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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陕北地区已经是一片盛夏光景。太阳蛮不讲理地将热情洒向每一寸土地，蒸腾的空气将眼前的景色都氤氲出扭曲的形状。瓷的窑洞坐落得高一些，CCP扛着锄头登上小土坡时，依稀能望见城外古时堡垒的遗迹，在午后的阳光里晕出一片火红色。瓷正坐在窑洞门前的阴影里抱着破旧的笔记本入神地写写画画，CCP将锄头靠在墙上，站直身体缓了好一会儿。她摘下头上的帽子扇出几阵聊胜于无的风，直到脸上近乎灼烧的热意稍微褪去后才蹑手蹑脚走上前去，猛地从身后抽走了瓷的本子。
“哎——”瓷立刻从地上蹿了起来，怒视着她，“你还给我！”
他现在的身高在她面前完全不够看。CCP根本不理会瓷蹦蹦跳跳试图将笔记夺回去的愤怒举动，只是皱着眉头扫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挤满了批注的痕迹，大都是恢复电报联络后自苏联方面传来的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记录，最底下不出所料还歪七扭八发痴地写着几处苏维埃的名字。她叹了口气，在瓷涨红的面色中合上笔记递了回去，扭头把身前垂落的发辫甩到肩上，顺便点了点他帽檐上的红星：“我就想不明白了，您怎么就对他这么着迷？”
瓷拍开她的手，把笔记本揣回怀里，扁起嘴反问：“我还想问你呢——老师明明帮了我们那么多，你怎么还老是这么不待见他？”
CCP毫不客气道：“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傻透了。想想前段时间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才和东北军谈妥，就因为他一句不同意前功尽弃[1]——您觉得这公平吗？”
这点的确是苏联方面的问题。瓷自然不会同她纠缠这个问题，低低叹了口气便开始转移话题：“跟南京的谈判还顺利吗？”
CCP挑起眉梢，显然克制了些才忍下对国民政府的辱骂：“就那样。蒋的态度您也知道，要完全说服他基本没什么可能。这还是托了上个月两广那边骚乱的福——陈济棠和白崇禧跟中央军开了火，替我们分担了不少兵力和注意，否则现在恐怕会更难办些。”
瓷默默望向远方被阳光笼罩的黄土地，湛蓝天空下空旷大地寂静得几乎令他感到不安。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他们已经想尽办法，即便是在长征途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也没有放弃过抗日的口号，却怎么也想不到如今大费力气才定下的西北大联合和西北国防政府的计划方才有了雏形，就被共产国际和苏联一言否决。
“我们已经同苏联方面发过电报说明情况了。”CCP抹了把鬓角的汗水，垂下眼睫轻声开口，“现在围剿风声太紧，苏区的财政和粮食都有困难，如果苏方拿不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我们迟早还是要跟南京打起来。”
“上周我跟老李去白区那边跑生意，毛主席……开会时有说过什么吗？”
“大家已经把下一步的大体部署定下来了。如果共产国际能够批准，我们会往宁夏和甘西的方向去，打通国际路线，从外蒙方向寻求苏方帮助。”
瓷于是又低头沉默起来。CCP安静地看了他片刻，总算想起自己大中午还要来跑这一趟的目的：“哎呀，看我这记性——我来找您是为了跟您讲一声，恩来同志从百家坪那边传了消息，说从白区来了个美国人，还是个记者呢！他安排那人跟我们的一部分通讯部队一起回保安，大概再过几天就到了。过两天我要跟小陈去老总那边一趟，估计见不到他，您跟在毛主席身边注意点儿，可别坏了我们苏区的形象。”
“还用你说！”瓷气鼓鼓瞥她一眼，随即好奇地追问起来：“现在红区被围得这么紧，他是从哪里进来的？”
