而写的。
那声音来自青年的路翎。
幻听和幻视，是徐嗣兴晚年生活的两大特点。他每天固定坐在书房里至少几个小时，几小时里又有百分之几十被幻觉和无意识行为占去。妻子和女儿很少来打扰他，妻子曾说，让他写吧，他除了写还能做什么呢？——这句话或许可以换写为：他除了幻想，还能做什么呢？
四十年代时，他也是每天躲在小办公室里，用写作隔绝自我和外界。稿纸是他和世界之间的天然屏障，是承载幻想和感情的风筝。
如果真的可以穿越暴风雪，徐嗣兴想要回到四十年代的重庆和南京，回到见证“路翎”成长的时代。他经常翻看晓风送来的书信，那些信里，写满了青年对生活的苦闷、不满和抱怨。当时，他过着小职员的生活，靠着自己不喜欢的工作生存，高压的生活环境，在恋爱上也如多数同人一样经历了磨难，除了几个因文学相识相知的友人几乎没有真心的朋友，还因文学随时承担着锒铛入狱的风险。
——可我还是想回到四十年代。
——守梅已经去世了，风兄已经去世了。
——下一个也许是我。
不是已经烧完了，不是的。他遥望着那些像看灰烬一样看着自己和稿纸的知交。无论是谁，似乎都已经不对自己的小说抱有期待了。他仍然在写小说，写了很多很多，最新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至少有百万字，远甚于四十年代那部被朋友们交口称赞的“passion”的鸿篇巨制。
“passion”是胡风的用语。“时代的passion产生了作者的passion和他的人物的passion”——所谓的passion，受难和激情的双关。不知七月派的双关语是否常常会变作对作者将来命运的预言，受难产生激情，激情导致受难。时过境迁以后，人们总爱追认那些一语成谶的字句，赋予预言的玄幻色彩。
他从不将自己视作预言家，而是尽忠职守的记录者。他过去以笔切下漫长生活中的荒诞一切，像生物学家制作切片，将生动的颜色压在纸张之下，直到连已经模糊的血肉都被铅字定格。他从不去做预言家的工作，而只是看护在夜里醒来的星火。——而点火又必然需要自己的火种。
现在的小说也是passion的产物啊，他想。同样是passion产生passion，为什么八十年代的passion就不如四十年代呢，为什么没有人再来以文学的视角酷评他在血与火里铸成的书稿了呢。
心中的波浪在咽喉处淤积着。
他最终没有像痛惜青春的老人一样深深地叹一声气，只是任由眼神在静谧中涣散。他痛惜喧哗远甚于痛惜青春。现在的徐嗣兴就像将将被烧开的水，等待者永远都听不到意味着解放的那一声长啸。
会称赞他的小说的评论家们已经和他走散了。自1985年以后，他的小说就失去了最好的、最初的也是最后的读者。故友告诉过徐嗣兴，胡先生在看到那部重印的鸿篇巨制时是什么样的反应：胡先生很高兴。徐嗣兴也很高兴，如果没有“重印”而是“初印”的话他会更高兴。
但这个故事开始得太迟，结束得也太迟了。徐嗣兴终于放开手上被握得热乎乎的钢笔，起身从架子上拿下那一沓稿纸。他书写的那一切依然厚重而又漫长，只是胡先生再也不会读到。
——我想再给胡先生写一封信。
路翎想向胡风再报告一次他的新作。
徐嗣兴很少将胡风称为“先生”，只有他们最初认识的那一两年，他会在抬头恭敬地写上“胡风先生”，后来十多年全都用称兄道弟的语气，亲切地将大他二十岁的胡风称为“风兄”，私底下，他和别的朋友一样，叫他胖子。
胡风最开始也叫他“流烽先生”、“路翎先生”，不记得是在哪封信里，他说“你来信还称我‘先生’，叫我非常不安”后，胡风也就从善如流，舍去了“先生”的称谓，叫他“嗣兴兄”、“宁兄”。
那时他们绝不会想到，这些私信将会在未来带给他们深重的灾难，又将在更远的未来印刷出版，成为他们的相关文章注释里永远甩不掉的一个名字。
