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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的时候距离所谓的大战已经过去了三十五年，那时候我爸二十二岁，第一次做父亲，在我妈开始有剧烈的妊娠反应的时候慌慌张张地给医院打电话，生怕她难产……事实证明他猜对了，医生在过来问他想要保大人还是保小孩，他说要我妈。于是我差点就没能出生，和无数流产或死产了的婴儿一起归于医院的垃圾桶或是焚尸房。但是没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家族素来好运的基因作祟，在我爸爸在门外绝望地祈求始祖尤弥尔能至少把他的妻子还回来的时候，一位护士小姐把我裹在一块小毯子里小心翼翼地交到他手上。我爸惶惑不安地抬起头来看着她，护士小姐眨了眨眼睛，像一位真正的天使那样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母子平安。”她说。
这导致两件事。其一，在那个人人都想多几个孩子以防他们其中之一半路夭折的时候，我爸坚定不移地拒绝了任何人让他们夫妇再生一个的提议；其二，他们迷信地把我交给我们家族中生命力最为强韧的那个人，要他给我取个好名字，好像这样就能驱散那从我甫一出生就笼罩在我头顶的死神的阴云。他们把我——还湿漉漉，浑身发红，褶皱得像一团烂肉的我——交到莱纳的手里。金发的男人低头看了我一眼：我遗传了我妈妈的灰绿眼睛和从我爷爷那来的金发，但在那时候一切都不甚明朗，只能隐约地看出一些端倪。我还是个婴儿，谁也不知道我未来会长成什么样——据说我现在非常像我祖母贾碧·布朗年轻的模样，不过这已经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
莱纳是我祖母的表兄，立下过不少战功，在他履历上最出名的一笔莫过于曾经参与了讨伐艾伦·耶格尔的作战，被称为拯救世界的英雄之一。据说他还曾在帕拉迪岛上服过五年的役，但这件事从来没有在任何官方场合被人提起过，我祖父的说法是岛上政府和马莱新政府达成了某些保密协定，一些陈年往事由此不会再被提起，成为马莱和帕拉迪维持至少表面和平的沉重砝码。在他还在世的时候我当然不懂这些话，不过是随意听着，把它当成一种和莱纳身上的其他轶事一样被人编纂出来取乐的茶余饭后的消遣。我甚至不真的相信他曾在帕拉迪当过兵。那座岛在我上学的时候以排外闻名，一些保守派报纸上经常有人把当地政府形容成“无可救药的耶格尔派主义者”，他们不可能会接收非帕拉迪的士兵，哪怕他们同是艾尔迪亚裔。而我把这种合理怀疑向父母提起的时候他们也只是笑一笑，告诉我别出去乱说。
关于莱纳的另一件趣闻是他从未结过婚。在那个把家庭看得重过一切的年代，人们对这样一位举世闻名堪称偶像的男人为何坚决不愿成家众说纷纭。一种最离奇但也最传奇的猜测是莱纳深爱着帕拉迪岛的希斯特利亚女王，以至于后来在著名的《艾尔迪亚近代人物志》中专门有一节来记述这篇传闻。有些人认为希斯特利亚·雷斯死后拒绝与丈夫合葬无疑证明这猜想确有其事。
我后来知道这不是真的。后来——很多年之后的后来。而莱纳给我起名字的时候我对这些事还都一无所知，只是安静地躺在他怀里。
“她是个女孩，舅舅。”我爸告诉莱纳，“请您给她起个名字吧。”
莱纳又看了我一眼。
“那就叫贝莎（Bertha）吧。”过了一会儿他说，“这是你们非要我给她起的。”
这些都是我从我爸爸那听来的。他还告诉我我听到这个名字时露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笑容，好像对这个名字十分满意似的。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我稍微长大点之后总缠着莱纳的原因。
我十几岁的时候每个暑假都在莱纳在马莱新雷贝利欧大区的公寓里度过。那时候他六十多岁快到七十，身子骨还很硬朗，并没有像大部分老人那样肌肉和骨头一并萎缩蜷曲成一个干瘪的半球——他仍旧是个站得笔直而肩膀宽阔的可靠男子，在一举一动之间透露出一种人们期望英雄会有的风度。我一度沉迷于模仿他的气势，然而却往往以失败告终。我朋友们都说我看起来太文弱，又太年轻，装出来的老练派头反倒好笑，只让人觉得有种不协调的老气横秋。或许它只适合莱纳这样真的上过战场的人，所谓成熟可靠不过是一种过多经历的具象化……太年轻又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孩自然学不来。莱纳也不想被当成个老人。他告诉我，叫他莱纳就行。别把他当成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
