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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仍然如此，人们依旧一遍又一遍地向我询问有关Oasis的事情，我也一遍又一遍地给出回答。我是否会感到厌烦？那倒不会。相反我挺开心的，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愿意深挖了解一个多年以前的乐队正是其价值和魅力的体现，证明音乐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被磨损。这很了不起，如今你去到Noel或者Liam的演唱会上，还是能看到许多青少年，有着漂亮的发型和精致的妆容，他们对着舞台举起手大声欢呼，他们仍和三十年前在乐池里抛洒啤酒的观众一样年轻。我视这为一项巨大的荣誉，证明了Oasis已同许多前辈一样成为了永垂不朽的象征，因此我绝不会说我后悔过加入Oasis之类的话，我从来没有，能够认识并成为乐队的一员一直是我的荣幸和骄傲，这点自始自终从未改变过。
所以我该从何处说起？1993年我第一次见到Oasis这个乐队，那是在The Water Rats，他们在伦敦的第一场演出。那个时间点我正在做Ride的第三张专辑，Alan McGee跑来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他新签的乐队，几个来自曼彻斯特的小子，写的曲子是真的不错，所以我便去了。刚一进门就几乎被他们搞出的动静给震聋，在此之前我从见过有人用这种简陋而粗暴的风格演奏，我们追求的一直是干净清爽的音符，为了确保它们通过音箱通过广播后仍然不至于变成一堆噪音，然而Oasis完全不在乎这个，不如说他们想要的正是这种感觉。那时Supersonic还不是现在听起来的这样，Liam甚至还唱破了几个音，但在舞台霓虹色的灯光里你们筑起的音墙已经足以给整个音乐界一记重锤。我想我当时已经有了点你们会做出些什么大事来的预感，只是仍旧不够敏锐。演出结束后我去后台找你们，试图说服你们来给Ride当开场乐队，彼时乐队正在庆祝，Liam坐在一张桌子上，而Noel戳着他的腰让他下来别挡路。我过去说了些大概是赞美的话，并表明了我的来意，Liam闹闹嚷嚷地听我讲完，道一声“谢了伙计”，随即又说：“不过这事我也没法决定呀，这你得找我家孩子商量。“
“谁？”我被搞迷糊了，乐队的其他人则一同哄笑了起来，我意识到这是你们之间的某种私人笑话，几乎已成了一种固定的表演，Liam伸出双手比了个请的手势，把Noel从人群中托出来：“这位，Noel Gallagher先生，我们的Chief，我们的大师，你有什么事就去跟他讲吧。”
我就是这么认识Noel的，而Noel认识我则更早，他跟着一支同样来自曼彻斯特叫Inspiral Carpets的乐队当了几年Roadie，在此期间他把榜单上的所有音乐都听了个遍，因此自然知道Ride也知道我。当时他的发型甚至也还留着点Inspiral Carpets的风格，不过这倒没影响到他的行事态度，他开始向我抱怨他前乐队有些歌真是糟糕透了，以及他最喜欢Ride的哪几首歌。我当时一定很激动，所以当他说他喜欢Ride时，我问他要不要来录音室看看。
他没有任何犹疑。当然了，你们在哪间录音室？
艾比路。我回答。
是伦敦还有一打同名的地方，还是说就是Beatles的那个艾比路？
对，就是Beatles的艾比路，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名就来源于他们那首没能发行的曲子。所以你会来吗？
那还用问吗？他道，又立即狡黠地笑了起来，但你这样把新专辑的点子告诉我，不怕我转头就去告诉哪个正愁没东西写的记者吗？
好吧，Noel这么说时我还是有点担心的，不过好在很快他就把这事忘了，最终我也没见到有哪个记者抢在我们前头就把Carnival of Light给写了出来。第二天我们在艾比路碰面，我穿了摄影师Tom送我的一件Beatles毛衣过去，那天他刚好也在，Noel本还有些拘谨，但当Tom和他聊起他们的同款衣服时他已经习惯这种氛围了。在此之前他只在自己房间里录过磁带，从未进过这么专业的录音室，我想我或许给他开了个坏头，因为那天我们除了抽烟喝啤酒之外几乎什么都没做。再后来Tom便过来给我们拍了那张照片，我和Noel坐在同一沙发上的那张。离开录音室时Noel问我之后是否还能再来，我说随时都可以。