——风兄：
他在新抽出的稿纸顶格写上称呼。
然后呢？接下来他要写什么呢？
他回忆着五十年前自己的信是如何写的：有时会先表达自己对胡风的感情，有时是谈他自己，有时是直接开始讲他今天遇到了什么、写了什么或是知道了什么，等等。
他太久没给胡风写信了，甚至忘了从前他是直接想到什么写什么的。
——久未来信，最近怎么样了，念念。
——最近新写了一部一百来万字的长篇。
他认真地向没有地址的收信人作起小说的完稿报告。
他像过去一样，谈起小说中的人物们，用文字速写式地描摹他们的性情和经历，以及作者为他们安排的、或他们引导作者写下的结局。他带着读者一起走向故事发生的年代，不仅仅让读者看在舞台上出演的悲喜剧，而是推开走向后台的门，力图揭露整个故事的出产流程。——即使他已经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作为风暴中央的当事人叙写胡风和朋友们的冤假错案尚且有迹可循，但之后的在丁玲和陈企霞、秦兆阳和邵荃麟发生的事情，当时还身处牢狱之中的他，又如何能准确清晰地知晓全貌？即使依靠解冻后的回忆录，也总不免有失真之处。
也许读者会在阅读的旅途中发问，你写的那些都是真的吗？是的，这是一个和现实密切相连的故事，但路翎从来都不是拘泥于现实的作家：从四十年代开始，他就尝试用真名真姓写历史人物了，到写这部长篇时更是变本加厉——连主角都是真名真姓，四十年代那部至少只是配角；四十年代的配角的情节是虚构，这部长篇的大部分情节也是想象。不妨模仿八十年代一篇著名论文的题目来说明他的写作：现实与幻想的双重变奏。
似乎从前他也在给胡风的信中论及这个问题，他一边写一边回忆过去的信件。
晓风拿来的《胡风路翎文学书简》样书还放在他的架子上，他在她拿来的第一天，就已重新看了一遍那些熟悉而陌生的信。四十年前的青年作家现在看来是那么单纯稚嫩，连叙述也不免带着孩子气，还没有学会在文字里隐藏自己的心情——也就是还没有学会后来人们习以为常的虚伪。那心情是他陌生又不陌生的，叙述的方式已然陌生，但迷茫无措的心情时隔多年后依然不变。
他写得很慢，手走得很缓，想让字好看一些。不幸的是他的字并没有比四十年代时好看多少，反而因为上了年纪的手抖显得更加潦草难辨。
写着写着，他的叙述重点就偏离了小说。
他在信中说起华女士和小谷先生、小风和小弟弟的近况，说起来探望他的各种各样的人，说起和他来往甚密的研究者们和重印的小说，说起明英和女儿们，说起这些年北京的风云变幻。舞台的大幕不断拉开又合上，每个人都在舞台上兜兜转转，总有人在某次谢幕后就不知所踪。
他回忆着这些年他所记得的一切。
也只有追溯过往才会让人清晰地感受到时间的流逝。他想到连周扬都已经去世了，落在纸上的笔迹有些不真实的飘忽。有时候人会把存在当成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殊不知时间从来不容许这理所应当。周扬的存在，对从三四十年代登上文坛、又活到了五六十年代往后的作家而言，从来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只有这次给胡风写信，他才想起来，那个曾不可一世的文坛领导已经在失语的状态下沉默死去了。
我现在也变得失语了，他想。
他不知道能对生者说什么，也不知道有谁会听他说话。他把语言付诸于稿纸，但也没有什么人会再用赞许而不是同情、怜悯或宽容的眼光看他的新作——胡风先生从来不会这么对他，若胡风活着，大约会一如既往地严格要求。胡风要的从来都是优秀的作品，而不是加了限定语的优秀作品。纵使他路翎已经不是四十年代的路翎，胡风的这点要求也不会变。
