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k Text:
亲爱的A女士：
我决定写一个发生在久远未来的太空科幻故事。
那是一个遥远的星系，到处悬置着奇形怪状的天体，每颗行星都归属于某个企业——是的，那时候已经没有国家的概念了，只有企业。金钱成为了人类文明中货真价实的上帝，由文化、信仰、血统和阶级锻造的古典荣誉感荡然无存。由于每颗行星内外都蕴藏着独一无二的资源，这些企业为了占据它们，就挑起了战争。大一点的企业会成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小一些的只能雇用独立佣兵。于是佣兵们就开着巨大机甲在深空中飞行，命如蝼蚁，朝不保夕。
虽然标题待定，但其他方面的进展还算可观。粗略估计下来，整部小说的体量会在五十万字以上，六十万字以下，比我们之前约定的字数稍多了一些。我不介意编辑们对成稿进行删减，所以这算不上什么问题。
四年前，您已经是我能找到的唯一一位仍然接受手写稿件的文学代理人，我不确定出版行业如今是否已经变得更加糟糕。这一整年里我都没有去逛过书店，市面上流行的小说题材是什么、有哪些新人作家在文坛崭露头角，我一无所知。因此，选择太空科幻这样的题材，本质上是一个较为保守的决策：最起码，企业与资本对人的异化仍是21世纪的读者最关心的话题之一；最起码，新时代的孩子们仍会对仰望星空、摆弄塑料玩具感兴趣。
不过，我这次给您写信，倒不是为了讨论新书的话题。我知道，距离我们上一次互通信件已经过去了足足一年，很抱歉这期间一直用沉默消耗您宝贵的耐心，我也无意寻找借口，只是工作——它着实将我拖住了。直到现在，我每次提笔仍会提心吊胆，生怕哪一次就再也撕不下这层奴隶似的皮、再也叫不醒曾经笔耕不辍的自己了。
不知道您是否还记得：四年前我才刚刚踏入大学校园，您仍在杂志编辑部工作。那时候，我们都还心怀对这个世界的期待与热爱。在当时的往来信件中，我从未和您分享过自己生活中的细节，那是因为校园毕竟是个单纯的环境，我能够一心投入到创作之中，唯一的压力仅仅来自那个令我深恶痛绝的专业。但现在，一切都不同了。一年前，也就是从大学毕业后，我服从了这个专业几乎所有毕业生的可怕命运，开始从事与文字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工作。这期间发生了太多事，出现了太多人，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不断涌现，我被迫置身其中，完全无法梳理清楚来龙去脉。
我得承认，生活远比我写过的任何一部小说都要更加棘手。所以，劳烦您再次成为我的第一位读者，听我讲完这一切——我深深怀疑，只要一口气讲完这一切，过去折磨我的那些心绪就能够平复下来了。
那么，从何说起呢？
关于企业，我最先想到的是：毕业生在刚踏入职场的最初三个月内，非常容易迷失自己。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对社会的信任还没有被辜负，心脏深处的疲惫尚可忽略不计，而基于经济独立的种种美好展望很容易使人忽略环境的病态之处。企业是极其精于伪装的。企业精于伪装的程度、企业伪装自己的方式，时常让我联想到自然界中一些动植物的残酷生存智慧。
那就像一个美梦：办公大楼宽敞大气，自动门甫一滑开，咖啡香气立刻扑面而来。地砖光亮，将人眼角每一根皱纹的深浅映得分明，晃得人头昏脑涨，以至于我们来不及发现自己已经被阔步通过刷卡器的人群甩在了后头。很快我们又会惊讶一次，因为电梯厢内只有开门与关门的按键。刷卡核验身份的瞬间，工作楼层已经被传达给控制中枢，我们需要做的只有步入其中，伴随宜人的钢琴音乐，欣赏玻璃厢体外不断远去的城市风景。
工位在二十四楼，一个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的数字。研发部门所在的每一层都配有宽敞的餐区、琳琅满目的零食酒水、最先进的游戏设备和健身器械。办工区亦被打扫得窗明几净，四位随时待命的保洁员巧妙地将自己隐藏在几扇看不见的门后面。这些职场伙伴收拾垃圾桶、清理水渍、更换零食的效率实在神奇，难免让人想起童话电影里会说话的茶壶和会跳舞的烛台等等。
所有无益的脚步声都被地毯完美吸收。移步至建筑外墙那一侧，隔着厚重的多层钢化玻璃看消音的世界，不亚于在太空舱里看太阳系。站在这里，就可以睥睨一切，可以看见街道与建筑群匍匐在自己脚下，仿佛微缩沙盘；蝼蚁似的人群在其中四处奔涌，从一些拐角忽然出现，又被另一些建筑物的阴影吞噬。像这样极端的观察角度，总会使被观察对象带上莫名其妙的荒诞气质。那些曾与我们平起平坐的人们，我们刚刚挥别的师长、同窗、旧友们就在其中，他们如今看起来竟如此可笑，如此可鄙。
上述这些并不是我的感想，而是培特的——他就是带我们几个新人参观大楼的人力资源同事。短短一年过去，如今他已经转岗并晋升为项目组的商业化运营小组长，前途一片光明。
我对窗外景色没太大兴趣，毕竟合同签了三年，之后有的是时间慢慢欣赏。我这时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培特的面部表情上，因为我发现，他全程极力掩盖的骄傲、轻蔑、野心此刻已经完整铺陈在五官表面。
与我同期入职的一共有三人：阿希尔，来自草原三省中的某一个，不愿带头走出电梯，好像总也在忌惮着什么；诺萨克，听口音是美国人，相较之下最擅长社交，但是聊天话题总要扯到别人的经济状况上面；梅特琳克，我不确定她是不是写《青鸟》的那位剧作家的亲属①，但我确定她会比我们都要走得更远。
这时候霍金斯先生，即人力资源组长出场了。他的长相乍看有点凶，谈吐却温和而坦荡。我想起曾有人警告过我不要与人力资源走得太近，他们看似友好的态度只不过是套话用的糖衣。我转念又想，如果在霍金斯先生的举止之下也潜藏着某些不可告人的秉性，那也比培特的演技要成熟太多，这层糖衣的滋味说不定还真有人甘愿去尝。
那天他来寻找刚入职的新人，自己也顺便探望下属，于是我得以捕捉到培特更加阴晴不定的神情。那里面同时悬浮着崇拜、忠诚、嫉妒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也许是我没看清，也许是我想多了，但您知道的，容易想多是创作者的痼疾。
我的工位靠着过道，背后是运维组，往前数两排，就是产品经理们的地盘。办公用品齐备，空调冷气很足，虽然工位上的个人隐私得不到保障，但交接工作还算方便。总的来说，暂时没什么可以抱怨的。
最初三个月的工作很轻松。我和所有新到岗的职员一样，怀揣着“一开始就认真干”的侥幸心理，将时间妥善用于熟悉项目、阅读企业规章、学习内部课程。早上准时到岗，晚上自愿加班，与所有同事友好相处，宽恕他们所有的恶意，回家只来得及加热预制速冻晚餐并吃掉，就到了该睡觉的时间。除去周末以外很难得到更多休息、无力维系兴趣爱好、没有机会自我提升——但是不要紧，大家都一样，只要忠于手上这份工作，日子就不会太难过。
生活就这样依循紧凑的节拍运转起来，好似一汪温热的死水。直到第四个月，一个叫史奈尔的男人从水底冒出头来，挥拳将我打醒。
那天下午，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闯进了二十四楼办公区，一眼望过去，里面什么成分都有，甚至包含一名身着制服的保洁员，两名手插口袋、大嚼口香糖的楼栋保安。队伍最前边，是个由金、白、黑构成的矩形，但每一种颜色中都泛着不同程度的紫。他对着产品经理的工位嚷嚷些什么，以至于手指敲击键盘、打印机吞吐纸张、茶匙在杯中搅动的声音全部偃旗息鼓。
那姿态昂扬的矩形一路逼近我的工位，我这才看清他是个三十岁上下的漂亮男人——抱歉，“漂亮”这个形容中不包含我的主观审美——用了太多发胶的金发紧贴在额头边缘，呈现出滩涂生物特有的那种疲态，但如果周围人侧耳倾听，会听见每一根头发的发根每一秒都在渗出尖叫；惨白的面部皮肤显然是大量化学物质的牺牲品，以至于白得发粉，再进一步发紫，难以判断这幅面皮的主人原本希望它显示什么色相；一整套商务套装乍看之下价格不菲，实际上却并不合身，显然并非出自量体裁衣的高档定制裁缝店，黑色布料居然透着绛紫色，充分警示了将不同颜色的衣物塞进同一个滚筒洗衣机的恶果。
他拿下巴指我：“这边是，外包？”
霍金斯先生不知道从哪冒出来：“这几位是后端。正职。项目组的研发同事都坐在这一片。”
“真是幸福的工作氛围。但我要强调一点，过度的散漫之风不合乎规矩，缺乏格调，也与我司的战略目标不符。”
“......是的。劳逸结合，工作也不能松懈。”
“你是那个新来的？”
鉴于他正盯着其他方向，我没有第一时间发现这句话是在问我。
“十五分钟后，D会议室，你拉个会。”他自然而然跳过了那个问题，脚下也跳过去一大步似的，下一秒已经出现在我身后运维的工位边上。