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两个月后Oasis一炮而红，远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我认为无论是Noel还是Alan McGee都未能预料到Oasis会如此成功。他们的演出变得一票难求，日程堆得满满当当，因此给Ride开场这事也被无限期搁置。我们在伦敦，在Creation，但凡有Oasis的消息传来都必定不是什么好事，斗殴、遣返、赔偿账单。有次Ride和Oasis巧合之下在公司里碰上，Mark先一步自我介绍，Liam听完哈哈大笑，说对，OX4，我在电话按钮上也见过你们呢！
我没能立刻理解这句话，它的个人风格实在是过于显著。理解Gallagher话语所表达的真实含义对我而言从未能成为易事。在Mark和你们的笑声里我隐隐感到一丝不适，又难以开口表述。我试图从Noel的表情里找到答案，然而那儿同样也只有墨镜，笑容和褶皱。这种异样感让我本能地想要躲开，在陷入囹圄之前抽身而退，可仅仅几天之后Noel又出现在了录音室前，从玻璃门口探出头张望着询问我能否进来，这时我才意识到想要拒绝你们是多么一件难事。
Oasis跳进了1993年，打乱了整场棋局，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停下来思考更多，回到六十年代，回到爵士和灵魂乐，寻求经典摇滚的可能。Twisterella刚发行时虽表现不佳，但很快又重受好评，证明偏向流行风格的曲子也并非不可。我们有着充足的经费和富裕的录制日期，稳定的曝光率和最好的制作人，我们可以往任何一个方向发展，但我仍想要更多，那时我们还未认清Ride所获得的主流成功本已是个奇迹，而Oasis的出现无疑更进一步地催化了这种野心。我在录音室里坐上一整天，将那些经典唱片一遍遍播放只为精雕细琢写出一些不属于我们的旋律，Mark也差不多，他有他自己想要的方向，唯一区别仅在于他比我飞得更嗨。我们失去了过往的创造力，却还天真地认为这是成熟的体现。就是在那种情况下Mark和我爆发了第一次争吵，自我们13岁相识起都史无前例。那不是人们所熟知的Gallagher式的争吵，更多的则是冷战，但也足以让Ride开始瓦解。我们喝得太多，嗑得太多，想要的又太多。我拒绝让Mark的曲子同我的一并出现在专辑里，仅仅是因为我不喜欢他所写的歌词和那些仍旧刺耳的噪音，最终我们得到的就是那张将我与Mark作品全然隔开的垃圾，配上最糟糕的鱼眼效果封面。Noel那时还是我们录音室的常客，他不可能没察觉到我们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但他仍然装作若无其事，靠讲笑话和递酒来缓和气氛，他知道要怎样做才能搅动这一摊几乎已经凝滞的死水，他的幽默感永远令人敬畏，所以不难理解我为什么开始和他走得更近。我们离开录音室，钻进某间酒吧，我称赞他们刚发行不久的首专好得堪比Beatles，Noel在酒醉和赞赏中失去了他的眼睛，对我说不光是这张，他把下张和下下张也写完了，每一张都好到操。那一刻我是发自内心地钦羡他。
紧接着是94年，Carnival of Light一发行就受到了抨击，我们试图保持乐观，然而除法国之外的海外宣传和巡演仍旧遭到取消。那年我们的演出场次不及曾经的四分之一，却令每个人都筋疲力尽。Noel打电话来请求救场时我们甚至无力再回去拿自己的乐器，只能全部借用他们的。我想这必定有点惹恼了他，作为报复他再借用我吉他还回来时距离分崩离析仅剩毫厘之差，而我疲于再去追究这是意外还是故意为之。我只知道Noel开始更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现场，在结束演出后不竭余力地夸赞我们的表演是多么精彩，我们接下来一定会重返巅峰。我们道谢，用啤酒碰杯，彼此却都早已对未来心知肚明。
95年，七场演出，仅是为了补偿前一年缺少的日本场。之后我们便分道扬镳，96年三月我带着新的合同去找Mark，我们站在他家门口的晨雾中，Mark单肩背着包，看上去像马上就要搬离这座城市。他平静地听我讲完，回答了一句“不了，我退出了”，Ride便就这样解散在雾里。与我们曾经奏出的喧嚣相比，它消失得不值一提。Steve决定回去全职照顾他的儿子，Loz站在了Mark那边。几周后Tarantula发行，很快又被公司召回从出版目录上删去。再过了一个月我去看了Oasis在缅因路的演出，它宏大、嘈杂、热烈得就像创世故事的尾声，它使你再次相信生命的力量，没有人不会为之折服，我想就是那时我决意也要组建一支拥有相似力量的乐队。演出结束后我去见Noel，那是自Ride解散后我们第一次碰上，他见到我时有一些错愕，似乎没料到我会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看他们的演出。他问我日后想怎么办，我把新乐队的想法和他说了，他摸了摸鼻尖和嘴唇，告诉我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加入Oasis。