“西安城里。他带着北京那边的推荐信，有人交接。至于出城之后到交界地区的行程，听说是我们在白区一位化名姓王的同志给他安排的。”[2]
瓷冲她颔首，没有再多问，只是在CCP转身拿起锄头离开时别扭地轻声说了句“去前线时路上注意安全”，而后在对方清脆的笑声中羞窘地钻进了窑洞。
埃德加·斯诺踏进保安城那天同样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大概的确算是件大事——城中的外侨人数立刻翻了一番，迎来了除李德外的第一个外国人。这位受到隆重对待的记者先生被外交部安排在早已准备好的房间里，他显然有别于此前大部分人刻板印象中凶神恶煞的外国佬，且看起来比想象中要温和有礼得多，这让大家都感到十分愉快。并不知晓瓷真正身份的来客只将他当做了毛泽东身边一个从学校里挑出的、精通俄语和英语的小通讯员，这令瓷非常满意。
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最大的兴趣点自然在于毛泽东身上——神秘的共产党领袖、中华人民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在保安的这段时间里，除去到各地观摩考察的时间，他将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与毛泽东的交谈上。由于南京方面对于共产党消息的严厉封锁，外界对苏区的真实情况知之甚少，市面上流传的大都是胡编乱撰而来的古怪流言。而现在，埃德加·斯诺将成为第一个揭开这层神秘面纱的陌生人。
很多个万籁俱寂、只有烛火跳动的夜里，他们像密谋一般坐在窑洞的条凳上，在蜡烛的毕剥声与香烟的雾气中，听毛泽东娓娓讲述那些过去的、几乎从不对任何人提起的经历。瓷对此的好奇并不输于斯诺——他年岁尚轻，中共成立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又大多跟随党中央流连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直到中央苏区逐渐发展成熟并具有一定规模后才听从组织安排来到毛泽东身边，因此对于对方早年于各地辗转、组织农民起义工作的经历同样知之甚少。那实在是段太长太长的故事，他们耗费了很多个夜晚，斯诺每每奋笔疾书，直写到困倦得恨不能倒头便睡为止。瓷和吴亮平一起负责翻译与记录校对，手稿都攒了厚厚一沓。
从韶山冲到长沙，师范学校里漫长的学习，为期一整个夏天的徒步旅行，建立新民学会。北大的图书馆，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杨开慧同志，山东与上海。共产党的诞生，工人运动与农民运动，国共两党合作，北伐战争。四一二大屠杀，革命的失败，秋收起义。
那些他参与或未曾参与、见证或未能见证的场景就这样在毛泽东的陈述中如画卷般在眼前铺陈开来。千丝万缕的联系纵横交错，直到一切在无数次磋磨后汇聚向井冈山。
很多年后，当这本此时只是手稿雏形的书已不必再以《西行漫记》为掩饰、而可以光明正大地用它最初定下的名字出版时，瓷依然会时常回想起斯诺在这里写下的、自己早已倒背如流的那段话来。
“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3]
当初的倾诉者与旁听者都早已随时间长河远去，陕北的夏夜也在记忆里洇成模糊不清的光斑，唯有那平静的、带着极为明显口音的叙述，与烛光灯影里明亮的眼神，时时还会出现在他久远的梦中。
这些深入而绵长的交谈往往发生在傍晚与夜间。白天的大部分光景则用于对苏区实行政策的介绍与实地参观。最先被展示给埃德加·斯诺的便是苏区引以为豪的红军大学。虽然这里的教学条件简陋得令来客难以置信，但当听到他大声惊叹南京政府对这些大名鼎鼎的学员们的首级悬赏加起来总额已经超过两百万元时，瓷依然笑得前仰后合。年仅二十八岁便担任校长、传闻战无不胜的林彪也引起了斯诺的格外关注，不过这份关注在他被邀请去为学员们做演讲时便成为了一种自讨苦吃的折磨。演讲过后学员们没完没了的刁钻问题令这位并不算精通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记者手足无措，原定的两小时答疑时间最后足足被拖长了几倍，直到日落西山才由于得不出确切结论而宣告结束。
