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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有意无意地在他身上寻找一些隐隐约约能够指向成功的象征。进展很顺利，可能是他这人天生命好，也可能是我们已经一起拿过了世界杯：成功过一次后，第二次总是更有经验。恩佐·费尔南德斯形容我说上进，我形容恩佐·费尔南德斯用有野心，归根结底都是同一种东西。2015年一拳超人开播，很快在世界范围内爆火，我跟着追完了第一季，记得有一句台词，大概意思是变秃了也变强了，倒是很符合他去伦敦之后的形象。
然而他又年轻，新时代到来后的第一年零十七天才迎来了他，因而他总是显出一副充满希望的气势。2020年恩佐从DYJ回来，我们第一次作为搭档站在同一片草地上，对面是阿根廷青年人。比赛最终打成一比一平，不好不坏的结果，终场哨吹响，他叉着腰，在中圈附近张望，显眼、挺拔，像长在拉普拉塔大地上的一棵树。我们那时并不熟络，我以为他在看我身后的教练，于是颇有些肆无忌惮地望了回去。他却像被烫了一下，眼神迅速逃开来。我对他的局促一概不知，脑海中仍是几分钟前稍稍偏出立柱的打门，不知道这就是开始。
我和恩佐熟起来的还算早，大部分时间都在私下里度过；和除他以外的人熟络，则更多是在队里。世界杯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俩伙同蒂亚戈·阿尔马达打成一片；世界杯后马克西莫来了曼城，我勉强作为半个前辈，总要伸手照顾一下。为此恩佐大吃飞醋，殊不知我老在他们面前提他，受了不少笑话。
有一回训练结束，我顺道捎马克西莫回去。下车前他对我友善地笑，打趣我说：“胡利安，你对成功好像有一种特别迫切的渴求，但不是为你自己。”曼彻斯特的路况一向糟糕，路上遇见三四个红灯，我装作晕车没听见，但个中含义，不言而喻。
那是自然。我想，我自己的命运尚不能完完全全地把握在我手里，更毋论去干涉他的人生轨迹。但这是恩佐，我的朋友，我的好弟弟，我的搭档与爱人。我长到20多岁，听到最多的评价是“好孩子”，想来我还不得不特意去忏悔一次——人总是自私，我也自私，我心里还念着许多人，恩佐·费尔南德斯是其中之一，我想他能好好的。
世俗意义上讲，恩佐·费尔南德斯属于那种“讨人喜欢的坏小子”。作为球员他足够努力，也足够天赋异禀；而作为十几二十岁的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健谈、可靠而友好。他像身体里流淌着牧羊犬的血液，横冲直撞，一往无前，喜欢亮晶晶的耳钉，还有一切亮晶晶的东西，但也趁着夜深写下肉麻的情诗和句子，很多年后笑着同我自嘲，说，都是当初乱写着好玩，左不过是些对博尔赫斯的拙劣模仿。
租借回归后，他的战术地位与日益增。教练说我们要撑起河床的中轴线，我须得从各方面与他熟悉起来。恩佐还更年幼的时候，曾有一段时间同时为两支球队效力，因此还在布宜诺斯小小地出了一名，留下不少比赛录像，对我来说是极好的。好几个视频里他的左臂还没有完全涂黑，探照灯打下来，鼻尖和耳垂上有一点光亮，活像漫画书里的朋克少年。
我揣摩，这是2016年的视频，如今六年过去，他这份魅力倒是如故，仿佛再恶劣的行径放在了他身上（倒不是说这真的发生过），便值得一份理所当然的原谅。有一些习惯他保留至今，譬如喜欢在踩场时吹口哨，一激动就容易不小心对着对手的看台庆祝。人们却并不愤怒，只是笑起来，说费尔南德斯家那个在河床踢球的小儿子，风趣又迷人，布宜诺斯的小姑娘和小伙子都爱他。
我时常觉得我们之间理应存在一部电影，像尼克·王尔德和朱迪·霍普斯，索尔·奥丁森和洛基。当中规中矩的人变得不那么中规中矩，离经叛道的人变得不那么离经叛道，一段精彩的故事就必然将要发生。我设想过电影的标题，也许叫做河流，也许和拉普拉塔或者阿根廷有关，他在这里，总会是部好电影。
22年七月初，距离我们去往欧洲的航班起飞，只余下三天时日。夜里我睡不着，坐在窗台上数羊，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第四只羊后面跟着恩佐·费尔南德斯，他呼出的气染白一片玻璃。我翻出窗去，跟在他后面走，隔着一点距离。恩佐说这是在带坏我，我说这叫做私奔。七月份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天气并不十分冷，深夜的天空没有一片云，一点一点的星下满了天，布宜诺斯的星空落了雪。拉丁美洲的大地向来倒悬。
