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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眼下的僵持局面早有所预料，但已经熟悉到令人厌烦的会议室内布置第十三次映入眼帘时，CCP还是开始深切后悔去年美军代表访问延安时自己没能抓住机会噎赫尔利两句[1]。KMT显然同样对这种境况精疲力竭，而此时此刻他所能享受到唯一的微弱主场优势便是丢下文件缩在会议室的角落里，光明正大地拉下帽檐开始打盹，放任张治中几人面对政府眼中“极为难缠”乃至“无理取闹”的共产党代表。
忍耐，忍耐。CCP旋开钢笔笔帽，做了个深呼吸，心下默念这些天来主席时时挂在嘴边的对她的叮嘱，重新将完美无缺的微笑挂回脸上——虽然她已经从国民党代表拉开座椅时无奈而微妙的表情中领悟到这次会谈大概率依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二十余年分分合合令两党对彼此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而这种了解为此次会面所带来的的最为直观的后果便是在军事谈判条件上的僵持。中共方面所做出的让步在国民政府的胃口面前显然远远不够，纵然飞来重庆之前已经从情报中获悉国民政府方面的预设心理底线，但听到对方当面提出如此严苛而无理的要求时，她仍旧难掩愤懑之情。
其余内容暂且不表，单是将中共麾下一百万余正式在编军队整编为十二个师这一条——相较于他们原本提出的条件足足缩减四分之三！第一次听到国民政府代表就协议内容修改意见夸夸其谈时，她简直想把手中的笔记甩在KMT脸上，而对方竟还在散会后趾高气昂地主动凑过来：“你们还不满意？”
男人望向她的目光里洋溢着真情实感的困惑：“我们已经全数接受了你们的政治条件，能够参与联合政府，难道还不够吗？”
CCP简直用尽平生自制力才没让自己在无数中外媒体镜头前朝这家伙脸上狠狠招呼一拳。但无论如何她也不得不承认的是，“合法地位”四个字对她的吸引力实在是太大了。可那并不代表她会在国民政府全无诚意的要求前立即妥协，更别提目前国民党方面在解放区合法地位与国民大会代表问题上避而不谈的态度，简直就是明晃晃将“谎言”写在了脸上。
除此之外同样惹人烦的是赫尔利。这位去年尚在延安与共产党人相谈甚欢的美国代表后续的表现同他当初所承诺的可谓天差地别，一味偏袒国民党的言行更是令本就对他印象不佳的CCP愈发没什么好气。就在两党艰难讨价还价的时候，急于带着成果飞回美国述职的赫尔利极不耐烦地凑上前来横插一脚，试图令双方迅速在“国民党统一”与“谈判破裂”之间二选一。而毛泽东对此的回答则是：我们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
最终这位对中国事务了解并不深刻、甚至有些天真的美国先生只得空手灰溜溜地飞回美国，留下国共两党继续在一盘难以收拾的烂摊子上为中国未卜的前路而僵持。
值得庆幸的是，在重庆费心耗力反复拉锯的这些日子中共也并非毫无收获。且不论毛泽东在众多宴请会面中以个人魅力收服了多少民主党派人士与知识分子、乃至于对顽固的国民党右派也有所影响，让大家对于未来组建联合政府多了几分希望；单是那首一时令重庆纸贵的《沁园春·雪》就足够让CCP乐上好一阵子了。这词写于1936年红军在陕北艰难辗转的时候，当年甫一完成便让她惊叹许久，外面的人却不知晓。不少人以为是主席近日来于重庆所作，其傲视群雄之气概令许多文人墨客折服，也令蒋介石深受刺激。对方召集人手洋洋洒洒作词百余首，却无一能与之比肩。听闻消息时CCP正在情报处同留守延安的瓷发电报，笑得手抖，险些打错了消息。
CCP虽不敢自夸对KMT了如指掌，但总归还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因而当她走出曾家岩50号[2]，同守在巷口的KMT撞了个满怀时，说不惊讶自然是假的，毕竟若要说他们之间没有丝毫旧情也不甚现实。当年在广州召开研究农民问题的会议时，KMT时常将身量堪堪高过桌面一头的她抱在腿上听澎湃讲话，或是在下到农村调研考察的队伍中拉着她。那时他还是青年模样，热爱装扮成教书先生，架副平光眼镜，不像如今这般总穿着一身笔挺军装。而她尚未长开，瘦瘦小小，老是被陈独秀批评像只活泼过头的小毛猴。只是世殊时异，那点微末的情谊早在多年的无情争战中消磨殆尽了——她可不觉得他们私下还有什么好谈的。公众场合她尚需注意影响，对他也笑脸相迎，在环顾四周确定没有其他特务的身影后，她毫不客气地垮下脸色，转身就走。