在对红大的教室、教材与招生简章都进行了简单了解后，随之登场的便是在苏区宣传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民抗日剧社。他们混在涌向那片由古庙临时改建的露天剧场的人流中，随意地在绵软的草地上坐下。场地的简陋被节目的精彩和演员的风趣所弥补，三个小时的演出却显得格外短暂——演出间隙也会有人呐喊，请台下的观众来一次即兴表演，埃德加·斯诺自然没能被放过。可怜的外宾显然没见识过中国人起哄的架势，掩在大胡子之下的脸涨得通红，瓷乐呵呵地看他在群众的簇拥下尴尬地唱完一曲《荡秋千的人》，和大家一起善意地哄笑起来。不过他很快就没有功夫去看别人的笑话了——由于看剧太入迷，他忘掉了运动后尚未收起的网球网，而当他终于想起这件事、火急火燎地同学员们一起去抢救时，在草坡上散步的羊群已经将这宝贵的公共文娱财产啃了个七七八八。
如此一晃大半个月，在毛泽东将自己的故事结束的那个晚上，瓷难得早早自由一回，时隔许久于凌晨时分爬到窑洞上方的土坡吹夜风。对面山坡上的灯光此时已经全部熄灭，若非作息规律的人们早就睡下，他甚至想快活地唱首歌。不过还没等他自娱自乐地哼上一会儿，另一阵脚步声便打断了他的思绪。埃德加·斯诺蹑手蹑脚地走到他背后，轻声询问：“小同志，还不睡吗？”
瓷抬头看他，干脆拍了拍身边的空位：“您不也一样——或许您乐意陪我坐一会儿？”
男人顺从地坐了下来，嘟嘟囔囔道：“我只是在整理手稿，这些日子过得简直像做梦一样新奇，苏区可真是个奇妙的地方。”他瞧着身畔的少年发问：“如果我没看错的话，你的同学们早就休息了，为什么不和他们一起呢？”
“我想来看看星星。”瓷于是指给他看，“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清楚，那边——喏，就是那里。”头一次在外人面前讲这些令他有些赧然，但还是腼腆地说了下去：“那是莫斯科的方向。”
斯诺立刻来了精神，俨然对这个话题十分感兴趣：“说起来，我倒觉得俄国对中国社会独有的影响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这些年来，其他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国家曾派遣成千上万名政治、文化、经济或教会工作者到中国来宣传他们的信条，但我想迄今为止每个到过中国、并对你们的生活方式有所了解的人大概都不会否认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的成就对中国人民独一无二的精神影响——那几乎比所有基督教资产阶级的影响加起来还要深刻。”
“当然！”瓷笑起来，“我们很多人都认为，除了这些根据地以外，苏联就是我们强大的祖国。这对我们是一种巨大的鼓舞。您曾在之前的交谈中提出过，出于对苏联的热烈崇拜，目前苏区的社会组织、思想甚至制度和方法，都有抄袭和模仿苏联的痕迹。但我想这段时日您已经看到了，在中国多年的实践下，这些东西都已经带上了独有的中国式特色。”
斯诺寻思半晌，小心翼翼地开口：“这么说大概有些冒犯，但请恕我直言：由于分享俄国革命的集体经验，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毫无疑问地得到了很大的好处；但同样确定的事实是，在你们的党生长发育的痛苦过程中所遭到的严重挫折，也可以归因于共产国际。”
“是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个头小小的通讯员同志严肃地看着他，轻轻点了点头，语调却柔和而笃定，“但我想有一点同样无法反驳：尽管中共一定程度上仍受制于共产国际，但从长征迄今的成就大都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获得的，因此我可以坦白地告诉您，即便如此，我依然相信苏联。”
