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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广州城内两党矛盾不断升温，国共两党新一轮争端拉开序幕。
尽管国共两党的纠纷由来已久，在孙逸仙先生尚未去世之时就有过“弹劾共党案”[1]，但随后因苏联援助的第一批武器抵达黄埔，它们不但武装了了第一支国民党的军队，还武装了广州市的警备部队和工人纠察队、帮助镇压了广州商团的叛乱，国民党对苏联与中共的态度趋于和缓，危机得以化解。此后，在苏联的援助与两党的合作下，广东革命政府1925年2月东征陈炯明、6月平定杨刘叛乱、11月南征邓本殷，至1926年初，已经消灭广东境内所有反动军阀，实现了广东的统一。1月27日，广州革命政府与广西、湖南、贵州、云南等南方军界代表举行会议，决议到会各省服从广州的指挥，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合作，预备北伐。
尽管中途有着西山会议[2]等插曲，但广州革命政府迅速宣布上海代表大会为非法。1926年3月，一直被广州革命政府支持的广西桂军李宗仁部接受改编，成为了国民革命第七军，从而实现了两广统一。同月，苏联派出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布勃诺夫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广州，他们考察了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形式，并根据加仑一年前提交的计划书[3]，开始进行北伐的策划。
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革命形势最好的时刻之一。
谁都没想到蒋介石竟然会在此时发难。
对于中山舰事件，共产国际最初的反应十分剧烈，准备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甚至强硬地指示中共中央：“必须做到使右派退出或被开除出国民党[4]”。但随着来自加拉罕与维经斯基的影响，正在广州访问的布勃诺夫也主张“为了实现北伐的战略目标，应当让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做一些退让”，于是在王耀回到广州之前，克里姆林宫已经基本做出了决定：
对蒋介石进行让步，将与蒋关系颇糟的季山嘉[5]调回国，并让鲍罗廷[6]与加仑立即赶赴广州，以挽救广州出现的危局。
王耀此行回国并不顺利。他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撞上了铁轨断裂、铁路局临时补修，很是耽搁了一些时候——不得不说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质量确实十分堪忧。在途经上海的时候，王耀遇见了同样急着去广州的鲍罗廷。当晚，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地下室，鲍罗廷向王耀通报了莫斯科的决定。
王耀把鲍罗廷交给他的电报仔仔细细读了三遍，才抬头不冷不热地说：“我离开莫斯科的时候，克里姆林宫还不是这个态度。”在鲍罗廷开口解释之前，他又问道：“你这是……急着回广州，充当救火队长？”
鲍罗廷有些尴尬，他对着王耀解释了起来——或者说，他把电文又照本宣科地背了一遍。见王耀不为所动，他有些急了：“苏维埃先生应该下月就到广州了，您或许更乐意听他亲自对您解释。”
王耀抬了抬眼睛：“伊利亚？”
鲍罗廷松了口气，觉得自己找对了方向：“对，前天北京大使馆那传来的消息。他们已经出发了，算算日子，到广州应该也就是下月初的事了，比我们晚不了几天。”
王耀问道：“他们？还有谁一起来了？”
鲍罗廷道：“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团，领头的也是您的老熟人了，就是加仑将军。本来中央只要求加仑将军带着军事顾问团过来的，好接替季山嘉。但是苏维埃先生听说了之后，坚持说他也应该过来一趟，亲口和你解释清楚。”
王耀脸上终于有了笑意。他顺手把手里的电报一折，站起了身：“我还以为他等着我给他打电报呢。”
王耀和鲍罗廷是四月底到的广州。此时虽然蒋已经把在中山舰事件中率人逮捕、殴打共产党的欧阳格、吴铁城免职，并佯做检讨，称自己并未批准擅自戒严，但广州紧张的气氛并未就此缓解。两人很快就发现：蒋周围尽是惊惧共产党之人，张静江、吴铁城、孙科、伍朝枢、邵元冲、叶楚伧等西山会议同情者几乎天天都在和他谈论党务问题，要求限制共产党人的权力。
尽管鲍罗廷反复与蒋磋商，对他极力劝说，但后者坚持“大党允小党在党内活动，无异于自取灭亡”，对整理党务态度坚决。
一周后，伊利亚也和新的苏联军事顾问团一起抵达了广州。
伊利亚到广州那天恰是5月4日。早上纪念完五四运动7周年、讨论完中央第一个共青团工作决议案、在读报会上了解完“英国工人历史上第一次总罢工[7]”后，王耀在自己住处的大门口，看见了脚边放着行李箱的伊利亚。他大约是才下的船，整个人看上去疲惫不堪，靠在墙边坐着，低着头，似乎在打盹，鼻子上架着的眼镜都歪了。