“你知不知道国外怎么评价中国现在的局势？”KMT大步流星追上前来，抓着她的手腕匆忙道，“阋墙之争。”
“要点脸，谁跟你是兄弟。”CCP冷笑一声，“背地里还满口称匪，我对您可高攀不起。”[3]
KMT张了张嘴，话没出口便被CCP蹦枪子儿似的语速堵了回去。她看见他那张脸就心烦，在这隐秘角落也懒得顾忌男人身上是否带着窃听器，干脆甩开他的手直言:“还有，你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意识体，天天扯外国做什么？少在这儿跟我絮絮叨叨，先把每天跟踪我的特务撤了，我再同你讲话。”
看起来还有满肚子长篇大论的KMT当即语塞。男人安静片刻后眼神飘忽地顾左右而言他，很快被她不耐烦地远远撇在身后。
CCP刻意朝着原定目的地的反方向走出一段路，确定身后再没有如影随形的脚步声后才略微放下心来。她刚刚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得到消息，早有征兆的局部冲突已经无可避免地爆发，战火率先在陕西上党点燃。根据重庆地下党情报，中统已经拟定了扣留毛泽东的计划，然而昨天的紧急秘密会议中，主席做出的决定却是留下——“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刘伯承将军此前发报请示，他就是这么说的。
这场糟心鸿门宴可真是有够辛苦。CCP停下脚步，在纷乱思绪中苦恼地捏了捏眉心。除去同各派人士聚会摆宴的时候，每天吃饭都得经过警卫员和周书记两次试毒再等上半小时才敢端给毛主席[4]，主席已经多少天连热乎的饭菜都没吃上了——人可不比意识体，这次即便能全须全尾平安回延安去，恐怕也要生场大病。
可眼下她也无计可施，唯有寄望于这场日本投降后国共之间第一次战斗能有个漂亮的成绩。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随着上党战役逐渐接近尾声，两党代表于桂园签订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此后的历史中它会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双十协定。作为双方僵持一个多月的产物，它显然粗糙得有些过分，尤其是在最为重要的军队国家化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有效共识，但这却已经是中共目前能够从国民政府手中争取到的最优结果。在这份举世瞩目的协议上签字之后，毛泽东将率代表团返回延安。临别前他再次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表面融洽的长谈——尽管CCP看得出因着各地持续不断的小规模交战，各怀心思的两人都对所谓“即将到来的和平”并没有足够的信心。
十月十一日，代表团收拾妥当，驱车前往机场，行将离开这座对中共而言危机四伏的城市。登上飞机前CCP似有所感，忽地扭过头去，正正撞上人群中KMT的目光。他穿着许多年前她最熟悉的长衫，站在喧闹的记者与欢送人群之后，面无表情冲她颔首。她犹豫片刻，终究没有对他展颜，而是坚定回身钻进机舱。
他们都没有想到，此去一别，下次见面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
此时此刻，在这片暂且得到安宁的土地上，许许多多因战争而漂泊的人们收拾着行囊，准备返回远离多年的故土，谈判期间“迁回故都南京”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人们欢欣雀跃，由衷地盼望着，仿佛历尽苦难的中国就要这样满怀希冀地奔向新的征途。然而，与认为和平曙光初现的中国民众不同，处于漩涡中心的人们仍怀着重重忧虑，为尚不明朗的局势焦躁不安。CCP垂眼望着窗外随海拔攀升而隐没于云层之下的山城，短暂放下的心很快又因千里之外的混乱局势而高高悬起。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先后多次发出命令，欲使新四军与八路军原地待命，从而令国军抢在中共之前接受日军投降。此举一方面是为巩固国民政府统治之合法性，另一方面自然有抢占功劳的意味在：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中[5]，中共在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广泛的根据地，统辖着全国四分之一多的人口，对于自从进入僵持阶段后便恨不能将全部精力都用在剿共上的蒋介石来说，如此形势，自是寝食难安。而那数封装腔作势言辞恳切邀请毛泽东前往重庆的谈判，便是在延安多次借朱德之手驳斥国民政府荒唐要求后发出的。
