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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所欲言吧，医生。”霸王曾说。他伏在手术台前，把庞大的黑影投在我摆弄着的脑模块上。我意识到自己刚才又做了个犹豫而烦恼的鬼脸。“……如果你能退后点就好了。你挡住它了，我有些看不清。”我脾气很好地说。“好，好。”他抬起身子，向后迈了一步，“我很高兴你能说出心里话。”
那是我的心里话吗？当然不！我嘲弄地想，我真正想做的是指着你那张大的过分的脸嚷：你这笨蛋，请别人教你时依旧是个自我中心的添麻烦的自大狂。
当我在一片昏昏欲睡的迷蒙中听到他问“到底谁被电锯劈成两半了？是那个叫尖刀的，还是那个利刃？”时，那番谈话又在我混沌的脑中重现了一遍。畅所欲言，我真想畅所欲言。（你扰了我的美梦！）但我只是发出微弱的哼声，轻轻抽动我的指节，再接下来的五秒内一动不动，最后缓缓地、缓缓地抬头，露出暗淡的眯缝着的光学镜。我希望这番倦怠的表演——的确只是表演；他低沉的隆隆的嗓音让我条件反射地警惕起来，一瞬里便睡意全无了——可以传达出一点点不悦（给他带来一纳秒的内疚）。
因此，当我发现他正像尸体一样望着天花板时，（你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我的恼怒是完全合理的。我在他的胸脯上撑起上半身，轻手轻脚地向前挪移，最后将手停在他的肩甲处。也就是说，我正对着他的脸了。他这时才如梦初醒般将视线移向我。“嗯？是谁死了呢？”他用手指戳我的腿。
“我不知道这为什么重要。”我嘟囔着，“你又没认真看。”我特地选了他可能喜欢的血浆片，可他还是半途睡着了。（紧紧抱住我，我甚至够不到遥控器，被迫看着屏幕上各式各样的夸张死法，百无聊赖。）还不如像昨天那样打牌消磨时间。
现在，一整只手搭上了我的大腿，不轻不重地捏了一下。“是利刃。”我嘶嘶地说。
“啊，猜错了。”他快乐地叹气，“百分之五十的概率还是太小了。”
“如果你用点心看，那就是百分百。”我重又感到疲惫了，再次瘫倒在他身上。在课堂之外他时常心不在焉，愈发频繁地走神。我这算是什么，作为情人的不满？有些荒诞。我只是感到不被尊重而已。（内心对此隐秘地嗤笑：他更不尊重人的表现多的是呢。）最后，我决定不探究这一切，大脑放空地迎接平静的沉眠。
有时我会和他一同失眠。一天晚上，我仰躺在他身旁——此前，我从惯常的俯趴在他胸前的姿势转为侧躺，时不时翻面，又在蜷缩与舒展间游移不定，最后被他揪了下来——在余光中看见他也正定目凝视着天花板（面无表情显得郁悒）。为了容纳他的身躯，这艘船上所有舱室的天花板都相当高，远远看去一片荒芜的纯白。或许那上面有什么，才让他总盯着看，我漫无目的地想。我向他挨近了一点，（希望尽可能复刻他的视野），然后不停地放大光学镜的倍数，直到看见一块小小的浅淡的灰色污渍。
“那是什么？”我轻声问，“那块近椭圆型的灰点。”
“说不定是你的转化液溅到上面。”他柔和地咯咯笑着。
“我说真的。”失眠的痛苦把我降格到和他一样幼稚且无聊了。
“我也是认真的。我可以描述那个场景......”他上翘的尾音变得越来越明显。
“请别。”如果我是他的德育老师，我会将电烙铁压上那两片厚唇，用滋滋的声响盖过他粗俗的谑趣。这违规吗？当然。我会受审的。这也值得。这有违师德？当然。但也不见得比和学生对接更不道德了。但绑架道德吗？胁迫呢？我胡乱思索着，倏然意识到这些问题毫无意义——我们的生活已经扭曲到无法塞进传统评判体系了。我又什么时候关心道德了呢？（我不由得想，如果还在研究所，我每天要将针穿过多少因恐惧和绝望而颤抖的脑模块。）
霸王希望我“畅所欲言”，即便在非常惬意的他的怀里、充电床上，这也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对自己诚实地坦白：从研究所到霸王的身边，我并没有经历任何道德的滑坡。我没有感到最轻微程度的愧疚与自我谴责。我心甘情愿地停栖在这个令人窒息但温暖的泥潭。（最后这一点是我通常不愿承认的——是我最深重的罪愆——如今自然地无声地展现其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