其实马德里也不下雪。十三岁那年，我到过那里一次，瓜达拉马山总是挡住北上的西风，挡住湿润的气流。马德里的冬天总是比这里冷，寒冷而不下雪，冷也就失去了意义。不知怎的我会想到这些，但遇见恩佐·费尔南德斯，总有意外。我走得慢了些，落在后面，他在前面站定，要来拉我的手，又问我是不是太冷。路灯照在我们头顶，从他的睫毛尖上淌下来一道金色的水痕。
最后我们玩心大发，一头钻进路边随便哪个音乐酒吧，实在不是很明智：酒吧的老板是博卡球迷，背后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博卡球衣，对我们自然不会有什么好脸色，念及我们马上要双双滚蛋，才勉强没把我们直接轰出去。恩佐走过去，负责笑出两排白牙，以及和老板扯淡，我则负责从冰箱里摸出两瓶酒。他伸出一只手指，在吧台上比比划划，和老板从嬉皮士聊到公路文学。你的曾经总会成为你将来所作所为的样本。然而在旅途中，你只需做当下的自己。人们无法用你的过去来评判你。在路上，没有昨日——是啦是啦，《蓝色公路》当然是经典中的经典，但我更喜欢《在路上》，你听过没有？生命是神圣的，每时每刻都弥足珍贵。我将继续追逐我的星辰……什么的。他一面舌灿莲花，一面在余光中瞥见我，万事俱备，正等着他这一缕东风。
这时他已展现出过人的反应力，一手把钱拍在柜台上，一手捉住我的手腕，拔腿便是一阵狂奔。我在心里大叫：跑什么跑？你给了钱，我们又都有二十一岁，总不会有条子来逮我们。但我当时兴奋极了，我抓着两瓶酒，一瓶是甘蔗酒，另一瓶是波特酒，恩佐抓着我的一只手，我几乎找到一种孩提时沿着铁轨追逐火车的快乐。我们跑过大街小巷，最后停在方尖碑下，气喘吁吁，却哈哈大笑起来。
当快乐的人们一致朗声大笑，空气里就会充满潮湿、多巴胺、蓝天白云和酒精的味道。恩佐刚到饮酒年龄六个月不到，一瓶酒灌的又快又急，眼神迅速地迷蒙下来，变成一块湿润的毛玻璃。他摸过我的头发，又来掰我的后脖颈。作乱的手最终停在我的耳垂上，那里冰凉一片，很快被他的指尖烫得化了。
“你耳朵后面那颗痣到哪里去了？”突然他开口问我，语气有一点茫然，像个身处末日的幸存者，正在问太阳到哪里去了。我转过头去看他，他眼里有一大片星星。我告诉他，点掉了。算命的说这样你以后能拿金球，这半句我实在说不出口，咽回了胃里，随口胡诌了一个理由糊弄他：算命的说，点了我们能永远在一起。
他听完撇一撇嘴，有一点不屑，又有一点小小的得意，和一点小小的快乐。本来就能永远在一起，他含糊不清地嘟哝了一句。我想笑，他忽然凑过来，鼻尖几乎要碰到我的。“胡利安，”他慢悠悠地说，“你看到那颗星星没有？”他靠的那么近，还问我有没有看到那颗星星，不讲一点道理。我只能摇头，老老实实回答他：“没有，我只能看见你。”
他点点头，语气仍是那么慢悠悠的。没关系，他说，我爱你从这里一直到那颗星星上，再从那上面绕回来。
这小孩胆子大得好似一匹草原狼。没人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读很多书，更是雪上加霜。我恨不得去捂他的嘴：不许再说这样让人难以招架的话！我应当这样警告他至少一次。但我被他搂住了，他胆大包天，在街上吻了我，念我的名字念得不厌其烦：胡利安、胡利安、胡利安。他没有闭上眼睛，他的睫毛很长，他的手心微微发烫，他的眼里有一片真心。远远的有一两个醉鬼唱着歌路过，没有看见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一向警觉，但现在我嘴里都是甘蔗酒和波特酒混杂的味道。我什么也没有说。
恩佐，恩佐·费尔南德斯。我在心里念他的名字，西语大姓加上一个西语大名，光是在一百个阿根廷人里，就能抓出起码十个相似的名字。我也没好到哪里去，两个名字在彼此间被念叨千千万万次，也不会显得更独一无二。世界杯前没几个人认识他和我，世界杯后我们就变成河床的双子星。这多荒谬，那时候我们都不在河床了。还在卡塔尔的有一天晚上，我坐在他的床上，电视机在放《午夜邂逅》，他盘着腿，翻他带来的那本《卡塔丽娜》。我看过那本书的封皮，作者是毛姆——毛姆的书他好像都不是很喜欢。我们刚开始熟起来那阵子，他提过一次，他最喜欢的作家是J.D.塞林格，其次是多米尼克、杰克·伦敦和基罗加。据说这个多米尼克也姓费尔南德斯，不过是个法国人。我一个也没听说过。
