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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四月二日从来不肯对任何人仁慈。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伦敦的雨可以在一个下午淋湿同一个人21次，而且毫无悔意。
雨从黎明开始下，下得非常有耐心。出门前，我给Erik发了一条短信：“HBD<3”然后觉得太干，又加了一句：“别拆议会大厦。打算给你买书当生日礼物了。”手机掉进洗手池，捞出来时它自己把后半句发出去了。也好，对Erik Lehnsherr来说，说句提醒他坚守法律红线的事情，也没什么错。
我控制着轮椅穿过海德公园附近的街道，拐进一家叫“黑鸟”的二手书店。我喜欢这家店，因为它旧得很有质感——旧到让我觉得那些书一碰就能化成灰，里面的历史甚至我从未从哪个人的脑海里读到过。收银台的女孩在放一首歌，声音不大，但足以把整家店变成她的心事。我听过那首歌，(学校里的青少年总在听流行音乐)似乎是讲一个错过爱人21岁生日的故事。
我的手停在书架之间，指腹压在一本《大不列颠桥梁史》上。克尔凯郭尔说，生活只能倒着被理解，但必须正着被经历。我坐在一家旧二手书店里，试图倒着理解一个我从未在场的生日。那首歌没有帮上忙。这个世界总是有办法，在一个普通至极的雨天，用一首流行歌把我的心事泄出来。
我买了一本关于桥梁的书。这当然不是给Erik的生日礼物，因为他不会喜欢书，也不会喜欢桥梁，更不会特殊去喜欢我送的任何东西。布里吉斯，bridgs，桥梁，人与人之间的桥梁，抑或情感感情的桥梁...我买这书的初衷是，让Erik别那么"高冷"，试着和学校里以及社会上的人友好相处——至少不动不动就打起来。
我把书夹在膝盖和轮椅扶手之间，在书店最角落的一张旧沙发旁停下来，假装在等雨停，其实在等那首歌再放一遍。
伦敦的雨下得跟追债一样，不猛烈，但无处不在。雨水顺着玻璃往下淌，把街对面花店门口的雏菊打得毫无尊严。我想：Erik的二十一岁生日，是不是也下着这样的雨？
我第一次听Erik提起他二十一岁生日，是在很多年前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在一个我不愿再提的地方。那时候他还不叫万磁王，还只是个会让我释放出最少年活泼、狂野的那一面，又总和我有难同当的混蛋。他肩膀上有一道伤，我在给他包扎。为了分散疼痛，他开始讲过去的事，语气平淡得像在念一张旧报纸。
“我二十一岁生日在伦敦。那天下雨。我睡在一家肉店后面的巷子里，凌晨被雨浇醒。有人偷走了我的鞋。我光脚走到泰晤士河边，想跳下去。”
我手上的绷带停了一秒。加缪说过，唯一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就是自杀。而Erik那晚的答案是一只死老鼠。也许加缪会认可那只老鼠的诚实。我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没跳，”他说，“水里漂着一只死老鼠。我觉得那会是我最不体面的死法。”
他笑了一下，很短，像打火机在风里点不着。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伦敦。”
他转过头来看我。他的眼睛在那种光线下总是灰蓝色，像暴风雨前被撕开的天。
“我旁听牛津的一场可笑的辩论，”我说，“题目是‘精神现象是否属于科学范畴’。在最后的讨论环节，人们一致认为我的论据过于唯心，建议我转修哲学。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那天晚上在伦敦，我显然没学会沉默。我坐在国家美术馆外的台阶上，吃一个被雨泡软的金枪鱼黄瓜三明治，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孤独的人。”
Erik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至少还有个三明治。”
“那是金枪鱼和黄瓜的。你知道有多恶心吗？金枪鱼和黄瓜。”
“我那天只吃了一个面包。还有一块巧克力，被雨泡化了。”
“所以你比我惨。你赢了。”
他哼了一声。我们都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们那时候不认识。”
“是啊，”我系好绷带，“所以每次我听见那首歌，都觉得自己像在补考。”
“什么歌？”
“一首叫《21》的歌。里面唱‘i missed you 21st birthday...’。我想，如果那年我转过街角，走进那条后巷，给你买双新鞋，会怎么样。”
“我不会接受陌生人的鞋。”
“你会先打我一顿。”
“然后抢走你的三明治。”
我笑了。可心里有个地方像被雨泡软的纸，轻轻一碰就破了。心灵感应最大的遗憾，不是读不到他的脑子，而是不能回到过去，陪他过一个二十一岁生日。
后来我真的试图准时过一次。
那是另一年，4月1日我从纽约起飞，信誓旦旦要在他生日零点之前到达伦敦。那时我的腿还愿意听我使唤，我还能够下飞机之后冲进酒店房间，像任何一个正常恋人那样迟到得气急败坏。结果雷雨把我们困在巴黎上空。飞机颠簸得像Erik年轻时乱发脾气那样的效果。我坐在廉航中间的位子上，旁边一个男人打着鼾。手机关机前，我给Erik发最后一条短信：“如果我明天才到，你也不许拆掉希思罗机场。”
他没回。
飞机降落时已是4月2日深夜。我拖着行李到酒店，房间门没锁。Erik坐在地板上，靠着床沿，一只手扶着一瓶喝了一半的Dom Pierre Perignon(唐培里侬 香槟王)。我站在门口说：“我没迟到。”
他抬头看我，眼睛像伦敦的夜晚：“Yeah，but almost.”