与此同时，苏军雷厉风行剿灭日军余寇的行动使得东北出现了短暂的政权真空。除去战斗的苏、日军队外，美国军舰在渤海一带谨慎地观察着局势，国共双方自然更不可能忽视这片对于全国而言举足轻重、拥有重要工业化大城市的黑土地，两党收复东北的命令几乎同时下达。就在苏联对日宣战后的第三天，延安便立刻电告晋冀鲁等距离较近的解放区，即刻昼夜兼程向东北进发。而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前罔顾国家主权与苏联签订那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6]，目的便在于顺理成章地从苏联手中接过东北。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的第二天，从河北与辽宁边境解放区出发，由曾克林和唐凯率领的先头部队越过长城，在山海关附近的车站迎头撞上苏军。
据瓷当时发到重庆的电报称，由于语言不通，部队携带的唯一一台电台同关内断了联系，找来的翻译又太过蹩脚，两支队伍险些闹得原地打起来。最后还是靠副政委唐凯身上的镰刀斧头文身才暂时解除了误会。双方持枪僵持之时苏军通过后贝加尔方面军联系了延安，这才得到关于“冀热辽”部队的解释。接着，两支武装开始了首次合作：攻占日军仍顽强抵抗的山海关。
九月十四日，胜利打下山海关并率部抵达沈阳的曾克林乘坐苏军飞机降落在延安机场。由于事先没有得到任何通报，延安方面面对苏军代表时的兴奋与惊讶可想而知。在迅速接见苏军代表、明确苏方立场，并听取曾克林有关目前东北情况的汇报之后，中央政治局彻夜开会，最终做出了此后将对解放战争产生极为重要影响的决策：舍弃南方所有根据地，全力抢占东北。
四天后，即将建立并运作中共中央东北局的一批成员随苏军代表一起到达沈阳。同时，接到中央命令的关内各解放区开始了向东北的急行军，而仍身在重庆陷于谈判僵局的CCP只能随毛泽东等人一起在对峙中焦急等待来自前方的消息。他们不会想到，如今最早进入东北这些缺衣少食、装备杂乱的队伍，将会成为短短几年后威震四方的第四野战军最初的基础。而此时，这些队伍未来的主帅林彪，还因为中央语焉不详的命令而在河北与河南之间徘徊。[7]
与中共的紧迫慌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接收东北政权的国民政府人员于十月上旬才到达东北。蒋介石与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使得国民政府处于南方地带的精锐军队得以借助美军的飞机与军舰源源不断被送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十月二十八日，杜聿明飞抵长春，受到了苏军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的热烈欢迎。尽管截至目前已有数万共产党军队进入东北，但在大部分人眼中，那支军队并不具备“收复主权”的价值，只有眼前这位代表国民政府的将军的露面才具有一雪国耻的意义。
这一切都令CCP感到挫败与愤慨。双十协定墨迹犹新，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对全国各地解放区的蚕食却已经拉开序幕。惨烈的绥远战役与邯郸战役方才划上句点，东北便又传来了噩耗：山海关失守。而最让她感到无能为力的事实就这么摆在眼前：就目前局面而言，一旦爆发全面内战，中共在强大的国民党军面前毫无胜算。
他们之所以顶着巨大的压力，甚至在国民政府的强硬要求下一退再退，为的就是抓住那一线和平的希望——中共想要生存下去，最为切实的方案就是与国民党合作，但这两个月来频频爆发的局部冲突无情打碎了她抱有的最后一丝幻想。要化解这样的紧张局势，眼下能够依靠的竟只有美国的调解。至于苏联……
CCP愤愤咬牙，在心里再次将男人翻来覆去骂了一通。几天前美苏英三国外长会议举行时莫洛托夫进行了极为明确的表态，声称苏军之所以还留在中国东北，是为了蒋介石的军队争取时间进驻长春和沈阳。