生者又愿意让他说什么呢。明明那本文学书简1990年就编好了，但已经1993年了，还没有出版。不，应该问的是，生者愿意让“他们”——愿意让这个不幸的流派，再多说什么呢。他知道太多至今还没有得到出版或出版得面目全非的作品了——积压在审查流程上的诗集、斧削过的后记，还有翻覆过无数遍的悼词。
这个世界愿意让七月派看到什么样的曙光呢——无论别人如何想，徐嗣兴仍然坚定地认为“七月派”没有粉碎，即使在九十年代。他不承认自己的归属地已经分崩离析、甚至没有留下一点碎片。
——之前，那位女同志向我说起过原兄的一篇文章。那篇文章谈到现今学者对“七月派”的粉碎缺乏研究。如果是四十年代，被目为“七月派”，应该是文学青年值得夸口的荣誉吧。我以为，“七月派”没有粉碎。
徐嗣兴不会知道后来的新文学史研究者如此描述他：“路翎是真正属于四十年代的作家”。四十年代，在后世的想象中，常被视作曙光展露前的迟迟长夜，可对徐嗣兴而言，那就是曙光了，他的四十年代就已经是文学生涯中最温暖的曙光了。四十年代，他正式以“路翎”为名在《七月》上出道，写出以百万字计的小说，成为当时中国文学不可小觑的新生代作家——胡风先生不是也对他说过吗？“只要努力，我敢给你预约一个伟大的前途”，努力就能得到伟大的前途，也是四十年代的路翎笃信不疑的真理。
但也只有四十年代的路翎才能笃信。
也许从历史大局的语义上来看，五十年代确实可以算作曙光，但单从徐嗣兴的角度出发，遍历五十年代，就很难得到同样的结论。
谁能说他最初不是和胡风一起怀着迎接曙光的心情参加第一次文代会的呢，谁又能说他不是怀着热情来到青年剧院的呢？但在那之后呢？写作目的从来不在文学的批评，被接受却又停排无法上演的剧本，冠以友情名义实则以背叛换取光荣的公开信，都化作了笼罩他想象中的晴空的阴霾。再然后，风暴到来，飞沙走石，遮蔽了一切他想抓住的一线光芒——
——你应该不会再把这部小说叫做“青春的诗”了。
永远寄不出去的信还在断断续续地被书写。信稿和作者一起跨越了1993年，抵达了1994年的年初。冬日的阳光照在稿纸上，缓缓穿越这一天白天写下的一行字，最终隐入黑色的句号。因晴天而打开的窗户，仍然对冰冷的夜敞开着。
徐嗣兴摩挲着手上的钢笔，思考着接下来该写什么。
四十年代的他似乎总和“青春”二字密不可分，但无论是《青春的诗》还是《青春的祝福》，都已离九十年代的他远去了。现在的他只会被视作青春才华不复的老年作家，再不会有人把现在的他和“青春”二字联系在一起。
好像只有他自己，还没有从“青春的诗”中走出来——他是一开始就被嵌入格律的字句，也是永远被定格在生命最光辉璀璨的年月的标本。至少，他熟识的人不乏将生动的朽木和高饱和度的相片相对比并对前者投以叹息者。
就连胡风也是。连胡风都说他和从前判若两人。尽管这是事实。
他把笔一扔，双手垫在脑后，身子靠在椅背上，带动椅子发出嘎吱的响声。如果有熟人目击，大约会在日后的回忆录里评价：这动作还有点过往的路翎的气势。
这是什么话，他想。难道现在的路翎就不是路翎？难道有了那二十多年的监狱生涯的他，就是冒用了四十年代知名青年作家笔名的赝品？焦躁感在心头疯长起来——他当然清楚这是因为现在的他没有四十年代那样的才力，交不出一份读者想看到的答卷，但是他已经尽力去写了。
有时候他真想永远留在四十年代算了。那里有不仅在心中才永远活着的导师与友人，有能写出铿锵有力的旋律的时代，有平淡无奇但还没有留下人为创伤的家庭生活。那里还有人们眼中“真正”的路翎。说不上最后这句话是自嘲还是对那些好意陈述的讽刺。
