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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怀上利亚姆的时候我才五岁不到。妈说如果是个女孩，我们就叫她莉娅；如果是个男孩，我们就叫他利亚姆。我一直想要个妹妹，所以我向别人提起那个还在娘胎里的孩子时都管他叫莉娅，希望这样就能让上帝赐我一个妹妹。那时候我还相信上帝。
利亚姆出生那天是1972年的9月21日，比预产期晚了两天，我实在太想要一个妹妹了所以我记得比妈还清楚。那天下午我和保罗乖乖坐在沙发上，电视里放了什么早被我们抛之脑后，电话铃响起的时候我们几乎是飞扑过去，我比保罗慢了一点，消息传给我已经是三手，是个男孩。
我说，哦。
加拉格尔家的第三个男孩。我和保罗的弟弟。利亚姆。五岁的我还不太会察言观色故作高兴并道谢，因此我们毫无掩饰的失望可能传递到了电话那头。那头的声音顿了顿，说很抱歉，那个孩子因为难产去世了。
那个声音很轻，却无异于一记重锤。妈呢？我从喉咙里挤出这个问句。加拉格尔夫人没有生命危险，但是需要休息。那头听起来似乎松了口气，例行公事一般嘱咐了两个稚嫩的男孩，便匆匆挂断了。
说不上多么悲痛欲绝，我只是有点空落落的。他只在妈肚子里待了那十个月，新年后的不久我们得知了他的存在，从那一刻起我就认识他了，尽管他还没有来得及认识我。我的弟弟像只蝴蝶，一下轻触便又离开了我们的家。我跌坐在沙发上，抬头看了看日历。1972年的9月21日，我弟弟的生日和忌日。明天太阳将照常升起，照耀在我身上，他永远见不到的晨光。
那天晚上我没有失眠。妈还在医院躺着，爸不知道去哪了（他最好在医院），家里一片寂静。我门上的牌子刚摘下来，等利亚姆出生后它上面的字会换掉，莉娅还是利亚姆不得而知。当然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了，我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月亮轻轻吻着窗帘，我和静止的冷光对峙，爬下床把Noel's Room重新挂上。这之后我很快睡着了。
家里为利亚姆——我接受了他是我弟弟的事实——准备的小玩具又被收到柜子深处。我们并没有为他的降生额外付出多少，那些玩具都是我和保罗玩剩下的，除了一顶上面缝着星星的帽子。我偷偷把那顶帽子从储物柜偷出来，放进我的衣柜里。也许他回到了香槟色的星星上。我想。
之后的九年我与每个曼彻斯特的青少年无异，逃课、偷偷喝酒、抽烟、吸胶、偷唱片和避孕套、和女孩约会、听披头士、接触乐队。那天我成功搞到了一张披头士的纪念胶，决定奖励自己一下。晚上我躺在床上望着九年前的天花板，手伸进裤子里。我的眼前闪过那些和我交往过的女孩，她们有漂亮的蓝眼睛。月光像泪水覆盖上她们的眼睛，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手底下规律地套弄起来。
在我将要登顶的时候一个男孩稚嫩的童音在耳边响起。他说，哥？
我吓得萎了，在拉过被子盖住自己还是有鬼啊赶紧逃跑之间犹豫了一秒，最后选择了第三条路，我说妈的你哪位？
那个声音爆发出一阵活力十足的大笑。我开始回想今天下午到底嗑了点什么，难道那家伙给叶子里加了料？我又把这个猜想否决了，如果加了料他必然会多收我钱。所以肯定是有人给我下毒。考虑到我连续偷了一个礼拜的番茄酱，街角那家热狗店的嫌疑最大。
等等，他叫我哥，而作为最小的加拉格尔，会叫我哥的只有——利亚姆？我试探着喊了一下。
哦原来你们给我起了这么个名字，还算不坏。利亚姆说。这时候我已经把房间审视了三遍，毫不意外地没有属于另一个人的半点影子。我想大概是房间太黑了，问他能开灯吗？为什么不能？他说。不过就算开灯了你也看不见我。
该死，他是不是知道我在想什么？我还没来得细想，他就又开口了。你继续吧。我说继续什么？就你刚刚在干的事。他说。挺舒服的。
所以你能感受到我的感觉？这太奇怪了。我说。别废话。利亚姆说。我说搞清楚你求人的态度。同时觉得明天我该去看看脑子。