她还为此单方面同瓷狠狠发了一顿火。自出生至今，她从未踏上过国外的土地，与苏联的见面次数也寥寥可数。正因如此，瓷对于苏联那种细微而来由不明的依恋总令她感到不舒服。而这段时日以来时时紧绷的弦拉到极致，她的理智终于在瓷听到消息后露出她最熟悉的那种纠结神色时岌岌可危地断掉了。她再也没能忍住攒了两个月的脾气，几乎是咄咄逼人地抓住了对方的手臂——尽管瓷什么都还没说。
“当时贝鲁索夫上校转达声明时说了什么？‘届时中国军队如何进入东北，应由中国自行解决，我们不干涉中国内政。’苏联现在又是怎么说的？他说苏军只接受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接管！”
瓷少见她这么失态的模样，一时间来不及反应，只是略带茫然地伸手想要安抚她，却被她狠狠拍开：“苏军入关前已经有记者指出我们将会孤军奋战，您不相信。当时主席主张跟美国接触也是因为这个——这群人嘴上能说出花儿来，手底下腌臜事一件没少干。我不懂，您对他为什么——”
“我不想吵架。”瓷轻轻打断了她，手上略微用力握住了她的手腕，“小红，冷静点。”[8]
“我只是觉得您该知道苏维埃没安什么好心！被他拿来做借口的条约要求难道不是他和国民政府协商签订的吗？别告诉我您不明白那些内容意味着什么！”
瓷疲惫地开口：“我当然知道！我……”
他在长久的思忖中艰难组织着措辞，最终还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算了。”
“你说得对。我只是不甘心。”
这么久了。从1840年至今，已经过去足足一百多年，抗日战争也胜利了。可中国为什么还是要夹在别的国家之间仰人鼻息，被当做博弈的战场，只能身不由己、左右为难？
“对不起。”CCP也泄了气，小心翼翼地捧住他因冻疮而缠上绷带的手，将他手背上那块刚刚被自己打出的红痕贴在脸颊上，“是我太没用。”
天空阴沉沉压在头顶，投下暗色的阴霾。钻进窑洞的风掀起桌案上堆得乱七八糟的书册，纸张簌簌，哗啦作响。瓷没有再同她纠缠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而是转头望向门外长久地沉默着，直到雪花自天穹遥遥飘落，方才叹息般轻声开口：“要变天了。”
就在进入东北的中共军队面对国民党军不断北进的强大攻势节节败退，并在降临的严冬前为建立根据地苦苦挣扎时，美国新任代表马歇尔于一片惨淡愁云中抵达上海[9]。毛泽东对于这位与赫尔利截然不同的将军寄予了极大希望，尤其是对方造访南京次日便飞抵重庆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代表会谈，并促成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终于恢复的行为，使得延安又一次看到了和平的可能性。有美国作为第三方的谈判小组重新成立，经过数日的漫长磋商与修改，停战协定总算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当日凌晨最终拟定。然而，这只是短暂的和平降临前冲突爆发的起点。双方的作战部队很快接到了于协定生效前迅速占领有利军事要点的命令，战斗迅速在各大解放区展开。
不过这一切并未影响政协会议召开时梦幻般的氛围，近半个月的激烈讨论收获了极为丰盛的成果，当一月三十一日晚上周恩来飞回延安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时，大家都由衷地为“中国即将走上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而感到高兴。而这种近乎致命的乐观情绪所引导他们做出的最直接的行为便是中共为表诚意，在《军队整编方案》签署后，即刻大刀阔斧地开始裁减军队，进行官兵复员。
很多年后CCP回头再看这短短的两个月，时常连自己都感到荒诞。那时中共中央下达给各解放区的缩编复员指标一度达到“三个月内缩减三分之一”，而该指令执行之迅速，与国民党日益加剧的运兵备战形成了鲜明对比，也为解放战争正式打响时中共严重削弱的作战能力埋下了不安的伏笔。
1946年春暖花开之时，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顿城发表了有关“铁幕”的演说，直到演讲落幕那一刻，很多人尚未意识到这将成为后世怎样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拐点。而此时的中国正处于重大事变前的沉寂时刻，平静的大地之下，种种因素正在剧烈地发酵着，宛如地幔之下奔涌不息的岩浆。二月间，国共双方代表正为整军中复员数量核对误差的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这并不能阻止融融的乐观氛围在延安火速蔓延，即便党内仍有相当一部分同志不相信内战真的能够停止，领导层却已经将这种想法指为“狭隘的关门主义”，呼吁大家要适应由武装斗争转向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毛泽东甚至已经开始和身边人讨论搬离延安后要在江南何处寻个居住办公的好去处，这种愉快平和的情绪在马歇尔访问延安时抵达顶峰。