他不知道自己该用什么心情面对人们的“一生两世”风格的叙述。人们当然不会把这些评价直接往他眼前端，但他从文字上失掉的直觉全部用在了读人家的眼神——怜悯和惋惜，同情和看似理解的不解。人们不能理解他的诗为什么总充斥着和当今诗歌风潮格格不入的东西，因而将他看作落伍的诗人——他们始终都没有了解过他的心境，只是以一个近似“精神奴役创伤”的结论一笔带过。
——可这也是我举起了我的整个生命才能写出的作品，如果没有青春，又何来“青春的诗”呢？
徐嗣兴转过头，望着好像永远不会被窗帘遮挡的夜空，那不知道由什么变成的星星。他拧开台灯，从架子上抓过那本放了很久很久的样书，从头看起。
文学书简谈的从来都不只是文学，而是生活中的文学，到处有生活故到处有文学——胡风文学理论的体现。跳过代序，数百封信，来往如飞鸟的人名，成长的理论和新生的作家，在文字的闪光下飞行的时间，掠过重庆和北京，一头撞在编者后记上，坠落成无言的句号。这群盲目的鸟。
他不是没有胡风叙述的幻觉的经验。在写作那长篇小说的过程里，他就时常看到那些熟悉的人——比他先逝去的朋友们——在他的眼前交谈、走动，一如往昔。他们带来嘉陵江的风，风重新把他的稿纸吹活，让墨水抽出了新的枝芽，让从青春开始断掉的曙光自黑暗时代再出发。
即使那风只是远离春天的人的想象。
他追寻着那些早开早谢的人的花朵。借由文字，他重新定格花枝的模样，但这定格留下的也不过是鲜活的十分甚至二十分之一。那花朵在幻觉中多么生机盎然，恐怕除当事者外无人知晓。
只有信还在。只有那些被当作罪证和纽带的信还在。虽然还在的、还能看到的也不是全部，例如《关于解放以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集体写作的特殊的信，二十七万字的长长的信，被冠以特殊意义的信。胡风在这封信里依旧给予路翎特殊注目，专门花了两三万字巨细靡遗地讲述他所知道的路翎的情况，报告五十年代初他是如何艰苦地追寻希望的足迹。尽管这注目最终只起到了加重批判力度的作用。
在路翎所见到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完全被风暴淹没以后的日子，还会有一大群向往曙光的人和他们的文字同样落入风暴。风暴中某篇论现实主义的文章，在风暴终于平息后有了姊妹篇，而两篇文章的副标题又成了曙光与追求的真实写照：现实主义的道路，广阔而艰苦。
曙光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仅仅“现实主义文学的春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已吗？说到底，究竟谁能给“现实主义”下一个永远正确的定义？——“现实主义容许各种心情，对吗？”
而这广阔而艰苦的道路是永远没有终点的。有无数人在这条道路上为了他们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仅为了事业，也为着生命，甚至信仰。再过几百年，胡风和路翎的名字后面，也一定还会增加新殉道者的名字，而他们的名字将成为黑夜中长长的血迹的其中一点。
但这血迹还要拖曳多长，才能在光与暗的边界刹车呢？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也许曙光本身就不存在。
徐嗣兴的视线在写着1983的那页逡巡已久。他的脑子再次回放起1985年6月8日关于某篇讣告和1986年的某场追悼会的记忆。谁的讣告？谁的追悼会？他只是任由幻像在眼前播放，像没头没尾的黑白默片。声音呢？他应该听见的声音在哪儿呢？
耳鸣慢慢从黑夜中向他走近。
书页和他的手指在半空中微微颤抖。