你想让我来干什么呢？我那时笑了。代替你弹吉他，然后让舞台上出现两个主唱吗？还是说你缺一个键盘手？
他答不上来，因为他们那时的确不缺任何人，他们在山的浪尖上，无论什么样的形式阵容都不会阻挠演出的继续，是否要加一个我这一点都不重要。因此这事就这样翻篇。Alan McGee为我介绍来了Alex，很好的苏格兰小伙子，我们重新组成了Hurricane #1。毫无疑问，Hurricane #1刚发行第一支单曲媒体便蜂拥而至，询问这是否是受了Oasis影响，Ride的解散是否与Oasis有关联，你在新主唱的选择上是否有参考Liam，Mark对于你的新乐队又是持何看法。不，没有的事，我不关心别人怎么看，Hurricane #1并非是一个受到Oasis影响而成立的乐队，正相反，Hurricane #1源自Oasis。我如此说道，几乎吓坏了一些喜好小题大做搬弄是非的媒体。我不知道我为何要如此纠结于用词，或许是因为我在潜意识里想要效仿Noel的行为，又或者只是那时我太过直白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意图。是的，后来我说，“Oasis改变了我的生活”，许多人误以为那是从99年开始，从我加入Oasis成为其中一员的那刻开始，但其实这一切发生得更早，早在96年我就已经试图如此表述，而改变伊始则是起于1993年，从我见到他们立在人群中时刻那颗亿万光年外的星球便已决定用一场爆发将流星送至我这里。
我并不意外于Hurricane #1的成绩不尽人意，在Ride之后我已经认清了音乐市场不过是一场豪赌，大多数人都只能空手离开，但我惊讶于你们不喜欢它。“35位在我看来有些太高了。”Noel在被问及对我们曲子的想法时这样说，其中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且我知道这不是最刻薄的评价（可如此幸运，我们最终达到了第11位）。而Liam则更加过激，他和Alex在酒吧里大打了一架，砸破了他的头，仅是源于Alex试图讲些亲密点的来套近乎。Liam把这当作是对他的挑衅，想也没想就直接上手把对方推倒在地。我和McGee赶到医院时已过了清创缝合伤口的阶段，没有Noel，没有Liam，留下来的只有我们。Alex被迫削短了头发，头缠着纱布有些木讷地坐在长椅上等待，我们来时他先是笑，紧接着半是懊恼半是抱怨地骂了一句“浑小子”。他气愤于自己没能打赢Liam，McGee苦恼于接下来的宣发活动会受到影响，只有我不知道应该有何种心境。存在千种表述情绪的方式，但属于我的那项不在其中，我站在医院蓝白色的走廊里，看着Alex衬衫上干涸板结的血迹，再一次对未来感到茫然。
我开始讲得更少，专注于写歌和演奏。媒体始终不厌其烦地将Hurricane #1与Oasis对比，与Ride对比，试图炒作炮制出第二次英伦摇滚大战。Alex替我挡掉了这些，他比我更合群，更风趣，与记者周旋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而我从来都不算是一个活跃的人，青少年时期我就习惯站在Mark后头，再后来还有了Steve，如今则是Alex。McGee为我们调整了发展方向，让我们把重心放在日韩市场，回避了与Oasis再次产生冲突的可能。四年，两张专辑，两次轻松愉快的巡演，一场Glastonbury，似乎没有什么值得不满的，Alex是你能见过最可爱善解人意的人，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阻碍。然而当我有天再弹起吉他时，我突然感觉自己再也写不出东西了，我的拨片与琴弦之间空无一物，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供我弹奏。我以为这是暂时的，每个人都会有的创作低谷，因此我等了两天，借此机会重温了之前的作品，反倒更进一步地意识到我所写的不过是些陈词滥调。我给专辑写了13首歌，其中10首都空无一物。我不想再看到这些东西了。