当然第二天我还是没上医院，一半是因为我付不起诊疗费，另一半是因为把这种事告诉医生我可能会被当成神经病，如果非要再加上一条理由：那天托马斯喝了太多酒。
我把头蒙进枕头里，不顾颧骨上的伤被磨得生疼。全身的肌肉都在背离我，疼痛钻进我的皮肤，在我的骨头里生根。有时候我会想我爹和我妈在创造我的时候是不是没有爱，我是不是一个左右为难的意外，我不是我，而是我妈子宫里一颗恨的种子。我包裹着这颗种子长成人，它感应到我爹的召唤就顶破我的皮肤，他们一拍即合，然后拳脚降临到我身上。
这种仇恨没了我什么也不是。我饱含恶意地想。其实没了我还有保罗，也许还有利亚姆。但为什么偏偏是我？
过了也许一个小时，或者四个小时，直到尖锐的刺痛转为更难熬的钝痛，我跌跌撞撞地走向浴室，稍微擦干净伤口，直到这时候我才发现利亚姆很久没有讲话了。
利亚姆？我喊他。我的声音消散在冰冷而潮湿的空气中。一个不祥的预兆。我想。他没告诉我他消失了我该怎么找到他，被埋在山崩土石下或者在一颗遥远的星星上。我弟弟本该死去的灵魂寄生在我身上，而我看不见他。我头一次发现这是一种多么脆弱的关系。平时我嫌他太烦话又多，恨自己没法捂住他的嘴，而现在我又希望他能讲点废话，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时他说了什么？
我还算镇定地把自己挪到床上。利亚姆。我小声地对着墙说。你在哪。你要再一次离开我了吗？我想。
……好痛。他从来没有听起来这么可怜兮兮过。我在街头打架的时候耳边充斥着他得意洋洋的叫好，我在偷东西的时候他焦躁地催促，我看曼城球赛的时候他喊得比我还大声（但只有我得承受这种骚扰），我听歌的时候——这时一般他会安静地跟我一起听。
哥，我好痛。我捕捉到一丝哭腔，我感受到的疼痛对他也一视同仁。真要算起来利亚姆今年才九岁，我想。我得带他走，我们得离开。
我说别哭，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谁承想听了这话他反而哭起来，我哄了半天，最后从衣柜里翻出那个香槟色星星的毛线帽，我说看，这是你出生的礼物。
我弟弟的哭声低下去，半晌他问我，我想戴上试试。可他没有身体，我只好试着戴在自己头上。这本来就是给抱在怀里的小婴儿做的，我根本戴不进，只好滑稽地放在头顶，摇摇欲坠像个傻逼。我听见他笑了一声。于是我也笑了。
托马斯的暴力仅仅局限在我身上尚且还有忍耐的余地，但我不想再听见利亚姆的哭腔。我对妈说如果我们再不离开他那我可能会杀了他。
但还没等我们搬家，托马斯就在某个夜晚猝死在回家的路上。说死因是酗酒导致的心脏问题。我松了一口气。起码他没死在家里。
我回到房间关上门，小声对利亚姆说，他死了。
我知道。利亚姆说。我干的。
你你你你干的？我口吃的症状复发。
我只是吓了他一下。在我的想象中利亚姆撇了撇嘴，我不是也经常吓你吗？鬼知道他干了什么亏心事。
你没被人看见吧？我警惕地问。我觉得他大概是思考了一会儿（说真的，他要用什么思考），然后对我说，要是你都看不见我，那应该没人能看见我。
我松了口气。
这么下去显然不是个事儿。我说的不是托马斯，而是利亚姆。你也不希望你在打炮的时候你弟在旁边看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锐评对吧？他这么做的时候我真想用随便什么让他闭嘴。
况且我还不能让别人发现我弟的灵魂挂在我身上，否则我定会被扭送精神病院。要知道为了不在妈和保罗在场的时候叫出利亚姆这个名字已经让我心力交瘁了。但努力掩盖这件事本身就足够折磨我的精神，所以后果还是要被扭送精神病院，并且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真的疯了。我得想想法子。
我做什么都瞒不过利亚姆。他就不能去保罗身上挂着吗？我这么问他的时候他理直气壮地说这又不是我选的。现在我盯着那顶香槟星星的毛线帽出神。
你不要我了吗？利亚姆说。
妈的，我想，我这辈子算是被他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