在那些炎热到空气都变形的午后，我躺在铺好了凉席的床上翻来覆去看一些添油加醋地描绘大战时人们生活的通俗小说，大部分时候莱纳看见那些书的封面就要哭笑不得地叹一口气，然后把我这个懒虫从窝里拎起来要我帮他拖地。“我老了。”他说，“别让我的老腰再弯下来擦地板了，贝莎。”他这么说的话，我就只好不情不愿地爬起来，拎着水桶去卫生间打好水，把拖把浸进水里，又用湿透了的它在地板上留下一道道水痕。这些痕迹在我的脑海里随着我的思绪穿透地板印在几十年前的土地上，英雄们在那个时候活跃着：艾伦·耶格尔，我祖父，我祖母，还有莱纳，他们风华正茂……在时代的风暴里呼风唤雨，如同每年总理在战争纪念日致辞中所说的那样，英雄主义，挽救马莱，挽救艾尔迪亚人，挽救全人类。多么遥远的四十多年前。
但也有那么几次莱纳看见我在看那些书的时候会选择保持沉默。他在房间的另一头悄无声息地注视着我，又或者注视着书皮上的字，过一会儿转过身从衣架上取下外衣来。这时候他会问我要不要一起出门，我往往都说好。那基本上都是工作日，在午休时间出门的人不多，我们一老一小走在通往新城区外围的大街上，周围的一切都在夏日午后的困顿里静止，只有远处老城区的烟囱兢兢业业地在试图用黑烟把天空染成灰黑色。那是原本的雷贝利欧收容区，连接着马莱最重要的军事港口之一，在地鸣之后被改建成军事工业区。一般人不能进去。莱纳每次提起来都有点想笑——我知道他想笑，我能看出来，他眼角的皱纹向下而嘴角向上，只是他会咽下去，因为拿这些事说笑终归有些不好，虽然对他来讲这也不过是一种自嘲。他把那个笑咽下去之后就会跟我一本正经地说，以前艾尔迪亚人是被困在雷贝利欧里出不来的，现在反而进不去了。
区别能进和不能进的地方最明显的标识是天空的颜色。我们沿着灰和蓝的交界线走，从军工厂的正前方绕到它的侧面，那个巨大的怪物就这样在我的视野里渐渐露出原型，它匍匐在地上，张着血盆大口，吞入忙碌的工人和传送带上源源不断的零件，在它高温的铁胃里消化。我总觉得它迟早要爬起来，用它的铁壳子践踏全世界，就像是书上写艾伦·耶格尔用巨人践踏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土地。
莱纳并不在乎这些。他最后总会在固定的某处停下，走入林荫小路，最末端是一片墓园。我们在里面能找到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还有莱纳的母亲卡丽娜的。如果他记得在来的路上买花的话我们一般会给他们送两束白玫瑰，没有的话就只是站在他们墓前看一会儿。那些大理石已经有点年头，上面的名字风化得不厉害但也已经漫上青苔，卡丽娜名字里r被苔藓爬满看上去像个i，莱纳就弯下身子来用指甲帮她抠了个干净，扣完还要再仔细打量几眼，直到确信那名字已经恢复原样。
“你看，贝莎，我们也只能为死者做这些了。”他说。他总这么说。
看望过曾祖父母和卡丽娜，我们又往前走，那已经超出公共墓园的范畴，更像是一块森林里没人要的空地，莱纳在那上面用石头圈出三个圆圈，充当三个人的埋骨之地。其实我们每次来的时候那些圆圈的形状都会有些细微变化……仿佛每次刮风下雨之后那三个人的尸体都会微微地挪动一点，像是活人在睡梦中翻了个身。但其实没有尸体。莱纳跟我说，那三个人没有尸体。他在马塞尔的圆圈下面埋了一张他们小时候的旧照片，在波尔克的圆圈底下埋了他们一起喝的最后一瓶没喝完的酒……但他没说第三个圈里的人是谁，也没说他埋了些什么。他有一次提过那个人眼睛的颜色有点像我和我妈妈那边带来的灰绿色，但很快又住嘴：“唉……算了，这些陈年往事和你又没有关系。”
在我们记得买花的日子里他也会买酒，把酒全都倒在波尔克的圈前面，他说这个不能倒给剩下两个人：他们死的时候还没成年。我看着那些澄黄的酒液顺着草叶流进野草的芯子里，好像从这个人坟墓上长出来的一层新的生命代替他啜饮尽了他的友人送给他的礼物。然后我想起波尔克同时是我爸爸的中间名，我叔叔的中间名叫科特，这两个一个是救了我祖父的人的名字，另一个是我祖父那在战争里阵亡的哥哥的名字。他们没被登上战后的英雄纪念碑。马莱的历史里有反抗强权的光彩部分和充当强权的不光彩部分。他们大概是生活在不光彩的那一侧。