Alex试图安慰我，我们仍然可以弹奏过去的作品，它们仍然颇受欢迎，它们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经典，甚至不需要我再动笔，他也可以负责写下张专辑的曲子。但我只是无法再忍受了，我难以再面对自己的歌曲，我已精疲力竭。
我退出了乐队，同我的妻子一起搬去了瑞典，把全部时间花在照料我们的女儿身上。我们远离了音乐界，远离了伦敦，直到我在斯德哥尔摩看了Gay Dad的一场演唱会，Cliff Jones认出了我，他是个记者，嗅觉再灵敏不过，他拉住我，询问我是否愿意加入他们来填补吉他手的空缺，我说：“好吧。”
一周后我便接到了Noel打来的电话。
那时我对他们已经一无所知，除了在报纸上读到的Bonehead和Guigsy离队消息外我没有任何对他们状况的了解，我们几乎已是陌生人。我坐在家里，我的女儿在壁炉前的地毯上试图搭出一座城堡，一位在Creation时认识的朋友突然打电话过来，对我道：“听好了，Andy，Noel Gallagher待会儿会打电话给你，他希望你能加入Oasis。”
“好吧。”我说。
五分钟后电话铃又响了，是Noel，他还是老样子，没有寒暄，没有废话，接起电话还没有两秒，他就问我愿不愿意来试试Oasis的面试。
“好吧。”我回答，“但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做好，我把我的吉他都送人了。”
“不，不，不。”他打断我，“恐怕我们没有吉他手的位置了，Andy，你能弹贝斯吗？”
我收拾行李叫了车。
他们在希思罗机场抓到我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拉着我扎进酒馆，Noel和Gem，尽管我确信不久前才刚听过一些酒精导致乐队差点散伙的传言，我想就是在那儿他们告诉了我Liam是如何在车厢里大喊大叫把我从Gay Dad之路里拦截了下来。第二天我才在酒店里见到Liam和司机，我们一起前往了排练室，在此之前我甚至没有自己的贝斯，当我拿起其中一把试图用手指拨弄时，Noel告诉我最好使用拨片，我遂与成为指弹贝斯手的命运失之交臂。我们装模作样地扮演了会儿Sid Vicious，他说可以了，再去喝一杯吧，于是我就这样成为了Oasis的一员。
很久之后我才听说他们一度想招David Potts来当贝斯手，甚至已经与他一同排练了几周。Peter Hook将这个消息传得全曼彻斯特都是，所以我想Noel最终选择我的原因仅在于我不是曼彻斯特人。无论如何，我跳过Potts得到了这份工作，得到了每场85磅的薪资，唯一代价是我得在一个月内从零开始学会贝斯。
我不得不牺牲了我的圣诞假期，虽然当你从事这行时，假期本就是一种虚无飘渺极具不稳定性的东西。整个十二月我都在和我的贝斯搏斗，试图踩上Whitey的节奏，我们排练了一周，然后被打包送上了前往费城的飞机。那并不是一场大型演出，只需要演奏几首经典曲目，最好不过的起步。Noel甚至带去了Paul Weller送他的吉他，他的心情颇佳，冲着人群大喊脏字加上我的名字以换取一波又一波更热烈的欢呼，我举起手，就连Liam也鼓掌吹起口哨来，一切都明亮而闪烁。我们一同回到后台，回到同个休息室里，Noel和Liam占领了沙发的两端，一个坐一个躺，早已有人在桌上摆满了吉尼斯黑啤酒。我们放纵着房间里的热度一点点上升，讲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胡话，酒精过后Gallagher的风趣能让最优秀的喜剧演员都感到嫉妒。我喝完了一整瓶，准备伸手再去续时，Noel突然开口问：“所以你觉得演出怎么样？你喜欢我的乐队吗，Andy？”
“它很好。我很喜欢它。”
“所以你会留下来吗？”
我想我曾见过这样的景象。相同的曲目，相同的庆祝方式，相同的黑啤酒，相同的人，就连邀请也是相同的，仍然是我和Noel，询问那个实际上无需开口的问题：“你会来吗？”然后继续忐忑地等待。
“是的。”我回答，你知道我没有回绝的可能，“我会。”
至少那时我们是快乐的，我们把酒精当水来痛饮，每个人都心满意足。人们喜欢问的问题也正是针对这个时间点，你有预料到不久后Oasis就会再次面临解散危机吗？那时你有感到困惑或者不安吗？四个月后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因为Whitey突然发作的肌腱炎，我们不得不取消了一场演出，工作人员开始拆除舞台设备，我们退回后台，这凭空多出的五六个小时毫无疑问又被掷进了酒精里，漫长的酒水清单，从生力，里奥哈到伏特加和杰克丹尼。开始时一切都好，一些调侃，一些玩笑，一些对彼此生活习惯的打趣，直至事情走向失控，Liam开始谈论Noel的太太和她奢侈的作风，而Noel的回应是愈发尖锐刻薄的讽刺，幽默在此刻变成了灾难，我们试图隔开他们，劝解或者是转移话题，但都只是让事情愈演愈烈，我意识到正是这种围观让他们在互相辱骂撕扯伤口这件事上更加兴奋。Liam说得越多Noel的笑容就越深，他不断鼓励他继续，就像在往一只即将炸裂的气球里打气。直到Liam最后开口嘲讽Noel的女儿并非是他所亲生，而Noel穿过半个房间一拳砸在了他脸上。
