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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颓废了许多，胳膊腿儿都麻秆似的支撑起来一个瘦长的人形，几乎称得上形销骨立。那是在三月份的后海边，春寒料峭，他背着把巨大的吉他，站在树底下，木木呆呆的。
树底下三三两两站了不少凑热闹的人，都是来围观剧组拍戏的。我拍一场下水的戏，站在栏杆边上往后海里跳，闷头游了几圈，上来围了条厚浴巾，冻得直打哆嗦，一抬眼就瞧见他。
他并不是来看我的，或许只是无聊了出来走走，眼睛里没有任何东西。导演说可以你今天的戏都拍完了，我回去找他，人都散干净了，他还站在那树底下，我说哥，要不上我那喝酒去。
喝酒的时候他问我怎么来北京了，我说拍戏，他哦了一声，像是没反应过来或者根本不在意。喝到半晌突然又问，你不写书了？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好几年前，我俩在片场，一部充斥着导演伤春悲秋无病呻吟的三流文艺片，导演让我们相互自我介绍，他说他是个歌手，我说我是个作家。我说其实我一直是个演员，但那时候我正在为我的下一部戏体验生活，按照斯坦尼“体验派”的理论……他喝着酒听着我的长篇大论，相当礼貌地保持了一个外行能尽到的最大的尊重与理解，像阅读一本作家自鸣得意而读者看来艰难晦涩佶屈聱牙的小说。
他酒量一般，酒品倒还可以，艺术家嘛，借酒浇愁或者浇灵感都是家常便饭。喝完酒他半躺在沙发上弹吉他，唱歌，哼一些错落的、不属于任何语言的音节，晃晃荡荡的。我听过他已发行的所有的歌，借着身份便利没写完的也听了不少，但他这下弹的曲子仍是陌生，我问他是新歌吗，他点点头又摇摇头，面上浮现出一种坦然的、扭曲的痛苦，狗屁不通的玩意，手下换了一个和弦继续弹。
我点了根烟也躺在沙发上，他探头看了一眼，白盒的万宝路，于是也拿了一根，没点，就这么在嘴里叼着。他抽烟瘾大，而且有些偏好，比如在弹琴就只抽混合烟，赶上压力大的时候一下午能空两盒。他说这习惯是跟一朋友学的，弹琴抽混合烟不辣眼睛，当年朋友跟着朋友的朋友瞎混，好抽金桥。我后来在上海专门跑过几家店，红白配色的软金桥在外地很不好找，最后拿了盒蓝莓爆的。细支烟口感很柔和，爆珠淡淡的清凉甜香，不过没什么劲，吸了跟没吸似的。烟雾模糊里他又问我清单还剩多少，我想了想，十全十美。第一次见面我俩在片场，他说他是个歌手，我说我是个作家，他就问那你为什么来演戏，我说我有一张遗愿清单，上面的事做完了我就去死。演部票房无望的青春伤痛文艺片就是其中一项。他背着一把巨大的吉他，头发也没打理，乱糟糟的，像个天地为席四海为家的流浪歌手，说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类似的话。我没想到追寻存在主义荒诞虚无非理性命题的傻子居然也能碰到先烈，好奇问那你朋友现在呢？他指了指电视，房车小小的电视屏幕里在放一档音乐综艺，吹拉弹唱，好不热闹。
熬了半宿我说不行，明天还有戏要拍，我得睡觉了。他腾出来一只手朝我挥挥，问你这部拍完还有别的剧吗？我说没有，接这部主要是为了完成跳海的伟大愿望。什刹海也是海嘛。他笑了笑，我自作多情地看出他有一点哀伤，那你拍完来我家吧。他在沙发上弹了一整夜不知所云的吉他。
戏拍完酒店退了，他开辆大屁股桑塔纳过来接我，我说东西不多不用这么麻烦，他很漂亮地一个甩尾停在我面前，上车。我一手拿电话一手拉箱子，隔着玻璃问他我们这次是来破镜重圆的吗，他摇下来车窗，可能压根就没什么镜，语气带上了一点不耐烦，你来不来。我把24寸的行李箱塞进车后备箱里，关门用了很大力气。
他的第一部电影拍了一个多月，取景大多在北京的边边角角，他不住酒店，每天骑个二八大杠到片场，一打眼就是那种颇有离群索居的忧郁气质的文艺青年。那时候他已经发过一张专辑，在国内大概小有名气，抱着吉他弹弹唱唱，常常有歌迷在拍摄间隙过来要签名。我当时心高气傲，很看不上这种风气，自个儿出去找个偏僻的角落躲清静。有天导演说要调灯光让我们先休息，我照例过去抽烟，惊讶发现有个人也窝在那个背阴背风的角落里，天色已晚，一点烟头的火光照着他的脸明明灭灭。我不知道哪里来的熊心豹子胆，叼着烟含含糊糊地说，哥借个火。