我们有时候会陪着这三个人坐一下午，什么话也不说。我从不问莱纳他们是怎么死的——问了他也不会说。于是我就只是从这三个小坟墓的边上拔下野草和野花，最后凑出一个花环来。我总也拿不准大小，有时候编得太大了就套不上我自己的头，只好把它送给莱纳。我站起来把它放在这个比我祖父还年长许多的老人的头上，在彩色的野花衬得他的脸更加的白。但不是一种没有血色的惨白……倒像是个雕像，白出一种完全谈不上生命的色彩。既然不是生命就也没有生机勃勃和死气沉沉的区别了，只显出一种遥远和永恒。
他这样看着依旧英俊。我总想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但莱纳的家里并没有他那时候的照片。我能翻到的只有我祖父母结婚的时候的一张。他是他们最亲近的人之一，却站在照片一角，好像不想被人拍进去似的。而那张照片也非常地给他面子。它聚焦在我祖父母的脸上，把这对璧人拍得无比清晰，仿佛不像是那个年代的照相机的产物，而一旁莱纳的脸则在光圈的外围被虚化，五官如他所愿那般模糊在一片深浅不一的黑白灰中间。刚好够我认出来那是他，却无法在那上边辨别出年轻年老或是美丽丑陋。
“莱纳。”后来我忍不住问他，“你有没有你年轻时候的照片？”
“年轻？”莱纳转过头用那双金眼睛来看我，对我挑起一边眉毛，“多年轻？”
“像我这么年轻。”我说，“比如十四岁，或者十五岁，我今年秋天就十五岁了。”
他在我说出这句话之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干巴巴的笑声，里面的忧愁多于真正的好笑。我不知道他在笑什么，有点茫然，直到莱纳伸出一只满是茧子的手摸了摸我的头。
“那时候我可没空照相。”他模棱两可地回答。
一直到我过了十五岁生日之后第二年的夏天莱纳都还硬朗得很。他刚过完自己的七十二岁生日，我妈妈和我祖母在商量着要不要把他从离边境太近的新城区接到我们在国外的家里。那时候马莱又和帕拉迪起了冲突，据说希斯特利亚女王退位之后新一任国王任命的总统是个不折不扣的鹰派，遣返了不少岛上的外国人以及几个马莱外派到他们那去的外交官，马莱时任的总理勃然大怒，在报纸上公开谴责了这一行径。但这和我没有关系。我仍旧在莱纳家里过暑假，躺在他公寓里专门留给我的房间里看书。他对我就像对他自己的亲孙女那么好，于是我对他也就像是对我祖父。他叫我去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让我拖地我就拿起拖把，他让我帮他念他看不清的新闻我就帮他念出来。我含混不清地向他复述马莱和帕拉迪的局势，原本靠在摇椅上的莱纳就突然坐直了身子。
“贾碧和法尔科是不是就为了这个才让你爸爸来把我接到国外去？”他说，“怪不得我过生日的时候你们都来了。”
“不……我不知道。”我实话实说，“他们没告诉我。”
“我想是这么回事了。”他颓然又坐回去，“我老了，贝莎，我老了。”他突然感慨，“上一次他们跟我说要打起来的时候，是五十多年前。我才二十一岁。”
“您不老。”我说，“医院里的医生说您身体好到能活到一百岁。”
他全没听我说话，只是闭上眼睛，陷入一种幽沉的回忆中：“上上次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六十年过去了。我有时候觉得一点都没变。真是一点都没变。”
“可是您现在已经是英雄了。”我说，“我以为这也是种变化。”
“算了吧。”莱纳说，“我不是英雄。”
“您不是英雄的话还有谁是？”我眨动眼睛，莱纳的军功章就挂在他公寓的墙上。是去年纪念大战五十周年的时候政府特意派人来钉上的，他们本来还想请莱纳去致辞，但是他懒了……人年纪太大就不想再为了出现在电视上而大费周章。至少莱纳是这么告诉我的。
“不如说是失败者还差不多。”莱纳睁开眼，目光也落在那个军功章上，忽地叹了口气。
那天晚上他突然开始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那些传闻都是真的。他确实在帕拉迪待过五年——但远不是服了五年兵役，莫过于说是当了五年间谍；他暗恋希斯特利亚女王的故事也是真的，他差一点就向那个女人求婚，那时候她还叫赫里斯塔——但这也不是他终身未娶的理由。他也告诉我那些关于巨人的故事也都是真的，艾尔迪亚人靠吞噬同类继承智慧巨人的力量。你相信吗，贝莎？他问我，我吃过一个人，你祖父法尔科也吃过人，他吃的那个人就是波尔克，那座没有尸体的坟墓就是他的，你爸爸的中间名也从那里来。你害怕吗，贝莎？生活在有着这样历史的一个家里？艾尔迪亚人有自相残杀的传统，也有残杀别人或被别人残杀的传统。残杀就是我们的历史。
