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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7月，在经过了漫长的摩擦与冲突后，中国革命向左发展的蓬勃势头，终究被国民党人粗暴地按了回去。通过几年的努力，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上千万农民、成百万工人、大量国民党基层党部，但几乎是眨眼之间，他们就被反动武装打垮了。
国民党右派的倒戈相向，对于伊利亚和王耀、对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其实都是预料之中的。但问题是，在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国革命的道路，究竟应该往哪里、怎么走呢？
尽管早在武汉政府公然叛变革命之前，中共就已经意识到了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四月底的中共五大上，更是明确地提出了政权问题，并反复强调了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1]。但仓促举行的中共五大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也没能挽救大革命。事到如今，与国民党或是“爱国军阀”合作的路，自然是已经完全断绝了，但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做？是像刚刚成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毛泽东所说的，“组织农民上山，形成军事势力基础”；还是同意“中国客观上已经到了一九一七年[2]”，并立刻组织全国暴动，实行“工农和城市贫民专政[3]”？
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们总是坚持：革命的道路必须是笔直的，任何一种曲折或迂回、任何对既定路线或原则的些许偏离，都是对革命理想的背叛。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它帮助王耀极早地洞见了国共合作灿烂光环下的巨大裂痕，并准确预判了危机的降临，可是现在，这座王耀脑海中的灯塔也隐入了迷雾中。理想、信念热血、学识，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告诉王耀，下面该做些什么。
当然，幸运的是，对王耀来说，他还有个简单可靠的选项——
去问问伊利亚。
“七一五”之后的武汉已是风声鹤唳，而且王耀可以确定，汪精卫的手下正在疯狂地全城搜捕自己。所幸这几年来，王耀常常跟着“同志们”东躲西窜，因此掌握了不少地下工作者的技能，此刻倒也不至于变成一个累赘。念及此处，王耀倒有些得意起来了：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他总是扮演着花瓶或背景板，少有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
总之，在暮色和人声的掩护下，王耀绕着圈穿过了英租界和法租界，路上轻易地甩掉了五条“尾巴”，平安到达了目的地：华俄道胜银行汉口分行大楼，位于原俄租界的江滩。
再次确认了自己的安全后，王耀准备去敲门，但刚走上台阶，抬头间却看到了门上已有些暗淡的“华俄道胜银行”几个铜字，这让他忽然心中一动，想起了一些似乎很久远的往事。
这处银行已经闭门歇业很久了，但光凭这个名字，便足以引出一连串儿回忆——毕竟它是近代中国唯一一家由清政府与外资合办的银行。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甲午战争后，为了偿付《马关条约》规定的2.3亿两巨额赔款，财政收入不足的清政府被迫举债。当时的沙俄刚刚促成了三国干涉还辽，于是以此邀功，抢先揽下了这笔借款，但旋即发现自己国库羞涩、财力不足，便拉了法国一起来当债主，因年息四厘，这份借款合同便称作《四厘借款合同》。
除了签订借款合同，俄法还协商成立了一个“在极宽泛的原则之下、在东亚各地进行合作”的银行，并在第二年迫使清廷从借款中拨出500万两入资，从而给华俄道胜银行挂上了“中俄合办银行”的招牌。但实际上，银行董事会中没有一个中国人，运营管理上清廷更是插不上半句嘴，所谓“合作伙伴”，实属有名无实，它根本上就是一个沙俄在华殖民地银行罢了。
华俄道胜银行的诞生颇为耻辱，但结局倒有几分喜剧色彩。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剥夺剥夺者”的指示，苏维埃发布了“银行国有化”命令，在1918年2月没收了华俄道胜银行彼得格勒总行，其他俄国分支机构也被先后收归国有，巴黎分行便转为了总行，企图继续营业，直到一年前，终于因经营困难，宣布停业。