霍金斯先生在我边上多站了一会儿，于是被落在了后头。我从他的表情中读不出信息，但其中应该不包含我即将卷铺盖走人的含义。我回过头，Discord冷笑话服务器的全屏界面在27寸显示器屏幕上赫然摊开，消息正热烈地弹个不停；我最小化浏览器，放置养成小游戏界面映入眼帘，有三条鲨鱼需要进食了；我喂完鲨鱼，把用来摸鱼的四个文档界面逐一挪开；底下是电子书阅读器，《芬尼根的守灵夜》②才刚读了个开头；我把阅读器关掉，这下总算找到了办公软件的框体。
我发现自己被拉进了一个陌生的群组，群聊历史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半年以前。“双周例会-再教育外部协作需求”，这是群组标题。群里有三名算法，两名其他项目组的前端，剩下都是产品部门和市场部门的生面孔，后端只有我一个。这就显得事情更加匪夷所思了：过去三个月的在岗培训过程中，我还没听说过有哪个需求阶段的工作需要由程序负责拉会。
会议开始前五分钟，我正在启动投影仪的时候，屏幕右下角忽然跳出一个弹窗：“任务节点‘系统设计过方案（外部会议展示）’即将超期”。我迅速查看了任务排期表。这个任务创建于两周前，节点负责人是我的小组长，死线是五分钟之后。排期表的历史修改记录显示，昨天上午，这个任务被小组长分配到了我头上，目前进展是0%。
我没见过的人物开始陆陆续续走进会议室。有人自备了平板电脑；有人开始调试麦克风，询问麦克风另一头的人是否能够听清这边的声音；有人颇具仪式感地摊开笔记本，又摸出钢笔摆在边上；我从未如此写实地体会到什么叫做额角止不住的汗，什么叫做从身体内部涌出的寒意。
紫色的男人最后一个到场，一边推门进来，一边对着手机发表关于项目排期的观点。他大步走到我的正对面，拉开椅子坐下，一只手五指张开摊平在桌面上，另一只手仍然握着手机。房间里有一半人看他，一半人看我。麦克风调试完毕，这意味着几百公里外的某些城市里，或是大洋彼岸的某些国家中，同样有人正在倾听这个房间里的动静。
紫色的男人讲完了电话，把他的最新款智能板砖机往桌面上一码。“后端，开始吧。”他说，朝我递了个眼神。
高速运转的大脑提醒我，现在摆在面前的所有选项中，只剩坦白从宽这一条路好走。但一个人既然没做错事，面临无妄之灾，当然应该实话实说。
“我昨天早上刚接到这个活，还在了解情况。”
意料之中的，他皱起了眉头。
“昨天早上？”
“是的，原本不在我手里。”
他瞥了一眼麦克风，压低身体和音量：“文档做了多少？”
我摇头。
“组内过方案了吗？”
我再摇头。
“用研先汇报。”他把音量又提了起来，视线毫不拖泥带水地甩到携带笔记本的那人身上。但就在他扭头的一刹那，我清晰地看见某种极端的负面情绪正在他那张苍白的面皮上扩散开去。
用研同事匆匆与我交换了位置，我在麦克风边上坐下。用来和外部合作方沟通的电脑摆在我右手边，我偷瞄了一眼屏幕，线上会议室里等距陈列着十余张肤色各异的脸，他们房间中的光线和陈设暗示了两至三个不同的时区——很显然，这并不是适合我这种新人出席的会议。但怀着重在参与的心态，我还是仔细听完了所有人的发言。
除我以外，会议室里坐着的均为来自不同项目组、不同岗位的资深职员。项目需求的发起方是安省教育部出资成立的“青少年受教育权利保障基金会”。他们希望为那些由于各种不可抗力走上歪路的孩子们设计一套具有人文关怀的再教育系统。整个系统被拆解为数个细分环节，横跨不同领域；其中，我司接下了软件产品和硬件设施的研发管线。现阶段有来自国内外的十八所高校和超过二十个社会组织为我们提供了最优质的顾问服务，优先推进软件产品的研发流程。也就是说，目前这场线上会议的参会者中，包括但不限于世界各地的学科教育专家、行为心理学家、执法机构专员、文化多样性大使、移民局代表等。
毫无疑问，这是一段极其宝贵的实地调研经验，即最优质的那一档写作素材。每当音响里传出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我就会开始留意房间里其他人的神情。在众多眉眼之间，谦卑和麻木占据了半壁江山；模算组长自始至终捧着一只马克杯，表情刚好藏在热咖啡的水汽后头；紫色男人——这时候我已经听到别人管他叫史奈尔，真是个相当幽默的名字——是刚刚搬来总公司的项目总监，在我们这边职级最高，表情管理却最不成熟。从他评价所有人工作成果的语气中，我能够听出他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在外人面前为企业留面子；但每当有哪位同事对于他的判断委婉提出反对意见，他就会在一瞬间失去驾驭头脑的能力，高声教训起来。
专家们的发言十分克制，尽可能不含主观色彩地参与讨论。显然，他们在为企业留面子一事上，比史奈尔还要更努力一些。但这种交流毕竟是低效的。半小时后，某位来自德语地区的专家终于失去了耐心，高傲地使用母语发表了一段连珠炮似的观点，这一次，大家只好陷入沉默。
然而沉默只持续了不到五秒，某人开启麦克风的提示音丝滑地挤了进来，伴随着少许电流杂音，隐藏于会议室天花板四角的音响中播放出流畅而得体的口译英语——但它流畅得体的程度几乎令整个会议室里所有人的存在都显得冒犯了。就算声音的主人只是将发言者步步紧逼的措辞如实翻译出来，也难免让听者惊心自己正在获得根本不配获得的指导，接受根本不配接受的命令。我闭上眼睛，让每一处咬字都精准地敲击在某个疲惫的脑区，享受那种熟悉的按压力度。那是何等低沉、直缓、不卑不亢的嗓音；流淌的钢铁，行走的冰川……这个声音，我绝不会认错。没有人能够想象，曾经我有多少次尝试用文字去描述他的声音，但每一次尝试都失败了。一些痛苦却幸福的回忆，猝不及防地再次变得清晰起来。
如果他愿意一直这样说下去的话，我也不介意跟这个房间里的人继续分享下去。
但是转眼间，句段已经译完，余音也彻底落下。史奈尔十指交叉，撑着下巴，脸上的紫色变得非常不健康。我希望他是在思考如何回应那段质问，而不是在思考如何挽救自己的尊严。
他好不容易思考完毕，张开了嘴，结果第一个音节就与麦克风关闭的提示音分秒不差地撞到了一起。他把嘴闭上，剧烈喘气，平复心情，重新开始陈述。根据其他人脸上的神情判断，今天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了。或许外语已经演变成对史奈尔表达不满的手段；或许那位“翻译先生”，原先并不负责翻译。
会后，我回到工位打开显示器，来自史奈尔的二十多条消息映入眼帘。我平静地读完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和责怪，稍微松了口气：所谓的空降高管，也不过如此幼稚、如此缺乏安全感。借此机会，方才淤塞在胸口的委屈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一股强烈的报复欲趁虚而入。我把小组长的排期表编辑记录截图发给他，注文：在死线前一天把两周都没干完的工作丢给下属，看来这又是我不熟悉的流程了。
消息未读。我愤而抬头四处寻找史奈尔的身影，当然没有找到，但我拥有十足的耐心，沿着工位和过道一个个人头扫视过去——于是我看见，史奈尔和我的小组长正有说有笑地从餐区的方向走回来，各自端着一只一次性杯子。如果这一幕发生在大学宿舍走廊上，反倒会显得更合理些。我赶快趴回桌子上，缩起脖子，尝试对刚才那个行为进行补救，然而消息已经过了撤回期限。我只好再把嚣张气焰重新找回来，挺起身子，忽然想起野兽面对危险时全身炸毛，就是为了让自己显得大一些。
消息显示已读，史奈尔发来：“先摆正自己的位置。你没有及时完成手上的工作，就应该反思自己的效率。”
我说：“之前没人跟我说过还有这么重要的事，它都不在我的排期表上。”
史奈尔说：“注意你的沟通态度！你导师之前跟我反馈过这个问题，一个毛都没长齐的菜鸟，对上级居然毫无尊重。”
我打字打了一半，他又发过来一条消息：“下个季度项目需要先出一版内容看看效果。群里有很多外部顾问，你对接时候注意言行，别给企业丢人。”
“不好意思，这真的是后端的活吗？”
对话框里显示对方正在输入，但是迟迟不见消息发送过来。我等待着，结果他花了一分多钟才把这句话编辑完。
“你在办公时间偷偷写小说是吧？”
这下轮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了。
“像这样享受着企业的悉心栽培和舒适的办公环境，甚至利用宝贵的办公时间做私事，你理应对企业怀有感恩之心。”
“好吧，那我感激不尽。”
“九月底，合作方会到公司来参与项目开发。你既然有商业出版经验，就主动去跟那个得意忘形的老家伙搞好关系。稍微提醒一下，这会跟你年底的调薪幅度挂钩。”
终于图穷匕见了。
“请问‘老家伙’指的是哪位？”
已读不回。我等了一会儿，确信他不会再回复了，就打开群成员列表扫视过去。有一位来自市场部门的同事，头像是一条颇为可爱的粉色粟米蛇，多半是他的爱宠；还有人使用乔治亚·欧姬芙③的花卉作品做头像，一眼便知是谁——画中极精极细的肌理，不难让人联想到热咖啡水雾的氤氲气质。