就在这时，风灌进卧室，吹开先前平放在桌上的书本，把钢笔从稿纸上吹到摊开的书封的阴影里，带来声音。风声又连着卷走了正要放大的耳鸣，卷走台灯的光亮，卷走徐嗣兴的神游。
记录默片的胶带和记忆的放映机一并垮塌。
徐嗣兴放下手中的文学书简，借着微光，转过去看被吹开的书。
吹开的部分正端正地印着一张摄于1949年的作者像。《胡风评论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他想起第一次文代会，他和胡风等友人没留下来的合照。
他知道自己想听到的是什么了。
他想再次听到胡风的笑声，不仅是幻听，而是确实的声音，因文学和生活而有的声音——无所畏惧、充满湖北气概的豪放笑声，指引他曙光方向的笑声，如果不存在的话，自己“就会走更多弯路”的、“在一切艰苦的时候”想起的笑声。
只有幻觉有能力回应他的愿望。
那爽朗而残酷的笑声在他看到的房间中回响。
他捂住脸，想象着当年的文代会住处，遥远的东方饭店，像怕自己笑出声回应，又像在躲避时间的袭击。如果听不见已然沙哑苍老的声音，不知道自己已回不去无法回去的地方，他是否就还是当年那个和胡风一同欢笑也一同对曙光毫无质疑的青年路翎？
他没有办法回答人们的问题，甚至没法回答自己的问题。
沉积了四五十年的雨落在黑暗的地板上，发出些许沉闷的声音——一如当年那青年作家、少年学生曾站在嘉陵江边扔出的棱角分明的石块，在江面上溅起令远离江河的人怀念江河的涟漪的同时，带出的、只有当事者知晓的声响——一圈圈的笑声在他的脑海中荡开，放大寂静，也放大压抑在喉咙里的、他以为早已偏远的哭声。
他想回去，想回到1949年6月的北平，想回到1948年初的上海或南京，想回到1942年的重庆。如果可以再听到那些熟悉的交谈，如果可以再次共享欢欣，如果可以回到那个浑身放光的路翎还没有被风暴埋没的时候，如果可以回去——
如果可以回去。
寒风呼啸着卷动窗外的树枝，树枝磕在窗玻璃上，发出沉沉的声音。鸟巢落在地上，鸟羽如白影一样飘飞起来，和细雪混在一起，纷纷扬扬。二月的北京，多雪，干冷，和南京与北平都只差一个字的北京。徐嗣兴的最后的北京。也许某天这座城市发生过的一切都会被岁月的风沙抹去，连带曲折的呼唤和经年的伤痛，一起经历强制的遗忘。
他也想尝试着像诗人一样，铿锵地对世界宣布，“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回报人们的信任和祝福。但这对于目前的他而言依旧艰难，毕竟他有二十五年没说过话而也没人想听他说话，又怎可能轻易地从生满铁链的枯井里攀登出来？但时间对他而言又是那么珍贵——他已经不年轻了。他已经七十岁了，随时都有可能和这个世界告别。
也许这部近两百万字的小说也会重蹈它的前辈的覆辙：得不到出版，得不到承认，成为他晚年才力消退的又一力证。
但也只能如此了，他也只能一直写下去，就算现实主义的道路永远没有终点，永远艰苦，他还是要继续追寻当年胡风指给他的曙光。他不是为了出版和承认而写的。
他没有别的路可走。
他摸着黑，任由稿纸上的钢笔字晕开，沉默地写着。
——这只是一点想法，希望你的指示。对我而言，它不只是“光明、斗争的交响和青春的世界底强烈的欢乐”，而更多掺杂了痛苦和追求的变奏。
他也没想过有别的路可走。
——现在只能写出这小说来，自然写得不好，但如果没有你，我什么都写不出来。我一直以来的道路都是艰苦的，但在一切艰苦的时候我就想到你，想到我们曾谈过的一切，想到我们的欢乐、痛苦和追求。
他听过新文艺出版社的青年编辑的现实主义论：痛苦，欢乐，追求和梦想。和暴露与歌颂相背离的、追求无关一切的真实的现实主义论。