我首先听到的是Gem的惊呼，然后才看到了跌坐在地的Liam，血从他的鼻子里淌出来，染红了他的牙齿，他却仍在喋喋不休地对Noel大放厥词。所有人都手忙脚乱地把Liam拉起来为他寻找纸巾止血，Noel就站在一旁冷眼看着，紧接着宣布：他不会再参与接下来的巡演了。
我注视着他转身离开休息室，当夜他就去了巴黎，第二天飞回伦敦，留给我们的是一片狼藉。更多的演出不得不被取消，更多的酒瓶被送进了Liam的房间，我们被困在了酒店，几层楼下便是嗅着“Oasis解散传闻”而来指望拍到几张独家照片的狗仔。Liam再次开始酗酒，拒绝见任何人，我在那几天内将巴萨的比赛日程和墙上的索罗拉挂画研究了个遍，因为我不得不找点事做。当你已有两支解散的乐队而第三支在你刚加入没几个月就发展出了同样的兆头时，你很难不把这归咎到自己头上。我试着给Noel打去电话，但那头永远只有忙音，和他交流简直有点像祈祷，你可以得到他单方面降下的神谕，但要向他再询问些什么是如此艰难。他是一个住在铁盒子里头的人。整整五天，除了打电话之外我做的只有踱步和看电视，第六天Liam把他自己从酒瓶里拎了起来，敲开了我的房门，说他已经做好决定了，我们会再招一个新的吉他手，演出仍会继续。
那Noel怎么办？我问。
他会回来的，Liam耸耸肩。或许是下下场演出，或许是等我们回到英国，总之他肯定会回来，这是他的乐队不是吗？他不该就这样抛下我们。
他说得轻松而笃信，因此这艘搁浅的船再次起航，Alan找来了新的吉他手，而Gem顶替了Noel的位置。我在十二月份所做的事情再次重现，Gem不得不整日整夜在巡演巴士上练习主音吉他的部分，上台前最后一秒他仍在流汗。那并非是完美的演出，Liam逐渐厌倦了向观众们解释Noel为什么不在，就同Noel一样疲于解释为什么他要替代Liam的主唱位置和出席访谈。我们都太过紧张，没人愿意去唱曲子里那些原属于Noel的唱段，因此在Liam嗓音后落下的便只有几万人头顶上方嘈杂的空白。七月这场旷日持久的闹剧终于得以落下帷幕，我们回到了英国，为这次巡演的重中之重作准备，两晚的温布利，门票甫一开售就被抢购一空，Noel却至走下舷梯那刻依旧行踪成迷。我甚至认为他不会再来了，哪怕有着Liam信誓旦旦的保证，我仍不觉得有人在遭受那种侮辱之后还能回来与伤人者共事。我们疲惫地绕开娱乐记者的镜头走向停车场，Liam走在最前头，就在安保准备为他拉开接驳车的前一秒，那扇门被从内侧打开，Noel的脸出现在了我们眼前，他从车上迈下，满面笑容地问道：“巡演进行得如何？”
我没反应过来，事实上没有人反应过来，只有Liam第一时间便丢掉了他的行李，一跃而起去拥抱Noel，任凭他的吉他从推车上滑落，而Noel不得不拍着他的肩膀以示安抚，仿佛分别他们的不是两个月而是二十年。我想我当时应为他们感到高兴，因为乐队终于不用再笼罩在危机和火药味中，然而有什么绊住了我，焦虑过后的乏力，迫于追求成果所导致的听力丧失，陪Gem练习吉他那些晚上所缺失的睡眠，这些事纷纷涌上来，耗尽了我的全部精力。当他们站在车门口讨论这些日子的事宜时，我只是屈起一条腿靠着推车站在一旁，Noel提出再找个地方请我们喝一轮作为补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退出。
他很惊讶，似乎我的拒绝完全在他意料之外：“这是因为我或者Liam之前的所作所为还在烦你吗？”
“不。”我摇摇头，避开他的眼睛，在墨镜之下我疲于再做任何表情，“我只是希望能先回家见见我太太。”
温布利的第一场尚可，Noel的心情很好，Liam也在正常状态内，第二场则是彻头彻尾的灾难，上台前他喝了太多酒，前一晚又没有睡觉，最终所做出的就是在几万人前哭诉他的妻子是如何抛弃了他，卷走了所有东西仅给他留下了一杯冷掉的茶。没有人能制止他，就连Noel也只得停下来等他哭完。一个愤怒的男人站在全英国最大的舞台上对着不明就里的观众大肆宣泄着他对妻子的恨意，而我们能做的仅是抱着乐器站在他身后。这便是我加入Oasis的第一年，少许的清醒和大量的混乱，缺少主唱的巡演和一团糟的演出，深呼吸和屏气，就像乐队经理一开始便说的，“在这里一月就像一年，五年就像二十年”。如果我想做个聪明人，那么我该做的是在这时就放下贝斯，回到我原本的生活里去，不一定要再加入乐队，但仍会有音乐，可我没有，我留了下来，请人重新涂装了我的贝斯，开启了我在Oasis的生涯。
