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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十八日，星期五，纽约终于迎来了预想之中的天气。敞开窗户换气时，疗养院的金属护栏不再让人感觉烫手，整个夏天轰鸣不休的除草机也纷纷消失，只剩下一台在花坛边缘运作。被碾碎的青草散发出甜美的气息，夹杂着发动机的热气，令人昏昏欲睡。对于每下午都推着阿德勒太太散步的彼得而言，这个景象跟过去的几个月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当他发现阿德勒太太放在膝上的双手开始发抖，脸颊也变得湿润时，他感到非常惊讶。
“阿德勒太太，”他蹲下身问道，“这是怎么了？”
拥有快活嗓音，整洁牙齿，眼下还有一道小疤的阿德勒太太在今年年初被送进疗养院，和彼得开始当护工的日子只隔了一周。这里的薪水相对合理，也不会有人追问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为何不去做别的工作，却愿意陪在老人和慢性病人身边。彼得喜欢这栋建筑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复兴式风格，圆钝的防磕碰家具和时不时喷洒的消毒水气味，也喜欢在午餐时间溜走，购买餐厅无法提供的油炸番茄和虾肉三明治。某天，在他撞见阿德勒太太正偷偷把餐盘里的食物倒掉后，他带了两份三明治回来，并从此和她成为了朋友。
阿德勒太太在年轻时是一名地理学家，她曾在几大洲之间旅行，最远还到过南极，那道疤痕便是在前往南极途中，轮船受颠簸而留下的。她讲故事的能力也十分出众。当彼得推着轮椅陪她散步时，她会让彼得把那些高高的廊柱想象成冰川，地板中间的一道裂缝则是深不见底的海崖。
阿德勒太太曾有一头美丽的栗发，即使现在头发也十分浓密，像未经铲过的落雪。彼得替她拢了拢散落的头发，擦干泪水，又把还在发抖的双手放回到披肩里。“没事了，”他说，“我会把你送回你自己的房间。”
当天的晚些时候，阿德勒太太向他解释自己为何会哭泣。
“我想起了我的父亲。”
这个故事的有些部分彼得已经知道。阿德勒太太一家是二战前夕来到美国的移民，当他们从比利时乘船前往葡萄牙，又从葡萄牙乘船前往美国时，身上带的除了一卷后来才知道无法兑换的钱币，就只有钉在家门口的铜制门牌。当他们同其他精疲力尽的乘客一起驶入纽约上湾，终于见到自由女神像时，阿德勒太太的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反而是把那块门牌扔进了汹涌的海水。
有些部分则是他现在才知道的，比如在那不久之后，阿德勒太太的父亲不知为何又参军前往欧洲，并在那里牺牲了。据说，他是在为一架战斗机担任向导时被子弹击中的，并同那架战斗机一起留在了荷兰的湖底。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阿德勒太太都不再提起这件事，直到草坪上发动机的声响，重新把她送回了父亲永不归来的某个下午。
“我只是不明白，”她说，“他抛弃了一切只为离开，放下了一切只为离开，当他把门牌扔进海里的时候，我以为他离开的心是那么坚决，再也不要看到过去的一点痕迹。”
草坪上割草的人停了下来，取下机器后方的收集袋，将草屑倾倒进塑料推车里。刚被割过的草叶有一种近乎肉体的绿，像切断的手指或凝结的泪水。
”也许，也许真的像我母亲从前告诉我的一样，也许他是受到了什么感召，就像保罗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时从马上摔了下来，从此洗心革面，决定变成另外一个人。”
“也许，有的人就是没法注视死亡而不触碰。”彼得说。
阿德勒太太转而注视着彼得。他又懂什么呢，这个年轻人？他的步伐轻快，手上没有一丝皱纹，散落在额前的鬈发像蓬松的羽翼，当他笑起来时，脸颊会浮现浅浅的酒窝，仿佛两枚鱼钩，将鳟鱼拉出银光闪闪的湖面。
然后她看到了他的眼睛。“哦，”她说，“哦，亲爱的。”
阿德勒太太的双臂十分温暖，被她拉进怀里时，彼得不由得闭上眼睛。他把脸靠在她的披肩上，感受到阿德勒太太的双手不稳而轻盈地在他后背抚过。“这怎么可能呢？你还这么年轻。”然后她沉默了，彼得也清楚他们此刻都在想的事情：你不需要长出皱纹才能经历心碎。