好一段时间里，空调主机就隔着一层玻璃，挂在房间外边嗡嗡响，没有人说话。直到五分钟过去，翻书声没响起来，恩佐·费尔南德斯把书往边上一扔，凑过来靠着我，同我肩膀挨着肩膀。“胡利安，”他喊我名字的方式很有特点：舌尖点一下上牙膛，下一刻马上就笑得眼睛眯起来，简直还是小孩子心气。“电影讲的是什么？”
问题是，过去的整整五分钟里我都在想他，电影是半点也没看进去。荧幕里尼克和布鲁克把画框取下来，他恍然大悟：“胡利安，我们也该这么干！”我拍在他的手背上，试图作警告用：这是在人家的大学宿舍 不是酒店！——但没有阻止他。
他清楚我向来拿他没辙，三下五除二就把挂画卸了下来，伸手从床头柜上够了一支笔，神神秘秘的，在上边舞了两笔。他朝我扬扬下巴，把画板转过来，邀功似的笑：画布的一角挂着两颗星星，像我们，也像阿根廷。
三十六年究竟是多长的时间？放在八年、乃至四年前，我们俩的岁数加起来，也都不够三十六年那样多。我看向恩佐，发现他同样也看着我，眼里有一点笑，又有一点天光。“为了Leo，”他说，“胡利安，为了阿根廷。”
为了阿根廷、为了阿根廷、为了阿根廷。
有一种说法是，我就像Leo和Kun的孩子。但恩佐也有一点很像Kun，即，有选择性的迷信。他能陪我每天和塔皮亚打招呼，并乐此不疲；但他也在宿舍偷偷跟我抱怨：Licha和Cuti每天都在屋子里点香，一开门，整条走廊就变成伦敦——很好笑的是，他自己后来就去了伦敦——这一点也和Kun很像。我们到底是有那么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缘分的。
他这个人就有一点不好：该装傻的时候太聪明，该醒目的时候又总是太傻。别人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22岁的恩佐·费尔南德斯能在同一个地方摔两次。然而我并不主动和他提起这些，就像他从未在一些事情上劝说过我。我们之间保有最基本的信任。
回到2022年，北半球步入夏天一个月，我们都要动身。我往曼彻斯特去，和他同一趟班机，到卢森堡中转，但要朝两个登机口走，因为曼彻斯特和里斯本在他妈欧洲的两端。除了方尖碑下的那个夜晚，我们再没有私下里谈起这些。我拎着箱子和他告别，恩佐在登机口前面停住，忽然迈开步子，走回来抱住我。他的胸膛装有三只岩羊，如今都被一股脑地赶进我心里。我恍惚间看见布宜诺斯，大巴车停在纪念碑球场，一千双眼睛盯着我，一千只嘴巴一开一合，胡利安，要成为英雄。恩佐·费尔南德斯贴着我的耳朵，他的声音在我的血管中涨潮，他说他看了天气预报，曼彻斯特的雨总是在下，你出门一定记得带伞。
关于双子星，通常我不用这个说法，恩佐不相信这个诅咒，很执拗，偏要和命运争出个高下，说这都是封建迷信，应当早早取缔；又说我都把那颗痣点了，要是没成岂不是白痛一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站在阳台上和他打电话，风把几片叶子卷到我脚下的地面上，逆着时针打旋。我想起16岁那年，我还没认识他，学校里上地理课，老师敲着黑板强调三次：大西洋上空的西风常年吹，欧洲才不比我们这样阳光灿烂。既然曼彻斯特在伦敦的西边，由此可知，吹过我的风必然也吹过了他。
伦敦和曼市、曼市和伦敦，过去我不止一次听人讲过，伦敦到曼彻斯特之间，拢共有322公里。无数前辈在这条路上辗转过，奔波过，踟蹰过，我们不会是第一对，也绝不会是最后一对。恩佐在电话里滔滔不绝，讲斯坦福桥、大本钟、威斯敏斯特教堂和伦敦眼，还有他认识的那些新朋友。“凯有一个大他三岁的男友，现在人在德国，”我嗯嗯答应，暗自揣测，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定是一副眉飞色舞的神情。“他和你的名字很像，”他又说，“但在德语的发音里，就要念成尤里安。”
我点头，恩佐看不见，仍等着我接他的话。透过听筒他的呼吸声尚清晰可闻，我心里忽然起错觉，老觉着我们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可实际上我们已经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了。不知为何我又下意识往天上看：几个小时前曼彻斯特刚下了雨，天显得很低，很矮，满天都是云朵，星星只有几个，零零散散的，挂在天空的这一头；恩佐·费尔南德斯站在我电话的那一头，在泰晤士河的那一头，也在距离我三百五十一天后的那一头。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