相比之下，外部合作方就更含蓄些。或许是受到了保密协议的限制，他们统一使用默认生成的色块图形作为头像，名字也只留了首字母缩写。其中，只有一位是例外：沃尔特，首席学术顾问。
我忍不住露出微笑。难以置信，他竟会有被人称作“老家伙”的这一天。但转念一想，我自己也不知不觉就快到二十三岁的年纪了，他又何尝不是忍受了等量的时光。曾经，我一直以为他会永远留在大学里教书，或是隐居在某个风景不错的小镇上写小说，完全没想过他居然会开始对社会公益产品感兴趣。
我犹豫了几秒，打开私聊界面，盯着那片让人安心的空白，思考究竟应该以怎样一句话作为久别重逢的开场白。我努力打出一些文字，结果词不达意，不知所言，只好再统统删掉。
这时，界面上方忽然出现一行“正在输入中”，几秒后就消失不见。我的双手悬停在键盘上方，颤抖，等待预言被宣告出来。莫非对于一位货真价实的作家而言，最困难的写作是“好久不见”吗？
但是仅仅几秒之后，那个黑白色块组成的头像就从界面左侧跳了出来，像是要驳倒我刚才的假设一样，他说：“好久不见。”
……抱歉。差点没注意到，墨水已经快用完了。
说起来，您大概还认得这枚笔尖的字迹。其实我现在使用的，就是前些年给您写信时所用的那枚，由于写信的机会很少，它现在依然完好如新。我还用了储墨器，是通过磁性吸在笔尖上的那种，所以仅仅花费六次蘸墨就讲到了这里。
借此机会，就将先前的叙事搁置片刻吧。我想和您讲一讲更早之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些事，这样一来您大概就能够明白，沃尔特对我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若是能够将那种深深折磨我的复杂心绪也一并向您传达清楚，那将再好不过。
十四岁之前，我生活在密西根州利勒诺县一个叫“枫城”的小地方。从那里驾车到睡熊沙丘国家公园只需要十九分钟，凭脚力可及的范围内亦有大格伦湖等自然景区。整体看来，生活有些无聊，但除此之外也找不出什么缺点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擅长协调情感关系的类型，比起为了家庭氛围牺牲事业发展，他们宁愿选择需要长期出差的高薪工作，天各一方地奔走于各个遥远的产品车间和建筑工地，将我委托给保姆照顾。于是，借着这种有限的自由，我迅速将家附近每一处有趣的地点摸了个遍。哪个地方藏着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避难所，哪条步道通向废弃的水上游乐园，这些我全都一清二楚，虽然大多都是躲避保姆的追捕时慌不择路发现的。那时候我唯一的朋友——也是现在最好的朋友之一，拉斯提，常常和我一起到这些地方展开紧张刺激的探险活动。
起初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其他孩子对我说的话总是将信将疑，但是只要拉斯提站出来号召，他们都会立刻追随上去。直到后来的某一天，我才知道拉斯提的亲生父母很早就去世了，他和其他失去父母的孩子一起住在圣艾尔卡诺儿童之家。由于他成绩优异，性格开朗，自然而然就成了同龄人中的领袖。我远远地看见过几次那座孤儿院，那是个方方正正的、漆成浆果红色的建筑，有五层楼高，坐落在社区西南角。拉斯提告诉我，每个月都会有附近实验室里的大人过来给孩子们上课。那些大人都很聪明，有的带来了栩栩如生的火箭模型作为礼物，有的能够在黑板上画出宇宙中各种星体的模样，还有的手把手教会了大家使用身边的材料制作小机器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非常羡慕拉斯提。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的暑假，保姆声称家里的奶牛难产了，她不得不赶回去打点家务，但是自那以后再也没能联系上。于是我的父母非常罕见地赶回家跟我一起生活了几天。那段时间里，他们每天下午都要抽出一个小时讨论我的去处，爸爸认为应该把我送去寄宿学校，妈妈担心我被人欺负，希望再找一位保姆，爸爸反驳的理由是我都已经这个年纪了，再找保姆照顾恐怕为人所不齿。
如果将视线从我家的客厅伸展出去，越过门前的草坪、越过车道，就可以看见一片雅致的花园：灰白的大理石砖块将整片草坪自人行道抬高二十厘米，其上整齐栽种着一行洁白如雪的柔软花卉，整列花圃围绕房子一周，将私人房产与公共空间委婉地隔离开来；草坪的颜色比我家的更深，也更加繁茂，虽然我从未见过对面有人出来打理，但它们显然比我见过的任何一户人家的草坪都活得更从容；房子右侧有一小片池塘，在三四株果树的掩映下，破碎的太阳光斑与叶片一同浮荡在水面；池塘边摆着一把木头摇椅，摇椅的左手边还放了一小张铁艺桌子，桌上叠着两本异常厚重的书——房子的主人刚才坐在这里吗？我把视线投向房子左侧，草地上星星点点分散着一些亮色的小花，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它们的分布也被精心安排过；两座狗屋摆设在最左侧的树荫底下，食盆和水碗都满满当当，但我也丝毫记不起来有任何人在那栋房子附近遛过狗。
妈妈注意到了我的视线。爸爸的固执己见已经使她筋疲力尽，她便走过来和我一起注视着对面那户人家。
“要是他愿意帮忙照顾的话……”
“他不是刚搬回来吗，这就去打扰人家不太好。”
“这倒不一定。我一直觉得他还是想有个伴的。”
爸爸笑了：“他连那两条狗都养不明白。”
第二天一大早，父母去对面那栋房子做客，妈妈拎着一只形状奇特的工具箱，爸爸在腋下夹着一个厚厚的文件夹。我看见门打开了，他们在门口寒暄一阵子，就被迎接了进去。似乎根本没有人出现在门后面。
晚上，他们俩空着手，心满意足地回了家。妈妈叮嘱我明天早上去对面房子跟“那位可敬的教授先生”打个招呼，还替我将那套只有在参加婚礼时会穿的体面衣裤熨好，挂在卧室门上。
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他们趁我睡熟的时候便各自奔赴机场，等我醒过来时已经像一个梦似的消失不见。我把门上那套服装取下来换上，仔细将自己梳洗干净，然后就穿过车道，踏上铺设着大块鹅卵石的小径，敲了敲那扇漆成黑色的门。
但是门并没有关，我只敲了两下，它就吱呀一声退开了。客厅里清凉干燥的空气扑面而来，里面没有开灯，温和的光线从通往后花园的玻璃门外透射进来，勾勒出古朴家具和杂物的轮廓。一座我只在电影里见过的老式座钟矗立在墙边，那扇玻璃小窗后面左右摇摆的金属部件，是我视野范围内唯一正在活动的事物。我站在门口的地毯上，等待了一会儿，到处都静得离奇，也听不见犬类的爪子敲击在木头地板上的动静。屋子里有股淡淡的香味，并非花香，亦非食物香气，更接近大雨降临前那股令人安心的自然气息。我大着胆子呼唤了一声“您好”，但声音很快被房子稀释了。我低下头，两双拖鞋摆在门口，一双小一些，一双大一些。我换上小一些的那双，将穿来的鞋子在鞋柜前摆放整齐，然后就蹑手蹑脚地走向方才非常在意的木头楼梯。
木头楼梯霸占了客厅正中央的位置，呈螺旋形上升，踏板很宽，可以看出经常擦洗的痕迹。楼上除了一个较小的客厅之外还有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房间的门关着，第三间则是房门口那股香味的来源。我走进去，发现那是将多个房间以及阁楼打通形成的书房，三面墙壁均被高大的书架占满，地上也高高低低地摆满了带轮的小型书架，以及一些看起来非常厚重的木头箱子。每个箱子上都贴有标签，且都带有精致的小抽屉，我下意识判断那里面装着一些贵重的活物，断然不敢靠近。第四面墙壁靠边摆放着一张巨大的书桌，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金属仪器和玻璃容器陈设在桌面上，还有一些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字，我半点也看不懂。
这里太安静了。巨大的信息量慢慢地将我包裹起来，仿佛有一个硕大无朋的智性生物正在借我之眼窥看这个空间。渐渐的，土石、植物、木料、书页的香气逐层分离开来，展露出它们背后那个伟岸的真面目：凝固的历史，永恒的时间。
我开始观察那些数目壮观的藏书。第一个书架上摆放的大多是跟昆虫、植物、矿石有关的研究类书籍，第二个书架开始则都是题材更为轻松的小说，我甚至认出了几本在父母房间的书架上见过的作品。书架的第三层比我要稍高一些，我得踮起脚才能看清上面摆着的书。我扒住木板边沿保持平衡，努力地抬起头，有一套书立刻捕获了我的视线。那是四本冷灰色的硬壳精装书，按顺序排列在一起，书脊上繁复的黑色纹路刚好能够拼出一棵树的图案。
我忍不住伸手去够其中的第一本，指尖却总是离书本的上沿差了那么一点距离。我尝试了几次，正打算放弃的时候，一只手忽然出现在我头顶上方，将那本书抽了出来。
