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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谈一些另外的话。
我们既然已经知晓沙威其人的真实面目和他人生中那些重要的、决定性的、不可或缺的事件与转折，不如一并把缺少了的铺垫与过渡，也就是这个沙威更真实的一部分也写下来。站在观察的角度，考虑到沙威少有提及自己的经历，那琐碎的只言片语尚不够解释他全部的行为表现，我们难免会在对他的认识上遇到不可逾越的阻碍；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了一些零碎的资料，用以给这个密探未知的那一半增添一些颜色，或许还能连带一览他所经之处的风景。对于沙威这样将警探当作天职的人，我们难免怀有复杂的看法乃至情感：如果考虑他和时代的法律一同被判了的那种刑罚，好像就不再有为这样一个凶狠的人辩解的必要；但过去的存在并不总是需要正当或是正派的理由作支撑，也并非所有对过去的叙述都是借口的另一种说辞，如果当下我们有充分的时间去了解，那么无论作为消遣或作为对暂时不是侦察员的那个沙威难得的尊重，这些补充与完善就不会毫无意义。
总之，在知道他未来的所成为与所作为之后，我们可以去发现他的来处了。
当时针对沙威这样的情况有一种规定 ：苦役犯的孩子不应继承家里的姓，应用一个别的姓而不要名，这也许是为了消去家庭的影子；至于“沙威”，其来源并不明确，只有一个猜测性的参照：j’avère 。沙威丝毫不在乎他家庭的情况，姓名这一联系的空缺对他当然全无影响，但对我们而言却好比一种知识的缺漏，其后果是严重的。例如说，就像被亲属接回的孩子在寄养处附近的地带仍被当做“那一家的”而非“被接走了的”一样，我们只用一种近似走投无路的方式去指代他的双亲。“沙威的父母”并不代表他们属于沙威，倒是相反的意味；这于是要求我们重拾起好不容易被冲刷干净的血缘来。
沙威的父亲个头不高，但足够结实。他的后脑已经半秃，却蓄着茂盛的鬓须；和沙威不同，他没有往鼻子下方留一片森林，也许是他时常伸手抓它们的缘故。面心泛红，眉毛粗密，鼻梁下塌，下巴厚实，嘴唇薄而发白。他的神情仿佛每时每刻在靠意志对抗某种重病的侵害，于是这面孔就仿佛积了怨恨，越发令人胆寒。这种不苟言笑的、令人恼火的面孔，一直酝酿着什么似的漠然神情，看似残酷而叫人不爽快，却又天生地和偷盗、抢劫或更严重的罪过势不两立。
但他多少是进了监狱。
我们知道他在土伦起码度过了六年，但往后并非被宣告自由而是完全地从监狱里消失。这二者是有所区别的，他的消失不像是留下了什么永存的难解谜团，倒像在土伦的那个他从头到脚是被虚构的一样，能够证明他在这里存在过的并非留存的文件记录，而是所谓狱友们的交代。他狱中的经历概括来说只有两件事。其一，他的罪名本该是入室盗窃，但量刑比较复杂：案发现场的警员只抓到了人却没有找到赃物，这本来是个棘手的问题，关系到是按“私闯他人住宅”还是按“入室盗窃”判决；但在抓捕后没过半刻钟，那被闯入的房子背面碰巧就窜出一阵凶猛的火光来，这样就相当于人赃并获还多一条放火的罪名，法律便可以开始施行它独断的权威了。其二，无论通过什么途径，后来的他成为了监狱里看管犯人的犯人，也就是所谓“吠狗的” ；正如“主子的主子” 等于上帝一样，他在牢房里积攒起了一定的名望与尊敬，甚至和少数几个狱官还有些许的往来与交情；全是叫人难以置信的。
沙威的母亲是吉普赛人。这个民族有某些群体直到现在还四处迁移着；我们可以想象那群人穿过欧洲大陆的方法，也就可以想象这个女人走进布里村庄又被她未来丈夫留下的经过。他们完婚时她三十岁，两年后二人被押去土伦，他们的孩子在那半年后出生。