似乎天公都作美，那一日连天气也十分应景地放了晴。美军的飞机降落在机场时已经临近黄昏，CCP却没有跟随欢腾的人群去迎接那位神气的美国将军，而是爬上半山腰去找这段时间始终心神不宁的瓷。少年模样的人一如这些天最常见的那样坐在窗前发愣，只是在她推门而入时停下了手头漫无目的的整理动作。停战协定生效前各处交战的电报整整齐齐压在手边，浸没在橘红色的光芒里，仿佛下一刻就要燃烧起来。
“真的都结束了吗？”
他不动声色地望向窗外光怪陆离的天空。纤长眼睫在眼底投下一片小小的阴影，嗓音放得极轻，也不知是在喃喃自语，还是真的向她提出询问。
CCP索性蹲下身去，伏在他膝头，仰起脸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说得极缓：“我向您发誓。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我都会陪着您一直走下去，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直到达成目标，或是我不复存在的那一天。”
“总有一天，不会再有任何人瞧不起我们。”
落日余晖透过窗页洒落在她的发梢。瓷低下头，将她的手拢在掌间，流淌的夕光中CCP宛如一副浓墨重彩的油画。即便他闭上眼睛，那炽热的目光仍旧灼得他心口发烫。
远方残阳似血。地平线上晕开无边无际的热烈的红，仿若一团从天而落、点燃大地的熊熊火焰。
注:
[1]1944年7月，盟军登陆诺曼底，美国出于制定下一步对华政策以及其他相关考量的需求，派出观察组及中外记者团来到延安访问。赫尔利作为代表与中共中央进行会谈。
[2]原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有红岩村13号、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山三路305号（原263号）中共代表团驻地旧址和民生路240号（原208号）《新华日报》营业部旧址四处。
[3]1945年10月8日，中共代表团离渝前夕，一国民党运输机降落在中共控制区内，经查机上载有蒋介石给阎锡山的密令，附带《剿匪手册》两本，为1933年庐山旧本重刊。这里把时间稍微提前了一下。
[4]出自《周恩来与中共隐蔽战线》，时周恩来任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5]在当时认定的说法是八年抗战，是从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算起的。
[6]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苏联以远东外蒙与中国东北权益为要求换取美国最为关注的苏联出兵东北之实行。《雅尔塔协定》签订当日，蒋介石日记内容摘录：“如此则我民族之大，凭借之厚，今日虽不能由余手而收复，深信将来后世之子孙亦必有完成其领土、行政、主权之一日。”后遂于8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彻底放弃外蒙与东北港口铁路之主权。该条约的签订也使得与苏联政治亲缘相近的中共心情极为复杂。
[7]这一时间段内中共军队先后占领山海关至沈阳一线城市，后在国民党军攻势下失守。
[8]我流私设：CCP给自己起过一个人类名字，就叫“晓红”（天色破晓的意思），在解放区帮忙干农活时因为读音都一样被一位奶奶听成了“小红”，后来就传开了。瓷一般只在私下场合里这么叫她。
[9]《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双方仍持续不断爆发的冲突令本无意卷入中国内战的美国感到不安，此时美国对华政策仍处于摇摆时期，苏联军队逐渐退出东北后，杜鲁门与国务卿贝尔纳斯决定派遣新人选前往中国进行调停，并最终促成了政协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