因为鲍罗廷似乎打算对蒋介石妥协，王耀本是憋着气的，打算见到伊利亚后就和他吵一架。现在真见到人了，王耀看着眼前的场景，却有些想笑。他放轻了脚步走过去，俯下身拍了拍伊利亚的肩：“醒醒，伊廖沙，进去再睡吧。”
伊利亚猛地惊醒了，他有些惊慌地想站起来，却因为动作太急，猝然撞在王耀的下巴上。
五分钟后，王耀坐在自己的床上，一遍揉着下巴一边听伊利亚磕磕巴巴的道歉：“……我本来只是想坐下休息会，没想到会睡着……你还疼吗，要不我去要点儿冰块？……或者我帮你揉揉？……总之，耀，我真不是故意的。”
“好了伊廖沙，”王耀感觉自己能流畅说话了，他站起身准备去泡茶，“我没生气，真没。你是才到的广州？通知鲍罗廷先生了吗。”
“布柳赫尔已经去找他了。”伊利亚边说边跟着王耀走向了茶几，似乎想帮点什么忙，奈何他完全不懂泡茶，于是只能手足无措地在一旁看着，直到王耀把冒着热气的茶杯塞进他手里。
王耀抱着茶杯在伊利亚身边坐下，低头喝了口茶，抬头见伊利亚依然一脸苦恼，五官都皱成了一团，忍不住笑了：“我是真的没有生气。你是太累了，伊廖沙，我刚到广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脑袋刚沾枕头就睡着了，第二天下午才醒过来。”
伊利亚舒了口气，低下头双手抱着茶杯开始喝茶：“你没生气真是太好了，耀。”
“我不是说这件事，”王耀的声音冷了下来，“伊廖沙，一个多月前你可不是那么和我说的。”
伊利亚道：“耀，我担心如果不进行妥协……起码部分妥协的话，国民党会做出更强烈的反应，引发更大的矛盾与冲突，最终让两年多来我们的努力……推动中国反帝革命的努力付之东流……”
王耀愤然道：“这些话，鲍罗廷先生已经同我说过好几次了。他坚信目前不能没有蒋介石，除了他没有人能统御国民党，维持国民党左倾必须暂时借助他的力量……总之，他要求妥协。伊廖沙，你之前不是那么说的！你之前在莫斯科……”
“你走之后他们吵了很久。”伊利亚偏过了头，没有看王耀的眼睛，“列夫（指托洛茨基）和格里戈里（指季诺维也夫）都建议说中共党员都应该立刻退出国民党……但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否定了这个建议。前几天，4月29日，他们通过了决定，强调说这种破裂是不能允许的，至少在共产国际下次代表大会前，任何组织关系上的变更都是不能允许的，不论是对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么做都是极端危险的[8]……而且，蒋介石已经公开宣称，‘中国革命必须承认共产国际的领导[9]’。尼古拉（指布哈林，时任共产国际总书记）也觉得，即使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国际依然在国民党内起着领导作用，掌握着整个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王耀重重地放下了茶杯，站起了身，似乎想下逐客令了：“所以你来找我，也不过是想说这些陈词滥调。”
伊利亚对王耀的态度视若无睹，他自顾自地说了下去：“我很担心，耀，现在的形势对中国革命来说非常不利。郭松龄起兵反奉失败了，冯玉祥也已经被迫通电下野了……上月奉直联军已经进入北京，我想他们很快就会组建出联合政府[10]。我们失去了冯玉祥的国民军，已经十分被动了。如果我们再失去广州政府，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开始北伐，开始中国国民革命？”
“冯玉祥去苏联了，我以为你们会继续支持他。”王耀说。
“如果你还在莫斯科，说不定现在在大礼堂听他的演讲，”伊利亚点了点头，语气低沉，“我们会继续支持他。但是……虽然国民军尚在，可他现在怕是帮不了国民革命军什么大忙的。想打倒北洋军阀，还得指望广州的力量。”
“北伐并不是一定需要国民党。”王耀坚持着。
伊利亚抿着嘴，也放下茶杯站了起来，把王耀圈进了自己怀里，用下巴蹭着他的额角：“我也希望你说的是对的，耀，可是你自己都知道这只是气话。你清楚实力对比。”
王耀在伊利亚怀里沉默了一会，把脑袋埋进了他的大衣，闷闷地说：“昨天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1]开学了……我们可以培养自己的干部，发展全国农民运动……”
“我多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伊利亚抱着王耀的手紧了紧，“可是……可是北京政府一旦政权稳固，必然会南下讨伐广州，而且日本……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已经与他们勾结起来了[12]。耀，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你之前答应过的，尽全力从各方面准备北伐[13]。你还说过什么，记得么。”
王耀似乎想抬头，但因为伊利亚不打算松手，于是他只能撞了撞伊利亚的下巴——倒也算以牙还牙了：“根本解决时局问题的途径，始终在于广州国民政府北伐的胜利……因此，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14]”
伊利亚松开了王耀，低头看着他的眼睛：“耀，你是个言出必行的人，我知道。”