我们俩是有一点共同话题，大概都是那类既天真清高又愤世嫉俗的不被欢迎的人，对这个世界抱有太多的不满与痛苦，太多的疑问与困惑，于是试图在对方身上照镜子或者寻求答案。他比我虚长几岁，生日早两天，那是一个雨天，深秋，小雨淅淅沥沥，他带我去未名湖畔闲坐着，也不打伞，烟抽到一半他突然开口，我爸妈都在北大教书。我们那个院儿，所有人都有一条写明的轨迹路线，上学，升学，最后也来北大。怎么就我走偏了。未名湖的波光清凌凌的，浅而冽。晚上饭局剧组给他过生日，他喝大了，我送他回去，过两天剧组又组局给我庆生，我也喝大了，他送我回去。我在路边抱着垃圾桶吐得昏天黑地，吐完就开始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他在一旁难得看起来手足无措，拿纸给我擦脸。我哆哆嗦嗦点了根烟，说哥，我原来是练体育的，游泳，差点入选国家队那种。我从五岁一直在泳池里泡到十八岁，后来觉得拿不了金牌，没出路，退了，改行写现代诗，改行做演员，也没做出个子丑寅卯来，在北京没车没房、没名没分，无家可归。他把烟从我嘴里抽出来，自己慢慢吸了一口，在垃圾桶上按灭丢进去。我们于是开始接吻，在他家的胡同口。
我们在他家里接吻，然后是做爱。那个时候电影已经拍完了，众人好聚好散，我打算回上海，他说你再多留会儿吧，住我家，咱们去北海公园。我问他之前和男人做过吗？他很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说做过，我朋友说做爱是一种方式，能让你看到你是谁，也能让你忘记你是谁。我一时感到一种啼笑皆非的快慰和荒诞，那他呢？他摇摇头，或许他真死去了。他在写一首法语歌，自己用英语写完然后找人翻译，力求模糊母语表达的清晰释义。法语里有个词，la petite mort，他用一种探讨学术问题的严肃口吻说，这个词字面意思是微小的死亡，同时也是俗语中对性高潮的固定暗喻。最接近巅峰的那刻或许也是人类有限生命里最与死亡触手可及的那刻，灵魂出窍，飘飘然然。我说那这下好了，清单上可以一次划掉两项。
我们并不算得上爱人，或许勉强算得上情人，出于一种文艺工作者之间的抱团取暖或者聚众自焚。在文学中爱情美丽温暖、缠绵悱恻，现实中却常常迅暴如夏雨惊雷。他在准备新专辑，在此之前已经做了两年，整天整天地抽烟、采风、苦思冥想，整夜整夜地弹琴。找灵感这事强求不来，他喜欢一个人呆着，恢复到初见时孤僻的印象，说话少性格冷脾气还不好。我去他的书柜里找书看，清单上又划掉一行，看诗歌、推理小说和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我们会聊天、吵架、喝酒、接吻、看电影，然后做爱。做爱并没有能够缓释或者回应我们内心对世界不明不白的态度，但的确，那可以让我们暂且忘记自己，忘记撕了满地的草稿纸，忘记空荡荡的冰箱，忘记廉价的理想追求，忘记针尖对麦芒的争论，忘记写不下去的诗行和弹不出新的音符。
他没有食言，开了春带我去北海公园划船。北京的日落很漂亮，初春鲜少有这么热烈的火烧云，把湖水也烧起来，烧成洋洋洒洒的金橙色。他让我把船摇到边上，自己翻上岸，过一会儿拎一袋肯德基回来。我觉着新奇，看着他笑，给他念一首情诗，有时我的吻借沉重的船只航行，穿越海洋，永无靠岸。船行到中央，我说我要走了，他问回上海吗，我说不是，我打算去日本深造。他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你那个清单，他此前从来没有把这件事放心里过，文艺青年总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目标可以上下求索，为了活下去或者死掉。我笑，说哥你放心吧，我死也不会死外面的。他摸出一根烟咬着，我伸手问他也要了根，软金桥，他给我点上，自己凑过来借火，烟头一明一灭烧起来。他吐出一个烟圈，然后念了一句法语，Partir, c'est mourir un peu，声音很好听，像是在唱歌。我不懂什么意思，他也不解释，夹着烟看白雾飘远了。大概就是在说再见吧。
他换了住处，从胡同搬去郊区，地下室里堆满了乐器和大型的硬件设备。他还在做那张专辑，写歌、录音、拍MV，没钱没固定收入，只好上综艺。我在电视机前边看边笑，早两年我也上过综艺，一个老套的提问是你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舞台，他说因为缺钱，我说因为想让身边的人高兴。他在综艺上弹吉他唱歌，我在综艺上演戏，可惜处于被挑选的生态位，只有说真话和不说话的权利而没有被迁就的幸运，主持人把话绕两圈打圆场，暗地吐槽一句这真是个怪胎。