后来有一年，也许为了默不作声的饥饿，也许因为那持续了数星期的咳嗽，又也许是跟随了什么神秘的指引——这种族是尤其相信这些的，而旁人比他们的相信更坚定自己的结论——她死在一个冬天。
父亲也正是在那个冬天从土伦消失的，没有人知道他的去向。
至于沙威，我们知道他的出生，确切而言是在一七八零年的十二月，母亲死时他正好六岁。往后的沙威在睡觉时会不自觉地蜷起身体，这是冬天的后遗症，也因为他常常受怪梦的侵扰。童年和青年的沙威与后来中年的密探是没有分别的，任何一个视力正常的人都可以从他的十四岁里看出四十岁的模样。
至于场所是最确定的：他的生长属于土伦。
通常来说，各地的人都带着不同口音，这标志他们从哪里来，而既然知道这一个人来自哪里，便也能知道一些别的详情；在地点的基础上做一些时间的标记，叫一个人就最大努力回忆某一个时间自己在哪儿做了什么或受了什么，这一套完整的标记就是此人活着或活过的记号。但监狱无情也容易疲倦，只愿意留下那些表明一个人“要来这里”的记号；有过思考的苦役犯会认为自己是被犯人的编号取代了，但问题的本质不在于此，编号只是便利的工具，而真正取代也抛弃了他们的始终是监狱这个庞大的、可怕的东西。你的过去没有了，它们会被遗忘；你的现在和未来几乎是定死的，包括可能通过哪一条路径越狱也包括会在哪一个时间点被再次抓捕，最终没有哪个人能完整离开。有着各种嗓子的鸟在进去后都只学那一首歌，也就是监狱里边不受限制的表达中并不粗鲁的那一小部分。人们的词典被截去大半，只剩下黑话、脏字以及无法言说的悲哀。这便是苦役的一个影子。
但沙威正好相反：那些人被风暴撕裂，他从风暴中现身。他的嗓子没有那种标记，而像是被投进了一个滚烫的熔炉，里边翻滚着各地不同的话。倘使沙威能把过剩的毅力和平庸的闲情结合，也许能为在那个时代中有过的、将来可以说不再有了的黑话字典一类成就也作出点贡献，可惜他并没有：他干的活从不超出侦察员的界限，哪怕成为所谓“犯罪学家”确实是一件更高级的、听上去也极为有趣的事情。不过，他也从来没有丢掉监狱送给自己的那些家伙，巴黎的沙威能和猫老板帮派聊得有来有回，几乎全依赖于他童年时期珍贵的学识。
很遗憾的是，沙威不懂得唱带词的歌；明白他出身的人会向他请教西班牙的、波兰的乃至印度的歌，因为那通常是流浪的标志，而他们知道这一点。只是他们不知道沙威：人们往往被众多关于他究竟是否属于那个民族的问题绊住，反过来却认不出来那熔炉的痕迹了。沙威总有固定的居所，只是没有血缘上和记忆里的根了。他正如不在乎其他事情一样对此毫无意见。对于许多问题他是看得清的，但对于牵涉到他自身的那些，无论是否够格被当作一个集体的、象征性的问题来讨论，他一概弄不清楚也并不在乎，沙威这般人在对自身的认识上总有一种无知的特权。
对于到底该不该学几首异国的歌以标志自己出身的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推想他的观点：正如“aille”和“uche” 的词尾是匪徒的黑话、“名词化”和“简单过去时”是语法学家的黑话一样，一首来自阿斯图里亚斯的民谣乃至一份关于空心苏制作方法的口述也可以是一种黑话。沙威很明白这样的道理，虽说他和作家学者们更容易打成井水不犯河水的死局。
但考虑到我们正尽力对沙威做出细节上的勾画，这时应该再补充一个论据：沙威会吹草叶和空心草杆儿。他天然地会这个；最早一个发现这项娱乐的孩子和他是用同一种方法学会的。他并非不明白哪怕只限于平民的艺术，只是后来各种旁的熏陶使他丢掉了这一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