王耀看着伊利亚红色的眼睛。他看到自己咬着唇，思虑良久，终究勉强地点了点头。
伊利亚的离开和到来一样匆忙，他在第二天的拂晓时分就登上了前往码头的汽车。王耀在黄埔军校门口与他告别，两个人都是一晚没睡，四个黑眼圈在昏暗的煤油路灯下对视着，却谁都没出声。
王耀看着伊利亚，后者微微笑着，脸上毫无不安或者慌乱的情绪，似乎笃定了自己会先开口一样。这让王耀原本已经平复的情绪又开始翻涌起来，他赌气似的也不准备先出声了。
沉默维持了很久，久到伊利亚的卫兵把那些要带走的文件都搬上了车，久到鲍罗廷和加仑都已经赶到并与伊利亚话别，久到地平线上已经露出了太阳的一角。
等橙红色的云霞铺满了东方天空的时候，司机掏出怀表看了看，对伊利亚说：“长官，我们该出发了。”
伊利亚对鲍罗廷和加仑点点头，转身见王耀依然倚在门柱上沉默地望着自己，明显不预备先“认输”，哑然失笑，只得走近后放软声音道：“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广州的朝霞……之前没来得及，等北伐胜利之后，我带你再去一次列宁格勒，去阿芙乐尔号上看涅瓦河的日出吧。”
王耀几乎立刻就想回答好，但又不希望让伊利亚如此简单地得逞，便找起了茬：“你又让你的卫兵帮忙搬东西。你该自己动手的。”
“这是他们的工作，搬的大部分是公文，还有些电报什么的。”伊利亚神情自然地回答道，“而且耀，你该在他们开始搬的时候就提醒我。”
王耀撇撇嘴，还想说什么，但此时几步外的司机再次出声提醒伊利亚，别误了上船时间。
伊利亚对司机微微摇了摇头，示意他再等等，然后继续耐心地、专注地、稳操胜券地看着王耀：“我都要走了，耀，你真的没什么想说的么？”
王耀迟疑着开了口：“你这次来其实都……没干什么事吧。你可以不来的，那么远的路。”
伊利亚露出了讶异的神色：“可是你会生气的。你看，即使我来了，你依然生着气。”他歪着脑袋，露出了有些傻乎乎的表情，“你让我别来也是……客气话，是那么说的吧？来之前约瑟夫告诉我，东方的同志们总是很客气的。”
王耀决定投降。
他咬着唇，上前一步抱住了伊利亚，就像两个月前在莫斯科一样——碍于众目睽睽，他没好意思直接吻上去。王耀似乎没想好接下来该说什么，于是这个拥抱持续了好几分钟，直到司机先生第三次出声提醒。
“东征阵亡将士墓[15]刚刚修完，下次你来广州我们一起去献花吧。” 为了节约时间，王耀用前所未有的语速说完了这串俄语，说完之后连喘了几口气。
伊利亚笑着点点头，抬手扶正了王耀的布制军帽：“多给我打电报——最好用俄语，王耀同志，你的俄语还需要多练习。”
王耀点了点头，又低声念了好几句伊廖沙，却也终究没说出别的话。
伊利亚如愿以偿地离开了。离开后的第一个月，他几乎每一天给王耀发一封私人电报，不吝字数地说着各种或大或小的事，从正在苏联访问的冯玉祥已经决定加入中国国民党，到蒋派出的代表邵力子已经到达莫斯科，与共产国际接洽正式要求加入共产国际[16]，等等。
“冯在莫斯科很受欢迎，或许比他在中国还受欢迎。东方大学、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在火车站迎接他，这让我想起当初伊里奇回国的场景……冯今天已经拜访了加里宁和阿里科夫，明天去见伏罗希洛夫、卢那察尔斯基、克鲁普斯卡娅，还有我们的校长拉狄克。我送了他一套《列宁全集》，耀，我是不是还没送过你这套书？……约瑟夫说可以调列宁格勒军区的司令乌斯马诺夫当冯的首席顾问，蔡和森、刘伯坚也会去帮助他……希望这能为你们的北伐增加一些力量。”
“今天邵到了莫斯科。他急着要求我们承认确认国民党对中国革命领导权。前几天鲍罗廷告诉我，蒋和他抱怨‘在同一支军队、同一所军校当中，怎么可以有两个党同时进行 工作？’虽然我们的同志已经予以了拒绝，广州的同志们也已经进行了驳斥[17]，但总之，耀，你还得万事小心。”
相比伊利亚颇有点败家子气质的超长私人电报，王耀给他的电报不但频率低，而且也短得多——或许也是因为他确实还没有完全消气。
伊利亚离开后的第二周，王耀才给他打了第一封电报，内容无非是5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了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案”，开始严格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与权力，根据伊利亚的叮咛，与会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恽代英等——也基本对两党继续合作表达了较为积极的合作态度。
伊利亚离开后的第二个月，王耀给他打了第五封电报，说6月19日根据《整理党务案》的规定，国共成立两党联席会议。
“我们指派了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作为代表……他们派出的代表是蒋中正、张静江、谭延闿、吴稚晖、顾孟余，几乎全是右派人物，我但心这次的统一战线随时可能破裂。祝安。”
伊利亚离开后的第三个月，1926年7月4日至6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在广州举行临时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由加仑指导并起草的北伐计划，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出师宣言》。