并非是说只有无止境的争吵和冷战，也曾有过好时，次年Oasis和Black Crowes一起进行美国巡演，Noel和Liam都离开了困扰他们的感情，即使被酒店赶了出来在镜头前大家也只把这当笑谈来讲。我们坐在巴士的后座上，听Noel刚录来给新专的曲子演示，Liam对着镜头说个不停，揽着Noel摇晃直到他杯中的饮料都要倾洒出来。在Radio City二楼我们把曲子反复倒带播放成为只有在EDM Club里才会有的风格，Gem解决不了CD机老是自动暂停的问题只好把我从楼下拉来，但没有人因此而心情受影响。我拎着酒瓶走进房间时Liam正在窗口弹出半个身子对着聚集的粉丝大声问候，而Noel的新女友一来就拉着所有人蹦来跳去。那是我在纽约经历过最好的一场演出，甚至胜于几年后的麦迪逊广场花园，Noel和Gem的演奏方式是如此随性，我托着他们的和弦，久违地感到是乐器在演奏我而非我在演奏它。那一年我们并没有安排太多场次，还因不可抗力而冲掉了些许场，巡演结束后Noel邀请我们去他在伊维萨岛的别墅度假，Liam在崖边抽烟时差点引起火灾，等我们好不容易把火扑灭把Liam按回他的房间时已经累到连手都难抬。我避开人群，穿过整栋建筑去另一侧的厨房倒水，Noel在我接满水的那刻出现在门口，瞧了我一眼，从矮柜里摸出瓶还剩一半的威士忌，问：“Andy，你现在还写歌吗？”
我不知如何作答，或许我该说不，我与创作者的身份告别已久，现在的我只是个现场演奏家，但出于某种作祟的心理，我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暧昧答案：“近期没有。”
“好吧。”他抿了口酒，我不了解他疑问的用意，只能倚着料理台等待下文，他转过身来，又道：“所以你还想写吗？”
没等我开口，他立刻接着补上，语速更快，眨眼的频率也更高，因此我意识到他也同样紧张。“我不知道你怎么想，有些人认为写歌也是一种瘾，和酒精海洛因没有区别，因此当他们说不写了，意味着彻底把吉他从他们的生活里踢出去，但我并不认为你是这样的人。”
“我喜欢你的声音，无论是你写给Ride还是Hurricane的，并且我希望也能在Oasis听到它。你可以来我的工作室——你知道它在伦敦的地址，随时都行——我和Gem一直在那里。如果你有空想起来写了什么东西，只需把它们放在我的桌上就行，我一定会看的。”
他说得迫切，看似只是邀请，然而我从中读到了另一层含义。《Standing On the Shoulder of Giants》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而创作困难同样追上了Noel。我想起Tarantula，想起Hurricane最后的那段日子，不知为何它们已经遥远得像是上辈子。他站在那个我曾站过的位置上，更好或者更坏我无从知晓，但他更狡猾，更谨慎，他轻而易举地骗过所有的小报记者，把求助层层包裹成厚礼并假装对此毫不知情。他当然可以说，“Andy，帮我一把”，不过那就太不Noel了。他是那个必须立在高地上的人，因此他所做的就是给自己倒上一杯威士忌，然后祈祷我能理解他的真实用意，等待着我的赞可和认同。
于是我带着我的Trini Lopez去了他的工作室。
我并没有帮上他多少，这是实话，因为无论如何Noel还是Noel，他是不可替代的。我交给他的第一个小样是我在上次巡演中录下的一段即兴演奏，在我们驱车驶离比利牛斯——Gem坚持是阿尔卑斯山后，演出带来的肾上腺素还没有褪去，因此我在吉他上折腾了五个小时弹出了那段旋律，没有歌词，篇幅也很短，甚至听着不是那么Oasis，但Noel却意外地很喜欢它。“有点太乡村舞曲了，但我们都有印度教时报了，再加点舞曲也无妨。”它帮我很好地避免了一些问题，如狼似虎的点评家们那一年抓着Heathen Chemistry不放，新成员所写的曲子难免成为抨击对象，不过面对一首三十秒活泼欢快的纯器乐曲子他们也无法挤出什么多余的感言。这给了我一点喘息的空间，紧接着我交上了Thank You for the Good Times，Noel调笑它怪像Some Might Say的一个副本，但仍提议把它收入EP中。我们三人对坐在工作室里，各自抱着一把吉他，就像是Beatles影像里会出现的场面。我认为那时我们都试图从彼此身上寻找些什么，找回激情，动力，噪声，或者更纯粹的：音乐。我不确定如果没有Noel，我是否还会回到这样与人共同创作的生活之中，也许最终仍会，但必定将间隔许多年。