我的心脏狂跳不止，迅速转过身，先是看见四只闪亮的小眼睛自下而上地盯着我；再抬起头，才看见那只手的主人。他后退了半步，俯下身子来，好让视线与我平齐。于是——我看到他梳理整齐的深栗色短发，看到他高挺的鼻梁上架着的玳瑁色方框眼镜，看到他一尘不染的白色衬衫外套着黑色的西装马甲，看到他深红色的菱纹领带正驯顺地压在领子底下。他也看着我，他的视线笔直流淌进我的双眼，我感到心跳变得比先前更加激越，鼻腔发酸，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将书递给我。两条猎狐犬开始不安分地在我的裤腿边嗅来嗅去，他轻声制止，却毫无效果。我从他身上感受到期待的分量，于是开始细细打量书的封面，试图含蓄地透露自己的文学阅历止步于《格林童话》的事实。但书的封面丝毫不给面子，它采用了非常俭省的设计思路：一个图案、一行标题、作者名字的缩写，仅此而已。
他全名的缩写是“W.H.”，总是使我不可避免地想起写下“倘若星辰都已陨灭或消失无踪，我会学着观看一个空无的天穹，并感受它全然暗黑的庄严”的那位诗人④。我在遇到沃尔特之后的第二年才意识到这个巧合，当时学校里的老师开始布置阅读诗歌的作业——您看，过去的时光中总是充斥着命运的闪念。我初中时候最常读的就是奥登的诗，其次是沃尔特·惠特曼，虽然后者大部分都是被学校逼着读的。
读小学五年级的我低头注视着这两个字母，又抬头看了看面前那位“可敬的教授先生”，完全没想到自己正盯着这套书的作者本人。他半蹲在那里的样子显得有些局促，像是不知道该拿一个突然出现在自己家书房里的孩子怎么办才好。当然了，他怎么可能知道呢。
“肚子饿了的话，就下楼来。”
他说完这句话就匆匆起身离开了，和来时一样无声且迅速。两条猎狐犬紧随其后，一边摇晃尾巴，一边依依不舍地回头看我。
房子的后花园里有一张木头长桌，我跟在他身后走近的时候，发现桌上已经布置好了桌布、餐垫和餐具。他将手里的面包篮和橙汁放下，转身回到屋内，又端出牛排和沙拉。我看着他忙里忙外、两条猎犬也跟着跑进跑出，心中渐渐开始滋生负罪感：在生活层面和心理层面上，我的到来，分别给他制造了何种程度的压力？
我们在桌子的两条长边面对面坐下，各自心事重重。他将双手摆放在桌上，十指交叉，指关节处的皮肤因承受过度的张力而发白。
“叫我沃尔特吧。”他忽然说。
或许与他郑重的语气有关，或许与他迷人的嗓音有关，这话在我听来颇具分量，于是我也郑重地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在这之后没多久，我就会发现沃尔特是一个多么擅长使用祈使句的人，而我，恰好是一个喜欢被人用祈使句招呼的人——我的意思是，只有沃尔特可以，其他人都不行。史奈尔？绝对不行。
环抱着后花园的篱笆墙外有风渗透进来，一丝一缕，将暑热降临前的最后凉意输送到我们身上。我和沃尔特之间，再没有更多话题可说了。眼下除了使用刀叉摆弄盘子里的牛排，似乎不再有其他选项。
“昨天我刚满十岁。”我忽然说。
沃尔特的手指刚沾到叉子柄，就随着我这句话定在了原处。他思考了几秒。
“6月21日。你的生日？”
“6月21日，”我说，“我的生日。”
他松了口气，露出微笑。是真正的笑，而不是所有儿童都非常熟悉的那种成年人糊弄小孩的“笑”。
“你过生日的时候，一般会收到什么礼物？”
“小机器人，或者用彩纸折的星星。只有拉斯提送我礼物。”
“拉斯提？”
“是我的朋友。”
听到“朋友”这个词，沃尔特表情的轮廓变得柔和了。
话题开始自然而然地扩展它自己，就像铺平一张被反复对折七次的纸，我们惊讶地发现，这张纸的正面和背面都还有相当宽裕的空间可以用于书写。
对于一个四十岁的独居男人而言，能够与十岁儿童分享的知识和感受是十分有限的。但在那天的交谈中，沃尔特还是设法与我交换了等量的信息。我告诉他我就读学校的名字，他告诉我他搬回来之前曾在密西根大学任教；我告诉他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的学科是物理，他告诉我他在自己教授过的学科中最偏爱古生物学；我给他讲拉斯提的故事，他就给我讲卡菈——他最好的朋友，一位了不起的火箭工程师的故事。
这样一来，我终于略微增进了对于面前这个男人的了解：沃尔特是我父母的同学，他们曾一同在枫城西侧的技术研究所参与一个地理测绘相关项目的研究。他是一位地质学家，常跟各种各样的漂亮石头打交道；同时也是作家，目前正在给一些短篇小说杂志供稿。但让我意外的是，他的专长领域居然是悬疑和犯罪类小说。我敢打赌，您要是知道了他平时发表作品所用的笔名，一定会大吃一惊。
第一天就这样在愉快的交谈中过去了。我谨遵妈妈“去打个招呼”的命令，下午便回到了家；第二天一大早我又敲响了沃尔特的门，因为我实在想知道一位大学教授的日常作息会是什么样的；第三天，我去和那两条猎犬玩，顺便帮沃尔特照顾它们，因为比起沃尔特的命令，它们似乎更听我的话一些；第四天我又去了，并且带上了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正式搬进了沃尔特家的客房。没有别的原因，只因为我若是听不到沃尔特的声音，嗅不到他家中的香气，感受不到他投射在我身上的那种仿佛流光般的视线，生活就变得过于难以承受了。在此之前，我从未察觉过那个占据着我家客厅的事物已经庞然到什么程度；事到如今，我终于能够以“孤独”之名称呼它。
某天下午，沃尔特察觉到我对那些藏书怀有强烈的好奇心，他就鼓励我朝着文学的世界踏出了第一步。经他推荐，我开始阅读一本写于一百多年前的小说：《三个火枪手》。
我坐在沃尔特身边，翻着词典，花了半个月才将这本书读完。期间，我屡屡惊异于阅读居然会是这样一种美妙绝伦的体验。每当书中出现我无法理解的情节和描写，只要询问沃尔特，立刻就能够得到耐心的解答。我甫一放下书，便觉得脑海里不受控制地蹦出了成千上万个亟待抒发的感想。借着这股冲动，我开始记日记，偶尔往沃尔特送给我的笔记本上写些简短的冒险故事，同时如饥似渴地继续阅读其他作品，恍惚中觉得自己被拖进了一场无穷无尽的、为众神所应允的斗兽：我不光想要读完这些书，我还想要读完更多书，读完所有的书；我要撕碎场上的对手，将他们的血肉吞吃入腹，汲取他们的营养，为我所用。
怀着这种窘迫的狂喜，我发觉时间成为了我的敌人。但尽管将所有曾被我无意义挥霍的时光全部用于阅读，我整整四年的阅读攻势，也无非仅占领了沃尔特书房的一角而已。
对了，之前提及的那套分为四册的小说题为《帕拉蒂尼山的黄昏》⑤，是沃尔特创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说，也是他唯一一部没有使用笔名发表的作品。第一册中，他使用较多笔墨描写了一名外星殖民地的石油工人，在某颗被遗弃的红色星球上艰难求生的故事；与此同时，在另一个视角的叙事中，一个高度发达的系外文明正在试图通过培育地球植物挽救环境日益恶化的家园。第二册，战争猝不及防地爆发了，一名殖民地空军士兵迫降到第一册提及的星球上，他四处寻找食物与水源，结果却闯进了一片跟地球上的古罗马文明极为相似的建筑废墟。在这一册的结尾，终于揭露了那名石油工人的身份，他的名字是罗慕路斯，而这名空军士兵名为雷穆斯。惊天谜底得以揭开：他们正是古罗马的两位奠基者，如果遵循神话的原轨，雷穆斯将被罗慕路斯杀死，那么这名士兵又该怎样对抗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的神话是否真能被改写？
剧透到此为止，我诚心向您推荐这套书。第三册冲突迭起的叙事节奏、第四册最后的反转，绝对不仅仅是一句“精彩”就足以囊括。
沃尔特始终宽宏地纵容我将读书时产生的想法向他倾诉；尽管那些想法在现在的我看来，不仅傲慢无知，还非常愚蠢。当我发现沃尔特的一部散文集在网络上收到恶意差评的时候，我大声地抱怨。因为我无法容忍，我就连想到他的名字都不由得心脏缩紧的那位长辈、导师、朋友，居然被这些人轻飘飘地挂在嘴边描述、评价、侮辱。但作者本人只是饶有兴趣地坐在那里，听着我抒发这些激烈的抗议，时而流露出沉思的神情，时而鼓励地点点头。
有些夜晚，沃尔特会在书房里停留很长一段时间。但他总是十分安静、过于安静，常常让人疑心他在房间里是否出了什么意外。直到有一次，我悄悄透过门缝往里看，确认他无论是饮水、书写还是呼吸，确实只需要发出很小很小的分贝，这才安心。
在我搬去沃尔特家中居住的第二个月，密西根来了。从天刚蒙蒙亮的时候开始，一直到日头最烈的正午，门铃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响起一次，紧跟着就是一连串嘹亮的军队口令。我被这些大嗓门闹得心惊胆战，刚一下楼便对上密西根那张泛红的、属于一位典型美军士官的脸，还有他身后那两道极其不友好的视线。那是个年纪跟我差不多的男孩，身上松松垮垮地挂着一套童子军制服。他虽然努力将自己的身板挺直，但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依然是个小不点。