男人因他庄重的态度怔了片刻，随即微笑着揉了揉少年柔软的发顶：“所以我才觉得，你们可真是支了不起的队伍。”
由于吹风吹得太晚，次日瓷难得同毛主席一样睡到日上三竿才从窑洞里爬出来。办公室里翻译文件的吴亮平告诉他，埃德加已经在中央安排下和胡金魁一起出发去前线了，并很有可能在那里同CCP见面。他抓起桌上单独放置的一份电报冲瓷晃了晃，在对方瞬间亮起的眼神中微笑道：“这份大概是苏联方面单独发给你的私人信息。”
一个多月后，斯诺和CCP一起回到了保安。在前线大开眼界的记者收集了足够多的材料，除了每天固定的采访时间，便是窝在房间里编撰繁杂的手稿。但与此同时，瓷也敏锐地察觉到了他的不安：南京军队大批开入陕西和甘肃，张学良的东北友军几乎已从所有战线上撤出，转由南京军队或其他对红区抱有敌意的部队换防，但凡稍有政治嗅觉的人都能够意识到，新一轮围剿正在蓄力之中。
“他还说我们没有一点儿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好像什么都不会发生。”CCP坐在桌前清点前些日子苏联方面送来的列宁文集，“这算不算皇上不急太监急？”
瓷努力忍了忍，还是没忍住笑：“人家只是担心走不了而已，南方和西方的缝隙快被堵上了，埃德加原本打算的是原路返回西安呢。”
CCP一边在清单上打钩一边跟他顶嘴：“走不了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蒋光头那剿匪口号喊了多少年了，哪回真的成功过？实在不行就让他和李德一样，先跟我们一起走好了。”
瓷叹了口气，懒得跟她继续拉扯：“前两天三大主力已经成功会师，是不是要有下一步的安排了？”
CCP笔下一顿，在好一阵沉默后才若有所思地回答：“现在所有正规红军主力都集中在西北，目前的通讯也都运行良好，加上张学良方面的十万东北军——大家普遍认为，南京方面大概能对统一战线的建议提起点儿兴趣来了。”
瓷听出了她的犹疑：“但是？”
“但我总觉得还是有些不安。”
CCP抬眼望向小小一方天空，北地沉沉的秋色压过窗台，在桌面摊开一抔凉意来。
“……希望是我多虑了。”
斯诺正式同保安城告别是在十月中旬。走过大街时，许多人探出脑袋来向他送行，一些红小鬼甚至陪他一直走到城墙底下。瓷原本怀揣着的些许愁绪在听到李克农“给我送个老婆来！”的要求时烟消云散，他弯着眼角同这位热情的外国友人拥抱道别：“我们一定会再见的。”
埃德加拍了拍他瘦削的脊背，依依不舍地记下众人玩笑式的要求，很快骑上马跟着安排的小旅队离开了。
实际上，这趟造访在这波澜壮阔的一年中看起来并不算显眼。这一年，德国进军莱茵兰地区，并于柏林点燃奥运圣火；西班牙内战爆发，国际纵队赶赴战场；苏联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并通过了新宪法；绥远抗战开始，《打回老家去》的歌声响彻中华。红军先后完成东征与主力会师，中共则做出了放弃红军称号、呼吁联蒋抗日的抉择，同时制定了打通国际路线的战略行动，由宁夏战役到最后的远征新疆，一步一步演化为一个庞大的计划，踏上了一条不归的路程。
做出决定时的CCP不会想到，这支浴血奋战、最终还是在数月后寡不敌众、几近全军覆没的西征队伍成就了后来红军战史上浓墨重彩最为悲壮的一笔。但在那之前，另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已经在平静的表象下暗流涌动，直至酝酿到顶点的那一刻震惊世界。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注：
[1]共产国际致电就建立西北国防政府问题做出回应是八月中旬，这里把时间提前了。
[2]当时在西安化名王牧师的董健吾。
[3]《红星照耀中国》第四篇第六节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