“我是个非常自私的人，整日沉浸在自己的事情里，都没有注意到你身上发生了什么。”
“我喜欢陪在您身边。”
“这怎么会是真的呢？”
“您非常有趣，并且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在您身边时，我被叫做怪胎的次数都比从前少了许多。”
阿德勒太太轻声笑了起来。“彼得，”她说，“被你爱的那个人一定非常幸运。”
“您凭什么确定呢？”
“我为什么不确定？”阿德勒太太故意皱起眉头来，用佯装生气的模样跟他说话，“只因为我比你大许多岁，就失去了判断力吗？不要以为我和你差别很大，我年轻的时候也一样聪明和漂亮。”
“您现在也很聪明和漂亮。”
“并且我还见过那些最聪明的人，”她说，“比如托尼.史塔克。”
棕色眼睛里装着满满的悲伤和好奇，这两样东西在彼得身上居然是一体的，像硬币的两面，此刻好奇的那面正在慢慢翻过来。
“那是在一九九二年，我在参加一场纪念晚宴。晚宴是由史塔克二战失踪军人搜寻基金会举办的，我想，成立基金会的是他的父亲。基金会明面上的活动并不多，霍华德.史塔克也不常露面，更何况，距离战争结束已经几十年，我们这些家属早已不抱希望了。每次聚会不过是叙叙旧，看看哪些面孔还在，哪些已经离去罢了。但是那一天，一个领带系得歪歪扭扭的年轻人走进了会场。”
“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就是史塔克夫妇新近留下的孤儿。他请了所有人一轮酒，又请了第二轮，用的是最好的1961年酩悦香槟。‘女士们先生们，’他说，‘这些是真正的冷战香槟，在我父亲的酒窖里存储了三十一年，应该是用来等待世界和平。按目前的进度看，我们还是先喝吧。”
“接着，宴会莫名变得欢快起来，钢琴和长号响起来了，人们三三两两地跳舞，有人正打出一副纸牌。在热气和朦朦胧胧的笑声中，我看到托尼.史塔克坐在一张桌旁，面前是两颗骰子和一叠钞票，今晚他显然运气很好。他将骰子装进骰杯中，摇晃着，轻声哄着它们：‘好孩子，替你们的爸爸加油吧，只要小小的九点。’他勇敢地掷了出去，两颗骰子停了下来时，是漂亮的十一点。这为他迎来了掌声和又一叠钞票。胜利又持续了几次，每赢一次，他脸上的快乐就更加热切，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一颗巨大的，闪闪发亮的钻石。”
“但他的运气很快用完了，骰子来回掷着，面前的钱也逐渐输光，托尼.史塔克层层加码，但运气始终没有回到他手中，他已经开出了一张一万五千美元的支票。”
“‘再掷一次怎么样？’他快乐地朝对手说道，‘再掷一次，这次我会把银行里的钱也算上，在各地的房子和家具也算上。’”
“‘先生，’这时我说，‘可以让我为你掷一次吗？’”
“他抬眼看着面前这个足以做他母亲的女人，有那么一瞬间，他仿佛意识到周围到处都是火，而自己正站在一座豁免之岛上，只是那岛屿也很快要被烧焦，火舌已经开始舔舐岛上草叶的根茎。‘当然，女士，’他说，‘我的运气用完了。做我的幸运女神吧。’”
“我拿起骰杯，随便晃了几下。骰子落在桌上，揭示了平局。”
“大约半小时后，当所有人挤在前厅，等待汽车将自己接走时，托尼.史塔克再次走到我面前。‘女士，’他说，‘我在世上是个任性的人，你却帮了我一个大忙。’他翻开衣服的所有口袋，想要找出什么感谢的东西，却一无所获。‘哈，’他说，‘我忘记自己差点输掉全部身家了。既然这样的话，女士，我将这颗星星送给您。”
“被他用手指着的，是一颗在空中幽幽跳动，宛如幕布上的破洞那样的星星，尽管它相当夺目，但那闪耀却不协调的样子，就像是在空无一人的原野里孤独地歌唱。”
“托尼.史塔克最后鞠了一躬，然后随便伸手拦下一辆车。当那辆车扬长而去时，还能听到带着醉意的笑声飘满整条街道。”
阿德勒太太将彼得的手拉回到自己的怀里，轻轻地攥住。“所以我就想，我还不要退休，我的人生还长着呢。宴会结束后的第二天，我订下了前往巴拿马的船票。”
“那么多的树，”阿德勒太太说，“每个夜晚和白天，它们都在想方设法地杀死对方，在热带森林里，生和死是多么密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