“这就是我们赤枪的13号候补队员？”密西根望着我，乐呵呵地说。
沃尔特陷在扶手椅里，从靠背另一边向我投来一个苦笑。穿着童子军制服的男孩们包围着他，使他看起来比我来的那天还要更无助一些。
赤枪是密西根给自己的童子军小队起的名字，而他自己的真名当然不是密西根。所有孩子在加入他的小队之后都得给自己起个代号，结果这一届的男孩们一致决定用最喜欢的地名称呼自己。他为了响应潮流，也给自己起了这么个代号。
那个阴狠狠地瞪着我的男孩叫伊瓜苏，他就住在离我家不到五百米远的一家便利店楼上，但我从未在其他孩子的队伍里见到过他。当天的烧烤晚会上，我从沃尔特和密西根的交谈中得知，原来伊瓜苏跟自己的酒鬼老爸住在一起，常常遭受毒打，已经很长时间没能回到学校上学。密西根逮到他和另一个孩子一起偷钱，就把他们一起捉拿到自己的童子军队伍里进行教育。沃尔特思考了一阵子，表示自己或许有办法安排这个孩子的去处。
我坐在花园长凳上，尽可能将自己藏在沃尔特身边。听着密西根讲述那些令人揪心的故事，看着男孩们围着烤架上蹿下跳，在草地上打滚，不知怎的，我想起了拉斯提。
赤枪的队员们离开之后，我向沃尔特提出了请求：去圣艾尔卡诺儿童之家上一次公开课。当时他正在清洗满满一水槽的碗碟，而我负责从他手中接过这些器皿，擦干再收纳好。他低着头，眼镜框刚好遮住了双眼，但借着流理台上方灯带投下的光芒，我看到他的眉毛扬了一下，嘴角再次流露出了那种真诚的微笑。
“当然，我很乐意……给孩子们讲课，是吗？那你愿意也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我的注意力全在他这句话的尾音上，心脏再次开始不受控地雀跃不止。
“完全愿意。我答应你十个请求。“
沃尔特转过头看着我，微笑仍然在脸上：“我把剩下九个请求先存起来吧。明年，你愿意去参加密西根的童子军吗？”
这甚至算不上什么请求，在我看来，是我得了两份好处。沃尔特在我们约定成立的第二个下午就去了圣艾尔卡诺儿童之家，带着我、那两条从不听话的猎犬，还有满满一手提箱的奇迹。而我在终于满十一岁的那天，也换上童子军制服，带上那两条猎犬，加入了赤枪的队伍。
那是一次非常愉快而且难忘的郊游。我知道沃尔特希望我多结交一些朋友，但经过一整年断断续续的思考，我已经认清了自己渴望得到的幸福是何种形式。我不再羡慕拉斯提，也不再羡慕任何有父母陪同的孩子了。我只想和沃尔特生活在一起，只要和沃尔特在一起，就可以什么都不要。
这种祈愿的分量，您能够明白吧？尽管对于十一岁的孩子而言，“爱”字一旦沾染上童真就变得像个玩笑。但我向您保证，十二年前的那份情感，我一直保存到了现在。尽管在这段漫长的岁月中，它已经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发生了一些意料之中的变化。
在我十四岁那年，我的父母头一次不经争吵就在一件事情上达成了共识：他们打算全家一起移民到加拿大去。和其他的所有家庭决定一样，这个决定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手续基本办妥之后象征性地问了我一次，并且反复向我保证，这之后我们将成为密不可分、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周末开车去野餐，平安夜穿着毛衣挤在一起看电视剧的那种家人。
我确实很感动，也十分佩服他们能够做下这个决定，但这一天来得还是迟了一些。太迟了。
“即将和沃尔特分开”这一现实所造成的恐慌与惊愕是循序渐进地到来的。由于父母回到了家中，并且与沃尔特当面交接了监护职责，我继续往他家里跑会显得非常可疑。于是我写了一封长信。那封信真的很长——恐怕比您正在读的这封还要长——因为我记得，自己是从月亮悬挂在窗框上沿时开始写的，当我书写落款的时候，窗外已经响起了喜鹊的啁鸣声。当时是十一月初，我头昏脑胀，连外套都忘了穿，就带着那封信冲到沃尔特家门口，将信丢到门口的地毯上，拔腿就跑。
当天下午，当我还在与通宵导致的疲乏搏斗的时候，沃尔特突然上门拜访。我爸爸给他开门，妈妈则邀请他进我们这个毫无家庭气息的巢穴中坐坐，沃尔特婉言谢绝了。我站在门边，瞪着布满血丝、又干又疼的眼睛，看着沃尔特将腋下夹着的几本书拿在手里，递给我妈妈，再由妈妈递给我。他们在交谈些什么，我完全听不清。面前那个高大的黑色影子越发模糊，连带着整个世界的轮廓都变得模棱两可。当我再次恢复清醒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额头贴着降温贴，沃尔特不见踪影。
忍受着头疼的折磨，我第一时间查看了沃尔特带来的那几本书的封面，试图把它们当成某个谜团的谜面来解读，结果当然一无所获。我尝试翻开其中一本，这才发现谜底如此简单：沃尔特的回信就夹在书里。
他在信里依然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和庄重，仿佛对他而言，接受这件事也和接受其他事情一样容易。我冷得下牙槽不断打颤，但若是不将自己暴露在冰冷的空气中，似乎就无法阅读文字了。他在信里写道，离开朋友、适应新环境是一个挑战，但他相信我有战胜这些挑战的能力，因此完全没有为我担心。他还写道，祝愿我能够在学业乃至今后的工作之余继续热爱某些事，比如阅读和写作，或是离开他之后重新发展的兴趣爱好。总之，一定不能失去热爱生活的能力。
我被他这封信的口吻吓到了，因为他似乎已经将这封信当成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封信来写。我搬来加拿大以后，立刻又给他写了一份信（是的，我们直到现在也没有交换过电话号码，这恐怕和我必须手写书稿的毛病同根同源），好在他很快就回信了。这下虚惊一场：原来他每一封信都是用那种“此生最后一封信”的口吻在写的。
一开始我每周都要给他写信，后来又变成每个月写一次，再后来，我们之间又没多少话题可以聊了。这倒是在我的意料之内，毕竟我和他都是喜欢把自己关起来长久地沉浸于同一件事的类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真不一定有手上那件事来得有趣。于是我们默契地断了书信往来，时间一久，光是我就随着学业变动搬了几次住处，沃尔特的行踪更是不在我的掌握之中。
但我从不担心永远与他失去联系，就像沃尔特从不担心我被无法应对的挫折击倒。历史上有那么多人声称爱是一种需要苦苦追寻、紧紧把握的事物，但我并不认同。我坚信所有的爱都发生在寻获之前，正如我相信时间并非线性流淌。如果我爱他，那么我就一定会再次遇到他。这不是某种考验或审核，这也不是可能性的实验，这是世界的必然。
……现在，我们先回到那句“好久不见”吧。
虽然这是我和沃尔特第一次通过书信以外的渠道远距离沟通，那四个字一出现在屏幕上，交流似乎又变得顺畅了起来。我告诉他，我很庆幸我们没有交换电话号码，因为方才会议上听见他的嗓音如同意外之喜般响起，那种心情无可替代。
沃尔特沉默良久，发来一个“ :) ”。
我大为震撼。
沃尔特说：“接下来的合作流程，就拜托你跟进了。”
我说：“当然。内容量产方面还是仰仗各位专家的指导，我们这边一定配合。”
沃尔特说：“快入秋了，企业的各位请保重身体。”
我说：“您真是太体贴了，多谢关心。您也务必注意保暖。”
沃尔特说：“那么，期待九月底的会面。”
我正想打出“我万分期待”，忽然感到颈椎后侧一阵发紧。我缓缓回头，史奈尔一只手仍然握着那只一次性纸杯，另一条手臂环在胸前，站在我身后。他眯着眼睛，死死盯着我的屏幕，那种鹰隼搜寻猎物般的眼神让我不寒而栗。
“你。”他说。
“我在努力跟他搞好关系。”我说。一边说一边用鼠标悄悄把沃尔特发送的那个笑脸滑上去。
史奈尔仍然眯着眼睛，紧皱眉头，直到他确实找不出其他能够苛责我的地方了，表情才松弛下来。
“你跟我出趟差，你开车，油费路费之后找行政报销。”他说。
“啊？”我说。
我没想到自己还有说“不”的权利，也完全无法理解史奈尔的行为逻辑，因此当天下午就迷迷糊糊地开车载着他跑了两个地方。事后回想起来，我才发现那是我被企业当成奴隶支配、逐渐出让各种人权的开端。企业对我吆五喝六，企业逼我自愿加班；企业就是史奈尔，史奈尔就是企业。
适用期后短短一个月，我就升任了小组长，而我原本的小组长也美滋滋地顺势当上了组长。难以判断史奈尔原本是打算把我们之中的谁提拔上去，这背后的关系链条我连猜都不想去猜。我将这一噩耗分享给了同期进入公司的几位同伴：阿希尔的感想是恭喜；诺萨克问我能不能借他点钱；梅特琳克说无论如何，史奈尔也是上司，替上司分担压力是一种荣耀。
我一经升职，不光是工作任务和会议多了起来，史奈尔也开始以我的直属上司自居，没完没了地使唤我替他办事。原先企业对我营造的虚假画像就此自行焚毁，在那之下，真实的职场环境简直臭不可闻。