我看着他。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回答他好。艾尔迪亚人会变成巨人这一说法在我上学的时候已经被视为一种以讹传讹的歧视性语言……我只好惊恐地从他的床边站起来。莱纳再次沉重地叹息。
“你不明白。贝莎，你太小了。”
他说得对，我不明白。他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接着他我去旁边衣柜的最下层找一件蓝色的毛衣。我不懂这和我们的谈话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还是帮他找出来了。那简直不能被称之为一件真正的蓝毛衣……它已经变得又干又脆，纤维风化导致上面的毛线变得稀稀拉拉的，颜色也已经几乎变成快腐烂的黑色，只有被叠起来压在箱底的时候看上去还勉强像一件衣服，我把它从抽屉里拿起来，它便立刻开始扑簌簌往下掉着渣滓。我小心翼翼又恐惧地用两只手捧着它，总觉得它好像稍有不慎就会碎成粉末或是变成一份可以渗透皮肤致人死命的毒药。莱纳在床上对我招手，我于是把这件毛衣递给他。他抬起手来，轻轻抚摸过它的领口和衣襟，像抚摸一位旧情人的脸和身体，在上面寻找一种曾经接纳过他的温暖。
“贝尔托特，”莱纳对那毛衣说，语气里听上去有一种奇特的嘲弄，不知道是对谁，“你和我一样，为什么我就成了英雄，你就只剩这个了？”
我不敢插嘴。他对我耸了耸肩，好像已经对此浑不在意了。
“你猜他会不会恨我，贝莎？这么多年了我还是总想，那时候我要是能和他一起死了就好了。”
我在一片寂静里听见毛线断裂的声音。莱纳深吸了一口气，把毛衣拉到自己的胸口心脏的位置攥紧，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去叫他吃早饭，发现他还是维持着同一个动作没有动弹。我用颤抖地手摸了摸他的脸颊，发现那雕像一样的脸现在真的像是石膏像那样冷了。他死了。
莱纳的葬礼办得很隆重，马莱的政府派了官员来专门接洽这件事。那一整个星期他的公寓里都到处是人，我认识的人，我不认识的人，在我父母的陪同下进进出出，一边寄托哀思，一边用一种公事公办的认真严谨态度探讨着他遗体的处理问题。而我在那时候才发现莱纳原本的交际圈是多么的狭窄，几乎没有哪个人是与他有私交的，多数都是我们的亲戚或是与他在工作上有往来的人。他们只对着他的军功章和尸体感慨，没人在乎他房间里的其他东西——倒也确实没什么其他东西好看，可他们却甚至连看都没看看。他们更多的关注在能不能给他一个死后的体面这件事上。我听见一个马莱人痛骂帕拉迪岛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派人来寄托哀思，另一个官员则不情愿地声称在殡仪馆的人没办法把那件毛衣从他的尸体上取下来。
“他的手就像是铁钳子一样攥着它。”那官员说。
“这……应该不影响下葬吧。”我父亲茫然地说，“如果他那么需要那东西的话……”
“这会让瞻仰遗体的部分变得很麻烦。”官员澄清，“我们没法解释为什么一位战斗英雄临死前拿着一件……”他比划了一下，“旧毛衣。”
“那是他战友的东西。”我插嘴。我本来趴在餐桌上百无聊赖地旁听着，那些人都把我当空气，现在他们不得不转过头来正视我了。
“他的战友？”
“莱纳说那个人叫贝尔托特。”
“不。”官员摇头，态度堪称斩钉截铁，“他的战友里没这个人。”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
“没那么个人。”那官员好像被冒犯了似地站了起来，他摊开双手，“这么说吧，他是大战里的战斗英雄，他就算有战友也该是阿尔雷特先生或者芬格尔女士那样的人……不是这种没人听过的无名小卒。我们到时候也不好解释……”
我没再听他说起下去，这些话让我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只知道我妈妈抱着我的肩膀带着我从莱纳的公寓回到了我们在新城区临时住的宾馆，然后她又走了，我又独自哭了一个下午，等回过神来的时候外面已经在下雨，我没打伞，在向着老城区走，那座制造军火的钢铁巨人还在我面前不知疲倦地吐息着，而我和从前的莱纳一样已经无暇顾及它。我跌跌撞撞地沿着小路跑过那片树林，经过我曾祖父母和卡丽娜祖母长眠之处，最后停留在莱纳友人们空无一人的坟墓之前。我对着他们哭泣，不知道哭谁，可能是哭他们，可能是哭莱纳，也可能是哭我自己。
莱纳死去的四年后，帕拉迪与马莱的第二次大战爆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