“飞机在大西洋上绕了四个小时。我差点急得控制机长想直接飞过来找你。”
“那你怎么没控制他？你坐的不是私人飞机吗?”
“我善良，而且我坐的廉航。”
我把行李踢开，走过去蹲下。他坐在地板上，我坐在他对面，像两个在机场过夜的人。我说：“生日快乐，Erik。我希望你许愿了。”
“许了。”
“别告诉我。”
“我希望雨停。”
“这算什么愿望？你应该希望别再有子弹和战争。”
“雨停了，战斗环境就不那么艰苦。”
我笑了笑，把蛋糕盒递给他。萨特说，人是被判定为自由的。但在JFK机场，我们是被判定为延误的，而我的蛋糕则是被判定为没收的。蛋糕在海关被扣了，因为盒子里有一把瑞士军刀——那是我的钥匙扣，我忘了。最后我拿回来的只有盒子和一团不小心蹭在纸巾上的奶油。Erik用两根手指沾了一点放进嘴里：“太甜。”
“好埋汰。而且你以前从不说甜。”
“因为以前没人敢给我买蛋糕。”
那个画面后来总在四月二日夜里冒出来。我坐在酒店地板上，Erik也坐在地板上，我们之间放着一个蛋糕的空盒子，窗外是伦敦没完没了的雨。只不过我们没有《21》那首流行歌里有着那样的"虐恋。
此刻，在“黑鸟”书店里，那首歌已经循环到了第二遍。收银台的女孩心里在想着一个男孩，那个男孩今天没有回她消息。我本可以读她更多，但那样不礼貌。我只是把《大不列颠桥梁史》拿起来，又放下。
Charles Xavier，心灵感应者，能听见整个城市的心跳，如今在一个二手书店里，被一首流行歌击中，动弹不得。
我付了钱，把书包进防水的纸袋，控着轮椅沿着雨棚在街角拐弯。伦敦的雨很细，能钻进任何声称防水的衣服。我经过街角的花店，门口的雏菊已经被雨打得完全投降。我想，如果给Erik买花，他大概会一直留着它们，直到它们在水中腐烂，发出令人不悦的味道。所以我还是决定改买一块黑巧克力。店员问我：“要写卡片吗？”
我说：“不用。那个人不喜欢甜，但我喜欢黑巧克力，所以最后会是我吃。”
店员笑了，以为我在说笑话。我其实很认真。给Erik的礼物到最后总会变成我的东西，这几乎成了一种传统。
等雨稍微小了一点，我去了河对面的一家炸鱼薯条店。油腻腻的桌子，电视在放足球，23年的曼城决赛。那年格拉利什没被租借，德布劳内没出城。服务生问我现在要点菜吗?我说，等一会儿，等一个理论上应该我祝他生日快乐的人来了再说。
年轻小伙多给了我一包番茄酱，眼神像看一个被放鸽子的可怜人。我心想，Erik，你欠我一份炸鱼薯条的尊严。帕斯卡说，人类所有的不幸都源于无法安静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我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安静地待了二十年，问题并没有好转。于是我出来了。问题依然没有好转。
我把轮椅停在窗边。泰晤士河的水面被雨点砸出无数小坑，像只手在上面打字。我看了眼手机。Erik没有回复我那条“别拆议会大厦”的短信。这很正常。他有时候会故意憋着，等到第二天才回我一句无关痛痒的话，比如“我在忙”或者“我不喜欢议会大厦”。我曾经把这称为“万磁王的短信冷战”。后来我明白了：他不是不回，而是需要想一个他认为足够酷的回复。这让我觉得他其实很可爱。但我永远不会当着他的面说“可爱”这个词。
《21》里的另一句歌词又浮上来：“Small talk and you tell me that you're on fire.”每年四月二日，我都想把这句话变成疑问句去关心关心他(我这里有个解释，我这句我感觉写的好别扭。这句的中文翻译是:寒暄时你告诉我你过得很好。那疑问句就是:寒暄时我想问你，你是否过得很好?)可总也说不出口，因为听起来太像告别。我们之间从来没有正式告别过，也没有正式在一起过。这种关系像伦敦的雨，永远在下，永远让人觉得不必打伞，也永远在某个意想不到的时刻把人淋得透湿。
我放弃了在小餐馆消磨时光的打算，快速点了一小盘薯条并解决了它们，把多送的番茄酱整整齐齐地留在盘子上，像一个有尊严的纯血英国人。然后操控着轮椅回家。
公寓很小，在二层，电梯只存在于理论上。门厅里有一面旧镜子。经过时我看见自己：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一些，眼角的皱纹在雨天里显得格外诚实。奥古斯丁说，没有人问他时间是什么时，他知道；有人问他时，他就不知道了。我也是这样，没有人问我“错过”是什么时，我知道；有人问我时，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已经不再年轻，Erik也是。可每年四月二日，我仍然会像一个二十一岁的年轻人那样，为一个生日坐立不安。