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注：
[1] 1924年6月，邓泽如、张继、谢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案》，声称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于本党之生存发展，有重大妨害”，“绝对不宜党中有党”。
[2] 西山会议即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以林森、邹鲁、谢持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召开一届四中全会。西山会议通过决议，谴责广州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宣布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同时决定停止“容 共”政策，开除中国共产党党员之国民党党籍，并在上海举行国民党二大。
[3] 加仑即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在中国的化名。加仑1924年10月起担任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黄埔军校顾问组长；1925年7月，因与鲍罗廷不和被调离回国，途径张家口时拟就了以北伐为主的军事总体计划，即《今后南方工作展望或曰1926年国民党军事规划》。
[4] 引《列宁斯大林论中国》。
[5] 季山嘉即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在中国的化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列里安·弗拉基米罗维奇·古比雪夫之弟，参加过第一世界大战，1925年接替回国的加仑，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顾问团首席顾问，因与蒋介石不合，中山舰事件后被迫回苏。
[6]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曾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与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协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帮助创立黄埔军校。
[7] 即英国1926年总罢工，1926年5月4日开始，为期9天。
[8] 见《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6年6月3日。
[9] 见《国闻周报》第4集，第15期，1927年4月24日。
[10] 1926年6月28日，张作霖、吴佩孚联合组建了北京政府，张作霖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11] 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这届农讲所由毛泽东任所长，高语罕任政治训练主任，萧楚女任教务主任，招收来自全国二十个省区的三百余名学员，为北伐战争中全国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准备了干部。
[12] 指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驶入大沽口，掩护奉军进攻天津；16日，日本联合美、英等八国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撤除大沽口国防工事等要求。
[13] 1926年2月21日-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确定应从各方面准备北伐战争。
[14] 出处同上。
[15] 东征阵亡烈士墓位于广州市东郊黄埔长洲岛万松岭，是纪念黄埔军校师生在两次东征中光荣牺牲的516位烈士的墓园，1925年12月开始修建，1926年墓园落成。
[16]从6月初开始，蒋一直在设想如何使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取代共产党成为中国在共产国际的唯一代表，从而解决中国革命“两个主义、两个中心”的问题。见《关于置设革命军总司令之谈话》。
[17] 6月，广东共产党的领导人张太雷针锋相对地发表了《到底要不要国民党？》，驳斥说一旦共产党退党，国民党左派不免被排斥，而国民党会重新变成孙中山进行改组前的境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