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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826年这个时间点。
是年，白行简由主客郎中改为膳部郎中，冬季病卒。
白乐天本来在苏州当刺史，但这年秋天自请罢官，论时间点，在行简病殁之前，原因必与此事无关，而在其他方面：
一是因为两年前刚在洛阳买好理想的房子，打算半退养老了，又被派去苏州，本来做官心思就很有限；
二是春天骑马摔伤，后又以眼睛有疾请假百日，身体不能支撑，至少是足以作为辞官的托词了；
第三，按朱金城先生观点，此事或也与朝廷变动有关，白乐天辞官是为了借裴度的力量，重回长安谋求清贵职务，因而后来得以有秘书监、刑部侍郎之任。
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观点是否完全立得住脚。
首先，白乐天辞官是存着“暂时”的心思吗？恐怕并非如此。《喜罢郡》云：
五年两郡亦堪嗟，偷出游山走看花。自此光阴为己有，从前日月属官家。
樽前免被催迎使，枕上休闻报坐衙。睡到午时欢到夜，回看官职是泥沙。
——完美的退休朋友圈文案，他心里想的完全就是和朝廷再也不见，开启天天熬大夜睡懒觉的快乐养老生活，哪里有半点再求官职、受人管束的心思？更别说此时裴度和李逢吉相争正剧，他哪里会自寻烦恼卷入其中。如果说他是为了掩人耳目刻意写这么一首诗，那实在也是曲解了他的性情。
其次，如果确实尚存再次立足长安的意图，那么他辞官后应该低调迅速回长安，有所走动谋划才是，而不是一路优哉游哉，到处流连，甚至还写下《自问行何迟》一诗，有“还乡无他计，罢郡有余资”“眼底一无事，心中百不知。想到京国日，懒放亦如斯。何必冒风水，促促趁程归”之句，这足以印证他心里别无计谋，并非朱先生揣测的那样。
最后，我们从人之常情推断，裴度二月得势，如果还想谋求升官，白乐天就应当在苏州刺史任上不出差错，而不是请三个多月的假，跟前面摔伤的一个月假连起来，等于他这年就没怎么上班，这怎么也不像是还想卷的态度。
既然如此，新的问题来了，为什么白乐天826年苏州辞官，且说“罢郡有余资”，827年又重新做官，而且提到原因有“骨肉勾留俸禄中”，和钱有关？重新做官毕竟是朝廷任命，无法拒绝，但这个前后矛盾的金钱问题就值得细想一下了。
我们可以考量一下白家的经济状况，在白乐天杭州归来买下洛阳履道宅时，提及“未请中庶禄，且脱双骖易”，用两匹马偿付不够的现钱，虽然这在唐代是正常的操作，但也说明白家还没富有到可以不计较俸禄多少。
之所以到826年可以放心大胆罢官去，很可能与白家另一个收入来源白行简有关。825年，行简仕途正有起色，白乐天还有《闻行简恩赐章服喜成长句寄之》一诗，白家有了第二个支撑者，他当然可以安然领养老金。
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大喜之后即是大悲，白行简这个未来的白氏中坚力量猝然长逝，白家还有未长成的龟儿、未出嫁的阿罗，以及其他依附生活的族中小辈，而此时白敏中还在他地任职，也谈不上照拂，因而白乐天为了亲人无法按照苏州辞官时的设想，彻底抽身官场，转而被俸禄所牵，这也合乎当时白家的境况。
从《祭弟文》看，长安为官期间，他按照原本和行简商定的计划，买好了下邽杨琳庄、新昌西宅，也确乎是一笔开销。所谓新昌西宅，显然不是白家当时居住的“新昌宅”，从《祭弟文》措辞“新昌西宅，今亦买讫”来看，当是行简在世时即已定下的买房小目标，很有可能本是为兄弟两人分家、行简一家居住做的打算，毕竟新昌宅很小，将来有了更多子嗣，或者龟儿长大，早晚要分作两家。
总而言之，行简的去世对白乐天的影响，不仅仅是情感的重击，或许还影响到了他对自己退休、白家前程的一整个计划。事情可能要比年谱上“弟膳部郎中行简卒”几个字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