毫无疑问，我会说Noel是远被低估的，无论是作为吉他手，词曲作者还是歌手。就连他自己也在潜意识里低估自己，Gallagher兄弟都有这个怪癖，Liam拒绝称自己为词曲作者，而Noel口中的The Singer指的永远是Liam。我见过许多人嘲弄Oasis的知名度仅限于英国，在海外则是个笑话，然而乐队在一个国家大受欢迎在另一个完全行不通本就是个悖论，更何况这帮人手上握着九十年代最畅销的专辑之一。如果我们真的籍籍无名，Liam的拳头就不会出现在澳大利亚歌迷的脸上，慕尼黑的酒吧也不会放Oasis的曲子最终导致他被揍掉两颗牙。当巡演助理大清早来告知我Liam和Alan被捕的消息时我相当惊慌，仅次于八月份我们出车祸的那次，助理问我是否知道Noel在哪里时我也同样迷茫。他没有和Liam一起？不，没有。最终我还是通过Gem才找到了Noel，他花了一整天在购物上，当我们告诉他Liam出事时他只是耸耸肩：好吧，让Maggie看看得取消多少演出，剩下的交给经纪人他们去处理。
你不去看望他吗？我记得我当时这样问，Noel瞧了我一眼：为了什么？我从没指使过他去酒馆里斗殴，也不是我打掉的他的牙。何况他已经三十岁了，如果他不愿意为自己负责，那他高薪聘请的管理团队就会为他负责，这其中没有任何我插手的必要。
他当然说得没错，尽管我确信他不去看望Liam有更简单的原因，但我没有继续追问。那时我们都已达成共识，不再多介入他们两兄弟的事务。纵使如此Noel还是在下一次对着镜头夸夸其谈的时候将我牵扯了进去，他声称他已经有几个月不和除Gem外的其他乐队成员讲话，真相是我在瑞典照顾我的妻子，Alan在美国陪他的女友，而Noel狡猾地不把一切非面对面对话形式的交流称之为“讲话”。大可称这为戏弄大众，他们两都有这种天赋，早在Oasis真正解散甚至是攀上巅峰之前他们就已在酝酿，每一件事都存在真相和另外两个版本，只取决于人们更信哪个。图省力的媒体便因此把他们塑造成彼此对立的形象，兄弟阋墙，权力对抗，更进一步加剧了事态，但事实上，Noel Gallagher和Liam Gallagher并非是硬币的正反面，他们是硬币的同一面。我们才是反面。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Turn Up the Sun，或者说，我把这首歌献给了他们。它本来应该有个更加悲伤的旋律，但我最终还是改掉了它。当我把CD交给Noel时，他表现出了一丝的不确信。“我喜欢它的前奏。”他说，“但我不太确定歌词的部分。”
“决定权在你。”我摊开手，“如果你实在讨厌，你可以改。”
他没有，他原样保留了我写的每个词每个音符，所以我们最后得到了Don't Believe the Truth这张专辑，它奇迹般地夺回了本就应该属于Oasis的荣耀和口碑，然而那次巡演几乎可以算得上是这个乐队全部时光的缩影。天气总是很阴郁，无论美国还是澳大利亚看上去和曼彻斯特牛津都没有区别，我们卖空了麦迪逊广场花园和好莱坞露天剧院，美国人为Oasis所疯狂，那些赤膊的小伙子们在开场前的草坪上表演摔角，粉丝信一封接着一封地送到我们手上。Black Crowes和Kasabian为我们开场，Noel在Don't Look Back in Anger的最后歌词间祝Liam生日快乐，还请来了侏儒艺术家来为他庆祝生日，Gem全部都录了下来，因此我们永不会忘记它们真实存在过。那年我们久违地在颁奖典礼上风光了一回，早在走进Q Award会场之前我们已经知道了好结果，Noel和Liam毫无顾忌地在红毯前亲吻，在闪光灯与麦克风之下不屑一顾。那是那一年最好的时刻，但在这些背后还有什么？Liam的嗓子损耗得很严重，纵使我们限制了他的酒精摄入，要求他在每场演出之前必须事先开嗓调整状态他的嗓音还是不免在过于密集的场次下愈发沙哑。绝大多数时间他都不与我们待在一起，他有他自己的社交圈，有他自己挑选过的采访记者。刚飞到日本的那晚我们聚在一起用餐，落座时忘了把Noel和Liam隔开，五分钟后场面便往最坏的方向发展，围绕那个永远不会有结果的争论，“谁才是成就了Oasis的那个人”，围绕着是否该去给一个前一秒刚批评过你的杂志拍摄封面。他们的争吵愈发激烈，以至于Gem不得不出面调停，他绝对是出于好意，因为没有人希望在异国他乡再次惹上麻烦，可结果又是什么呢？劝解毫无用处，无非只是火上浇油，Liam一拳砸在了桌上，距离在大庭广众下掀翻桌子离席仅剩一步之差。