从那以后，别说是在办公时间摸鱼写些支离破碎的短文，就连切出工作相关的软件，我都会下意识觉得自己的一举一动正在被人窥视。我渐渐开始怀疑，我的私人生活、人际关系，乃至我深深爱着沃尔特长达十二年这件事，企业都了如指掌。企业像一双手，把我当成毛巾拧干，挤掉我身体里最后一点精力，以至于我回到家以后只想睡觉，甚至提不起吃饭的力气。于是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令人振奋的写作灵感，逐渐劣化成嚼了太久的口香糖，卡在后槽牙缝里，慢慢褪掉最后一点木糖醇。
半个月的时间里，我的肠胃出现了问题，时常呕吐；左眼玻璃体变得浑浊，以至于转动眼球就会看见一个黑色的小点跟随视线四处飘动；我的颈椎和肩膀也为那把不符合人体工学的办公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最可怕的还不止这些。我每天在办公区四处走动，都有一定概率听见同事们悄悄传播与我相关的谣言。确切来说，是与我和史奈尔相关的谣言。他们普遍认为一个刚进公司四个月的毕业生，若非有些人脉关系，必不可能攀上这个位置。他们不可能相信的是，这件事就连我也摸不到头脑。
有时候，我会在办公软件上瞥见置顶的沃尔特的头像；开双周例会的时候，也有小概率听见他的发言。但我没再主动给他发过消息，因为他信任我能处理好所有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不会像条被人踹了一脚的小狗那样呜咽着求他安抚。更何况，光是能够在办公时间这样远远地看着、听着他的存在，对我而言已经是莫大的慰藉了。
我咬紧牙关驱策着自己：每日起床赶地铁之前，我总是深深吸进一口卧室里天亮前的晨雾，憋住气，潜进一整天的活剐，直到重返卧室时再呼出来。在这样的循环中我逐渐意识到，我的工作岗位上，人是不需要呼吸，更不需要心跳，最不需要思考的。
这是企业设下的又一个陷阱：放弃思考、专心工作有一种神秘的成瘾性。
起初，我惊讶于这样做使生活变好了多少，然后开始对周围曾使我痛苦的一切人和物越看越顺眼，进而产生一种感激涕零的心态。久而久之，最先退行的是我的感性，我逐渐开始无法共情其他人对工作所怀揣的任何不满，也无法再对任何令人发指的社会新闻产生半点情绪反馈；接着，我的深度思考能力退化了，我不再有能力完整阅读一篇五百字以上的短文，与人交谈时，甚至组织不出一个足够连贯的长句；最后，在这种疾病的晚期阶段，我终于失去了全部的灵魂，像齐奥朗所描述的那样：
“在他们的天赋死去之后依然活着！”⑥
当神圣的九月底到来，朱庇特的战车时隔71年再次朝着地球公转轨道长驱而来时，我几乎已经不再具备人形。所以，当我那天早上在光可鉴人的大厅瓷砖上遇见沃尔特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恐惧，再者是自卑。其实沃尔特没看见我，他与其他五六位衣着考究的访问者一起站在前台边上，聆听某人的讲解——我定睛一看，那人正是培特。他穿一身正装，精神抖擞，与我这幅全面溃败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灰溜溜地跑了，出电梯之后笔直冲进洗手间，试图将自己这幅憔悴的非人面目重塑成正常人的样子。尽管眼下仅有的材料是水、洗手液和清新喷雾。在我拯救自己的时候，面朝下放在洗手台上的手机始终嗡鸣个不停，想必是史奈尔开始催命了。
为了面对今天的重逢，我特意提前两个小时就起了床，尽了一切努力让自己看上去有些精气神，心理准备也反复做了三四遍。因此现在填塞在喉咙里的事物是什么，我毫无头绪。直到我抬起头，最后一次绝望地看着镜子里自己的脸，我才明白，原来眼泪已经无论如何也无法止住。
沃尔特来了。我的情感、良知、热爱、思辨也因此都回来了。
会议开始十分钟之后，我肿着眼睛走进了会议室。里面暗着灯，外部合作方们黑压压地坐在桌边，无一例外看向我的方向。我第一眼没能找到沃尔特。史奈尔站在投影屏幕前，半张脸被幻灯片照成白色，另外半张脸比平时还要紫。我麻木地看看他那张仿佛下一秒就要扭曲的脸，再看看他起伏幅度已经开始失去控制的胸口，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史奈尔抿起嘴唇，伸出一只手擦了一下鼻子，力度仿佛要把它拧下来。他扭头，视线飘向比会议桌更远的某个方向，又游移回来，好像正用眼球抬着某种很烫的东西，却找不到地方放下。我控制不住自己，笑声逐渐演变成大笑。
学者、专员、大使、代表们那一侧鸦雀无声。我笑到直不起腰，也看不见他们的表情。于是他们就静静地观看我和史奈尔，一左一右站在投影屏幕两边，表演一种温差巨大的、难以形容究竟是什么的汇报形式。
渐渐的，似乎是我赢了，因为史奈尔也笑了起来。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憎恨过史奈尔。究根到底，他也只是一个为企业尽心尽力的职员而已。但问题在于，只要方向盘还握在他手里，那么无论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他都会义无反顾地驱车向前。他是班上那个完全没有天资却比谁都更努力的学生，并且对于努力的成效有种近乎于偏执的盲信。如果任何一个比他更有先见之明的人试图夺下方向盘、挽救这辆失控的载具，他是不会同意的。
但要是有一个人从后座扑过来，一把卸下方向盘扔出窗外，使车辆的行进方式成为随机变量，他的理智就会在第一时间宕机。
我听见有人轻声说“行了，行了”，还有人把手放在我的后背上，将我往门外推。我顺着力的方向出了门，一回到办公区数十道目光的暴晒下，笑就立即止住了。史奈尔大概也一样。他被人领出来，没给我半秒钟反应的时间，就揪着我的领子猛扑过来。我脚下没站稳，仰面摔倒在地毯上。史奈尔死死地掐住我的脖子，腾出一只手往我脸上挥拳，肾上腺素使我反应过来，伸手招架住那一拳。我趁他惊讶的空档，双腿猛地施力，翻转过来，用胳膊肘将他面朝下摁住。他开始挣扎，我干脆半跨在他背上，用体重逼迫他动弹不得。
这时候培特（我也不知道围观人群中为什么会有培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我听得很清楚：“哇哦，下克上。”
我从史奈尔身上起来，顺便拉了他一把。这时候保安来了，但是被挤在了围观的职员们后边，只好手插口袋，大嚼口香糖。只有行政同事知道该怎样处理眼下的局面，他们提前推来了下午茶餐台，于是先前安静观战的人们都自觉地散开，有序地排队吃起了点心。
我看着史奈尔，他现在的处境有些窘迫：虽然刚刚扶正眼镜，但领带还歪着，有四分之一从马甲底下跑了出来。他一边大喘粗气，一边黑着脸瞪我，一边整理领带。这时候我察觉到身后有人在靠近，我回头，看到沃尔特——穿着一套笔挺合身的商务西装，鼻梁上架着原来那副玳瑁色方框眼镜，胸前的深灰色领带上别着一枚精致的银色领带夹——两只手各端一只纸餐盘，每只餐盘上分别摆着一块小牛角包和三块碱水结饼干。他先将视线投向史奈尔，递给他一只餐盘，再垂下眼帘，将另一只餐盘递给我。
史奈尔的呼吸变得更加急促了，我立刻明白他将这行为理解成了挑衅。但我现在没办法再去想他的事：沃尔特在这里，近在咫尺，我的思绪全然被他的在场占据。我忽然感到安全，流泪的冲动彻底消失了。我注视沃尔特几乎终于要与我齐平的双眼，但是视线却自顾自聚焦在他眼角的皱纹上——哦，原来是因为他在微笑，这说明时间还不算无情至极，还不算太迟，谢天谢地。
沃尔特伸出手，我低头看着那只手，下意识握了上去。他的力道紧了紧，然后松开。
史奈尔好像终于恢复了理智，他挤到我前面，一只手还听话地端着那只纸餐盘，用另一只手与沃尔特握了握。“对于刚才的骚乱，我们感到非常抱歉。”他的语气里全无抱歉的意思。
沃尔特扬了扬眉毛：“何必道歉。这作为活跃气氛的中场节目，实在是非常优秀。”
史奈尔手里的纸餐盘被他捏出一道沟壑。我往嘴里扔进一块碱水结饼干。
五分钟后，参会人员回到原位，继续刚才会上的话题。史奈尔勒令我不许出声，我就坐在最前面，除了沃尔特的发言以外什么都没听进去。而我听进去的那部分，差不多就是每当沃尔特提出一个建议，史奈尔必然进行反驳，这种毫无营养的辩论。例如沃尔特建议诗歌教育采用雪莱的作品，史奈尔立刻提议阿尔加侬•史温伯恩⑦；沃尔特提出历史部分可以用古罗马史进行引入，史奈尔又叫着要选古希腊史，诸如此类。
散会后，史奈尔给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别以为就这么算了”。但我知道他实际上也做不了什么。稍后还有一场技术投资方主办的午餐会，需要他挂起面子接待的大人物还有很多。
不知道该说“有幸”还是“不幸”，我其实见过几次史奈尔的丈夫：一位草根出身的一级方程式赛车手，出道即巅峰，连续蝉联四年冠军，却拒绝在公众场合露脸，不啻为奇迹在凡世的代言人。鉴于那个名字过分响亮，就连落笔书写都显得过于嚣张，我姑且以“佛洛伊特”称呼他。至于他的脑袋是否长得像蜗牛⑧，我只能说见仁见智。