我对这份评价甘之如饴。如果不愿意被敲碎脊骨做一摊任人摆布的烂泥那我活该在理想世界被大卸八块剥皮抽筋斩首示众，只是我自认为已经为此妥协得够多。痛苦并不会因为放弃得够多而变得不痛苦。他在排练室弹吉他，弹着弹着一把把吉他扯起来，手悬在半空半晌没砸下去。我躺在光洁的木地板上顺自己曾经演过的一部话剧的词，我虽然不懂世事，也受了好多世纪病，经了许多世界苦，被杂音惊醒，抬眼瞧他这副架势，一骨碌爬起来一手拖住吉他一手按着他，看账单再砸两把琴下次棚费都没地出。他扑上来啃咬、然后是亲吻，作悲烈的困兽犹斗状，一直挣到我们俩都脱力横七竖八地跌进沙发里。他终于安静下来，扭过头点一根烟，按在盖住烟灰缸的一打画着潦草字迹的稿纸上，创口发出灼烧时轻细的声音，燃起一颗小小的火苗。我还是写不出来。
于是我们出去采风，去游乐园。我恐高，拒绝一切刺激项目，跳水可以，跳伞不行，跳楼机也不行。他确信我没有心脏病高血压，就把我生拉硬拽上过山车，弹射起步的那一秒立刻把我甩的魂飞魄散，一直到他拉着我在项目出口旁的餐车买冰淇淋都没赶回来。我们俩顶着初夏高高挂起却并没多少温度的艳阳坐在路边的长椅上舔草莓味的冰淇淋球，我突然有感而发，坐过山车比做爱更能体验濒死感。他很不给面子的大笑起来，笑得不受控制地呛出来眼泪，我说，每个人从一出生就已经注定了结局，死亡，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应该有一张清单。他瞪圆了眼睛扭过头看我，我只好笑了笑，说这是我之前一个角色的台词。他说，人必有一死，我说，你有想过自己会死在哪里吗？
我很久以前喜欢潜水，考了一系列证件，慢慢发展到船潜和洞潜。极限运动，很多时候就是玩命，死生一线，可能一不小心就会成就职业生涯热搜榜的最高位置。有一次下潜途中呼吸调节器出问题，近乎二氧化碳中毒，在那个瞬间的幻觉里我想，我要死在水里。所以你列了那张清单？所以我死里逃生之后列了那张清单，我想我要完成一些事情，就像戏剧一样，越条条框框越富有仪式感。人必有一死，他们的生活并不幸福。他说，我只是觉得这个世界很不美好，混乱，肮脏。这个世界上的人也很不美好，人心隔肚皮，尔虞我诈。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但鸟儿还是要歌唱，笼子里的鸟儿还是要对扼杀命运的罪魁祸首歌唱以乞食求生，无论它在争吵还是呼喊你都写成小鸟在歌唱。我问他，你知道圃鹀鸟吗？
他说，你想去后海坐船吗，那里也有鸟。后海的水很清，有绿头鸭，蓝嘴和红嘴的水禽，还有一种白骨顶鸡，近看长相十分哥特，而且很能打架。船从银淀桥下行过去，水域渐阔而街市渐远，他说很可惜不应季节，荷花都没有开。我靠在船头吹风，说要再等一两个月呢。上了岸闲逛，电影院在重映张国荣的经典作品，晚场有霸王别姬，于是文青病大犯买了电影票和爆米花。小豆子唱思凡，程蝶衣唱霸王别姬，霸王既已无用武之地，虞姬便也再不能苟延其情，拔剑自刎，轰轰烈烈成一出戏。灯光重明上字幕的时候我突然横插一句，说我演的最后一部话剧是诗人之死。
诗人之死，无外乎割腕悬梁投水卧轨种种。我同他仔细探讨过，说很多年前看天葬，以为嶙峋而圣洁，第二天自己开车，差点一脚油门拐进无人区。我曾经坚定地愿意死在水里，孤身投海，像三流文艺片的故事结局，配上劣质煽情的字幕，我要离开一只平静的水罐，骄傲者的水罐。后来看到科普视频，说尸体在水中泡久了会形成巨人观，死状极其不雅，又退而求其次觉得火化之后抛掉骨灰也不是不可以。我离开时带走了一只铂金戒指，确切来说是一只尾戒样式的耳环，素圈，他送我的不明所以的礼物，是一对。他对我有耳洞这件事颇感新奇，我说我当演员好歹也是科班出身，艺术生，不把头发染成五颜六色打得满脸钉子就好像枉对这个名头似的。他电话来得很快，我说我票订好了，也见了律师，如果我死了会有人打电话给你。我喜欢黄玫瑰和向日葵。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突然说，我前些年见过你一次，在大阪，那时候你在一家居酒屋兼职调酒，我点了一杯深水炸弹。我对此一点印象也无，而他最后也没说那次为什么会去到日本，他只是问，你的票是什么时候。我说，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