银行停业没几个月，北伐军便进驻了武汉三镇，这儿也就物尽其用地摇身一变，成了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大楼，兼孙夫人宋庆龄的居所。现在，刚成立的武汉政府已经危如累卵，不知这“中华民国财政部”的牌子还能挂多久，之后又会怎么样。
王耀有些异想天开地担忧了一下这处建筑的命运，又想起苏俄豪气地——在王耀深刻领会伊利亚多缺钱后，他不得不觉得这可真是太豪气了——宣布放弃庚子赔款的俄国部分，脸上忽然间浮现了几许笑意，对伊利亚错判时机、导致大革命惨烈失败的气愤，蓦地轻了一些。
——好吧，他保证，只有一点点。
王耀是来打电话的。
托孙夫人的福，楼里有一部当时还是稀罕物的电话，最新的D-08半自动款，这还是上月外交部长陈友仁特意遣人从巴黎买来，送予宋庆龄的。这种电话能够自行拨号进行通讯，不再需要交换机与人工呼叫系统，在当时是仅此一家别无分号；具体到此刻此处，它更有个绝无仅有的功能：直接莫斯科。
这便是王耀跑了半个武汉城，一定要来这里的原因了。现下电报是没法打了[4]，但前日宋庆龄发表宣言[5]后，曾悄悄告知王耀，她住处的电话，可以直通莫斯科，这是之前刚到武汉时，她托陈友仁办的。这部电话宋庆龄本人没能用上，但却成了现下王耀的救命稻草。
“以防万一。”宋庆龄凑在王耀耳畔，极轻地说出这四个字。她的眼神亮得像启明星，透着无尽的刚毅与智慧。
陈友仁，也是一位国民党左派。
现下宋庆龄和陈友仁都已经离开了，他们或许马上会出国吧，但这不是王耀能关心的事儿了。依着宋庆龄所言，王耀三长四短地敲开了紧闭的大门，随后被女仆引着走到了二楼的一个暗室。
王耀闭上眼睛，默念了一遍宋庆龄说的号码，随后开始研究电话上的旋转号盘。在第四次尝试时，电话终于接通了。
“Алло, Здравтвуйте.（喂，您好。）”
听到电话线那头说的是俄语，王耀舒了口气，全身紧绷的肌肉都放松了下来：“这里是中国汉口。请接伊利亚·伊里奇·布拉金斯基。”
话筒里转成了平缓的嘟嘟声。王耀下意识地计着数，并开始思索该先和伊利亚说什么，是说说武汉这两天发生的事，还是直接问该怎么办……这会显得自己在责怪他吗？那还是先说说自己吧——不过在武汉城到处逃窜似乎也没什么可说的……
在王耀纠结完之前，听筒里的嘟嘟声消失了。
“这里是伊利亚。您是？”
王耀忽地有些慌乱，刚刚打了一半的腹稿似乎都被风吹跑了：“我……伊廖沙……”
“耀！”伊利亚猛地提高了音量，斯拉夫人略带沙哑的声音混合着刺耳的电流声，震得王耀的耳朵都有些发痛了，“是你！你……你没事？”
王耀把听筒稍稍移离了耳朵，哽咽着道：“我……暂时还算没事吧，但是，但是很多人已经……”
“你那里怎么样了？”伊利亚十分焦急，语速也比平日里快了许多，不少连读音都难以分辨了，“我们的人基本都被驱逐了……有些还被关押着，听说甚至有被毒死的[6]。现在我们根本弄不清中国的状况……”
王耀怔了怔，想起无辜死去的苏联顾问佐托夫，心头涌起一阵愧疚：“我很抱歉，伊廖沙……”
伊利亚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不说这些了。耀，你在哪里打电话，安全吗？”
王耀答以宋庆龄的名字，她的先见之明不出意外地得到了伊利亚的夸赞，不过他随即便担忧道：“孙夫人现在安全吗？”
王耀摇了摇头，马上反应过来伊利亚现在可看不见自己，开口道：“她几天前就去上海了。她现在可能受着严密监视。”
“孙夫人可以来莫斯科。我们会保障她的安全。”伊利亚回应得很迅速，似乎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耀，你也一起来莫斯科吧？中国现在太危险了。如果觉得太远，也可以去乌兰巴托，或者赤塔……”
王耀拒绝道：“不，我需要和我的人民在一起，伊廖沙。”
“好吧。”伊利亚本就没抱多少希望，于是放弃得也干脆，“耀，你那里……我是说武汉，现在怎么样了？”
伊利亚的语气里有些轻微的忐忑。
悲伤再次淹没了王耀，他低沉着嗓音，缓缓说了起来。他说得很慢，但很详细，从7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主张立刻组织农民上山，说到12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进行了改组[7]，而这极大地刺激了汪精卫，促使他在14日秘密召开了分共会议。说完这些，王耀又说起了鲍罗廷、加仑等苏联顾问已经被监视了起来，正被勒令回国……
“鲍罗廷暂时还不回国。”伊利亚此前一直安静地听着，这时终于开口了，“他和瞿秋白一起去庐山了。孙夫人马上也会过去，她的母亲，宋老夫人现在应该已经在那了。”
王耀惊道：“什么？”
“秘密计划。宋老夫人是去打掩护的。”伊利亚语气里有些竭力掩盖的得意，“你刚刚说的……我会让鲍罗廷传达，如果上海不安全，孙夫人可以来莫斯科[8]。”
王耀追问道：“他们去庐山干什么？”
伊利亚道：“之前不是有计划，要直接打回广东去吗？[9]”