而徐嗣兴要的也是真实。他要真实的评价，他要真诚的反馈。他要的是把他当作一个小说家而非受难者看待的文艺评论，他拒绝人们体贴、怜悯和惋惜的眼光，只是一味地写。那些眼光比退稿信更能刺痛深埋在心底的、小说家的自尊。诗人？剧作家？不，在“作家”这个层面细化下去，“路翎”这个名字首先一定会被归入小说家的行列，其它的都不过是点缀——但一个还没有停笔却只能不断地重版旧作的小说家，又该算是什么呢？
他清楚，胡风如果还在世，一定会说这小说写得还不够好——但他要的就是一个能指出来说写得不够好的人，且这个人是确确实实能够帮助他、甚至是把他从无物的写作怪圈里拯救出来的。他并非不清楚真实有时是残忍的代名词，但作为作家，作为成长于四十年代的以左翼现实主义小说家自许的作家——他又如何能拒绝真实呢？毋宁说就是因为他太纠结于真实，所以才会是现在这样。无论是写作道路还是人生旅途。
他已经休息了很久了，他不能够再对真实视而不见了——他应该启程了。写真实和写歌颂的雾霭仍然笼罩着创作，但他该告别了。尽管假想的五十年代有着难以言喻的安全，但他毕竟是活在九十年代的作家。
至少，他尝试着对五十年代挥手，再也不见的十七年。忘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忘掉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只是一味地写着他的故事。
他要书写他的痛苦和追求，而不是让经过虚构变幻的人物做满身光圈的人为构造的时代主题的传声筒。他仍然会继续被指摘过无数次的幻想写作，但那幻想将重新承载四十年代的重量，而不只是十七年文学的艰难探索的回音。
一个老作家，何必这么拼命呢？人们的议论絮语不着痕迹地从门外走过。那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笔始终夹在胸前的口袋那里，和心一起跳动。
他不写不行，因为他是作家——因为他是路翎——因为他是徐嗣兴。因为他有太多的话要通过且只能通过文字表达，因为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因为写成这样还不够，因为他还活着。
他毕竟是真正成长于四十年代的作家。
而他相信，这也是胡先生想看到的。
这是他的纪念。
——无论如何，我永远都敬爱你、感念你。真的。
风慢慢止息了。细雪落在窗玻璃上，印下浅白色的标记，像南方江边素白的鹅卵石。不知何时，也不再有钢笔字被晕开了。
路翎合上评论集，凝视封面书名良久，拿过稿纸匆匆写下两行字，盖上笔帽，将纸对折夹进书页中，才重新将评论集放回原先放置的地方。他摘下眼镜，拿过摊开的文学书简，翻页再合上，搁在书架上面。
久违的自然性困意涌起，他稍微整理了一下桌面，回到床上，看了看窗外。那繁复的雪与星。夜空中飞扬的雪，只从窗户一角向外看去，有时竟如转瞬即逝的白天。
他阖上双眼。眼前白光闪烁。
像初雪。
素雅的初雪在脑海中回旋，他恍若置身于久违的阳光中，不隔着玻璃的真正的阳光。他有一段时间不出门了。明天出门走走吧，只在楼下走两步应该没关系。
也许今夜不借助药物他也能入睡，也许不需幻觉，他也能和朋友们再次相会——在那重返四十年代的、泛着曙色的遥远梦境。就算是梦中也好，他还是想见见他们。就算他原来并不相信鬼神。
他该启程和朋友们相会，该回到稿纸上的平原，去寻找他们的曙光了。
而他的明天，还会照常到来。
——那就一直写下去吧，等候你的回信。现实主义容许各种心情，对么？
——这封信会和我一起下去的。
f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