我把书放在茶几上，脱下湿外套，给轮椅的轮子擦干。手机屏幕突然亮起来。
Erik：“什么书？”
我盯着这三个字，像考古学家挖到了活恐龙。我赶紧打字：“一本关于桥梁的书。还有一块黑巧克力，快吃完了。”
他回：“你总是这样。送别人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我回：“我以为你不会回生日短信。你在哪儿？”
他没再回。窗外的雨突然停了，像被谁拧上了天空的开关。
我叹了口气，对空房间说：“好吧，生日快乐，Erik。至少你没拆议会大厦。”
我正打算关灯，窗户从外面被敲了三下。我坐着没动，说：“伦敦治安不好，入室请走前门。”
窗户开了。Erik Lehnsherr从二层阳台翻进来，带进一股雨和铁的气味。他穿着深色大衣，头发较几年前是有些稀疏，却也没到灰白的年纪，眼角有新的皱纹，但看人的方式没变。他说：“你前门门口有太多陌生人、人类、无能力者、普通人...随你怎么说。”
“所以你是来躲人的？还是来拿书？”
“我来告诉你，我没拆议会大厦。”
“真感人。”
他走到茶几旁，拿起那本书翻了翻：“我不喜欢桥梁。”
“里面有铁路桥，还有金属钢梁的剖面图。你至少会喜欢插图。”
他坐下，掰了一块剩下的黑巧克力放进嘴里：“你发短信说‘别拆议会大厦’。我以为你在挑衅我。”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挑衅你做什么？我早就过了挑衅你的年纪。”
“去年我生日你给我寄了一箱苏格兰威士忌，然后打电话说‘瓶盖都是铝的，你可以玩’。这不是挑衅？”
“那是我在教你环保。”
他哼了一声。房间里安静下来。窗外，雨又开始下，细细的，像谁在窗外轻轻数数。
我朝书点了点头：“生日快乐，Erik。”
他看着我，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最近在听一首歌。”
我愣了一下，想起手机刚才循环播放《21》。“你是在我脑子里还是在我手机里？”
“你的wyy状态一直显示你在听什么。”
“哦这样啊。”
“嗯。但是你不觉得咱们已经过了歌里的年纪了吗。”
“我觉得至少灵魂没变。”
“你当然觉得。它唱的就是你总是错过。”
我笑了：“Erik，我错过了你的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我在伦敦，可能离你只有几英里。我错过了一次航班。我错过很多次。但今天，你在我的客厅里，吃我的巧克力，批评我的音乐品味。这说明有些错过是可以补考的。”
他说：“我不记得我的二十一岁生日了。”
“我记得。你告诉过我。”
“我不喜欢那个故事。”
“我也不喜欢。但至少现在，你有一个朴素的生日，在我这个朴素的伦敦公寓里。”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Charles，别每年都给我发生日短信。”
“为什么？”
“因为我会开始期待。”
我看着他的背影。叔本华说，期望是一切痛苦的根源。Erik Lehnsherr宁死也不愿承认他对我有任何期望，这大概就是他让我别再发短信的原因。他就是这样的人，傲娇(不)，嘴硬。我也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雨水在他身后的玻璃上划出细线，像许多没说出口的愿望。我说：“生日快乐，Erik。希望你快乐，也希望你一切都好。”
这句话听起来像一首歌。他没有回答。但雨还在下，空气里的铁味慢慢淡了。
他转过身腰靠着窗台，雨在他背后的玻璃上织成一张细密的网。他说：“那个蛋糕，在巴黎机场被扣的那个，后来你重新买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也许某一年，我会在一个没有雷雨的日子里，准时把它带到你面前。”
他看着我，目光像伦敦四月的雨，冷，但不刺骨。他说：“明天一起再买一个。”
“为什么是明天？”
“今天已经过了。明天你可以迟到，但至少不用坐飞机。”
我笑了。窗外的雨渐渐小了，像一首歌终于唱到结尾。我控着我的轮椅去了厨房，把水壶放上。身后，Erik用能力把窗户关上，又把我放在门边的伞轻轻放到墙角。他没有说晚安，我也没有。维特根斯坦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所以他没有说晚安，我也没有。雨替我们说了，用一种只有伦敦听得懂的语言。
但我知道，在伦敦的四月二日，在这间被雨声包围的小公寓里，我们总算没有错过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