“张发奎已经投靠汪精卫了。”王耀刚刚振作了些，此刻又消沉了下去，“你还不知道？唉，现在的消息确实很乱……”
“耀，耀，”伊利亚安抚道，“我已经知道这个了。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如果有可能，直接发动起义、打回广州。”
王耀自14日与中央诸人一起转入地下——或者说得直白些，一起开始在武汉逃窜——后，就再也没收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此刻伊利亚的话令他精神一振，音量都猛地窜高了好几个分贝：“直接起义？什么时候？”
“还没确定。得先等张太雷、李立三他们到庐山，和鲍罗廷汇报一下情况。我们计划几天后，可能20号吧，在九江开个会，把这事儿敲定了。”
王耀急切道：“那我需要做什么？”
“什么都不用，耀。你在武汉等消息就行。小心些，别被逮到了。”伊利亚说得很温柔，也很坚决。显然，他并不准备让王耀去危险的前线。
王耀有些不满，却也没有理由来反驳伊利亚，只得问道：“那……伊廖沙，我要等到什么时候？”
“……半个月吧。”伊利亚听上去也不是很确定，“共产国际的新代表还在路上，得看他什么时候能到。”
王耀咬了咬唇，然后终于下定决心，说出了今晚第一句抱怨：“我想，我已经见过两百个，或者三百个苏联顾问了。”
伊利亚似乎没听出王耀话里的刺，只温言道：“耀，新代表叫罗明纳兹，你会喜欢他的。”
“他很厉害？比鲍罗廷还厉害？”王耀显是不信。毕竟，鲍罗廷深得孙中山的信任，甚至一度被国民党内唤做“亚父”，苏联几乎没有人能比他更有影响力了——除非已经去世三年的列宁活转过来。
伊利亚闻言竟然轻笑了一声，随后忙解释道：“我说的是‘你会喜欢’。他是专程去指导起义的，耀。我们还决定，如果暴动没有成功的希望，那最好不要发动；可以让我们的人从军队中撤出，到农民中间去做工作。”
王耀有些惊异：伊利亚素来是不太看得起农民的，他认为工人阶级可靠的多；受莫斯科的影响，大部分中共党员也坚定地那么觉得。少有的例外可能就是彭湃和毛泽东了，他们素来是更多地同农民而不是工人在一起的，上月毛泽东来武汉，还和王耀谈起自己组织发动的农民斗争，说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中国，农民的革命作用可能远比工人的更直接、更可靠。”毛泽东说得铿锵有力，仿佛不知道自己在中共中央属于绝对意义上的少数派。
不过这些农运事宜，既然陈独秀没有把报告打上去，伊利亚应当是不知情的，于是王耀问道：“莫斯科怎么忽然间……改主意了？”
伊利亚深深地叹了口气，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王耀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情绪：“莫斯科怎么了，出事了吗，伊廖沙？”
注：
[1] 中共五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
[2]《湖南致中央函》，1927年8月20日。
[3] 布哈林，1927年7月10日，于《真理报》。
[4] 1927年7月到1928年1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没有电讯联系。这一段时间，联共（布）、共产国际与其驻华人员和机构的联络主要是靠信使传递信件，电报往来不多。
[5] 7月14日，当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分共会议时，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脱离武汉国民政府，斥责武汉国民党领袖们已成为“民众的逆党，先总理的叛徒”。
[6] 1927年6月，在汉口举行的欢迎北伐军班师回鄂的宴会上，有人在酒杯中投毒，企图加害苏联军事总顾问布柳赫尔，结果另一位苏联顾问佐托夫误饮身亡。
[7] 7月上旬，共产国际发出《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指示中共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致电鲍罗廷、加仑并请转中共中央。据此，12日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停职。
[8] ８月22日，宋庆龄发表《赴莫斯科前的声明》，重申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谴责国民党反动势力的罪行；23日，离沪赴苏。
[9] 7月12日的会议上，根据鲍罗廷的建议，曾计划利用汪精卫“东征讨蒋”的部署，集合叶挺等部的中共武装，依靠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打回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