半个小时后，史奈尔、沃尔特和我站在公司门口，看着一辆宝蓝色轿车的驾驶室车窗缓缓降下。上述佛洛伊特出现在车窗后边，脸上还挂着一副颇为拉风的飞行员墨镜。他把胳膊肘探出来，潇洒地做了个手势；我虽然没看懂，但还是明白那意思是邀请我们上车。
史奈尔和沃尔特一起挤进后座，我只好自觉坐在副驾驶。那两人一上车就开始延续方才在会议室的交锋，模式基本上是史奈尔彬彬有礼地发动攻击，沃尔特再用一句风趣但杀伤力不小的话回敬。我对于史奈尔的自取其辱烦不胜烦，只能把注意力投向开车的佛洛伊特。他双眼注视着前方的路面，一副悠闲自在的姿态。
“你车技很好。”他说。
“……真的吗？”
“我观察过你。你开车的感觉很好。”
我回忆曾经给史奈尔开车的经历，佛洛伊特顺路蹭过两次车，但两次都没说话。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他在全神贯注地观察我，恐怕会紧张得忘记脚下有几个踏板。
他的嘴角勾了一下，但眼睛却没有笑意。我无法判断这表情是在鼓励我还是有什么别的含义。
“你超车很果断，夜间行车提速也毫不扭捏，在维持车速的前提下能够流畅地给前车打灯示意，”他说，“感觉很好。”
我自己都没注意到自己开车是这种风格，更何况我拿到驾照的时间还不足两年。他提到的这几点，对我而言更近似于肌肉记忆，或者某种直觉。
我本来想再自谦几句，但佛洛伊特好像已经对这个话题没有兴趣了。
我们抵达露天午餐会场的时候，其他人都还堵在路上。佛洛伊特等我们都下车，又做了个神秘的手势，紧接着就一脚油门，驶向前边的露天停车场。
乐队仍在试音，侍者们端着盘子四处走动，将冷餐盘和鸡尾酒从一张桌子移动到另一张桌子。史奈尔看起来心情不错，也不再找沃尔特的茬了，三两步就跨到巧克力喷泉边上跟已经等在那的几人寒暄起来。那几个人光是从远处望去，就能看出背后财力之雄厚。我虽然没有见过其中任何一个，但依稀能想起其中一张脸曾经出现在某本提及全球富豪榜的企业内部刊物上。
沃尔特拍拍我的肩膀，示意我跟在他身后。他持着手杖（我都没发现他什么时候带上了手杖）大步走到史奈尔右手边站定，史奈尔回头，自然而然地将沃尔特纳入互相介绍的范畴。几人的手分别握了一轮之后，我才恍然大悟，史奈尔带沃尔特同路是为了给企业攒面子；他让佛洛伊特开车，是为了确保能够提前到达会场。在这种所有人都以悠闲心态对待的聚会上，提前入席者给东道主留下的印象总是更深刻些——既然如此，我在此处的作用恐怕就还是“跟那个老家伙搞好关系”吧。
果不其然，我和沃尔特被分到了一张角落里的双人桌子。四下环顾，此类桌边坐着的似乎大多是夫妻，或小型初创企业合伙人。桌子实在很小，以至于侍者需要频繁赶来撤下空盘子，屡次造成打断话题的尴尬，甚至颇有种监听对话的嫌疑。但我和沃尔特，始终只是安静地坐着，一言不发地解决盘子里的食物。桌子实在很小。我再一次感知到这个事实，因为我丝毫不敢抬起视线，去迎接沃尔特的目光。
有几次，我偷偷瞥向他持握餐具的手。我心想，他明明就有那种气质，却没有那种倾向；十根手指的关节处爬满皱褶，仿佛被狗绳勒出的瘀痕。我察觉到此时此景与许多年之前那个中午的互文关系，那时候沃尔特的手，似乎是要光滑许多的；那时候的我，似乎也比现在要坦率许多。
要现在就告诉他吗？不是现在的话，什么时候告诉他？整场午餐会期间，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
史奈尔喝了酒，喝得有点太多了。他一条胳膊勾着我的脖子，另一只手费力地摸出手机想给不见踪影的佛洛伊特打电话。但是那只最新款智能板砖机的操作难度超过了他此时的智慧，我眼睁睁看着他艰难地调出联系人列表，紧接着手机就从手中滑了下去。
我捡起他的手机，给弗洛伊特打电话，结果拨了三次对面都无人接听。我回忆了一下佛洛伊特平日里令人费解的行为逻辑，猜测他可能是一个人开着车出去玩了。不管怎样，眼下我们只能先回到停车场进行等待。
我和沃尔特一左一右把史奈尔架起来，艰难地走到停车场，结果没花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那辆显眼的宝蓝色轿车。沃尔特帮助史奈尔靠在车门上，我绕到车头，摸了一下引擎盖，却发现它并没有发热。我感到困惑，站在原地想了一会，抬起头试图向沃尔特征询意见，但是刚一对上视线，我就被他的眼神吓到了。
我从来没有看见他露出过那种表情，以至于一时之间无法分辨那到底指向一种什么样的情绪。下一秒，我听见一声巨响，后背上很快传来一阵潮湿的触感。紧接着又是另一声，这回方向是我的右前方。我低下头，看见衬衫前襟上有一种奇怪的颜色正在迅速扩散，鼻腔里似乎也嗅到了某种不一般的气味。双腿有些站不稳，我踉跄着后退了两步，耳朵里充斥着越发混乱的轰鸣声——当我意识到其中一种轰鸣声属于汽车的发动机时，已经来不及了。我眼前的景象忽然整个扭转了九十度，来自右侧的巨大冲击力使我几乎难以喘息。但奇怪的是，时间像是被拉长了，我甚至能清楚地看见有个蒙面的男人站在另一辆黑色轿车后面，也能看清他手中的枪。剧烈的窒息感使我恍惚间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太空，我能听见自己的肺在拼命鼓动，双眼不断地试图从当前的画面中寻找焦点，直到视线中的一切变得无法理解。
但是，在其中的某一个瞬间，我看见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我置身于一个仿佛客机机舱般的机械封闭空间，面前的全景屏幕上，能看见末日般辉煌的炽热光辉，以及其后空无一物的宇宙空间。有一台结构复杂、却又惊人美丽的红色人形机器双足站立在远处，右手握着一把巨大的枪铳形物体，枪口正对着我，正中心有一团灿烂无比的红色光芒正在不断膨胀。幻觉中的我从操纵杆上抬起手，伸向前方，眼睁睁地看着拿抹光芒突然熄灭，随之袭来的是巨大的绝望。
以及语言无法描述的悲伤。
我陷入了沉睡，噩梦和怪梦一个接着一个。有时候，在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能听见来自梦境之外的交谈声，偶尔还能看见一些图像，但我的头脑麻木慵懒，甚至提不起兴致去理解那些声音和图像。过了很久很久，梦开始消失，现实感回到了我身上。但睁开眼睛这个动作，似乎对我的眼皮而言负担极重。于是我就躺在那里，通过听觉和嗅觉来判断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一些仪器正在离我脑袋很近的某个位置安静运转，偶尔发出一两声极细微的滴滴声。乙醇的气味很淡，但并不是一点也没有。远处，依稀能听见脚步声，还有些微交谈声，说话的人似乎有意压低了声音。
显而易见，这里是住院部，是我接下来要待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
我忽然又感到悲伤，说不清是由于先前看到的景象，还是出于别的什么理由。我睁不开眼睛，身上也动弹不得，只能找些凌乱的思绪来解闷。我想到了沃尔特，但继续想下去实在是太过困难，我都不敢动用逻辑思维去判断他在那种情况下是否能够平安无事。但这种零星的担忧很快发酵成了恐惧，我控制不住地开始推演沃尔特的各种命运，身体内部由于惊恐而开始痉挛、抽搐。
接着，为了转移注意力，我不断地想起死亡与残缺。高挂在夜空中的弦月、与躯体分离的四肢、爆出眼眶的眼球、被踩了一脚的姜汁汽水罐。我的手和脚是否都还能够使用？这种无法动弹的状况会永远持续下去吗？胸口胀得难受，我想要哭泣，但眼泪一滴也挤不出来。
门外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近。
狂喜从我心头闪过，我拼尽全身力气，凭借一种几乎挣脱驾驭的意志力撑开眼皮。
门开了，史奈尔冲进来。
我很想把眼睛再闭上，但病房里温暖的光线和整洁的陈设，忽然使我感觉好多了。
“什么时候醒的？”史奈尔问。
我张了张嘴，刚想回答，却发现他问话时的视线不在我身上。我朝另一个方向扭过头，伴随着脖颈下方的剧痛，我看见沃尔特完好无损地坐在我的床边，阳光透过薄纱窗帘洒进来，将他的轮廓勾勒成淡金色。他抬起头对史奈尔说：“病人需要休息，麻烦轻声说话吧。”
史奈尔在我病床的另一侧坐下，轻声说：“劳烦您陪护我司职员这么久。我来接替。”
沃尔特说：“我手上暂时没有其他事务，可以进行长时间陪护。您大可不必耽误岗位上的正常工作。“
史奈尔沉默了几秒。他看看我，再看看沃尔特，说：“是啊，您的意见真是无比正确。奥兹曼迪亚斯，万王之王。⑨*”
沃尔特很有风度地笑了一下，没去理会他话里的酸意。
史奈尔磨蹭了一会儿，还是走了，甚至很贴心地带上了门。
我没法再移动脖颈，只能注视着沃尔特。他低下头，望进我的双眼。我忽然发现，阳光只有在透过他的皮肉变得粉红时才最具有和煦的美感。我浑身裹满绷带，动弹不得，仿佛只有映在他眼中的我的影子才真切地存在于世。