我从未能真正搞懂过他们，太多的爱，太多的恨，有时他们说着爱表现出来的却是恨，又或者完全相反。我从来不想当那个愤怒时刻的见证人，Gem承担了其中的大部分，而我往往只是逃开。我离婚了，陪伴我度过了人生最好时光的人离开了我，我回到了伦敦，搬回了窄小的居室内，每周去见一次心理医生，我自顾不暇。Noel在我没有收拾完搬家纸箱时就来访，带着一个新手爸爸所能拥有的全部疲惫：黑眼圈、胡渣、没时间熨烫的上衣，我知道他刚添了一个新男孩，但我没有任何礼物能给他，你不能指望一个处在人生低谷的单身汉能给一个刚出生的小生命什么厚礼。“我能进来吗？”他耸着肩站在门口，“Sara听说你搬回来了坚持要我带点东西来……你知道的，我拗不过她。”
“谢谢，请进吧。”
我已经忘了我们当时都聊了些什么，我的房间太乱了，我的脑子又太空，当他最后准备离开时，Noel向我伸出了手：“它会过去的。”
他以一个离过婚男人的立场来说这话，并希望借此来安慰我。“它会过去的。”就像是他许多年前曾经说过Ride的前途一定光明，如今他的话已经失去了魔力，我听过他说太多前后矛盾的话，就像他本人。爱会过去，痛楚会过去，但另一些事则永远不。我不会相信他，我不会反驳他，但我仍然回握了他的手，做了93年起我唯一一次做的事：我给了他一个拥抱。
有几秒他愣在了那里，随后才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没关系的，”他道，“你可以继续休息，没必要一定来录音室，我和Gem两个人可以搞定，你只要像之前那样把曲子写完给我就好。”
“不了，我觉得有个想法你可能会喜欢，但我自己做不到弹它，我们一道去吧，我把它教给你。”
我给了他那首歌，它的噪音更大，鼓声更重，我写出它时就知道评论家们会说什么，一首属于Oasis的Ride曲目，但我不在乎。我看着Noel和Gem在录音室内弹奏出它，自己只是站在门外，我扮演着那个旁观者的角色，我看着Oasis是如何发展壮大，看着Gallagher兄弟的无数次争吵，看着所有好时和坏时，我没有发言，没有行动。我并没有在Noel出车祸进院时陪他一块儿，没有在他被推下舞台时上前查看伤情或是表达愤怒，直至我们到达巴黎那刻我依旧只是旁观着。当Noel和Liam开始争执时我没有决意阻拦，在Liam的吉他跌下沙发之前Noel看了我一眼，我仍然没有做出任何举措。
我知道你停留在我身上转瞬即去的那个目光用意为何，你希望我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只要能够介入中断你们那永无止境的纷争。但我没有，或许我只是太累了，只是早已对你们表演式的争吵感到麻木，又或者我的内心深处曾有那么一刻是真心期盼乐队能够解散，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能从中解脱。在你们的骂声和摔烂的果盘中，我仅仅是沉默地盯着闪烁的电视屏幕。你希望我成为你的救命稻草，但我只是一根绷得过紧的弦，随时准备着断裂，我不是那个能救你于水火的人。因此你拾起了吉他，高举、重击、散落一地，然后是Liam。你愤怒地推门离去，我知道一切结束了，你跳下了这列疾驰中的列车，留给我们一个必定车毁人亡的结局，但我没有办法怪罪于你。我跪下来，开始拾地上的吉他碎片，先捡他的，再捡你的。
你没有询问任何一个人，你没有问我愿不愿意跟你走，也没有问Gem，你离开，把所有人都抛之身后。然而你的存在是如此庞大，当你说你要离开Oasis，它不像是你单方面的退出，而是我们遭到了你的解雇。坐在沙发上拾起酒瓶时每个人都再清楚不过，我们不可能再以Oasis的名字继续下去了，我们不能存在着却缺少你，所以Liam给出了一个新名字，然后乐队继续。
它会过去。就像你说的，事实也确实如此，Oasis过去了，Beady Eye过去了，曾有一段时间我不愿意提及你的名字，因为它就意味着Oasis，“我们不是来说Oasis坏话的”，我们不是来否定你的。但最终这也将过去，从来没有一首情歌抑或怨歌关于你或者我，所以我们可以闭上眼继续迈开腿前行任其发展。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某个音乐节的后台草坪上再次相见，你会握我的手，说些和我们初次见面时大差不差的话，你会问Ride愿不愿意来给你的乐队开场。我会去买你的唱片（因为你是个记仇的守财奴，你怎么都不肯送我一张，顶多是给我签个名），然后你会在演出前喊我的名字，说：这首歌是献给你的，Andy Bell。紧接着The Masterplan的旋律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