“你父母来看过你几次了。”沃尔特缓缓开口，“你昏迷了十三天。”
“我不是小孩子了。”我说。
“……我明白。”
“我指的不是这方面。”
现在告诉他吗？我有些紧张，于是慌忙打断了沃尔特的下一句话：“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
沃尔特叹了口气。
我本以为杀手的目标是午餐会上的某些富豪和精英，但实际上他们是冲着佛洛伊特来的。连续四次辉煌胜利不光是这位天才赛车手一个人的荣耀，更是为他所属的车队带来了天文数字般的收益。另一家赛车俱乐部恨得牙痒，脑袋一热就雇用了一群半吊子帮派成员，让他们去刺杀一个甚至没有公开露过脸的人。结果又是拿枪打又是拿车撞，甚至连我这个无关人士都没能杀掉。
事发时，佛洛伊特本人正在附近的山路上跟一群改装车爱好者进行飙车比赛，完全把自己的丈夫和午餐会抛到了脑后。
我听沃尔特讲完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差点以为他是在讲故事逗我开心，但他沉重的神色又证明并非如此。本以为只有电影中会发生的事情，如今确确实实地发生在了我身上；我不由得想，如果父母当初没有决定移民，这件事是否还会发生——还是会发生吧。也许会更早，也许会更晚，而我不一定还能保住这条命。
我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在沃尔特身上。现在就是告诉他的时机。因为如果不是现在的话，我还要拖延到什么时候去？我想起波拉尼奥，他说“幽灵是唯一拥有时间的人，因为它们存在于时间之外”⑩；我想起《霍乱时期的爱情》，那么多、那么多命运降临的时刻，全都来得猝不及防。
“听我说一件事好吗？“我的声带在颤抖。
沃尔特几不可查地吸了口气，点点头。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我快速把这句话说完，但是听起来不够掷地有声。于是我努力抬高音量，又补充了一句。
”我想和你在一起，沃尔特。十二年了。“
沃尔特的表情告诉我，他非常认真地听我讲完了这句话。但是在此之后，他就不再有任何其他表示了。我等待着他的回应，身体内部再次开始震颤。一分钟，两分钟，似乎有足足五分钟流逝了，他都未发一言，仿佛他的思想已经遁入时间静止的领域，除了呼吸和眨眼，不再有其他能被外界观测到的反应。
我感到耐心正在抽丝剥茧地离开我，但每一秒都在加速，直到我的整颗心脏开始不受控制地飞速旋转。
“说话吧，求你了。”我再也按捺不住，“告诉我不行，或是可以。”
沃尔特偏过头，试图避开我的视线，并再次深深吸进一口气，然后极慢、极慢地一点点吐出来。
“我需要再考虑一下。”他说。
“你还年轻。”他又补充。
我的大脑疯了似的运作，尝试解码他的神态、他的动作，还有他这两句话。第一句像是百分之五十的“可以”，但第二句却是百分之八十的“不行”。绝望和激动交替充盈我的心脏，我恨不得再次大声地询问一遍……但是，还能询问什么呢？
也许他说得没错。我还年轻。年轻与衰老是相对的，我相比于他，刚好在这个世界上迟到了三十年；但是他忘记了时间以外的衡量标准，他忘记了：我因过久注视电子屏幕而患上飞蚊症的眼睛、因长期使用不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而畸变的颈椎、因频繁熬夜加班而扎根脑神经中枢的偏头痛、因饮食不规律而定期发作的肠胃炎。我再次想起死亡与残缺。如果剩下的时日无法在沃尔特身边度过，我又为何要继续在这样的生活中挣扎下去？
一直到我出院为止，我们都没有再谈过这个话题。期间，我又接受了两次手术。沃尔特给我带来一些书，每天坐在床边念给我听；等我的身体稍有好转之后，我们开始通过投屏设备看电影，看完之后短暂地交流感受。其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是《吉尔莫·德尔·托罗的匹诺曹》。那部电影对于童话原作进行了出色的演绎和改编，许多情节都十分动人。电影放映结束后，沃尔特告诉我，在意大利语中，“匹诺曹”其实是“松树”和“眼睛”这两个名词的组合词——松树的眼睛。
我撑着拐杖出了院，依然是佛洛伊特开车来接。他摇下车窗，就连姿势和打扮都没变过。沃尔特将我搀扶进后座，自己再拖着不太灵活的右腿坐进来。史奈尔从副驾驶往后探头看了我们一眼：“真是感人至深。”
我望着窗外。过了一会儿，我对弗洛伊特说：“停车，我要下车。”
车靠边停下了。窗外是一座空旷的公园，冬天的寒风在午后也丝毫不减势头。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
史奈尔嘴里开始嘟哝一些什么，我没去注意，打开车门，先把腿挪出去，再把拐杖支到地上。我回忆着康复训练的内容，琢磨了好一阵子怎么施力，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沃尔特不知什么时候下了车，站在我面前，史奈尔和佛洛伊特也站在稍远的位置。
空调吹出的热风和一月份的寒风从两个方向朝我包夹过来，我忽然忘了自己下车是要做什么。
沃尔特仿佛不知寒冷为何物。他在正装外裹了一件咖啡色呢绒大衣，围着一条深红色格纹羊绒围巾——和我脖子上的灰色围巾是一起买的。我低下头，打量了一会儿他黑色皮革手套底下的手腕，想象着那个部位的触感和温度。
我把拐杖丢开，整个人立刻失去重心，笔直倒向沃尔特的方向。沃尔特似乎早有准备似的，张开手臂让我摔在他身上。他承受住了我全身的重量，甚至没有摇晃一下。我心想，原来他依然比我要高不少，而我依然十分渺小。他不管什么时候都像一位父亲，永远都会是这样。
我将脸颊贴在他的围巾上，远远望着那对在任何方面都完全不相似、但是却在各种意义上都彼此契合的伴侣，肩并着肩沿着公园小径渐行渐远。
我紧紧搂住沃尔特，凑近他的耳朵，说：“我会等待。”
沃尔特笑了，他的笑听起来如释重负。我不知道这是否代表他已经认可了某些事情，但他并没有再说任何话了。
总之，综上所述，就是这样了。和您断联的那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就是这么回事。
也许您会觉得我能从那场灾难中活下来简直是个奇迹，但实际上，我从沃尔特模棱两可的答复中恢复所花费的时间，要远多于等待身体上这些伤愈合的时间。现在，每次想起沃尔特，我心中除了幸福之外，总会涌起一股沉重的痛楚。
好在史奈尔动用他的权威，为我申请到了一段带薪长假，我终于有时间思考写作的事情了。我找出您一年前寄给我的信，仔细分析了您提供的十余个备选题材，最终选中了“太空科幻”——或许，这也跟我被撞飞时看见的幻觉有些关系。我直到现在也在怀疑，自己是否在那一瞬间，已经领略过真正的宇宙了。
——那里没有浪漫与歌剧，只有致命的真空，永恒的虚无。或许，还有痛彻心扉的悲伤。我绝不会留恋那种地方。
这种绝不会留恋的心情，被我奠定为这部作品的核心基调。按照我一贯的习惯，下一步是取径角色设计来涌现叙事思路。我冥思苦想了两个晚上，在头脑风暴出的数十个角色方案中拼凑、筛选，但迟迟没有连贯的故事从中生成出来。而最终解决难题的关键，依然是沃尔特。
那天凌晨三点的时候，我脑袋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完全可以用他的名字来冠名这个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或许，写完这个故事根本不需要太久，至少不会比他的“我需要再考虑一下”更久。沃尔特还不知道我已经开始出版小说，因为我希望今后的某一天，我和他一起走进某家书店时，我可以故意拿起自己写的那本书，将这个消息作为一份惊喜展示给他。
霎时间，以沃尔特为基点，我从小到大经历过的事、遇到过的人、去过或是听说过的地方，所有细节自动开始缀连成串。我想起了拉斯提，想起了圣艾尔卡诺儿童之家；我想起了密西根的赤枪小队，想起了伊瓜苏看着我时的眼神；我想起了沃尔特口中的卡菈，想起了枫城西侧的技术研究所；我还想起了史奈尔、佛洛伊特、培特、梅特琳克……甚至包括那位面孔隐藏在咖啡热气后的模算组长。
所以正如这封信开头所说，我开始写了。
其实我很无趣，我的生活也很无趣。但现在是个澄空湛蓝、阳光猛烈的季节。从我坐的位置往窗外望，能够看到过曝的人群、摇移的树影、骚动的河水，这一切都是属于夏日的生机，暗示着生命的可能性。我想要学会拥抱生活，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方面；我希望您也是。
小说的故事细纲、世界观背景以及角色资料，方才已经寄出。是挂号加急的邮件，多半会比这封信更早送到您手中。相信您鞭辟入里的批评和细致入微的校阅将再一次使拙作焕发光彩，今天能够在信里向您毫无芥蒂地倾诉，是我的荣幸。
期待回信。
您的朋友，
来自6月21日的那人